“貨幣戰爭”硝煙四起 中國百姓面臨通脹壓力加大

2010年11月08日  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

北京定慧寺小區的一個菜市場仍然熙熙攘攘。看著上漲的肉蛋價格，一位姓錢的阿姨抱怨：“什么都漲，就是工資不漲！”她還很關注近期金價的躥升，“誰家有個金鐲子現在可值錢啦，報上說，這都是‘熱錢’給鬧的！”

金融危機之后，普通老百姓正在學習那些他們從前很陌生的詞語，譬如“熱錢”。11月5日，美聯儲通過了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6000億美元的鈔票注入到市場中。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隨即表示，這對美國國內經濟而言可能是“最優選擇”，卻會對全球經濟產生副作用。他說，要防止“熱錢”流入中國。

這讓人們想到了更多的事實。中國股市“十·一”長假后突如其來的暴漲，把很多股民搞懵了。10個交易日內上證指數一度大漲超過17%，以資源、金屬類股票為代表的眾多個股連續漲停。似乎一夜間，金融危機爆發兩年多來“熊市”的陰霾就一掃而凈。不少老股民感慨，“這波兒行情沒趕上太虧了！”

出乎意料的事情還在發生。中國樓市“新政”推行半年多，在一片打壓聲中，上海等地的高價樓盤仍然量價齊漲，地方政府不得不再次出臺新一輪調控政策。與此同時，統計部門公布的9月物價指數（CPI）為3.6%，超過通常3%的警戒水平。這之前，央行加息的消息在全球資本市場驚起一陣波瀾——世界經濟還在低谷徘徊，中國竟然釋放了給經濟降溫的信號？！

事實上，多數金融分析人士對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都有或多或少的預測。一段時間以來，誰在操縱匯率的爭論在全球蔓延，美國眾議院通過了壓迫人民幣升值的法案。中國貨幣政策再一次成為眾矢之的。不過，直到美聯儲的印鈔機瘋狂轉動起來之后，人們似乎才明白，之前的那場“口水戰”原來只是一次佯攻。

金融全球化的世界，沒人能躲開金錢的誘惑，也沒人能逃過金錢的洗劫。“不差錢”本來讓人欣喜，轉瞬間又成了煩惱。

當靴子落地之后，很多人對于美元這種紙幣的濫發到底會帶來什么影響，仍有些不知所措。

人們朦朧地感到，“貨幣戰爭”的硝煙背后是財富的大規模轉移與重新分配。而他們更想知道，在這場全球性的金錢角逐中，如何看住自己的錢袋子？

美聯儲向全球貨幣市場“注水”

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剛一推出，經濟學家謝國忠的檄文就在網上流傳。他說這是“通往地獄之路”。“如果你印1萬億，我也印1萬億。當然，其他人也會這么干。大家都印1萬億后，匯率沒變化？好吧，那么我們再來一輪吧。”

在謝國忠看來，美國正是所謂“貨幣戰爭”的真正發起者，他們肆無忌憚地印錢，而全球經濟則離“世界末日不遠矣”。他理解那些“把黃金成噸地運回家的人”，美元濫發激發了金價狂漲，人們涌向貴金屬一方面是賺錢投資，而更多的是擔心貨幣貶值。

這已經不是美聯儲第一次向全球貨幣市場“注水”。去年3月，美國首輪“量化寬松”推出，總規模約1.7萬億美元。美元指數由此開始從89下跌到74。但寬裕的流動性給國際資本市場帶來了一場及時雨。一年之內，道瓊斯指數攀升到11000點之上，漲幅比最低點時超過70%。國際石油價格則從每桶40美元左右，上漲到接近90美元，漲幅超過100%。以小麥、棉花為代表的大宗商品也在連續漲價。

與資本市場的“狂歡”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美國經濟的基本面仍然是愁云慘霧。美國基礎利率一直維持在0.25的低位，財政赤字攀升，占GDP比值接近10%，經濟增長在短時間的反彈之后再度下調。最能反映經濟活力的指標失業率超過9%，一些分析人士認為，考慮到隱性失業和放棄找工作的人，這個數字接近20%。這說明“打激素式”的貨幣刺激政策幾乎失效了。

早在今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貨幣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就從美聯儲的例行會議上嗅到了沮喪的氣息。他的判斷是，“世界最強大中央銀行之貨幣政策看來已經彈盡糧絕，伯南克黔驢技窮矣”，美聯儲將重啟“量化寬松”。

然而，這種“開著直升機撒錢”的辦法，并沒有把救命的錢送進普羅大眾手中，而是輕而易舉流入富裕階層和大金融機構、投機機構手里。而這對經濟的真正恢復壓根兒起不到作用。受金融危機打擊最大的人群，是收入微薄的老百姓，在經濟蕭條的時候他們面臨失業、減薪、收入下降、還不起債的窘境，這使得真實經濟的需求急劇下降。

錢都跑到哪兒了？向松祚分析，一部分流向全球金融貨幣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和金融衍生品的自我循環）；一部分跑到石油、貴金屬、糧食等大宗商品市場炒作；一部分以“熱錢”形式跑到了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資產市場（樓市和股市）。

由此，全球經濟出現了“相當怪異的現象”：真實經濟總體萎靡不振，絕大多數股市和大宗商品價格卻基本回到危機之前水平；以傳統CPI衡量的全球通脹水平暫時處于低水平，好些發展中國家資產市場卻劇烈飆升（譬如中國樓市），局部地區通脹預期急劇惡化（譬如印度）。

“美國希望為自己的經濟難題找到速效藥，它的藥方是美元貶值。如果它迫使人民幣升值，那么接下來，也會迫使日元、歐元還有別的國家貨幣升值。”謝國忠稱，美國這個占全球經濟四分之一的經濟體，總想把自己的問題扔給別人。但最后，這還是“一招死棋”。

其他國家不會縱容自己的經濟被貨幣洪水淹沒。他追問，如果貶值沒帶來出口增長，“量化寬松”僅會導致通脹，而美國人正在房屋價格下跌和高失業率中煎熬，如果石油價格再翻番，整個國家有可能失去穩定，這時候怎么辦？

債權人要拍桌子

如同一個信號彈，美聯儲第二輪“量化寬松”啟動之前，一些主流金融報刊卻率先把矛頭指向了人民幣。中國在金融危機之后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一度成為世界經濟的“大救星”。可轉眼之間，就成了美元貨幣洪水來襲之前的替罪羊。

10月上旬，在美國華盛頓參加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時，向松祚切身感受到了對人民幣撲面而來的敵意。某些英美金融高層認為，人民幣匯率升值成了拯救世界經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環球財經研究院院長宋鴻兵表示，中國是美國第一大債權人，但由于美元貶值，2006年~2009年中國這個債權人賬面損失約5000億美元。逼迫人民幣升值，其實就是掩蓋美元濫發進而貶值的事實，這直接侵犯了債權人的利益，美元長此以往，總有一天會遭到債權人的拋棄。

“現在中國和美國的位置似乎顛倒了，倒像是中國欠了美國很多錢，而美國這個債務人對中國提出種種要求。”他說，“是到了債權人拍桌子的時候了”。

宋鴻兵經常把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同1929年的大蕭條相比。在他看來，美國經濟是被債務綁架了。1929年與2009年最大的共同之處，就在于美國經濟的負債與GDP的比例“有著驚人的相似性”。1929年，美國總負債占GDP的300%，整個國民經濟在沉重的債務壓力下崩盤；而2009年，美國的總債務已近GDP的400%。

美國的債務不僅僅局限在國債，而是整個美國的政府、企業和私人對銀行系統的總負債。2008年美國總負債規模已高達57萬億美元，這還不包括104萬億美元的醫療、社會安全等隱性政府負債。2006年，這個數字僅為48萬億美元。也就是短短兩年間，美國GDP從13.1萬億增加到14.2萬億美元，債務卻增加了9萬億，債務增長速度是GDP的8倍。

借新債還舊債，但債卻越借越多。宋鴻兵說，美國政府的“量化寬松”，就是通過借更多的債，來解決當前的債務危機，“這就像推石頭上山，他們提供的貨幣越多，上的坡越長，也越陡”。

事實上，貶值和通貨膨脹，對于美元這個“欠了一身債”的貨幣來說，似乎很是受用。在貨幣戰爭硝煙彌漫之時，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張茉楠在《瞭望》刊文稱，美聯儲重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潛在意圖就要使財政赤字貨幣化，再次抵消債務成本，美國反而可能是這場“貨幣戰爭”的最大受益者。

該文認為，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可謂“一箭多雕”：既想配合美國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結構調整，實現內需疲弱下的經濟復蘇，又想讓人民幣升值稀釋債務，寄希望于通過美元貨幣貶值實施一次中美之間財富的“大挪移”。對此，中國必須有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和戰略準備。

11月5日，在央行行長周小川發出了“熱錢”警報的同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就在一次媒體吹風會上對美聯儲的行為表示“擔憂”，他說，“一個國家的財長說過，濫發鈔票就等于變相操縱匯率。”

他進而表示，美國的貨幣政策會產生“溢出效應”，如果美國一直執行這種政策的話，恐怕不僅僅是“溢出”的問題，最后還會成為“洪水”。

票子毛了，錢包癟了

泛濫的“美元洪水”沒有挽救美國經濟，反而在沖擊著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堤防。

針對美聯儲最新貨幣政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一時間發出警告，過量的資本流入金融市場，尤其是海外市場，將推高新興市場國家的本幣匯率，進而影響這些國家出口，同時催生資產泡沫。他說：“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當前匯率爭端的亂局，并造成很多國家被動進行干預。”

張茉楠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是這場“貨幣戰爭”的最大受害者。如今，流入20個主要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國際游資，無論速度和規模均超過金融危機爆發前。2009年4月至今年上半年，國際金融資本流入這20國的年均規模達5750億美元。其中，2010年上半年進入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游資78.6%都流向亞洲國家，對這些國家貨幣構成升值壓力、埋下通脹隱患。數據顯示，20個新興經濟體中有近2/3的國家實際利率為負值，價格總水平上漲壓力極大。

這其實回答了北京菜市場上那位錢阿姨提出的疑問。“熱錢”從太平洋彼岸襲來，它一邊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炒高了糧食價格，并傳導進國內市場；一邊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國內的樓市、股市，炒高房價、股價。那些只有工資收入而缺乏投資渠道的老百姓，就會發現“票子毛了，錢包癟了”。

“熱錢進入新興經濟體總是一個泡沫。我想不出來有什么例外，每次都是這樣。”謝國忠稱，過去10年，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呈爆炸性增長，從12萬億元上升到70萬億元。中國工業的高增長確實消化了部分增量，但更大的部分進入了高估的地產市場。“一旦資產價格正常化，錢就會一瀉而出，貶值就不可能避免。”

并非只有中國面臨這種“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困境。印度央行今年已經第六次加息，其通脹指數連續6個月維持在兩位數水平。

財經評論家張庭賓稱，中美之間形成了“中國人勞苦、美國人享福”的循環關系：中國人苦干，用極其廉價的勞動和資源制造商品，輸送給美國，美國則印紙幣來換；中國人獲得了美元，積累成外匯儲備，又購買美國各種債券；美國人再用這些錢享受廉價的中國商品（貿易順差），到中國投資（FDI）；外商投資和貿易順差導致國內發行更多人民幣，物價就越來越貴；美資企業在華獲取豐厚利潤，并向美國出口更多商品……而最后，美聯儲還要在濫發鈔票之前給人民幣扣上“操縱匯率”的帽子。

人民幣要為人民服務

歐洲太平洋資本投資公司總裁彼得·席夫說，即便美元漲跌還有反復，但從長期看，“把本國的貨幣和美元綁在一起，就像是把自己的船綁在泰坦尼克號上。”

11月中旬，G20峰會將在韓國召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稱，在這個全球金融秩序極度混亂的時刻，中國必須警惕“廣場協議”的中國版——峰會議題再次“被設置”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某些國家可能針對中國經濟政策采取“聯手行動”。

她認為，中國應該大力倡導，“哪一種貨幣幣值穩定，就支持其為貿易結算貨幣”，人民幣應該成為中美貿易、中歐貿易、中日貿易和大宗商品貿易的結算貨幣。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表示，改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發展中國家勢單力薄，只能好自為之，應該“去努力構筑防范外部沖擊的‘防火墻’”。

這位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專家強調，在面對金融危機時中國貨幣當局要“保持清醒”，一定要學會“以我為主”式的思考。

宋鴻兵則在大力呼吁“人民幣國際化”。貨幣的核心是信用，人民幣持有人可以用它購買中國價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務，而中國正在成為世界最大的“生產型大國”，這就是信用的基礎。

“當你接受貨幣交換你的勞動時，你必須完全相信你可以用它來交換其他人的勞動。你的錢包表達了你的希望，世界上從某個地方有人不會違約，因為道德原則是貨幣的根基。”宋鴻兵說，這句話引自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精神導師安·蘭德，但不知道格林斯潘和他的后繼者們是否快遺忘了。

人民幣的堅實基礎，更來自中國經濟扎實、健康的發展。經濟學家李才元稱，某種意義上說，全球經濟正在經歷一場“金融內戰”：經濟結構中，實業是造血的骨骼，資源和金融是吸血的皮肉，二者必須要個合理的比重；世界經濟如今就像得了“肥胖病、高血壓”的人，早已氣喘吁吁。

他認為，走出大危機的唯一出路是“止血加造血”———抑制資源泡沫、限制金融炒作、管住貨幣濫發、扶持實業和科技創新。中國政府給癲狂的樓市降溫，就是為了讓經濟肌體達到平衡。

李才元說，金融全球化把所有的人連在一起，大危機也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群眾金融運動”，其實“人人都是危機的制造者”，中國人應該懂得，“自己應該掌握自己的金融命運，不能總是埋怨別人。”

最近，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表示，過去相當一段時間央行存在貨幣超發的問題，特別是2009年，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采用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據《中國經濟周刊》引述數據稱，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與GDP之間的比例正在加大，到2009年年底，中國GDP總額為 33.54萬億元，是1978年3645.2億元GDP規模的92倍。而同期M2從1978年的859.45億元增長到2009年年底的60.62萬億元，為705倍。截至今年9月末，M2余額已達69.64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前三季度GDP達26.866萬億元計算，比GDP多出了42.774萬億元。

有分析認為，盡管隨著經濟貨幣化和金融深化程度不斷加深，廣義貨幣供應量與GDP之比例肯定呈上升趨勢。然而，假若基礎貨幣供應速度遠超真實經濟增長速度，結果必定是通貨膨脹。

謝國忠認為，今年以來包括綠豆、姜、蒜、辣椒在內的農副產品價格輪番上漲與央行貨幣超發有聯系，“多余的錢在市場中亂躥，過量貨幣已經給中國經濟實體帶來了巨大通脹風險”。

如何管好、用好人民幣，本身也在考驗中國貨幣當局的智慧。

張庭賓說，中國即使要出口商品，也應換回來資源，而不是換回貶值的紙幣。他建議，中國應同亞、非、拉等資源國家建立直接的平等良性的互惠循環——中國購買這些國家的資源，并承接它們的基建工程，這些國家獲得人民幣，再用人民幣購買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如此各取所需，才是人民幣國際化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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