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戰者”一詞往往讓人聯想到中東，可如今，它與歐洲的關系卻是如此的緊密，甚至有人講，歐洲已經成為“圣戰勞務”輸出大洲。其中緣由引人深思，發人深省。

　　最殘忍的人是“自己人”

　　自2011年初敘利亞內戰爆發后，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瑞典等歐洲國家陸續有穆斯林青年出境參與該國戰事，但人數相對較少，影響相對較小。今年6月底，“伊斯蘭國”領袖巴格達迪自稱 “哈里發”，宣布“建國”，并宣稱自身對于“整個穆斯林世界”(包括歷史上阿拉伯帝國曾統治地區)擁有權威地位后，情勢發生了急劇變化。此前，歐盟反恐協調員德凱爾肖夫估計，奔赴世界各地參加“圣戰”的歐洲人已逾2000，其中約500人加入在敘利亞的“基地”組織。僅僅三個月后，德凱爾肖夫難掩焦慮地表示，單是從歐洲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參加“伊斯蘭戰斗”的人數就已超3000，其中法、英、比三國分別達900、500和200多人，有的國家近八個月來出境“圣戰”的人數增幅高過70%。從人員結構看，除了年輕化趨勢愈加明顯外，女性比例也不斷增大：相當數量的歐洲女性被所謂“圣戰解放”概念吸引，自愿前往伊拉克、敘利亞參與“性圣戰”，僅法國就有上百人。

　　更令人擔憂的是，“伊斯蘭國”及其他極端組織也如法炮制西方前宗主國們“以夷制夷”之法，將大量歐洲籍“戰士”又遣送回家鄉制造恐怖或執行其他破壞、宣傳等任務，其中比利時籍赴敘“圣戰者”回國率高達九成。5月24日，在布魯塞爾猶太博物館槍殺四人的法國男子奈穆什成為“將恐怖襲擊帶回家的第一人”，此后恐襲、綁架及斬殺人質等一批已遂或未遂事件接踵而來。英、法、德等多國領導人遭到本國“圣戰者”的死亡威脅。10月22日，加拿大國會大樓遭“伊斯蘭國”恐怖分子闖入，逼得哈珀總理一度躲入壁櫥，也讓高調打擊“伊斯蘭國”的歐洲驚出一身冷汗――近來僅比利時就已發現數起針對歐盟總部等要地的恐襲陰謀，今后歐洲“維穩”壓力無疑將進一步升高。歐洲理事會主席范龍佩強調：“打擊‘伊斯蘭國’也須涵蓋歐洲各國。”歐盟國家從政府到媒體再到普通民眾則一片驚呼：我們從未在一個如此近距離、如此易接觸的環境下，面對如此大規模的“圣戰”組織。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這些最殘忍的人恰恰是“自己人”。

　　目前，歐洲各國紛紛繃緊神經，以備不虞。英國提控至少50名從敘歸來的公民，并準備進一步制止在國外參與恐怖活動的純英國公民短期內返國，對持雙重國籍者則剝奪其英國國籍。法國早已將反恐級別提升至僅次于最高級的“紅色加強”，日前又決定進一步強化反恐措施，動員“所有的保安和武裝力量”保衛法國，包括賦予警方更大權力，如無須事先申請庭令，就可制止公民出國“圣戰”。德國宣布禁止“伊斯蘭國”組織在德一切活動，并高調審判一名潛回境內后被捕的德籍“伊斯蘭國”恐怖分子。西班牙、荷蘭、丹麥等八國聯名提議歐盟盡快修改邊防管制條例、加強邊境管制規定，以阻止在敘、伊參戰的歐洲公民回國。歐盟本屆輪值主席國意大利則呼吁各國加強針對“伊斯蘭國”的情報合作。

　　“自己人”，怎么會成了最殘忍的人?

　　歷史上：“東方”與“西方”的沖突

　　眾所周知，歐洲文明主要源頭之一是古希臘―古羅馬文明，而今天歐洲各國的穆斯林主要來自兩次世界大戰后的移民及其后裔。盡管已歷數代，但其仍自視及被視為“客居者”，與歐洲“土著”民族不僅沒有“天然親近感”，還傳承下來歷史疤痕。缺乏“傳統友誼”也使得當代穆斯林融入工程存在“先天不足”。

　　首先是宗教沖突。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有著諸多差異甚至是根本分歧。比如，到13世紀左右，基督教已培養出一批邏輯論證和口頭辯論能力俱佳的方濟各會修士。他們在與穆斯林的辯論中發現，穆斯林既不進行任何反駁，又拒絕皈依基督教，這令修士們異常沮喪，遂認為包括穆斯林在內的“東方他者”對歐洲基督徒的理性思維不感興趣、無動于衷，是“冷漠的、不適合理性論爭的非理性人群”;對待他們就應使用強權和暴力，強迫其接受基督教，安靜地聆聽布道。如此，兩教之間的意識形態鴻溝日益加寬加深，以至于英國詩人吉卜林感慨：“西方是西方，東方是東方，它們永遠不能共敘一堂。”

　　談不攏的結果自然是打。縱觀歐洲、西亞北非及東南亞歷史，穆斯林與基督徒兩類政權之間的沖突無疑是一條永恒的主線。在近代以前，占據上風的大多是穆斯林。632年阿拉伯帝國崛起后，不遺余力地擴張，作為近鄰的歐洲不可避免地成為其垂涎之物。盡管阿拉伯人三次在東歐大舉進攻拜占庭帝國未果，但在西線，阿拉伯人將拜占庭的勢力完全趕出北非，拿下從突尼斯到摩洛哥的廣袤土地，并跨越直布羅陀海峽進入歐洲西部征服了伊比利亞半島，甚至攻入今天的法國境內。穆斯林在伊比利亞的統治維持了數個世紀之久，直到1492年才被完全逐出歐洲。11～13世紀，基督教世界趁阿拉伯人內亂紛爭之時發動反攻，接連八次發動十字軍東征，陸續占領近東、中東部分區域。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隨即興起并滅亡拜占庭帝國，在15～19世紀再成歐洲人的夢魘，攻取東南歐大片土地，兩度兵臨維也納城下;同時封鎖絲路貿易，迫使歐洲人踏上尋找新航線之路。“文明沖突論”的始作俑者亨廷頓就曾談及，伊斯蘭文明是惟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過威脅的文明。

　　但近代以來，隨著歐洲工業文明崛起并成為全球霸主，雙方力量對比迅速倒向歐洲。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荷蘭、法國等殖民列強挨個拿著地球儀圈地，成為大批穆斯林國家的宗主國，甚至迫使當地民眾改信耶穌，給伊斯蘭諸民族帶來不可磨滅的痛苦記憶。列強還不顧中東原本的民族、宗教等文化傳統，人為劃分行政區域，給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等諸多穆斯林國家埋下一干地緣政治地雷，之后果然一一被踩爆。兩次世界大戰后，民族解放運動浪潮風起云涌，伊斯蘭世界紛紛獨立建國，但不久又在中東戰爭中屢敗于西方支持的以色列，至今仍未擺脫歐風美雨的籠罩，并一次次在地緣政治中被調動、被平衡。

　　現實中：異夢的“同床者”

　　經歷兩次世界大戰重創的歐洲滿目瘡痍，卻無人力和財力重建。馬歇爾計劃解決了后一道難題，前者如之奈何?須知，僅是遭戰爭破壞相對較輕的英國，每年即有14萬勞動力缺口，更遑論淪為主戰場的歐陸國家。

　　火燒眉毛之際，英國、法國、西德、荷蘭、比利時等歐洲國家想到了受其“教誨”頗深的鄰居伊斯蘭世界，遂仿效二戰期間美國為解決勞工短缺問題而通過短期合同工項目大規模引入墨西哥勞工的先例，陸續分批次啟動“客工計劃”，招募和鼓勵殖民地、前殖民地及中東歐、南歐窮國民眾參與歐洲重建。中東、非洲和東南亞等地穆斯林在此期間蜂擁進入西歐，尤以土耳其、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等歐洲近鄰為多。跋山涉水而來的他們主要在低端制造業(如紡織、磨坊)、建筑、采礦、重工業、汽車工業及服務業(如酒店、餐飲)等領域從事一些低技術、繁重乃至骯臟、危險的工種，為歐洲迅速從廢墟中爬起貢獻卓著。但歐洲國家普遍僅把客工看成“臨時工”而非“合作伙伴”，希望他們工程一畢就“拿錢走人”，因此不僅不在居留、教育、就業、政治等方面予以傾斜，還在工作和生活方面設下輪崗、指定活動范圍等諸多限制。然而，隨著歐洲經濟快速恢復以及移民們逐步在所進入行業中站穩腳跟，歐洲對于穆斯林移民的依賴性只增不減，直到20世紀70年代歐洲各國才在西德的帶動下，借石油危機背景相繼終止了該計劃。但歐洲各國穆斯林移民數量已在這30年中從“一兩百”、“上千”膨脹至“近萬”、“數十萬”甚至更多。僅在1960～1973年間，穆斯林占相當比例的客工在歐洲勞動力市場比重從3%翻番至6%，其中英、法成為最受客工青睞的歐洲國家，德亦有300萬之多(近半為土耳其人)。而且，客工計劃的終止反而刺激穆斯林千方百計留在歐洲，并將家眷一并招來，進一步加速穆斯林移民腳步。如今歐洲國家穆斯林總數估計已超2500萬，其中法、德、英分別以約550萬、400萬和200萬穆斯林人口位列三甲。除了穆斯林人口占絕對多數的阿爾巴尼亞，伊斯蘭教幾乎已是所有歐洲國家的第二大宗教。然而，穆斯林與基督徒之間的融合幾十年如一日地舉步維艱，甚至屢屢出現“一個饅頭引發的血案”。

　　歐洲各界亟需反思。與美國不同，歐洲并非移民國家，而是高度看重本土文化，故而在傳統上對外來族群較為敏感，對于結下歷史恩怨情仇的穆斯林更是如此。所以，當社區、學校出現穆斯林時，歐洲民眾紛紛“敬而遠之”，舉家遷移或是讓孩子轉學，從而關上了這些移民最自然、最便捷的融入之門，在今天穆斯林社區與歐洲白人社區涇渭分明乃至造就大量“城中城”、“平行社區”的問題上難辭其咎。歐洲輿論也繼承了當年修士們的“光榮傳統”，不時借題發揮，如“調侃”伊斯蘭教先知、強調普通案件罪犯的穆斯林身份等，多次引爆族群之間的大規模論戰，甚至令反歐情緒外溢回伊斯蘭世界。2012年9月法國《查理周刊》刊登諷刺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引發的抗議浪潮，迫使法政府臨時關閉了駐20多個伊斯蘭國家的使領館。

　　歐洲國家政府也并未找到解決龐大穆斯林移民癥結的最佳方式。隨著客工計劃的推進，各國移民政策分化日趨明顯，大體以德國的“客籍工人”、英國的“多元文化”和法國的“共和國原則”為三大代表，其“療效”顯著而又多有“副作用”。德意志民族的“血統”觀念深入骨髓，其模式顧名思義，延續了客工計劃的基本套路，仍視穆斯林移民為“客居者”。西德及統一后的德國當局長期刻意忽視該國存在移民的事實，避免在官方口徑中使用“移民”字眼，還出臺并多次修訂《外國人法》等若干法律法規，嚴加約束以穆斯林為主的非歐盟裔族群。在入籍問題上，德國法律寧愿授予數代與德毫無瓜葛、不懂德語的“日耳曼后裔”德國公民身份，也不讓已在德生活數代的穆斯林移民入籍。甚至，德不但不予穆斯林后裔與“土著”青年同等的教育機會，還有意推動雙方保持語言和文化隔閡，斷絕穆斯林融入之路。德拒不承認伊斯蘭教的宗教地位，以逃避為穆斯林青年在各級學校開展伊斯蘭教育的法律義務，嚴重挫傷了穆斯林學生到德語學校就讀的熱情和積極性。德甚至鼓勵土耳其等移民母國政府負責管理在德移民教育事務，使穆斯林移民后裔完全接受伊斯蘭國家教育。從波恩到柏林的歷任領導人一再重申，德“不應且將來也不會成為移民國家”。直到世紀之交，施羅德總理認為“只堵不疏”只會積聚而非解決問題，轉而著手進行放寬入籍條件、推動文化整合及完善宗教治理等改革，向“多元文化”理念靠攏。而其繼任者默克爾則進一步強調“融入”，認為“德過去對外來移民要求甚低”，宣布徹底放棄“多元文化社會”建設，要求移民“講德語、融入德國社會”。

　　英國文化一貫講究寬容與妥協，同時為在“去殖民化”后繼續保持對前殖民地影響，倫敦在戰后初期對穆斯林等少數族裔移入及家庭團聚較歐陸更開放，長期在歐保持第一大移民輸入國地位。后為控制移民涌入及努力緩和移民、本土各個族群之間的矛盾沖突與緊張關系，英一方面接連頒布《聯邦法》、《國籍法》、《移民法》等法律法規限制移民入境，另一方面對已在國內定居的移民予以包容和認同，逐步形成“外緊內松”的移民政策，并于1997年開始系統推行多元文化政策，陸續出臺一系列“平等法案”。英盡可能給予少數族裔保留自身民族特性與文化特點的空間，允其呆在自己的社區、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政府既不強加干預、又不主動關心，甚至常年不進行身份檢查;同時扶持英國穆斯林委員會，積極促進穆斯林群體主動與政府協商、對話。英還制定及完善反種族歧視法案，竭力保護少數族裔在住房、就業及社會福利等方面同等權利，保護社會文化多樣性。如此“井水不犯河水”的做法一度被視為吸納外來移民的典范。但這種放任自流并未讓“英國境內的穆斯林”轉變為“英國的穆斯林”，反而在廣大穆斯林心中，埋下“長期被忽視”乃至“受歧視”的怨恨。2011年，卡梅倫首相承認“多元文化”政策“已失敗”。

　　而素有“大一統”情結的法國，一面承認自己“過去與將來都長期是移民接收國”，一面又嚴格秉承“政教分離”原則，強調“身在法國者，皆為法國人”、“法國不歡迎穆斯林罩袍”，要求移民“來了就得像法國人”，為此堅決推進“同化”措施。法政府極力塑造“法國式伊斯蘭教”，推動穆斯林社團資金來源多樣化，削弱移民來源國影響力;同時建立受政府支配的全國性穆斯林理事會及25個地方分支，其代表通過選舉產生，以使政府思路和民主思維的影響能直達穆斯林。法還在歐洲帶頭限制伊斯蘭教在公共場所活動，如要求降低清真寺尖塔高度、減少信徒禱告次數、禁止佩戴頭巾。此外，法開設入籍文化認同考試，并一再敦促穆斯林“將共和國法律置于伊斯蘭教教法之上”，極力促進穆斯林淡化族群尤其是少數族裔觀念、強化公民意識。高層相對激進的方略助長了法國主流社會的種族主義情緒，眾多政府機關、輿論和民眾“很自然地”將本國多發的治安與犯罪問題同移民聚居的那些“難以管理的郊區”聯系起來，警方也常對移民進行各類“例行公事”的檢查，甚至大規模拘捕、遣返乃至屠殺。1961年法國警察對阿爾及利亞裔移民實施的“十月大屠殺”，標志著法種族主義情緒達到頂峰，至今法國社會仍未就這一問題深刻反省，極右勢力崛起之速度卻舉世側目。盡管2012年左派社會黨重掌政權后，在移民政策上有所放松，還欲賦予非歐盟國家移民一定的政治權利，但長期以來法在接納更多穆斯林移民的同時迸發出的更多問題，已使其“超越美國，成為伊斯蘭極端分子的頭號敵人”。2013年，法遭受的恐襲數量占歐盟的41.4%。

　　此外，冷戰后，歐洲在對外政策上尋求擴張，意欲重振國際影響力。特別是9.11事件后，歐洲國家在收緊移民政策的同時，對周邊尤其是西亞北非的穆斯林國家不斷進行政治、經濟甚至軍事干預，僅大規模軍事行動就包括參與海灣、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馬里等戰爭，現又高調加入打擊“伊斯蘭國”行動，一次次觸動了歐洲穆斯林的敏感神經，讓其質疑歐洲仍把自己的祖國當殖民地。

　　然而，一個巴掌拍不響，穆斯林群體在融入方面主動性和妥協性也不足。歐洲社會的世俗模式與推崇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傳統大相徑庭。第一代穆斯林移民的伊斯蘭屬性根深蒂固，而到歐洲后的陌生感與自卑感又促其抱團取暖，以至“人已在歐洲，圈子依然伊斯蘭”。即便有穆斯林與當地人通婚，通常也按照本族群習俗，要求對方改信伊斯蘭。因此，穆斯林圈子的擴大往往只意味著穆斯林群體的擴大，而不是與當地主流社會的融合。另外由于缺乏民主觀念，移民們的權利意識也較歐洲白人淡薄，不大會主動向所在國政府要政策、提要求，產生糾紛后也難以靈活運用法律維權。總之，老一輩穆斯林移民認為“我們”是“我們”、“他們”是“他們”，對待歐洲主流社會總體采取“非抵抗不融入”立場。

　　穆斯林移民中“移二代”、“移三代”等后裔的情況則要糾結得多。他們從小成長于最直接、最具象的“文明沖突”前沿，始終對“自我認同”感到迷惑與彷徨：公立學校和主流社會對其施加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等西方現代觀念影響;在家則被灌輸伊斯蘭傳統文化，特別是在其父輩、祖輩們眼中，現代西方文明“充斥著享樂主義，道德墮落且極具腐蝕性”，因而極力要求子女恪守伊斯蘭傳統教義和習俗，以對抗歐洲社會思潮和生活方式的侵蝕，甚至不惜將他們送回母國接受教育和熏陶。但“新生代”穆斯林移民們無不較其父母更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和親人常年“蝸居”在城市邊緣地帶，生活也缺乏基本保障;穆斯林受教育、求職等方面仍被與本土白人區別對待。特別是歐債危機持續多年，歐洲失業率特別是25歲以下年輕人失業率高企，部分重債國半數25歲以下年輕人一職難求。而穆斯林民眾的就業率更遠遜于平均值，生活倍加艱難。豐滿理想與骨感現實的落差大大助燃其心中對于身邊社會的失望、不滿甚至憤恨等深度負面情緒，雖然大多數人最終選擇從伊斯蘭教內部尋找慰藉，但又很難深入理解伊斯蘭教真諦，加之青春期叛逆心重，他們極易受到伊斯蘭極端思想和極端組織蠱惑和引誘，進而使一批新生代移民的價值觀染上了明顯的極端色彩，也使得近年歐洲“圣戰”分子平均年齡一再拉低。很多穆斯林青年甚至不相信“伊斯蘭國”這個恐怖組織的存在，認為這不過又是“西方抹黑伊斯蘭教的陰謀”。更可怕的是，他們可能因一時的“不管不顧”，造成難以挽回的重大損失。除了出境“圣戰”，部分極端分子還在家門口制造馬德里火車爆炸案、倫敦地鐵爆炸案及法國梅拉赫連環殺人案等一系列重大恐襲。

　　這些事件也反過來進一步加深了歐洲上下對整個穆斯林群體的誤解。歐洲排外極右翼勢力則趁機撈取政治資本、擴大影響，甚至釀成2011年挪威布雷維克案等所謂“復仇”悲劇。今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浪潮更席卷全歐：在英國、法國，極右政黨得票率一舉秒殺所有傳統政黨;在丹麥、希臘、德國、意大利、奧地利、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等國，極右政黨支持率悉數打破歷史紀錄，且不乏得票率超過20%者，被法總理瓦爾斯指為“歐洲政壇地震”。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和“他們”在空間上越來越近，但在心靈上卻漸行漸遠。縱使是那些成功融入歐洲主流社會乃至上流社會的穆斯林移民及其后裔――如大名鼎鼎的法國足壇巨擘齊達內、本澤馬，在代表國家隊出戰時從不唱《馬賽曲》。

　　前路漫漫：標可治，本難除

　　有人說，歐洲穆斯林問題的特點是：癥結眾所周知，藥方鮮有人知。如前所述，筆者以為，歐洲穆斯林問題的三個重要癥結是：雙方的歷史積怨、移民的心理落差和身份認同，但“標可治，本難除”。鑒此，解決歐洲籍“圣戰者”問題也絕非一朝一夕、一勞永逸之事。消除這兩大文明歷史積怨的一個有效方法是加深相互了解，包括在歐洲各類學校中增加關于穆斯林等少數族裔文化的教學內容;對于減小移民的心理落差，歐盟及各成員國或可通過加大經濟扶持、政策傾斜和社會扶助等方式加以改善;至于促進“歐洲人”的身份認同，則須保持“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長久心態，多方面適時、適當、穩步推進。

　　可以明確的是，不論是歐洲文明還是伊斯蘭文明，都是人類文明的瑰寶，也都具有人類文明追求平等、多彩、包容的共性。歐洲先哲雨果曾言：“親善產生幸福，文明帶來和諧。”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則說：“愛人如愛己，才是真信士。”近年歐洲國家移民政策相互借鑒、共促轉型的特點愈加顯現，歐洲伊斯蘭主流群體也極力與極端派別劃清界限、彰顯伊斯蘭教和平屬性。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兩大文明和諧相處、水乳交融的夸姣畫面，也是歐洲與伊斯蘭雙方民眾的共同憧憬。

　　(作者單位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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