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刊發了麻省理工學院福特國際政治學教授巴里·波森的一篇文章。該文披露稱，目前美外交政策當局的重要成員(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現在都支持5大軍事計劃——烏克蘭、伊朗、敘利亞、伊拉克和阿富汗(備選方案還有中國)。有些人，如美“鷹派”著名代表，共和黨參議員約翰·麥凱恩甚至支持所有這5項計劃。正如文章所強調的那樣，“一次同時嘗試所有這些計劃將會違背一個基本的戰略原則——集中力量。”任性的美國“鷹派”，這葫蘆里賣的究竟是什么藥?

　　能同時打贏嗎？

　　對于能不能同時打贏多場戰爭，巴里·波森所寫的這篇題為《只要干脆說不：美國應該避免這些戰爭》，副標題為“美國兩黨的外交政策當局似乎只知道發動戰爭。沒有一場是有好結局的”文章，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并稱：“這些計劃需要美國投入巨大軍力，如遭到失敗，甚至要冒需要投入更大兵力的風險。”不妨就讓我們看看作者是如何分析這5場戰爭的“代價、風險和成功的可能性”。

　　關于軍事援助烏克蘭：在5大戰爭計劃中，這個“或許是危險最大的”計劃。該計劃是由一批強勢的自由派大西洋主義者(所有占據外交和國防決策高位的資深人士)提出的，他們要求美國每年向烏克蘭提供價值1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以挫敗俄羅斯的“入侵”。在聽證會上作證時，那時還是候任國防部長的阿什頓·卡特對這一動議表示贊成。這一努力的目的是要增加俄羅斯支持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的分裂主義分子所要付出的代價，由此產生某種未特別指明的令人滿意的結果。由于俄羅斯要比烏克蘭強大得多，即使美國提供給烏克蘭的武器裝備，也不大可能對結果產生很大影響。鑒于這場賭注并無戰略上的重要性，這場與擁有核武的俄羅斯的沖突升級是不符合美國利益的。

　　關于空襲伊朗核設施：如果美國采取軍事行動摧毀伊朗核設施，而伊朗對此不進行報復似乎是不太可能的。更可能出現的是一輪打擊與反擊的惡性循環，而對美軍而言，這恐怕會是一場沒有底線與期限的戰爭。

　　關于進攻“伊斯蘭國”：如果我們幫助什葉派政府發動進攻，收復被“伊斯蘭國”奪取的以遜尼派居民為主的地區，那么美國將會促成報復性殺戮卷土重來。過去的經驗告訴美國，美國太多的參與將意味當地太少的行動，并將給我們敵人的宣傳工具太多可利用的口實。

　　關于“推翻巴沙爾政權”：無論是巴沙爾政權還是挑戰其政權的“伊斯蘭國”和“基地”組織分支都有成千上萬士氣高漲、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戰士在投入戰斗。在這種情況下，組建起一支擁有不相上下作戰能力的軍隊根本就是說不通的。假若美國在3條戰線上展開戰爭，只會有一種結束的方法——美國直接向敘利亞投入數萬地面部隊。

　　關于武力支援阿富汗：阿富汗，這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戰爭。敵對軍事力量已被證明很頑強，其對傷亡不那么在乎。雖然他們缺乏美國熟練專業人員的技戰術優勢，但是他們非常小心，且足夠聰明，以免招致更多的傷亡和損失，更何況他們還占據了在自己家門口進行戰斗的優勢。

　　愛談“同時開打”

　　二戰后，作為在全球擁有廣泛利益的頭號強國，美國一直稱在全球不同地區同時面臨多種威脅。因此，“同時打贏多場戰爭”就成為貫穿美國60多年的戰略目標。

　　20世紀60年代，美國在美蘇爭霸中仍處于優勢，但其核壟斷已經喪失。美國最擔心的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和中國同時在歐亞向美國“發難”。為此，肯尼迪總統及其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制定了“靈活反應”戰略。這一戰略對美國常規武裝力量的要求就是所謂“兩場半戰爭”戰略。美軍要能夠在歐洲應對一場大規模戰爭，同時在亞洲應對一場較大規模戰爭，此外還要在世界其他地區應對一場小規模地區沖突。

　　進入70年代，蘇聯的發展以及西方陣營內部的分歧使美國在爭霸中開始處于守勢。 1974年，尼克松政府宣布，美國武裝力量需要維持在應對“一場半戰爭”的水平上。美軍必須能夠應對在歐洲或亞洲(不同時)一場大規模戰爭，此外能應付世界其他地區小規模動蕩。從“兩場半戰爭”到“一場半戰爭”，美國的戰線大大收縮;但另一方面，也表明“兩場半戰爭”戰略過于野心勃勃，美軍的實力難以與之匹配。

　　冷戰的結束使美蘇(俄)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幾乎完全消除。 1991年的海灣戰爭則表明區域戰爭將成為美國在“后冷戰”時代面臨的主要戰爭形式。為此，老布什政府把美國防務政策的核心確立為“地區防務戰略”。其戰略中心從原蘇聯地區轉向中東和東北亞的地區強國。老布什政府為此提出了“同時應對兩個半危機”戰略，即美軍能同時在中東和東北亞應對一場海灣戰爭式的局部戰爭，同時還能應對世界其他地區的小規模地區沖突。從數字上來看，“一個半”又變成了“兩個半”，再次顯示了美國的戰略野心重新膨脹。

　　隨后的美國三屆政府以及切尼、阿斯平、佩里、科恩和拉姆斯菲爾德等國防部長均繼承了“兩場戰爭”理論這一思想，只不過將它改為“同時進行兩場‘地區性戰爭’”的表述，而且在戰區的想定上也有所變化。這期間，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連續發動的兩場戰爭就是這一思想在后冷戰時期的體現。奧巴馬在執政初期也一度沿襲這一思路。

　　2012年1月，以結束“兩場戰爭”為政治口號的奧巴馬政府發布了名為《保持美國在全球的領導：21世紀國防的優先事項》的新版美國國防戰略評估指南。報告修正了“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思想，提出“1+戰略”(或稱“贏擾”戰略)，即要求美軍只需具備在一場大規模常規戰爭中作戰的能力，同時在另一場可能爆發的沖突中干擾、破壞乃至遏制潛在對手。

　　美國在阿富汗投入很大，但這場沒有盡頭的戰爭讓美國很糾結。

　　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

　　就在美國內“鷹派”大肆鼓吹“5場戰爭同時開打”之時，2月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向國會提交了總額為5850億美元的2016財年政府預算報告，其中國防部基礎預算為5340億美元，創下近年來的最高水平。

　　眾所周知，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的財政狀況每況愈下。在此背景下，2011年，美國民主與共和兩黨達成預算控制法案，啟動自動減赤程序，決定在10年內大幅削減國防預算。根據該法案，2016財年的國防基礎預算的上限是5000億美元。奧巴馬的這份預算報告實際上終結了自動減赤過程。對此，奧巴馬表示，在美國經濟確實復興、政府財政赤字在其任內降低約2/3的情況下，需要通過可使美國變成更加強大的聰明投資來替代盲目的緊縮，創造出更加繁榮與安全的美國。

　　作為一個崇尚軍事強權的國家，長久以來美國內“鷹派”就對奧巴馬削減美國軍事力量舉措頗為不滿。美“外交政策倡議”執行主任杰米·弗萊曾批評道：“總統制定戰略的關注點在于結束戰爭而不是贏得戰爭……在一個日益危險的世界上，這一戰略將令美國更加不安全，同時讓美國在過去60年中以其所希望的方式影響戰略格局的能力受到了削弱。”

　　隨著美國經濟逐漸走出陰影之際，美國內“鷹派”叫囂的底氣亦逐漸“足”了起來。就在此次預算報告醞釀出臺之前，美國外交政策研究計劃網站即在去年5月14日發表了一篇《三場戰爭學說》的文章，文章公然揚言“同時打三場戰爭：與俄羅斯，與中國以及與任何威脅美國利益的非國家角色”。對于美國“鷹派”愛發“狠話”，美國退役海軍少將杰雷米·泰勒就曾指出，關于美國可以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的說法，“可笑到了連我們的敵人都不相信的程度”。

　　當然，美國“鷹派”所代表的國會中的右翼勢力、重工業和軍火行業的財閥以及有明顯利益追求的軍事部門對此并不會覺得“可笑”。相反在這份6120億美元的“利益大餐”面前，說再“狠”的話也不為過。根據美國國防部2016財年預算概要顯示，預算將下一代武器系統與軍事裝備的殺傷效能、生存能力、可維護性等置于優先地位，并對美國國防戰略的關鍵領域提供強大支撐，包括：核威懾、空基系統、兵力投送、導彈防御、網絡防御及情報偵察與監視等。概要稱，過去一年全球所發生的地緣政治事件顯示，只有按照新的預算水平并將經費投入核心領域，才能滿足美國的國家安全需要。

　　看來，葫蘆里面賣的就是這味“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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