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吉迪恩 拉赫曼

　　目前有三場危機困擾著歐洲。其中兩場危機發生在歐盟(EU)邊上：好戰的俄羅斯和內亂的中東。第三個危機情況正在歐盟內部上演——政治、經濟和外交緊張與日俱增。

　　在過去一個月里，歐洲面臨的這三場危機均有所加劇。襲擊巴黎的恐怖分子，加深了人們對中東暴力和宗教緊張產生溢出效應的擔憂。俄羅斯支持的分裂勢力在烏克蘭再度發起進攻。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在希臘大選中獲勝意味著，極左政黨在一個歐盟國家贏得選舉——自歐元區危機爆發以來，這還是頭一回。

　　俄羅斯、中東以及歐元區危機的根源差異很大。但是，隨著形勢惡化，它們開始相互助燃。

　　歐盟大部分國家出現經濟低迷，促進了右翼和左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民粹主義者賴以壯大的不安全感，受到中東沖突溢出效應(無論是恐怖主義還是大規模非法移民)的進一步推動。在希臘和意大利等國，來自(或經由)中東地區的移民大量涌入，強化了社會危機氛圍，使得移民問題幾乎與緊縮政策一樣備受爭議。

　　與此同時，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干預，給歐盟帶來冷戰結束后最嚴峻的外交政策挑戰。若處置不當，可能會導致軍事沖突。在德國的推動下，歐盟迄今成功地團結起來，對俄羅斯實施了一套合理嚴厲的制裁方案。但是，歐洲內部政治極端主義的崛起，對歐盟在俄羅斯問題上的團結構成威脅——使克林姆林宮更有可能壯膽，也使危機更有可能升級。

　　對弗拉基米爾 普京(Vladimir Putin)領導的俄羅斯抱有好感，似乎是希臘、德國和法國等國極右翼和極左翼的共同情結。極右翼欣賞普京的社會保守主義、他對民族國家的注重、他的威權主義以及他對美國和歐盟的敵意。極左翼似乎保留著對莫斯科的傳統親切感。

　　俄羅斯完全有理由煽動歐盟內部的政治極端主義。如果歐盟的團結瓦解，有助于孤立俄羅斯的制裁機制也將開始解體。普京已經與法國的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和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加強了聯系。希臘新總理亞歷克西斯 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會見的首位外賓便是俄羅斯大使。希臘隨即表明反對歐盟對俄羅斯出臺進一步制裁措施。

　　對于歐洲領頭的政治人物、德國總理安格拉 默克爾(Angela Merkel)而言，麻煩正接踵而至。她面臨的國內壓力要求她對希臘采取強硬態度，但國際間的壓力要求她達成某種交易。希臘與俄羅斯之間的曖昧關系，給歐元區危機添加了一個地緣政治維度，可能會促使美國施壓德國，要求讓希臘留在歐盟大家庭內。(歷史學家也許會回想起1947年為遏制蘇聯而推出的“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當時華盛頓努力確保希臘不落入莫斯科方面的軌道。)

　　烏克蘭沖突加劇給德國總理帶來又一波嚴峻的選擇。在美國，在歐盟一些地方，向烏克蘭方面提供軍火的呼聲日益高漲。但是俄羅斯對此類決定的后果發出嚴重警告，很可能讓和平主義的德國民眾震驚。呼吁強硬對待希臘、溫和對待俄羅斯的德國右翼政黨，還與德國多座城市爆發的“反伊斯蘭化”游行有牽連。

　　默克爾領導的政府在國內至少具備經濟狀況相當有利的優勢。失業率維持低位，德國能以極低利率借款。相比之下，歐盟其它大國充滿強烈的社會和經濟危機感。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國的失業率盤踞在兩位數高位，完全可能出現針對經濟緊縮政策和歐盟的希臘式反抗。

　　令人擔憂的是，歐洲的三場危機似乎沒有好轉跡象。在中東，敘利亞和利比亞正處于瀕臨崩潰的狀態，也門和伊拉克的形勢也十分黑暗。俄羅斯的行為正變得更具威脅性，而沒有放緩的意思。盡管樂觀主義者仍然認為，希臘和歐盟難免會達成債務協議，但早期跡象不容樂觀——對抗的烏云正在聚集。

　　這一切看上去都可能導致歐洲的政治版圖進一步破裂。有人將現在的格局與20世紀30年代進行粗略類比：當時經濟蕭條，加上不穩定的國際政治環境，導致政治極端主義興起，最終引發戰爭。

　　幸運的是，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個時期的類比似乎仍然牽強。那時的歐洲尚未從一戰的大規模殺戮恢復元氣，而且歐洲各國缺少福利體系——這意味著持續低迷很快轉化為大規模貧困。

　　現代歐洲擁有經濟和政治上的韌性，也擁有財富基礎，這些都是20世紀30年代根本不存在的。不過在我的記憶中，目前的歐洲大陸，正處在自我成年以來最不穩定，且最難以預料的氛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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