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小時候的政治課本上說，資本主義國家雖然物質極大豐富，但是資產階級文化的腐朽造成人民精神空虛。試看當今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不僅精神文化腐朽，物質文明也不再發(fā)達。任何一個到過西歐和北美的中國人，都不得不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在經濟發(fā)展、市容市貌和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中國絕對不輸于任何一個西方“發(fā)達”國家：與中國嶄新的現代化建筑和世界頂級水平的基礎設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國家日益破敗的古老建筑和年久失修的道路、橋梁。與中國商場里日益豐富的各種商品供應遙相呼應的是西方超市里極其有限的選擇。與中國百姓越來越鼓脹的錢包相比，西方公民更是顯得囊中羞澀。與中國經濟的持續(xù)增長相反，近年來所有的西方國家都經濟增長緩慢，很多歐盟國家甚至出現經濟負增長，希臘、冰島等國經濟崩潰、整個國家破產。世界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也陷入日益了嚴重的債務危機，政府面臨一個又一個財經懸崖。

 種種跡象表明，西方國家正在變得越來越窮，人民生活水平也變得越來越低。據U.S. Census Bureau的資料，2012年底美國有近五千萬貧困人口，占全國人口總數的16.1%，14.5% 的美國人沒有足夠的食物。2012年聯合國食品權特使Olivier De Schutter批評加拿大政府忽視本國的貧窮問題，從而造成很多人缺乏最基本的食品和住房。2015年埃德蒙頓市社會規(guī)劃局一份最新報告說，在加拿大最富有的阿爾伯塔省的省會埃德蒙頓，八分之一市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五分之一兒童生活在貧困家庭。更為嚴重的是，絕大多數美國人和加拿大人不但沒有存款，反而背著一身沉重的債務。很多老年人甚至都退不了休，因為微薄的退休金并不足以維持日常開支，這些人必須以年老體弱之軀，工作到死方休。

幾乎所有的中國人，初來加拿大時，都帶來了數量或多獲少的一筆存款。但是，在加拿大生活多年以后，很多人卻背上了一身沉重的債務。我認識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在北美過著省吃簡用的日子，他們很少去餐館就餐，就連頭發(fā)都不舍得去發(fā)廊剪。為了節(jié)省開支，很多女士都扎起了馬尾，頭發(fā)長了就自己剪一剪，很多夫妻都是互相給對方剪發(fā)。更是有很多新移民去垃圾桶里撿回別人不要的舊家具。即使節(jié)儉如此，大多數人的賬戶里也沒有多少存款。最近石油價格的下降，對以石油出口為主的加拿大經濟造成了十分嚴重的負面影響。隨著石油價格的下降，加幣迅速貶值，通貨膨脹加劇，商店里各種食品價格飛漲，而工資的上漲水平卻遠遠低于物價的上漲。如今的加拿大，人人都處在或者已經失業(yè)或者擔心失業(yè)的驚恐之中，可以說是民生凋敝、民怨沸騰。 

造成西方經濟增長緩慢、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是多重的，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以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嚴重束縛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在此，我將從微觀角度探討西方資本主義企業(yè)的雇傭制度、管理方式和管理模式是如何制約生產力的發(fā)展的。

首先，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決定的雇傭勞動制度下，勞資矛盾尖銳，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缺乏信任與合作。在信奉“私有財產神圣”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有的游戲規(guī)則，包括法律法規(guī)保護的都是占統(tǒng)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工人只要和經理發(fā)生矛盾，不論對錯，經理都能以“不服從管理”的名義將工人解雇。 經理可以對工人百般虐待、侮辱，但只要工人稍有反抗，哪怕只是發(fā)怒或大喊大叫，都會立即被炒魷魚。很多時候雇主甚至僅僅是因為工人因遭受不公正待遇而發(fā)怒就報警，而作為資產階級專政工具的警察，維護的自然是資本家的利益。當我第一次經受這樣的遭遇的時候，驚得目瞪口呆，我萬萬沒有想到這樣不公平的事會發(fā)生在被精英們所百般吹捧的所謂法制社會，但這在資本主義國家卻是完全合法的。在以人權衛(wèi)士自居的國家，人民竟然沒有憤怒的權利！

美國和加拿大都沒有鐵飯碗，雖然勞動法規(guī)定，雇主要解雇職工必須有充足的理由，但是，雇主想解雇一個人，是很容易找到各種各樣千奇百怪的理由的。記得有一次，一個同事休產假后回到公司上班，經理對我說：“遺憾的是，按照 勞動法的規(guī)定，我必須讓她回來上班。不過，我會很快想辦法解雇她的。”我一聽大吃一驚，不解地問：“可是，你必須得有原因呀。”經理笑著對我說：“你放心，我會找到原因的。”不久，經理果然找到了原因。

有時候，雇主找到的原因甚至相當荒謬。例如，我認識一個叫Nick的加拿大白人小伙子。大學畢業(yè)，但由于學的是無用的哲學，只好到郵政局當了司機。加拿大郵政局是國營企業(yè)，職工的福利待遇都是一流的。而且，由于有一個強大的工會，員工極少被解雇，就連Nick本人都深信他將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萬萬沒有想到，有一天Nick突然被解雇了，原因是“濫用公司財物”。細問之下，才知道原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一天，Nick下班后在將卡車開回公司的路上遇上了一隊游行示威 的隊伍，于是摁了一下喇叭，公司經理不知如何得知了這一消息，立即以“濫用公司財物”之名將他炒了魷魚。得知此事后，我曾為Nick鳴了好長時間的不平。后來我才知道，比起很多人來，Nick還算幸運的。不管怎么說，他確實“濫用了公司的財物”。

有時，為了解雇一個員工，雇主常常夸大其詞、捏造罪名，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張膽地陷害好人。我有一個叫讓的同事，是個法國人，主管人事，同時也是公司的第二把手。讓大約五十多歲的年紀，是個和藹可親的小老頭。每天早晨一上班，他總是到各個辦公室和每個人道一聲早安，所以深得廣大員工的喜愛。由于讓在總經理休病假期間對公司的政策作了一些變更，引起了經理層的不滿。于是他們找到了幾個漂亮、性感的女職工，強迫或誘使她們書面控告讓對他們進行性騷擾。在強大的壓力下，兩個員工屈服了，加拿大人如愿以償地拿到了證據，名正言順地解雇了讓。法國人不甘心，要求和那兩個女員工當面對質，自然被拒絕。更不可思議的是，后來，其中一個女職工為自己誣陷讓感到非常愧疚，也辭了職，并且要求將收回對讓的指控，卻遭到拒絕。另一個女職工事后不久死于癌癥，臨死前良心發(fā)現，也要求收回對讓的指控，同樣遭到拒絕。

當然，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左派人士長期以來的斗爭在法律上為工人階級贏得了一定的權力。但是，資產階級經常利用其統(tǒng)治地位輕易地違反這些法律而逃避制裁。例如， 按照國家法律，工人加班是要付1?5倍的工資的，但資本家常常強迫工人在簽合同的時候自動放棄這一權利。由于資本主義社會總是存在著大量的失業(yè)大軍，沒有哪個工人愚蠢到冒著失業(yè)的風險拒簽合同。當我質疑這種對法律和人權的肆意踐踏時，得到的答復竟是：“你如果不滿意可以辭職不干，在我們民主國家，你有隨時辭職另謀高就的自由。”我聽后愕然，原來對工人來說，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就是在失業(yè)和被剝削這兩者之間選擇的自由，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如此民主，不要也罷！

對于非常明顯的違法行為，從原則上講工人可以告上法院。但西方國家的法律訴訟程序異常復雜、訴訟過程極其漫長，加之律師費用昂貴，絕大多數整日為生計奔波的普通百姓根本無暇訴訟。而且大量的經驗告訴人們，即使真的上了法庭，贏得正義與公正的機會也是微乎其微，因為訴訟的成敗完全取決于律師的好壞。由于只有有錢人才花得起大價錢、請得起名律師，普通百姓只得忍氣吞聲地忍受各種不公。在這樣殘酷的社會制度之下，工人的生產積極性不高，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其次，西方社會沒有建立起一個公平、合理、有效的人才選拔、任用機制。企業(yè)在雇人時，主要通過簡歷、求職信和面試等方法來甄別、篩選雇員。要想在眾多的求職者中脫穎而出，必須按照規(guī)定格式寫出如同八股文般程式化的簡歷，而且還要在隨后的面試中取悅雇主。這種雇傭體制甚至催生了一個叫做職業(yè)咨詢顧問的行業(yè)。所謂職業(yè)咨詢就是經過巧妙包裝，幫助客戶寫出一份令雇主滿意的簡歷，并且?guī)椭麄兎磸筒倬毭嬖囍锌赡鼙粏柕降膯栴}。在這種膚淺的雇用體制下，能吹會捧、能言善辯的能力遂成為求職成功的關鍵。而那些性格內向、不善言辭的人，縱使身懷絕技，也被認為是無能的白癡。

西方企業(yè)的用人標準不是“選賢與能”，他們并不十分注重申請人的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發(fā)展?jié)摿Γ强粗剡^去的工作經驗，而對所謂的工作經驗的要求已經具體、細致到荒誕的程度。不僅開出租車要有工作經驗，就連當個普通的苦力都得有裝車、卸車的經驗，故而必須在簡歷中一一注明。他們非但不重視申請人的學歷與能力等客觀標準，反而看重申請人處理人際關系的能力以及與人溝通的能力，是否招經理和同事的喜歡，是否與現有員工合得來，是企業(yè)雇人時考慮的首要因素，即使是象工程師、會計這樣專業(yè)性極強、根本不需要與人打交道的職業(yè)也不例外。在這樣荒唐的雇人標準下，發(fā)達的只能是蠢才和庸才，而人才和天才卻絕無受到重用的可能。特別是那些思維方式有異于常人的怪才、獨善其身及“吶于言而敏于行”的君子，在強調團隊精神的西方社會不僅很難找到用武之地，反而極有可能成為墜入社會最底層的失業(yè)者。所以，很多北大、清華、人大等名牌大學的碩士、博士，在北美反而不如那些雜牌大學的本科生甚至高中生混得好。

很多在非西方國家被視作人才的碩士、博士等高學歷人士，在西方國家卻成為了弱勢群體。因為高學歷非但不是就業(yè)的保障，反而成了就業(yè)的障礙。“Overqualify”往往成為企業(yè)不雇傭碩士、 博士的合法借口，逼得碩士、博士們只好在簡歷中刻意隱瞞自己的高學位。更奇怪的是，當這些有著碩士、博士學位的高級人才去從事保安、清潔、送外賣和開出租等低端體力勞動時，卻沒有人嫌他們overqualify。在不講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西方社會，人才的浪費是驚人的：北美崔哥在《哪種人該來美國》中曾談到在美國胸外科主治醫(yī)生切雞胸脯、教授切肉、首席大提琴師改行搞裝修。這種狀況不僅在美國，在整個西方社會都普遍存在。由于經濟增長緩慢，在加拿大找工作更是其難無比。再加上雇主要求求職者有加拿大學歷、加拿大工作經歷和加拿大推薦人等隱性歧視政策，新移民找工作就更是難上加難，很多在國內有頭有臉的專業(yè)人士也不得不屈尊低就，以求為生。于是，教授干苦力、律師當管道工、博士開出租車的例子筆筆皆是，無人以之為奇。我甚至聽說過一個 有著兩個博士學位的埃及人一直失業(yè)在家，靠在幼兒園打工的老婆養(yǎng)活。博士失業(yè)并不是只有移民才享受的特權，擁有博士學位的加拿大人在家做家庭主婦甚至家庭主夫的，也并非什么稀罕事。《溫哥華觀察者》的一篇文章指出，由于高學歷人才不能從事與其教育水平相關的職業(yè)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僅大不列顛哥倫比亞一省就高達七千二百多萬加元。

最令我震驚的是，西方人根本沒有任人唯賢的概念，在這里，任人唯親被視作天經地義。當然，在中國任人唯親的現象也非常普遍，但是，在中國大家普遍認為，這種做法是錯誤的，是違反中國社會規(guī)則的，那些由于人際關系而喪失工作機會的人被視作社會不公的受害者。但在西方，規(guī)則本身就允許經理雇傭自己喜歡的人，是否招人喜歡本身就是雇人的重要標準之一，那些因此而找不到工作的人則被認為是需要提高人際交往技巧的無能者。另外，在中國，如果你的能力明顯比別人強，或者學歷明顯比別人高，即使不招人喜歡，最多也就是沒有被提拔的機會，卻沒有失業(yè)的危險。但在西方，不招人喜歡的人，不管學歷多高、才華多大、能力多強，都找不到工作，即使偶然找到了，也會被解雇。

其次，西方企業(yè)普遍管理混亂。我在加拿大工作多年，沒有見過一個懂管理的經理，倒是見過不少失業(yè)或從事體力勞動的工商管理碩士。我所工作過的幾個公司，并非缺乏人才，但最后得到提拔和重用的，卻總是全公司最不適合做管理的人。一個加拿大同事甚至諷刺道：“就連讓猴子來管理這個公司，也比現在強。”由于缺乏最基本的管理知識與管理能力，宏觀管理與策劃自然不在經理們的考慮范圍之內。經理們很少談及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如何提高員工生產積極性等重要話題。處理甚至制造一些不足掛齒的瑣事，反倒成為了他們的頭等大事，并且樂此不疲，廣大員工由于害怕被解雇，往往敢怒而不敢言。

西方企業(yè)要求員工有良好的溝通能力，就連芝麻綠豆大的一點小事都要溝通，于是大量的工作時間都用在了完全沒有必要的溝通上，一個網友說即使在硅谷的高科技企業(yè)里，80% 到90%的工作時間都用來進行沒有任何必要的各種溝通。我工作的單位要求員工工間休息、午休時間必須與其他員工自行溝通、協(xié)調。有一次，我去上廁所，五分鐘之后回到辦公室，經理嚴厲地質問我為什么不和其他員工溝通。我感到非常莫名其妙，在和經理的溝通過程中才明白，原來在我上廁所的五分鐘期間，一個同事給我發(fā)短信，由于沒有回音，就將我告到了經理那里。我只好解釋說，我當時在廁所。經理說，以后上廁所以前，要先和大家溝通，但我知道，在經理的眼里，我成了一個沒有溝通能力的低能者。在這樣的運行機制下，高學歷的人早就被折磨得喪失了耐心，如何競爭得過那些精于此道的平庸之輩。 

大多數公司也沒有賞罰分明的獎懲制度，由于采取計時工資制，所以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西方企業(yè)非但不獎勤罰懶，反而給想干點實事人的制造各種各樣的障礙，用北美崔哥的話說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不讓你使。經理們不但不獎勵干得好、干得快的員工，反而讓他們干得慢一點，以免讓那些干得慢的員工感到自愧不如。對此，我曾感到大惑不解：為什么西方人為那些愚蠢、懶惰的人考慮得是如此的周到，但對那些不能學以致用的碩士、博士們的痛苦卻置若罔聞？當他們以無法合作、缺乏團隊精神、情商低、社交能力差、溝通能力不行等種種理由甚至“overqualify”這樣荒謬的借口孤立、排斥有才華的人，迫使他們從事各種體力勞動甚至恥辱地加入失業(yè)大軍的時候，可曾考慮過他們的感受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后果？
 

多年以后，當我對西方人和西方社會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后，才豁然開朗：西方人對弱勢群體的同情是虛假與勢利的產物，這樣的同情讓他們在自我感覺良好的同時又不承受喪失個人利益的恐懼，故而只能投向比自己更愚蠢的人。他們缺乏尊重、羨慕與敬仰人才的度量，反而在嫉妒、自卑與喪失個人利益的恐懼中，想方設法壓制與打擊人才。在平庸者主導的西方社會，以平等的名義，對弱勢群體的某種程度的關心與對人才的打壓，是合法地、有系統(tǒng)地同步進行的。武大郎開店的結果，自然就是個高的免入，必然競爭不過精英統(tǒng)治的、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中國。

由于賞罰不明，升職、晉級完全視經理的個人好惡和陰晴難測的心情而定，不僅不能充分調動、反而嚴重打擊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于是工人消極怠工、敷衍塞責，造成生產效率極其低下。加拿大經濟的低迷狀況，與加拿大人極其低下的工作效率有很大的關系。對此幾乎每個移民都有同感。一個做建筑工程師的中國人對我說，他們公司的工人都住在工地上。每天早晨八點，工人們緩緩地來到餐廳吃早餐、喝咖啡，之后再慢慢地走到工地，此時已近九點。不急不慌地干上它一個多小時 ，就到了工間休息時間，工人們照例去餐廳喝點咖啡，慢慢悠悠地來回一折騰，將近一個小時的時間就過去了。再干一個小時就是午飯時間了。 

一個做管道工的朋友說得更邪乎。他的同事們上班時間就是象征性地干點活，大部分時間就是聚在一起扎堆聊天。我問他，難道經理不管嗎？他說經理們都坐在辦公室里，根本不到工地上來。工人都歸工頭領導，但工頭反而和工人一起聊天。我又驚問：那完不成工期怎么辦呢？他說：根本就沒有什么工期，什么時候完工，什么時候算。實在拖的時間太長了，就再多雇幾個人。對此，就連具有社會主義思想傾向、對剝削工人的資本家深惡痛絕的他都看不下去了。他覺得工人們干的這點活，實在是對不起資本家發(fā)的工資。聽他的話，到象是工人在剝削資本家。

藍領如此，白領也好不到哪兒去。我有一個來自牙買加的黑人朋友是在辦公室工作的白領，有一天，她和幾個黑人同事數了數，在八小時內，她的加拿大同事就出去吸了十次煙。以一次五分鐘計算，那就是50分鐘。她特意強調，這還只是吸煙時間，如果再把上廁所、喝咖啡的時間算上，浪費的時間就更加可觀了。

另外，日益猖獗的官僚主義以及各種不必要的規(guī)章條例嚴重束縛了企業(yè)的發(fā)展，造成勞動生產率低下。在西方各國，不僅政府就連企業(yè)自身都陷入了官僚主義的泥潭：各種填不完的表格文件、開不完的會議、數不清的規(guī)章制度嚴重束縛了企業(yè)的手腳。一個在瑞士工作的德國小伙子告訴我，在他工作的公司里一共有五百多名工作人員，但其中真正從事業(yè)務工作的只有一百多人，另外四百多人都是行政人員。這些行政人員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必須證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于是經常不斷地制造出各種各樣的完全不必要的文件、表格、會議、培訓、規(guī)章等等。我工作過的公司也都是大小會議不斷，雖然會議上討論的都是一些根本不值一提的、爛七八糟的瑣事，卻要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來制定會議議程與會議記錄。我曾經不解地問過一些加拿大同事，他們告訴我，很多經理之所以熱衷于開會，是因為對于整天生活在空虛、抑郁、自卑等負面情緒之中的他們來說，主持會議可以使他們感覺良好，振奮情緒。至于這些會議有無必要，就不在他們考慮之列了。在這樣的工作環(huán)境下，員工們雖然忙得團團轉，但做的都是無用功。

通過做無用功來合法地、體面地騙取社會資源的弄虛作假行為已經成為西方社會的常態(tài)，從而造成大量社會資源的無謂浪費。很多所謂的工作成績都只具有書面意義，而沒有對社會起到任何程度上的推動作用。一個叫基里爾的俄羅斯青年懷著對西方文明的仰慕來到加拿大一所相當不錯的大學做博士后。不久他就發(fā)現，他所做的研究根本沒有任何學術意義與價值，而只是用來欺騙外行的。研究人員在提交研究報告時就知道，這些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完成。但在西方的科研體制下，研究人員的工資來源于自行申請的科研基金，于是，為了保住自己的飯碗，他們把這些課題說得天花爛綴，并以一系列的數字、報表證明該研究的社會意義及可行性。經過幾年的研究，只要他們提交一個研究報告，就可以交差。由于沒有任何一項研究能夠確保成功，所以他們不必承擔任何責任，畢竟沒有人可以證明他們在提交開題報告的時候就知道這項研究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西方工作單位的人際關系更是異常險惡，充滿了各種陰險狠毒的爾虞我詐。與中國的單位里為了利益而進行的生死搏殺不同，西方單位的內斗卻常常帶有極重的黑色幽默色彩。在“言論自由”的北美，因言獲罪是家常便飯。中國留學生翟田田只因在和教授爭執(zhí)中放了一句狠話“大不了就拼了”，就被以“恐怖威脅”的罪名送進了監(jiān)獄，最后甚至帶著手銬、腳鐐被驅逐出境。這樣的遭遇幾乎在俄羅斯青年基里爾身上重演，只因在與教授發(fā)生矛盾時，他口不擇言地說了一句“你很幸運我沒有把你的耳朵擰下來”，教授就將他告到學校，說他要毆打教授，屬于暴力威脅的違法行為，主要證據之一就是他把襯衣袖子挽起來。于是展開了長達幾個月的調查，在調查過程中產生了多達二十多頁的各種文件、調查報告、書信和電郵等。結果證明，他說此話時用的是俄語。一位教授俄羅斯文學的教授作證說，在俄語中擰耳朵是個成語，只具有象征意義，并不是真要把耳朵擰下來的意思。基里爾本人也一再辯解說他的襯衣袖子不是當時現挽的，而是在家里就挽好的，而且他習慣每天都把襯衣袖子挽起來。盡管如此，這位身高近兩米的教授仍聲稱他怕死了身高只有一米七的瘦小的基里爾，絕對不敢和他一起工作了。于是，基里爾轉到另一個教授手下，這位五十多歲的女教授說她不怕。但學校規(guī)定，為避免此類事件的發(fā)生，他與這個俄羅斯女教授在工作時間必須講英語。堂堂高等學府竟然糾纏于這些無稽之談。

日益深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不僅造成大量企業(yè)破產、資本和富人外逃、就業(yè)機會減少。更為嚴重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僅不能充分調動，反而嚴重打擊工人的生產積極性。在工作越來越難找、工作環(huán)境越來越惡劣、工資待遇越來越下降的西方，越來越多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入了愈益龐大的福利大軍。美國正在經歷歷史上最低的勞動參與率，62%。美國聯邦勞工統(tǒng)計局說，美國全國共有2億4989萬9000人，其中9289萬8000人沒有參與。勞動參與率是指16歲已上的工作人口，擁有工作或積極找工作的比率。如此龐大的失業(yè)人口，自然要靠增加稅收來養(yǎng)活。在資產階級占統(tǒng)治地位的國家，這些稅收自然落到中產階級的頭上，從而造成中產階級的日益貧困化。

一個不事生產，只是紙上談兵，且熱衷于勾心斗角、爾虞我詐、陰謀陷害的社會必將日益走向貧窮。因此，很多移民加拿大的外國人在了解了加拿大的真相后紛紛選擇返回祖國。根據Ryerson 大學 Wendy Cukier在2008年的一項研究，40%移居加拿大的外國移民離開了加拿大。而加拿大統(tǒng)計局（Statistics Canada）則認為在25-45歲的男性移民中，有30%的人最終選擇離開加拿大。那些由于各種原因而留下來的外國人日子也不好過。著名的Simon Fraser 大學的 Scott Lear 博士在2008年公布了一項令人震驚的研究成果：外國移民移居加拿大后身體健康狀況不斷惡化。在經過對來自中國、南亞和歐洲的六百名不同年齡、性別、種族、教育程度和健康狀況的移民進行跟蹤研究后，Lear 博士證明：這些在本國身體健康，而且通過苛刻的移民體檢的移民，來加后健康狀況卻日益惡化，且在加拿大居住時間越長，身體健康狀況越差， 從而得出了移民來加拿大送死的結論。我相信，這和加拿大社會狀況的惡化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是分不開的。

毫無疑問，深受精神和心理問題困擾、不能讀寫的西方人必將在下一輪的國際經濟競爭中敗給中國，從而造成西方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再無起死回生的可能。西方經濟狀況將更加惡化，失業(yè)率會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將進一步下降。大量的事實證明，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已經陷入了萬劫不復的境地，其全面衰落甚至崩潰指日可待。西方資本主義滅亡的喪鐘即將拉響！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博士, 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事歷史研究, 現在是加拿大政府公務員。)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