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拉赫“后歐洲”史觀揭示歐洲秘密

　　解構西方文化霸權 重拾自我反思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沃勒斯坦與薩義德相繼發表了奠定各自學術聲譽的著作《現代世界體系》和《東方學》，對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學術思想轉型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冬F代世界體系》和《東方學》分別從經濟和文化兩個角度展示了西方霸權的構成。因此可以說，這兩本著作關注的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側面。如果從知識譜系上追溯其西方源頭，也許可以看到排在那個長長的思想家名錄前面的維科，甚至還可以聯想到古希臘的“審美主義”。所以，尋求修辭意義上的“第一個”意義不大，關鍵在于看到某種洶涌的思潮背后的時代性問題。

　　比沃勒斯坦和薩義德稍早，1965年，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唐納德·F.拉赫出版了他的《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第一卷《發現的世紀》的第一、二冊。拉赫的研究源自他對既往的歷史敘述的深刻懷疑，或者說源自一種確定無疑的假設——歐洲和亞洲的遭遇必定是一個交互作用的過程。拉赫最初的研究動機中暗含著一種探險心理，因為亞洲對西方的影響如何，必須通過自己的研究才知道。但等到60年代中期，拉赫在發表其書稿時，應該完全有信心討論他關注的問題了，因為此時法國后現代主義者們的激進鋒芒已經幾乎穿透了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而西方的歷史哲學領域也正在醞釀著一場深刻的自我反思。從這個意義上看，拉赫的《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的知識貢獻正好體現在他本人的學術實踐與當時西方學界間的想象關系上。雖然拉赫沒有明確提出批判西方史學思想中的歐洲中心主義，但探討亞洲如何影響西方，這本身就已經明示了一種“后歐洲”的史學觀。因此，《歐洲形成中的亞洲》也可以歸于《現代世界體系》和《東方學》所屬的漫長思想序列之中了。

　　拉赫著作的學術風貌

　　在該著第一卷里面，拉赫首先回顧了古代與中世紀歐洲想象與接受亞洲知識的傳統，接著在此知識背景中考察了16世紀亞洲知識在歐洲的傳播過程與方式。拉赫把其研究的時間起點定在十五六世紀之交，但從古希臘、羅馬再到中世紀的亞洲知識構成了近代歐洲想象亞洲的重要背景?；仡櫫藲W洲在古典時代和中世紀的亞洲知識之后，拉赫詳細地討論了16世紀歐洲人的亞洲觀。新航路的發現和開辟使歐亞之間實現了面對面的經濟、文化交流。這不僅使得亞洲影響歐洲成為可能，而且歐洲開始真正地深入了解亞洲，內容涉及地理、物產、風俗、制度、宗教、信仰等諸方面，全面而深刻。那么，亞洲的知識如何影響了歐洲?歐洲在與亞洲接觸之后發生了什么?這是第二卷的內容。在地理大發現早期，亞洲知識在歐洲發生的沖擊效應頗為明顯，它不僅波及了歐洲的政治經濟(商業、航海、海外拓殖)領域，還導致了歐洲社會的觀念價值(文藝、學術、思想)的變革。第三卷《發展的世紀》重點討論了17世紀的歐亞關系。17世紀的歐洲，自身危機重重，動蕩不安，荷蘭、法國、英國漸次取代伊比利亞人，取得海上霸權，但其軍事擴張基本被阻斷在東方帝國的邊陲地帶。根據拉赫的研究，17世紀歐洲人在亞洲的最大收獲在于制度和文化層面。相對于南亞和東南亞，此刻的東亞，或者說是中華帝國的文明對于歐洲克服自身的精神危機、實現理性啟蒙的意義尤其重大。17世紀的歐洲，開始以一種“同情的理解”看待印度和東南亞，開始把關注的重心投放在中華帝國，并視之為一個理想的“他者”進行自我批判?？傊?，17世紀歐洲所掌握的亞洲知識為18世紀的全面“東方啟蒙”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礎和準備。

　　拉赫《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的“超前”性，使之與薩義德等人反寫“歐洲中心主義”的實踐具有不同的學術風貌。后者因明確借鑒了以法國為中心的后現代哲學思潮的分析方法，在整體上具有一個清晰的論述框架或一套理論體系可循。拉赫的研究僅暗示了思想意識，呈示了史料素材，但缺失了理論方法，或用廈門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周寧的話說，該著“成在‘史實’，失在‘史識’”。然而，如果把《歐洲形成中的亞洲》某些方面的缺失，與中國問題疊合并還原至中國脈絡，也許正好可以促使我們進行自我反思。

　　歐洲崛起的秘密啟示當代中國

　　中國作為新崛起的經濟大國，其當下的諸多文化征候都在昭示著一個事實：西方“中國的崛起”論述正在或已經演變為本土“崛起的中國”論述。路易斯·哈茨指出，嚴復在閱讀歐洲人的著作時，“站在尚未經歷近代變化的中國文化的立場上，一下子就發現并抓住了這些歐洲人著作中闡述的‘集體的能力’這一主題。嚴復認為，除開西方的作者們所說的諸多‘個人主義’或‘放任主義’以外，‘集體的能力’這一主題體現了歐洲走向近代化的運動”。在西方對于“浮士德—普羅米修斯式”的追求中，嚴復意識到了近代西方思想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即“自由、平等、民主和社會主義”等“公心”。嚴復閱讀歐洲的方式和眼光令人神往。遺憾的是，大國崛起進程中的經濟、政治、軍事及科技等方面的增長數據的羅列、對比所營造的數字烏托邦，在我們閱讀歐洲的視野中形成了徘徊不去的云翳。在這一情勢下，出于重述全球化歷史進程的動機，當代中國思想不自覺地被裹挾在西方“中國的崛起”論述與本土“崛起的中國”論述大潮中，對西方后學理論的過度倚重幾乎失卻了自我反思的意識。

　　全球化的進程編織了我們今天的問題脈絡，中國知識界當前面臨的似乎是“后啟蒙”時代的文化自覺命題。后學理論，特別是后殖民主義文化批判理論成為當下最重要的思想路徑之一。這類理論旨在強調解構西方文化霸權，但其對本土自我批判立場的忽視，不僅潛在承認了西方的思想壟斷能力，且把批判鋒芒壓倒性地集中于想象中的西方，將為本土權力結構留下莫大的滋長空間。這種充滿敵意的思想狀況不利于深度全球化時代的跨文明對話和自我反思，距離我們“文化自覺”的命題和訴求似乎越來越遠，不符合一個崛起進程中的文明大國的文化戰略目標。后學理論背后的問題不屬于中國，它對中國語境而言也不完全具有契合性。不加反思地依賴于后學理論話語討論中國的文化自覺，可能導致自我的心靈走向封閉。拉赫的《歐洲形成中的亞洲》對當下中國的啟示意義正是在上述問題脈絡中呈現出來的。

　　開放的心靈：歐洲崛起的真正秘密

　　正因為拉赫的“后歐洲”歷史敘事“成在‘史實’，失在‘史識’”，所以在那些浩如煙海的史料素材中，我們無從梳理出某種單一而明確的解構西方的理論線索。相反，我們看到的是，為了到亞洲收獲靈魂的耶穌會士們勤奮、克己、謙遜、勞碌的身影，還有未能來到亞洲的歐洲讀者們對于異域知識的渴望、學習、吸收、轉化的能力，更有為了到亞洲收獲財富的商船，以及軍隊進取、勇敢、強硬、蠻橫的姿態……從藝術、科學、思想、制度、經濟和社會實踐等方面，拉赫不僅為我們展示了亞洲的知識、財富和技藝在歐洲的傳播過程，同樣暗示了歐洲對于亞洲的諸多知識的掌控過程。那么，究竟是亞洲影響了歐洲，還是歐洲利用了亞洲?至此，拉赫的研究動機似乎在反證著一種書寫或閱讀上的“意圖謬誤”。從《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的“后歐洲”歷史敘事裂隙中泄漏出來的意義，與其說是一個解構西方文化霸權的理論模式，不如說是三個世紀前歐洲在全球崛起的真正秘密，即文化觀念上的包容與政治經濟上的強硬互為表里。換句話說，近代歐洲的崛起，其實正是因應了其開放的心靈。拉赫在“后歐洲”立場上為我們講述了這一秘密，那么我們該如何在本土立場上閱讀這段“后歐洲”的歷史敘事，這將有效地檢驗我們的學術眼界和思想能力。也許，嚴復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閱讀歐洲的方式中已經包含了一種啟示。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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