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貿易組織體制:帝國主義的新階段

福田泰雄

原載《當代經濟研究》
　[摘要]世貿組織體制下的現代資本主義雖然沒有出現殖民化，但壟斷資本代替殖民化成為界定帝國主義的第五個要點。對國內市場和世界經濟施展支配力量，掌握市場規則的霸權，企業壘球化象征著資本主義處于正在衰退的階段，它既不能保障人們享有幸福穩定的生活，也不能保障食物和生計的安全。必須以經濟本土化替換企業金球化，以恢復當地社區的可行性、獨立性和可持續性。

　　世界貿易組織體制及與此相關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AT)的目標是貨物和服務貿易的自由化，并迫使發展中國家采用新自由政策。此舉目的是加速非調控化、私有化和自由貿易。弗里德曼稱2000年之后的全球化的特點是世界變得坦蕩無砥。由此，任何公司、組織或者個人都可以進人全球市場，只要能自由地開辦企業，便能從世界商業網中受益。然而，這僅是世貿組織體制下全球化的其中一面。跨國公司作為壟斷資本收獲了自由平坦的世界經濟的大部分利益。
　　《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宣告了一個企業全球化的新紀元的到來。本文旨在表明企業全球化象征著帝國主義的新階段，依此，壟斷資本不僅控制著世界市場，還制定著市場規則。這種新形式的帝國主義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衰退階段，在這個階段，人們獲得幸福穩定生活的機會非但沒有得到保障，反而遭到削弱和破壞。最終，企業全球化將被本土化原則取而代之。
　　
　　一、資本主義新階段
　　
　　有關帝國主義的調查可追溯到J.K.霍布森(1902)和R.希法亭(1909)。列寧(1907)根據他們的研究成果，提出帝國主義的特點就是壟斷資本統治政權，并因此而得出結論，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衰退階段。
　　列寧列出五個要點界定帝國主義：第一，壟斷資本控制了國家的主要產業。公司之間的競爭導致市場集中，壟斷資本由此產生。一旦市場集中達到某種程度，少數贏家便可能結成聯合，如卡特爾聯合企業，這便轉變了經濟的性質，形成了壟斷資本的支配地位。第二，企業壟斷資本和金融壟斷資本建立了商業關系，同時，壟斷資本通過為政府的政治宣傳提供資金和旋轉門與其也結成密切關系。總之，壟斷資本通過市場集中、大型企業聯合和直接的政治影響力對國民經濟起著支配作用。第三，對外投資。壟斷資本憑借其政治影響力，使財富從工人、農民、中小型企業及自雇企業的手中向壟斷資本轉移，從而引起收入分配的扭曲，進而導致產業部門之間，尤其是制造業和農業之間的增長比例失調，并抑制消費。其結果將導致過度積累，從而迫使壟斷資本進行商品和資本輸出。第四，壟斷資本在卡特爾之間的全球分工。就像在國內一樣，卡特爾在全球范圍內的分工也是首先開始于競爭，隨后是市場集中，最終促成了全球卡特爾協議的簽訂。第五，在壟斷資本指令下發達國家對欠發達國家的殖民化。這種殖民化是壟斷資本對立元素之間全球競爭的結果，壟斷資本不僅利用殖民化獨占殖民國家資源并輸出市場，而且還將其作為手段保護在欠發達國家的資本投資以防被挪用。
　　 
　　圖1說明了上述五個要點之間的關系。以具有支配力量的壟斷資本為起點，經歷一系列因果關系后，最終形成殖民化競爭，換言之，殖民化是壟斷資本支配力量的最終結果。這就是列寧把壟斷資本看成是打開帝國主義大門之鑰匙的原因所在。
　　以列寧的“帝國主義”視角來看當代的資本主義，顯然，五個要點中有四個(第五個除外)仍適用于世貿組織體制下的資本主義。首先，少數跨國公司典型地控制著主要產業一半以上的市場份額，例如，在商業種子市場，世界三強公司(孟山都、杜邦和瑞士的先正達)幾乎控制了一半的世界市場。嘉吉公司與其四個競爭者掌握著85％的世界糧食貿易。在醫藥業，十強公司共占世界市場54.8％的份額。在銀行業，世界排名前1000名的銀行中，前45家銀行占將近40％的一級資本總額，占總資產的45％。更不必說，這些公司通過與政府的密切關系，通過政治捐款、游說和旋轉門等方式大大提升他們的勢力。其次，產業壟斷資本和金融壟斷資本通過建立政治行動集團來加速實現共同的政治目標。《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談判就是產業領域與金融領域主要公司的這種聯合的典型范例。再次，沒有戰略性的對外投資，不論是組合式投資還是直接投資，壟斷資本都無以存活。例如，不打開中國或印度市場，汽車公司便難以維持下去。最后，在對支配性市場份額的激烈競爭中，大型的跨國公司常常聯合起來組成價格卡特爾。這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時達到頂峰，此次談判大型企業聯合起來根據利益量身制定市場規則。
　　但是，世貿組織體制下的現代資本主義沒有出現殖民化，因此其不具備20世紀帝國主義的第五個要點。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現代資本主義沒有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不用殖民化同樣找到了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政治支配的新方法。首先，大型跨國公司轉包給發展中國家的公司，以吸收他們進入全球商業網。例如，大型食物零售商沃爾瑪、樂購等，已經建立全球連鎖經營網，轉包給發展中國家，并進行集中管理。在這種模式下，產品的出廠價格由處于食物供應鏈頂端的壟斷資本家決定。其次，壟斷資本通過直接參與起草貿易政策來主宰貿易規則。例如，《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就是大型企業聯盟在最大滿足自己利益的情況下起草的，而《服務貿易總協定》則是由跨國公司，包括花旗集團、摩根大通公司和巴克萊銀行，在美國和歐盟，政府授權下起草議題，繼而在談判中通過游說使這項協議生效的。還有為了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談判中達成共識，協議初稿是由美國一個商業組織——知識產權委員會(USIPC)在美國貿易代表的要求下擬定的。市場貿易規則相當于與市場相對的一種基礎設施，對制定貿易規則具有決定權的團體與其他股東相比擁有相當的優勢。目前來看，這個團體便是大型的跨國公司，尤其是美國壟斷資本的代理人，他們專門利用和美國政府的密切關系來控制貿易規則。因此，正是對貿易規則的支配區分了現代資本主義和20世紀的帝國主義體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是壟斷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第三股支配力量，其主要受制于七國集團(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加拿大和意大利)，七國集團擁有對這兩個組織將近42％的否決權。而在七國集團內部，只有美國(特別是美國財政部)具有否決權，而且，美國和歐盟公司通常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直接保持著友好關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副常任董事Stanley Fisher，任職期剛滿就擔任了，花旗銀行的副總裁，世界銀行前總裁James Wolfensohn原為所羅門兄弟公司的高級執行官，之后踏入世界銀行，最終回到了華爾街擔任花旗集團國際咨詢董事。1995年，世界銀行總裁Wolfensohn啟動成品交換項目以協助跨國公司與世界銀行之間員工共享。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通過有條件貸款，迫使發展中國家采取門戶開放政策，打開市場，允許發達國家商品大量涌入。

　　因此，世界貿易組織并不缺少帝國主義體制，借以實現壟斷資本對國內市場和世界經濟的支配。考慮到列寧界定帝國主義時所列的五個要點中前四個在世貿組織體制下仍適用，因此，壟斷資本取代了第五個要點——殖民化，獲得了新的支配工具，尤其是它對市場規則的策劃能力。發展中國家由于失去了保護和發展民族企業的政策空間，被迫融入到由壟斷資本掌管的全球網絡中，由此，資本便從全球經濟中較低收人人手中穩穩地流入處于頂端的壟斷資本家手中。簡言之，世界貿易組織構成了帝國主義的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壟斷資本取代殖民化掌控著市場規則的霸權。
　　
　　二、世貿組織體制：資本主義的衰退階段
　　
　　世界貿易組織體制是在壟斷資本的倡議下，作為促進企業全球化的手段來設計的。因此，接下來我們將探討企業全球化對社會的效益。企業全球化的真正本質體現在它的產出。帝國主義因生產力匱乏而被列寧稱為資本主義的衰退階段，即食利者的資本主義，那么，企業全球化同樣也僅僅是資本主義的衰退階段。
　　過去三十多年來，跨國公司快速地增加了他們對外投資的份額，擴張了在全球市場的活動。UN—CVTAD提出了“跨國指數(TNI)”，其由三種比率構成：對外資p=／總資產，對外銷售／總銷售，對外就業／總就業。世界100強公司的跨國指數從1993年的47.0％增長到2003年的55.8％，增長了8.8％。200強公司總資產的份額在1983年到2002年之間增長了655.9％，而同期的世界國內生產總值卻只增加了179.5％。企業資產和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差額表明，大量收入由工資轉為利潤，利潤相對于工資的上升速度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得到加快。
　　如果聚焦于當地社區的生活標準問題上，企業全球化的消極一面就會暴露無遺。企業全球化導致社會分化，其主要表現為處于社會中下端民眾貧困水平的上升，例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社會最不平等的美國，基尼系數(此系數用來測量家庭收入不平等)從20世紀60年代就不斷上升，目前，收入最高的家庭占家庭總收入的47.3％(2007年)及純資產的84.7％(2004年)。這種不平等來自勞資之間，管理人員和普通人員之間，標準和非標準職業之間，及大型公司和轉包商之間的相當大的收入差距，而這些差距正是壟斷資本造成的。
　　而且，跨國公司已研制出縮減策略，用標準雇工取代非標準雇工。這種縮減明顯地改變了社會結構，使曾經基本上還是合作的社會轉入了分化明顯的社會。而且，這項縮減政策本身是企業全球化兩種關鍵方式的結果，其一是權利平衡傾向跨國公司，其二是跨國公司之間全球競爭的激化。
　　大型跨國公司得益于擁有很寬泛的選擇能力來決定生產地點，包括在海外進行生產外包。然而，工人卻很難跨越國界尋求較好的就業機會，而必須在各自領域內擇業。資本對勞動的靈活性差異使資本在勞動合同談判中占上風。同時，對勞動市場的放松管制進一步使管理具有對勞動的優勢。因此，勞動力市場新自由政策影響了勞資雙方的權利平衡，其方式與工會的瓦解如出一轍。基于以上原因，權利平衡經歷了從中小型企業向壟斷資本的穩定的轉移。
　　企業全球化同時拉大了南北人均收入的差距，加劇了南半球的貧困。每日生活費不到1.25美元的人數在1981年和2005年之間有所減少，而每日生活費不到2美元的人數卻在同期明顯上升。2008年房地產泡沫崩潰后，約有1億人面臨慢性饑餓和饑荒。發展中國家的貧困通常具有歷史背景，比如說房地產所有權或內戰。而新自由政策使發展中國家更難以在國內解決貧困問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引領發展中國家融入企業全球化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從19世紀80年代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性調整方案(SAP)”下，100多個發展中國家被迫采取投資和貿易“門戶開放”政策。一旦這些國家的門戶被強行打開，大型跨國公司，例如主要的農業綜合企業和基建公司，便很快把勢力伸向了最新可利用的市場。由此，發展中國家將遭受嚴重的危害，例如失去像家庭農業這樣的傳統產業，私有化公有資源如社區水供應。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由于把基于重整體制的新自由政策強加給受難國家而遭到嚴厲的批評。然而，面對2008年房地產泡沫崩潰后持續至今的經濟蕭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繼續使用新自由政策來應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性調整方案”是與現行的世貿組織協議相一致的。因此，新自由主義便成了國際貿易規則的突出特點。貿易政策的自由化無非是國家政府失去了支配政策的空間。發展中國家需要靈活的關稅體制、定量的進口控制及資本控制以保護當地企業。他們也需要一些政策，如收容量控制及出口補貼來促進新的經濟發展。《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禁止或嚴格限制他們使用這些產業政策，而發達國家在發展初期卻最有效地采用這些政策。被剝奪了這些政策空間，發展中國家很容易受到壟斷資本的擺布。
　　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全球資本主義經歷了種種明顯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導致金融業如賭場般激烈，而且還加劇了人們生活的不穩定性。這種資本主義結構的轉變與經濟的金融化并肩而行，金融市場中的現象或趨勢已經引領著非金融業。美國金融資產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在20世紀70年代是420～430，到了20世紀80年代便升到600，到2007年升到了1000。金融產業的利潤份額，包括保險業和不動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超過了所有非金融產業的利潤總和。
　　在金融化的過程中，不僅僅是工業被引入賭場經濟。公民個人也被迫卷入這項行動中。退休后，他們對金融市場的依賴日益增強，養老計劃金中的主要份額現已從養老金固定收益轉向為公共和私有養老金賬戶固定繳款計劃。養老基金常和商品期貨交易相連，如谷物或燃料的期貨交易，所以，沒人能知道他最終會獲得多少養老收入。其結果將是賭場經濟決定養老金收益的最終價值。
　　金融業的爆炸性增長，尤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歸結于兩個因素，其一為制造業(尤其是具有壟斷資本特點的部門)的過度積累，其二為減少對金融市場的控制。二戰后，七國集團的制造業曾有過一段持續的增長，到了20世紀70年代，便面臨著過度積累的局面。從此，制造部門的利潤率和股票價值開始明顯下降。同時，經營盈余(現金流超過了固定資本總構成)增加。過度積累產生多余資金，壟斷資本便尋求其他途徑把閑置資金投入金融部門，而不是握著不放。要把這個可替換的途徑變為現實，就需要減少對金融市場的控制。簡言之，壟斷資本利用金融部門，通過將閑置資金轉變為流動資本的方式，加速了金融化的進程。
　　美國對金融行業減少控制的步驟進行如下。第一，所有“利息和金融交易費用”的規章制度至1986年已全部廢止。第二，1985年，所羅門兄弟公司發明了按揭證券化。第三，禁止銀行繞過國家網經營分行的《麥克法登法》，從1974起便一步步放松了控制，最終于1994年被取消。第四，其中包括一項禁止持有公司的銀行擁有另外金融企業規定的《高盛公司法》，最終在1999年宣布無效。最后，商品期貨交易于2000年放松控制，接著一些頗具影響力的條款在2004年予以廢除。這些減少控制的議案是在美國政府和華爾街的合作下進行的。高盛公司的前聯席總裁Robert Rubin曾擔任克林頓政府財政部秘書，而后成為花旗銀行執行官。艾倫•格林斯潘在聯邦儲備局總裁卸任之后，在太平洋管理公司從事咨詢工作。高盛公司前首席執行官亨利•保爾森曾擔任布什政府財政部秘書。
　　華爾街銀行從減少控制的政策中獲益最豐厚。他們創辦了最新金融企業，填滿現金以吸引家庭儲蓄、養老基金及儲蓄貸款機構中存儲的剩余資本，并將這部分基金投放到證券市場。隨之產生的基金涌入推動股票價格上漲。隨著始于20世紀70年代晚期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的“經營聯合”的繁榮，華爾街銀行拓展成兼并收購公司，包括“惡意”的收購。對于非金融公司而言，由于股票價格的上漲，直接融資便顯得更加吸引人。因此，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家庭儲蓄和養老基金就已流入證券市場，尤其是通過機構投資人(如共同基金)，從而繞過銀行儲蓄。簡言之，金融化和證券化已攜手共進。2000年信息科技泡沫崩潰后，剩余資金開始投入不動產市場，從而導致房地產泡沫。此時，華爾街銀行的行動再次在泡沫的膨脹中起著關鍵作用。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他們就發明了新的證券化商品，如按揭證券(MBS)、擔保責任憑證(CDO)及信用違約互換(CDS)，并把從世界各國的剩余資金用于投機，最終吹破房地產泡沫。
　　現代資本主義需要投機來保持經濟流通。如今的金融市場不僅是投機的場所，也是基金的來源，而這個市場反過來激起更多的投機活動。金融行業的這些變化是被由壟斷資本造成的過度積累和按壟斷資本的指令發起的放松控制政策所迫，從這種意義上講，賭場經濟及其孳生的不穩定性是壟斷資本支配力量的直接后果。
　　另外，企業全球化破壞了生態，因而威脅到了食品安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烏拉圭回合》第一次就農業問題舉行了跨國談判。農業綜合企業的諸位領導，嘉吉公司和盂山都公司著名的首席執行官都作為美國政府的代表參加了談判。隨后簽訂的《農業協定(AoA)》主要目的是農業商品貿易的自由化。
　　農業貿易自由化對農民和消費者造成了巨大的損害。受益者絕大多數為農業綜合企業的大股東，如卡吉兒、孟山都等。食品體系由三部分構成：上層(種子，農藥，農業機械和化肥)，下層(貿易，加工，零售)和農業。農業綜合企業的所有權集中在上層和下層市場。他們將食品體系的三部分垂直整合，常常把上層和下層結合在一起。處于中間地位的農業在食品體系中不占主動性，而且還面臨著削減成本的壓力。這種削減成本本身的沖力來自全球化，通過把地方產品投入全球競爭，農業綜合企業迫使農民在世界市場上進行競爭，由此農業便出現了某種“惡性競爭”。
　　“這些削減成本的壓力使農民或者退出農業或者擴大生產規模以實現低成本。通過此過程，企業全球化加快了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出現了高度機械化和資本密集化的農業活動。而且，農產品加工業在遠距離傳輸產品和使用農藥時消耗著大量自然資源，如地下水和化石燃料。另外，農產品加工業嚴重地依賴于司以提高生產力的單一種植。
　　然而，這種工業化的農業并不能可持續發展。據說世界上將近40％的食品供應依賴河流、湖泊和地下水，這種灌溉造成的浪費消耗了地下水，使土地鹽堿化。美國有23％的農場受到了因為浪費式的灌溉方式而匯聚的鹽堿化的影響。此外，大量的化學品的使用毒侵了土地和水流，因而摧毀了動、植物的生命。這些生物是構成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部分，生態系統通過循環運動擔負著星球上每一種有機體的繁衍。目前，對生物多樣性最具破壞性的是例如跨國公司孟山都引進的轉基因作物。盡管轉基因種子如除草劑或抗蟲品種可能會在短期內提高生產力，但他們同時也會影響作物的多樣性。轉基因種子一旦使用，人們便很難控制他們的侵移，這樣就很容易和其他植物發生異花受粉。此類事件已在許多國家報道過。
　　以上原因表明，農產品加工業并不能為人民提供食品的安全性保障。首先，面對跨國公司的競爭，削減成本的巨大壓力迫使農民破產。其次，它也破壞了生態，由此損害了自然環境和物種多樣性一體化，而這些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必備因素。最后，企業全球化破壞了當地人賴以生存的社區。當地社區立于三條腿之上：當地可行的經濟；公共資源的共同管理，如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對社區事務的自治(政策空間)。企業全球化侵擾了這三條腿。第一，它剝奪了工人、中小企業、自雇工及農民的生計。跨國公司沒有理由遵照某一特定社區的意愿，為尋求較高利潤，他們縮小機構，實行外包，用當地工人替代海外轉包商，同時破壞規模小的農業。所有這些都摧毀了就業前景，因此縮小了當地社區的有效需求。第二，企業全球化也蠶食著第二條腿，對公共資源的共同支配。壟斷資本削減企業稅并使一些公共項目私有化。這些壓力使當地政府很難維持公共服務，《世貿組織協議》優先考慮的便是與公共項目，有關的商業決策。《服務貿易總協議》為大型公司逼迫當地政府對公共產品和基礎設施私有化打開方便之門，《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確保壟斷資本有權把活的物種如種子和遺傳信息據為私人財產。第三，企業全球化也破壞了’第三條腿，社區自治。如上所述，企業全球化是壟斷資本支配市場和決定市場規則的資本主義階段，為了實現放松貿易控制和剝奪當地社區政策空間的目的，大企業的首席執行官和政府官員聯合起草協議，例如在《關稅及貿易總協議烏拉圭回合》談判中，因此，社區利益不可能被真正反映出來。
　　企業全球化對社區生活的影響只能得出如此結論，企業全球化象征著資本主義處于正在衰退的階段。企業全球化既不能保障人們享有幸福穩定的生活，也不能保障食物和生計的安全。這一衰退的特征來自大公司的勢力。就勞資之間的權利平衡而言，世貿組織體制占據民主中相反的一極。資本主義的歷史是經濟勢力和政治勢力相結合的歷史，資本通過這種結合一直向越來越少的人們集中，尤其是20世紀初以來，資本集中到大企業的手中。企業全球化是企業掌握支配權，并用以影響經濟事務和政治事務過程的高
　　
　　三、本土化
　　
　　本部分內容作者提出了一種替換體系的大綱。目前的問題在于如何恢復當地社區的可行性、獨立性和可持續性。在討論實現這種恢復的方式之前，我們需要弄請楚取得這種結果所需的社會條件。
　　V•Shlva倡導用“地球民主”代替企業全球化。地球民主由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四項基本原則組成：第一，生態可持續性，即意識到所有物種都有內在的價值，他們的生命周期彼此相依。第二，社區支配公共事務，維持生計的資源包括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不應該私有化，公共資源應當共同占有。第三，“生計安全”，即所有人都有權得到基本所需，如食物、水、住房、工作等。第四，“地方自主權”，就是地方經濟事務由該社區自治。經濟本土化并不意味著經濟封閉，而是地方產品具有相對于進口產品的優先權。這四項原則是社區生活健全而可持續的必要條件。第二項即社區對公共事務的管理和第四項即地方自主權，是第三項即生活安全的必要條件。第一項原則即生態可持續性，能保護環境進而保障生活的可持續性。這些原則不僅僅是可持續社會的必要條件，也是實現可持續社會的政策綱領。解除企業全球化正是地球民主的要求。原因在于企業全球化否認地球民主的所有原則。因此，企業全球化的權利結構必須予以打破。首先，《反托拉斯法》必須進行改革，以弱化大公司在全球市場的勢力。從法律上講，大公司沒有理由持有如此龐大的組織，而是應該將其拆分成更易管理的部門。其次，像世貿組織協議這樣的市場規則應該重寫。提出時，名義上為減少控制和貿易自由，其目的卻是應允大公司使用其獨占權利來控制全球市場。當地政府必須收回影響社區的政策制定權，要求歸還一直被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劫持的政策空間。再次，企業擬定市場體系的權利必須受到抑制。大公司的政治勢力主要基于和政府的友好關系。因此，必須禁止公司對政府的政治捐款，不允許與政治資金相關的游說，必須關閉大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旋轉門。最后，應該剝奪企業通過媒體、智囊團等來抒發政治觀點的權利。
　　在解除企業的接觸權的同時，社區有必要取回經濟政策等事務的獨立權。下面的爭論意在列出以社區為基礎的社會在重建時的政策任務：第一項任務是加強當地的經濟基礎。此階段的政策考慮是如何保障對當地社區的生產投資。當地政府可以通過采取和利用地方法規、區域性可獲利的再投資規則等，去保護和支持本地企業的發展。第二項任務是支持培養地方企業，如中小企業、自雇公司、家庭農業等，因為它們代表當地經濟的核心部分。產業政策優先考慮的是把權利從大公司轉移到當地決議人手中。這項政策轉移的目的是旨在加強當地經濟內部的再生產循環。當地決議人通過局部的內部循環而彼此獨立，因而，當地決議人的強大將引致當地經濟的獨立性。但這項政策不等于封閉地方經濟，相反，實質上當地企業通過建立與外界市場的鏈接可以確保當地經濟的可行性。此環節中重要的是當地決議人要率先建立這種鏈接。因而，為了防止損害當地經濟決議人的利益，必須調控大公司，支持而不是抑制當地決議人。第三項任務是當地社區要重獲公共事務的控制權。公共事務，包括自然資源(水、土地、種子、基因信息)、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城市水供應、電力資源、教育、醫療)等，這些都是人們生活必不可少的，因此，當地社區必須保留對涉及公共事務的政策空間，這是建立經濟獨立性的前提條件。即使是私有化當地社區也應該保留對公共事務管理的最后發言權。此外，應該使用一些策略，如提升合作企業的共同所有權，建立市政控股公司等來大力鼓勵市民發展當地經濟。
　　本土化是人們實現較高層面民主的方式。依靠民主這一新的維度。當地居民便能闊步奔向健康的、可持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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