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廖鴻飛

　　假如伊斯蘭教徒感到他們受到一份諷刺周刊報紙那愚蠢的諷刺畫所威脅的話，他們的信仰是多么脆弱啊!——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如是說。

　　現在，當我們都處于《查理周刊》辦公室的瘋狂殺戮之后的震驚狀態之中的時候，是時候該鼓起勇氣去進行思考一下了。當然，我們應該毫無疑問地譴責這種殺戮是對我們自由的攻擊，毫不含糊地譴責他們(雖然《查理周刊》的風格對穆斯林們極盡挑釁和羞辱)。但是這種普遍一致的同情是不夠的，我們應該思考得更遠。

　　這種的思考跟廉價的罪惡相對化觀點(這是一種咒語：“我們在西方也在第三世界干過屠殺這樣的事情，以什么身份去譴責實施這場慘烈殺戮的行兇者?”)沒啥相干之處。這種思考更是與很多西方自由左派對恐伊斯蘭癥(Islamophobia) 的負疚感的病態恐懼沒多少關系。因為對于這些虛偽的左派來說，任何對伊斯蘭教的批評都被譴責為一種西方的恐伊斯蘭癥;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就被譴責是毫無理由地挑釁伊斯蘭教，因此(至少部分地)對那個判處他死刑的裁決負有責任，諸如此類。這種立場的后果會是這樣：西方自由左派越是陷入他們的負疚感之中，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分子就越是譴責他們偽善，認為他們試圖去掩飾他們對伊斯蘭教的憎恨。這種格局(constellation)完美地產生了超我(superego)的悖論：你越是努力去執行大他者(the Other)的要求，你就越是覺得負疚。這看上去就像是：你越是容忍伊斯蘭教，你就越是感覺到有壓力……

　　這就是為何我認為西蒙·約金斯(Simon Jenkin’s)(在1月7日《衛報》上發表)的呼吁是遠遠不夠的，他認為我們的任務是：“不要去過度地作出反應，不要去將這種影響過度地公開談論。應該將每一個事件看作是一個即將會過去的可怕事件”。對《查理周刊》對襲擊不僅僅是一個“即將會過去的可怕事件”。它有著明確的宗教和政治指向，它必然是一個更大的宗教和政治未來格局的一部分。當然，如果這種反應是屈從于一種盲目的恐伊斯蘭癥的話，我們確實不應該過激地作出反應，但是我們應該毫不留情地分析這個格局。

　　與將恐怖分子妖魔化成英雄式的自殺般的狂熱相比，我們更需要的是揭露這種邪惡的神話。在很久之前，尼采就將西方文明的發展方向看作是走向末人(the Last Man)這種沒有激情或允諾的可悲的受造物。末人不能去夢想，他厭倦生命，他不能去冒險，只能尋求舒適和安全，他們對彼此容忍：“此刻或彼刻的一點毒藥：可以制造一個愉快的夢。而這種毒藥，最終可以導向一個愉快的死亡。他們擁有白天的這點快樂，和夜晚的這點快樂，但他們最終是為了死亡。’我們發現了幸福’——末人眨著眼說。”

　　這一寓言有效地展示了規模宏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原教旨主義者對其反應之間的分裂，變得越來越走向這樣一種對立：即引領那充滿了物質和文化財富的滿足的生命與將生命獻給某種超驗原因(transcendent Cause)之間的對立。這種對立不就是尼采稱之為“消極的”虛無主義與“積極的”虛無主義之間的對立嗎?身處西方的我們，就是尼采所說的末人，當我們沉浸在愚蠢的日常歡樂之中，穆斯林激進分子卻勇于為一切而冒險，甚至參與到能導致他們自毀的斗爭中去。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詩歌《基督重臨》(Second Coming)貌似完美地呈現了我們當代的困境：“當極惡者激情高漲，至善者也就信心盡失”。這句話非常好地描述了當前缺乏血性的自由主義者與滿懷激情的原教旨主義者之間的分野。當“極惡者”致力于種族主義、宗教和性別的盲目信仰之時，“至善者”卻一籌莫展。

　　然而，原教旨主義恐怖分子真的符合這一描述嗎?他們所缺乏的特征，是非常容易在所有真正的原教旨主義者(從藏傳佛教僧侶(Tibetan Buddhists)到美國的阿米什宗派(Amish))之間辨認出來的東西：真正的原教旨主義者缺少怨恨和妒嫉，對不信教者的生活方式的深切漠視。如果今天所謂的原教旨主義者真的相信他們找到了步向真理的道路，那么為何他們還會感受到來自不信教者的威脅，為何他們還嫉妒這些不信教者?當一個藏傳佛教僧侶遇到一個西方享樂主義者的時候，他是不大可能進行譴責的。他只是善意地提醒享樂主義者對幸福的追求是一種自我欺騙。相比真正的原教旨主義者，恐怖主義的原教旨主義者總是深深地受到困擾的、受到迷惑的、和對不信教者的罪惡的生活著迷的。他們感到，與罪惡的他者作戰，正如與自己的誘惑作戰。

　　在這里，葉芝的診斷掉進了一個當代的困境：恐怖分子的激情強度見證了真正的信心的缺席。

　　假如伊斯蘭教徒感到他們受到一份諷刺周刊報紙那愚蠢的諷刺畫所威脅的話，他們的信仰是多么脆弱啊!原教旨主義的恐怖主義并非根植于恐怖主義者對他們自身優越性的信服，和他們勇于保護他們文化宗教身份免受全球消費主義文化的侵蝕的欲望的基礎之上。原教旨主義者的問題，不是所謂他們比我們低劣的問題，而是他們暗地里認為自身比我們低劣。這就是為何我們屈尊的政治正確，我們自感并不比他們更加尊貴，反而會使他們更加憤怒和怨恨的原因。這個問題，不是文化差異(他們努力去保護他們的身份認同)的問題，而是一個相反的事實：原教旨主義者已然跟我們一樣，他們內化了我們的標準，并以此來衡量自身。具有悖論的是，原教旨主義者真正缺乏的正是一些關于他們自身優越性的真正的“種族主義的”證詞。

　　穆斯林原教旨主義的最近變遷確證了瓦爾特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早期洞見，他認為“每一個法西斯主義的崛起都見證了革命的失敗”：法西斯主義的崛起正是左派的失敗，但是同時也證明了這里還有革命的潛能，還有不滿，但是左派卻對此無能為力。這對于今天所謂的“伊斯蘭 -法西斯主義”也是如此吧?難道激進伊斯蘭教派的崛起，不正是與伊斯蘭國家世俗左派的消失有關嗎?回顧2009年春天，塔利班占領了巴基斯坦的斯瓦特(Swat)山谷，《紐約時報》報道說他們發動了“一場在少數富裕地主與無地的雇農之間的階級暴動”。然而，假如“利用”農民的困境，塔利班“敲響了很大程度上仍處于封建時代的巴基斯坦的警鐘”，那么是什么妨礙了巴基斯坦的自由民主派和美國去“利用”這一困境和幫助無地的雇農呢?這一事實的悲哀之處正是這個事實：巴基斯坦的封建力量正是自由民主派的“天然聯盟者”……

　　那么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自由、平等這些東西呢?具有悖論性的是，自由主義自身并不能足夠強大地對抗原教旨主義者的攻擊。原教旨主義是對自由主義的真正缺點的反動—它當然是虛假的、神化的、反動的—這就是為何它總是一次次地由自由主義所引發。即便沒有它，自由主義也會慢慢地自身難保，唯一能夠拯救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的東西就是一個嶄新的左派。為了讓這一關鍵的遺產得以延續下去，自由主義需要來自激進左派兄弟般的扶助。這是唯一能夠擊敗原教旨主義，將其連根拔起的東西。

　　思考回應巴黎的殺戮事件，意味著拋棄普遍自由那沾沾自喜的自我滿足，去接受自由的普遍性與原教旨主義之間的沖突作為一種終極的虛假沖突，這是彼此相互觸發和互為前提的兩個極端之間的惡性循環。麥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經說過法西斯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這個問題：那些不想對資本主義提出批判的人，最好對法西斯主義也保持緘默。這句話也應該應用到今天的原教旨主義上面來：那些不想對自由民主提出批判的人，最好對宗教原教旨主義也保持緘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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