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1日,一場反對恐怖主義、捍衛西方祖宗成法的百萬人大游行在巴黎舉行,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英國首相卡梅倫、意大利總理倫齊、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土耳其總理達武特奧盧在內的40多國政要參加,標志著1月7日恐怖分子襲擊《查理周刊》后巴黎群眾掀起的“Je suis Charlie”(我是查理)運動達到高潮。
然而,高潮過后,我們還是要思考,這場百萬人的大游行,究竟會給法國留下什么。與諸多歐洲的評論者不同,我們認為,這場游行,恰恰會成為法國政府進一步集權的一個前奏。
巴黎百萬人大游行,將帶給法國什么?
這一觀點或許有點天馬行空。讓我們從此切入:大規模的群眾游行直接目的是為了展示團結和力量,但這種展示,始終有一個“給誰看”的問題,給誰看了最有用,才會留下持久的遺產。
中國人比較習慣于在敵我分明的情況下,弱者對強者的游行示威,比如革命年代工人和學生組織的對反動政府的示威,共和國前三十年經常有的聲援其他國家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運動的示威,最近的也有抗議美國炸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的游行,以及2005年的反日游行(盡管此時中國的經濟體量已經接近日本)。這種游行不僅能團結群眾,還能給政治上的敵人傳遞明確的信號。
巴黎的大游行直接針對的敵人是“恐怖主義”,或者更具體一點,“伊斯蘭恐怖主義”。但這實際上是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敵人。在古典的戰爭中,敵我在空間上形成對峙,敵友關系從視覺上都是清晰的。然而進入恐怖主義時代之后,敵友在空間上很難區分,潛在的敵人都是混在守法公民當中,甚至有一些守法公民可能就莫名其妙地變成了敵人。而站在主流社會對立面的敵人, 從物理的力量上講絕對是弱者,它只能通過制造心理的恐慌,使得自己變得更加強大一些。
如果這場游行是給已經致力于極端主義事業的恐怖分子看,那基本就是失敗的。對那些已經加入極端主義事業的人來說,前幾天對《查理周刊》的襲擊簡直是個勵志故事,恐怖分子死了三個人,但殺死了17 個人, 牽制了將近9萬軍警(這里不得不說,巴黎軍警的戰斗力實在不怎么樣),給西方世界制造了極大的恐慌。大游行可以在空間上展示主流社會的物理力量,然而對于躲在暗處的攻擊者來說,這種展示不可能有多少威懾力。
這場游行也可能是主流社會對疏離的穆斯林社區進行的一種價值觀教育,通過號召穆斯林加入悼念,重申西方世界的祖宗成法,形成一種跨族群、跨宗教的團結。然而這一目的恐怕也很難順利達到。因為“Je suis Charlie”運動在高揚言論自由的同時,將《查理周刊》當成了言論自由的“烈士”,它的那些粗俗和充滿惡意的漫畫,一下子變得神圣和偉大。《查理周刊》的言論固然沒有突破法國法律的底線,然而,它在道德上卻不是沒有問題。尤其是對于虔誠的穆斯林來說,不管怎樣被主流社會加冕為言論自由烈士,《查理周刊》仍然是令人討厭的,是社會和諧的“負能量”。但這場游行大大壓縮了批評的空間。
《查理周刊》是“68風暴”的產兒,它的主要經營者堅持著那場運動所孕育出的蔑視一切權威的精神,無差別地嘲諷極端右翼分子、天主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不同勢力,而且特別“關照”伊斯蘭教。2011年11月,為了慶祝伊斯蘭復興黨在突尼斯贏得大選,該周刊大版面刊登穆罕默德的漫畫,并稱先知曾親自參與編輯,此舉惹得法國穆斯林團體憤慨不已,次日辦公室慘遭燃燒彈襲擊;2012年9月,雜志封面的設計是一個東正教神父推著坐輪椅的阿拉伯人,并在一期雜志中連載多幅影射伊斯蘭教先知的漫畫,由此引發了巴黎的大規模抗議。此次遇襲前,雜志所發的最后一條推特就是嘲諷伊斯蘭國首領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
用中國流行的網絡語言來說,這就是“任性”。
是不是西方每個社會都可以像《查理周刊》那樣任性?至少美國不是這樣。《紐約時報》作者大衛·布魯克斯撰文《我不是查理》指出,20年以來,如果有人要在美國任何一個校園出版此類諷刺報紙,絕對撐不過30秒:“學生和教師群體會指責他們發表仇恨言論,管理機構則會削減資金然后勒令關門。”如果有人邀請以批評伊斯蘭教著稱的女權主義者阿亞安•希爾西•阿里到學校演講,也會有許多人抗議。巴黎襲擊之后,美國有不少報刊并沒有刊載《查理周刊》的漫畫以示支持,反而刪除了他們之前在網站上轉載的內容。美國人知道,即便法律保護“任性”,人也不能隨隨便便“任性”,在一個充滿差異的社會里,說話需要考慮別人的感受。
從《查理周刊》之前曾引發巴黎穆斯林群眾抗議來看,《查理周刊》惹惱的絕不僅僅是極少數極端主義者。經營者當然可以聳聳肩,稱這是穆斯林的問題,他們太沒有幽默感了。但問題就是,這種被人嘲諷了聳聳肩就算了的法式幽默感,本來就是特定歷史經歷的產物。沒有從啟蒙運動對宗教權威的反思到“68風暴”對于各種權威的無差別攻擊,我們難以想象這種大尺度的法式幽默感的形成。
相對于形塑法國主流社會的這個歷史過程來說,穆斯林是他者,對這一切都是陌生的。伊斯蘭教不僅是信仰,而且是一種社會生活方式,伊斯蘭教法管轄著生活的方方面面。自從近代以來,西方社會實現了社會各領域的分離,在不同的領域中可以遵循不同的規則。但對伊斯蘭教來說卻非如此,教法仍然是一種具有統攝性的力量。這種生活方式,本來就和“法式幽默感”在兩條不同的軌道上。
而席卷全球的瓦哈比主義運動,對法國穆斯林社區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更導致了伊斯蘭教法——當然,實際上只是某種版本的教法——在信眾生活中作用的增強。瓦哈比主義的傳播,有土豪金主(沙特、卡塔爾等)的支持,有沙特等國在各地捐建的清真寺作為“干部培訓基地”,有當代的“英雄楷模”(如與敘利亞政府軍作戰的瓦哈比勢力),甚至有“實習基地”(伊拉克、敘利亞)。對于在郊區掙扎著生活的穆斯林社區來說,瓦哈比主義提供了一種社會保護,因為它比其他教派更強調平等,甚至通過限制娛樂來拉平富人和窮人的生活。有法國社會學家研究表明,在巴黎郊區穆斯林社區,伊斯蘭教法的影響力正在增強,而法國民法的影響力日漸衰微。
通婚之類常見的族群融合手段,在這里也很難管用。因為穆斯林通常“只進不出”,與之結婚者通常也要改信伊斯蘭教,結果是進一步擴大了穆斯林群體。而從人口來說,穆斯林已經占到法國總人口的10%,而且生育率遠高于主流社會。有專家根據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 只要40年左右,穆斯林人口就可以成為法國多數。除非伊斯蘭教內部發生宗教改革,有誰相信,時間是站在“法式幽默感”一邊呢?
這當然不是說,言論自由作為一個原則會消亡。但是,法國政府維護“法式幽默感”的社會成本,變得越來越大。兩位美國學者桑斯坦、霍姆斯在《權利的成本:為什么自由依賴于稅》一書中指出,維護言論自由權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樣,只要政府不去打壓言論就行了。言論自由權是是有社會成本的,而這個成本就是政府為了防止不同個體和群體因為出言不遜而發生沖突的維穩成本,最終是要從公民所繳納的稅款中進行開支。盡管“Je suis Charlie”運動高調維護“法式幽默感”,法國政府是否負擔得起,會是個問題。排外的法國右翼極有可能利用這次襲擊事件,推動法國政治右轉,深藏在法國和整個歐洲的社會矛盾和宗教矛盾將會被再一次激化。更棘手的是,法國面臨高達10.2%的失業率、4.1%的預算赤字、超過600億歐元的貿易赤字以及高至國內生產總值94%的公共債務,宗教問題恰逢經濟低迷、高失業率期,民眾情緒更易受到煽動。穆斯林群體和法國右翼之間的對立已經形成,已經還將長期持續下去。雙方只要經常出幾個極端主義分子來刺激一下大家的神經,多少人建設“和諧社會”的努力就要付諸東流。
因此,即便是百萬人游行,也根本不可能“教育”穆斯林社區接受“法式幽默感”。這幾天出現了幾十起針對穆斯林社區的報復性攻擊,倒是會引起穆斯林社區更大的疑懼。
如果給極端主義分子看沒效果,給穆斯林社區看沒效果,百萬人游行到底是給誰看?恐怕也就是主流社會自己游行給自己看了。游行重申了主流社會的祖宗成法,尤其是言論自由原則。 但我們前面分析了,百萬人大游行拯救不了“法式幽默感”,盡管言論自由原則能夠長存,“法式幽默感”以后的實踐空間只會越來越小。所以在這方面,百萬人游行的意義又打了個折扣。
那么,百萬人游行的持久意義究竟在什么地方?這就是本文標題說的:進一步促進法國政府集權。法國承平日久,老百姓習慣了過一種很放松的生活,就連特種部隊都有點松松垮垮,而“法式幽默感”本身就是承平日久的一個結果。現在來了恐怖主義襲擊,驚醒了法國老百姓。百萬人游行是一次龐大的群眾反恐動員,以捍衛自由民主的名義,完成了對接下來的嚴厲反恐的正當化。
反恐必然需要政府更加集權,對這一點不應有任何幻想。因為極少數敵人就混在守法公民之中,而且你也不清楚這些守法公民中有誰會突然轉變成敵人。要在大海中找一根針,不能不把整個大海管起來。反恐一旦全面啟動,有人像承平之世那樣“任性”說話,其實就是拖反恐的后腿,政府必然會感到頭痛。至于公民的隱私權,更會遭到全面的腐蝕。美國911之后就是這樣一種情況,《愛國者法案》頒布之后,公民在聯邦政府之前幾無隱私可言。巴黎政治大學教授多米尼克·莫伊西憂心忡忡地警告,法國政府不能像911之后的美國那樣反應過度。這種警告是很有意義的。 民選政府有連任壓力,為了顯示自己干得很認真,在這種事情上用力過猛是很正常的。但我們希望法國政府汲取美國反恐教訓,在強力反恐同時,在建構和諧族群上多下功夫,能真正團結絕大多數,打擊一小撮。
《查理周刊》一舉成名,必將獲得更多資金支持。編輯部殘余人員宣布,下周還要繼續出刊,而且把印量從6萬份加大到100萬份。但法國政府也許很快就能發現,正是這個“言論自由標桿”,每天都在做拆臺的事情,讓政府建構和諧族群關系的大量努力全變成無用功。
一邊是任性的言說者,一邊是岌岌可危的族群關系。法國政府能撐多久?讓我們拭目以待。
(紀武、劉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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