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們將眼睛緊盯著歐美，卻忽視了近在眼前的印度的經驗和教訓。印度的“計劃經濟”，是一個向來被有些經濟學家看作負面因素的“臟詞”。然而，正是這個計劃經濟體制，不僅維系了印度的統一，而且還維系了印度在南亞的地區霸權。

　　在筆者看來，計劃經濟不是單純的一種“國民經濟學”意義上的措施，而是一種國家崛起或趕超戰略。計劃經濟是一種國際政治術語，而不是經濟學術語。計劃經濟只有在“后起的”、“新興的”，試圖革命性地替代現存國際和地區秩序的國家中才有生存空間，而在全球地緣戰略中主動撤退的國家，才會迅速否定計劃經濟。

　　1940年8月，年輕的尼赫魯在《五年后》一文中詳細構想了印度獨立之后的經濟制度：計劃經濟。尼赫魯1948年提出了一份激進的工業政策報告書，提出對大型工業企業和銀行實行國有化。這使得尼赫魯在英美決策層看來，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者”。然而尼赫魯的言論離經叛道的令人吃驚，“事情很明白，不管我們定出什么計劃，只有在一個自由的印度國家里我們才能實行這種計劃”。也就是說，印度實行的資本主義選舉制，居然是計劃經濟最好的承擔框架。我們隱約似乎聽到了印度的北方鄰居在五十年以后“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的經典論述。

　　于是，我們不得不睜大眼睛，看看為什么印度居然把帶有蘇聯社會主義特征的計劃經濟和英國式政治制度結合了起來，而且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直至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

計劃經濟保障了印度的國家統一

　　印度于1950年成立了以尼赫魯為主席的國家計劃委員會，擬定各種經濟計劃，并自1951年起實行了五年計劃，至今基本沒有中斷。這在第三世界國家里非常罕見。

　　相當多的學者將尼赫魯在1950年印度獨立后設計和采取的蘇聯式計劃經濟，理解為是尼赫魯個人的原因。這個說法帶有唯心主義色彩。尼赫魯盡管是強勢領導，但未必個人的意愿就能延續半個多世紀。印度之所以采取如此頂層的經濟戰略設計，完全是基于印度歷史上缺乏集中的政治現實。

　　歷史上，印度長期是一個地理名詞，缺乏類似古代中國那樣的中央集權傳統。印度獨立前夕，巴基斯坦根據蒙巴頓方案分離出去，給印度留下了長久性的傷害。巴基斯坦分離的方式，則是“民主”的。由于“民主”可以造成領土的割裂和國家的削弱，因此印度領導人在設計本國的體制中，一步步地“削藩”，剝奪地方的挑戰能力，使其只有非重要、非全局性事務的自由權和對中央事務的配合、參與權，而失去了財政權。

　　印度計劃經濟的核心是通過權力的方式將分散的財稅合理地歸納到中央政府的國庫中，再根據中央的意志進行二次配置。在這個過程中，地方只有配合的權力，而沒有全額截流并使用的權限。計劃經濟在這里不僅僅是一種制度性設計，更是一種財富向一個方向集中的過程。這個過程建構了一個富裕的中央政府和貧乏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作為財政“給養人”角色的出現，意味著地方有求于中央。這個方式造成了地方政府仰中央政府之鼻息，削弱了地方經濟自決能力，相當于秦代收集全國的金屬于咸陽，解除地方的經濟武裝。

　　強大的計劃經濟存在確保了印度初期的統一。盡管統籌財富的分配對富裕的邦來說將中央地方矛盾進一步激化，但是在全局的范疇內促進了分配的相對公平，留住了更為貧困的邦，使整個印度社會趨向“扁平化”，保障了多數邦的利益。

計劃經濟塑造了維系印度統一的官員隊伍

　　尼赫魯時期開始實行的“許可證統治”的計劃經濟制度，人為地塑造了一個依靠權力贏得利益的集團。計劃經濟依靠其富裕的中央資金儲備，為新生的印度供養了一批有經驗的、管理國家的官僚。

　　不可小窺這些具有審批權的“行政官僚”，正是利益獲得渠道來自大一統的印度，才使得這些“行政官僚”能利用該渠道謀取利益，卻不能將該利益渠道繼承化和永續化。資本主義民主制和計劃經濟的結合，造就了一個輪流、不斷依靠選舉制上臺來“割稻穗”的階層。而這個階層的獲利也被限定在資本主義選舉制度所能允許的“低利”范疇。

　　在不充分選舉體制中，計劃經濟的主導盡管腐敗橫行，卻由于選舉的下臺威脅，客觀上形成制約，造成印度這些“小額度”腐敗與印度鄰國動輒貪腐幾十億的額度都是“不當的小得利”。由于封建專制時代，帝王要為“家天下”負責，因此對腐敗造成的王權“連根拔起”后果高度警惕。但是“輪流坐莊”的隱形“專制”配合以“輪流發財”的市場經濟，卻導致更為嚴重的腐敗。

計劃經濟服務了印度的大國夢

　　計劃經濟保證了印度早年的地區霸權主義。“地區霸權主義”要得到維系，需要擁有充裕的資金來源。印度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繼承了英帝國的衣缽”。英國可以依靠其他殖民地的供養，將印度納入帝國經濟中整體來調配資源，因而保障了對南亞的統治。印度作為發展中國家，和英國國力不能同日而語。要在印度建國初期，就能迅速接手英國對南亞的“地區霸權”體制，就需要印度快速集中經濟和政治資源，保障在尼泊爾等國的駐軍、情報機構、投資機構的資金來源。顯然，自由市場式緩慢積累的方式，不利于印度在短時期內快速集中有限的資源。

　　我們注意到，印度20世紀90年代開啟削弱計劃經濟的改革，與之伴隨的是對南亞其他國家支配程度的急劇下降。這似乎說明，一個國家要進行“地區霸權”或“擴展主義”，謀求全球性地位，計劃經濟是最好的助手。特別是對于后起國家，要成功地挑戰既有的霸權就要集中拳頭。

　　最后說一句，從純粹經濟學而不是從政治角度來思考國企問題，是21世紀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瓦解民族國家經濟壁壘的重要工具。實質上，國企是計劃經濟當然的組成部分。在計劃逐步讓位于市場的邏輯下，國企不再服務于計劃，而是服務于自由市場。按照自由市場的原則進行再次判定其價值，是一種缺乏國際戰略眼光的市儈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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