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價值等軟實力被鍍上金光

　　正因為擁有了美國民眾的認可和支持，金融霸權才成功塑造了美國的軟實力形象。

　　在其他國家人民無法實現“普世”夢想的時候，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如果在本國實現類似美國的民主自由，國家就能夠達到與美國一樣的富裕水平，美式自由和民主是通向幸福生活的有效手段。他們沒有看到，民主是需要成本的，美國民主制度的完善是隨著國力強盛而逐漸發展起來的。經濟因素是影響民主質量的一個重要因素，沒有富足的社會，沒有比較一致的意識形態，民主在落后國家也可能成為社會分裂的催化劑。對社會成員的廣泛補助，能夠化解相當大的社會矛盾。

　　雖然美國貧富差距在擴大，有“反對1%運動”，但是，金融霸權在從世界獲得巨額收益的同時，并非獨吞了全部收益，它對其生存的體制和環境也予以反哺，這種反哺體現在對美國民眾生活水平的保障上。美國的貧富懸殊，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海外資本收入并沒有形成民眾的勞動收入，而資本收入最終只能由持有資本的人享有。在海外22萬億美元的資產所產生的收益有多少會由基金公司分配給普通民眾呢?從數據上看，美國貧富懸殊程度不亞于發展中國家，但將民眾勞動付出與所獲得的保障對比，民眾認可民主制度發揮了生活保障的作用。

　　雖然形成軟實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形成軟實力是整個國家體系的作用，但在體系各個相互作用的因素中，金融霸權發揮了基礎作用，不能因為其他因素而否認金融力量的重要作用。同樣，也不能因為金融霸權的作用而全盤否定其他制度的積極意義。從民眾個人感受來看，他們無需深究富裕生活的復雜邏輯，只需本著利益訴求行使權利，他們想當然地認為社會良好狀況是行使民主權利的結果，民眾對國家制度充滿驕傲地自信，相信美國發展完全是拜民主和市場所賜，是世界的榜樣，是歷史的終結點。這種民族自信、國家自信、制度自信根植于民眾思想意識中，進而認可國家的對外政策，在違反國際道義的作為上形成美國例外的思想定式。盡管美國一直宣傳“普世價值”，但其國家制度和政策在國內和國外是割裂的。

　　對于各國的普通民眾來講，他們從美國社會中感受到民主制度的優越性：這個國家開放，海納百川;這個國家民主，政治清明;這個國家技術進步，是實現夢想的地方;這個國家人民幸福，安居樂業;西方以外其他國家的人們不清楚，正是自己的辛勤勞動為美國的富強做出了貢獻，正是以本國財富補貼了發達國家人民的生活。在國際事務上，美國從來沒有在國際層面上進行過民主的嘗試，反而認為它可以不受國際規則的約束。美國在宣傳、推廣普世價值的時候，真應該重新捧起《圣經》，認真去體會《摩西十戒》中的清規戒律。

　　美國于2006年3月以后不再公布M3的數據，而M3包括除國內貨幣量以外的回購協議的資金和歐洲美元，不公布M3的數據，實際上是將海外釋放、流通的美元數據掩蓋起來，這樣人們便無從得知屬于借款性質的美國貨幣在世界上到底波及了多廣的范圍，等于美國將其貨幣釋放、稀釋的程度隱瞞起來。但從已有的數據可以看到，“截至20世紀60年代，M3以10%以下的增長率低速增長，與之相對的，1971年以后進入了年增長10%以上的急速上升期，美元向世界滲透的速度在美元與黃金脫鉤的瞬間開始加快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到1996年左右，其增長率再次放緩，但之后卻呈激增趨勢。每次金融危機發生時，美聯儲都以躲避市場信用收縮為名，向市場供給大量資金。如今，投機性貨幣的量已經達到貿易交易實際需求的貨幣量的數倍之多，正是這種供給的無限過剩流動性導致了泡沫的產生。”

　　一個開放的民主國家對于本國的貨幣投放量卻有意隱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一向要求公開透明的社會，為什么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公開呢?公布貨幣流量對于美國國家安全會產生什么危害嗎?M3包含美國向世界釋放的貨幣，而美國以外的國家要獲得這些貨幣就必須以實物財富從美國掙取，這也就是美國從世界其他國家人民那里無償獲得的財富。如果美國將它公布，等于告訴世人，自己斂財行為已嚴重到何種程度，這將是對其形象的直接打擊。

　　民主是可以摧毀國家的——俄羅斯民主實例

　　實踐中，在發展中國家推行西方民主制度，民主政治并沒有得到穩定，最典型的例子是俄羅斯民主化改革。在俄進行休克療法的激進改革后，俄羅斯在一段時間內贏得了西方國家的高度贊美，普京執政后開始糾正激進民主化的弊端，一旦如此俄羅斯又被視為走回頭路而受到西方的一片責難。

　　前文我們引述過戈爾巴喬夫針對全人類利益的講話，在他以及他的接班人葉利欽的領導下，一個龐大帝國解體了。當時，他們幼稚地認為資本主義代表了全人類利益，只要實行私有化，其他制度都會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當葉利欽的總理年輕才俊蓋達爾率領一幫經濟學家對俄羅斯進行私有化改造的時候，他們對自己的歷史是如此痛恨，似乎斯大林靠糧食為生，他們寧愿以土為食。青年改革派，尤其是蓋達爾，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等自由主義導師的忠實信徒，他們認為，只要將私有化、市場化徹底貫徹，私有制就會像變戲法一樣創造出無窮的財富來，俄羅斯就能走上繁榮富裕的康莊大道。自信使他們能夠看到俄羅斯的光明前途，卻讓他們對殘酷現實熟視無睹。后來他們被稱為“麥肯錫式”的革命者，即像管理咨詢顧問一樣對國家規劃下達命令，而實際對內部的具體情況卻一知半解。這種專家在任何改革社會中可以說比比皆是。鄧小平曾評價蘇聯的改革，在沒有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時候就進行政治改革，那么經濟改革又由誰來推動呢?青年改革派沒有被困難阻嚇，他們找到了西方代理人來告訴他們如何實現私有化——西方國家為此成立一個新的援助機構：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私有化操刀手副總理丘拜斯甚至將私有認股權證的發行權交給西方投資銀行。在奉行強盜資本主義政策的堅定意志方面，改革者對侵吞國有財產的行為抱以完全寬容和容忍態度，甚至丘拜斯說：“他們不停地偷竊、偷竊、偷竊，他們什么都偷，而且不可能被制止。但是，讓他們偷吧，把這些財產拿走，以后他們就會變成這些財產的所有者和優秀的管理者。”這是何等幼稚的改革者，他難道不清楚，路徑依賴如何能讓賊突然變成勤奮的創業者?

　　在這樣的改革者領導下，俄羅斯很快就在西方機構的建議和援助承諾下進行了徹底改革，國有資產證券化后雖然分給了國民，但很快資產被少數國外資本和國內寡頭控制，經濟一落千丈，而國有財富被大肆洗劫。當時俄羅斯改革派對美國已經達到頂禮膜拜的程度，美國經濟學家幫助葉利欽修改總統令，美國律師參與制定俄羅斯的法律條款和政府規定，美國財政部指導俄羅斯如何制定和執行經濟政策。這樣，伴隨著市場的完全自由開放，金融資本通過在俄羅斯設立大量金融機構并吸收盧布存款，評級機構唱衰企業狀況，俄羅斯人不計代價地出讓自己的證券，結果，整個國家的資產被人民自己完全自愿、興高采烈地賣掉了。伴隨著盧布和美元自由兌換的金融政策，盧布很快就陷入了崩潰境地，而金融機構僅用借來的錢就完成了所有者轉換，美元成為了真正的帝王，幾年時間俄羅斯盧布兌美元貶值上萬倍，西方資本與俄羅斯國內腐敗勢力結合，以極小代價獲得了巨額的資產。

　　另外，完全自由市場化沒有考慮人們的心理因素(也許美國設計者正是考慮了人們的心理因素)，在完全放開的外匯市場上，人們對經濟的悲觀預期成為自我實現的原因，不僅國外資金在撤離，就是俄羅斯本國公民也在將所有盧布換成美元，所以，在國家層面不管如何投放外匯都無法阻止本幣貶值。這是一個市場，卻是可以因為情緒波動而徹底混亂的市場。到1998年，俄羅斯經濟徹底崩潰，偌大一個國家反倒不如比利時的經濟狀況。

　　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的改革，實際上是青年改革派在西方理論的指導和切實幫助下，對俄羅斯正常發展的一次扼殺，這些改革者根本稱不上是政治家，難得俄羅斯會推出這群孩子氣的青年主持國家改革。他們空有理論，沒有方法;空有熱情，沒有誠懇與實干;空有理想，而所作所為又背棄信仰。這是俄羅斯不成熟民主的惡果，雖有了民主的形式，但實際發展戰略、國家計劃卻掌握在國際資本手中，掌握在對手的甜言蜜語里。布熱津斯基在講述老布什的這段歷史時坦率地講道：

　　“盡管葉利欽受到歡迎，俄羅斯混亂的政府被美歐當作民主小兄弟來擁抱，但俄羅斯社會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貧困。到1992年，經濟已經惡化至堪比大蕭條時期。更糟糕的是一大堆西方經濟‘顧問’——其中相當多的是美國人——在‘私有化’俄羅斯的工業，尤其是能源資產國有化過程中，經常同俄羅斯‘改革者’們同謀，牟取私利。混亂與腐敗使得人們嘲笑俄羅斯官方和美國把俄羅斯稱作‘新的民主國家’。腐敗的遺產在布什政府下臺后很久仍困擾著俄羅斯的民主發展。”

　　這不是俄國老共產黨員的評價，也不是中國政府的結論，而是美國前國家安全助理、現仍為美國高級智囊的布熱津斯基實事求是的結論。而對此，中國一些精英仍在為如此失敗的改革叫好、吶喊。我們難以理解，到底是因為無知，還是因為自己的立場已經完全被西方資本俘獲而無法分清事實。

　　當然，對俄羅斯的民主化操作結果美國是不會承認的，一旦發生與幻想不符的現實情況，西方國家會立即表白，似乎通過言語譴責就能與這種強盜資本主義脫離干系，表明他們要的不是這種民主和經濟狀況，他們的理論和思想沒有得到真正理解和切實貫徹，他們并不承擔這種“劣質民主”的道義責任，所有混亂和倒退都與他們無關，這就好像自己的大腦不承認自己的手曾偷過東西一樣。無論西方如何譴責，最終受益的都是西方國家，外國公司和本國少數特權階層以極低代價受讓了優質資產，寡頭資本家又向西方國家轉移了大量財富。西方社會指責這些人是強盜，但并沒有說不與強盜做生意，也沒有阻止強盜將贓物轉移，更沒有為那些受到強盜掠奪的民眾提供幫助。將在歷史中為二戰勝利付出巨大代價的一個驕傲民族肢解后又殘酷地掠奪了它的一切，卻期望這個民族不覺醒不反思，仍然拜服在西方民主的動聽說辭下，扭斷自身的尊嚴和信心，這可能嗎?普京是這種覺醒的代表，他將民主與愛國主義統一起來，務實處理國內經濟政策。在混亂經濟與混亂民主狀態下，他打擊寡頭、整頓秩序、重振經濟，這不正是這個國家需要的嗎?

　　西方卻逐步將普京視為民主的敵人，在選舉過程中極力鼓動反對派進行民主運動，希望通過類似“顏色革命”的運動實現領導人的更替。美國大使甚至在競選期間接見反對派代表，如果在美國競選期間外國大使到美國支持反對者或者占領華爾街的領導者，美國會認為這是友好舉動嗎?這是對反對派明確的支持，是對他國民主進程的鮮明操控。西方國家以實際行動給俄羅斯民族上了生動的一課，俄羅斯是有記憶的，不會再輕易相信脫離社會現實的所謂民主給他們帶來的價值。

　　西方以立體和平手段推行民主化

　　西方推行民主化的和平手段是立體式、全方位的，從西方國家政府到新聞媒體，從“獨立”非政府組織到國際機構，從學校課程設置到對專業著作的資助，從電視電影作品到知名人士感人肺腑的演講，從吸收崇拜分子到直接介入選舉，西方通過金融霸權所吸食的巨大財富為發展中國家制造了美輪美奐的民主盛宴。

　　事物的復雜性在于，眾多西方民主宣傳團體、階層中，其動機并非完全出于自私目的，其所宣揚的民主理念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從事民主鼓動宣傳的志愿者可能擁有圣徒一樣的理想，擁有無私奉獻的崇高志向。但是，也正是因為民主價值觀雜糅著理想主義與現實私利的特性，才能賦予它如此的吸引力和事實上的軟實力。民主思想向世界發散性地傳播，但是它能否到達它的目的地，卻需要資本作為指路者，所以美國民主不會被引導到討論沙特、巴林等國家民主狀況的路上。資本并非是民主的天然伙伴，它可以成為民主先鋒的殖民者，也可以控制民主的具體范圍、指向對象和持久能力。所以，西方作為發達經濟體，它天生具有了特殊的先發優勢，民主和資本所具有的優點和弊端可以選擇性使用，這在西方社會本身并不會產生問題，而西方可以毫不保留地向世界傳播，讓發展中國家的人民覺得這些東西具有世界普遍性，放之四海而皆準，從而形成了普世價值觀。

　　作為國家戰略，西方卻完全清楚民主價值觀的宣揚將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何種效果，這種效果同樣呈現出不同的色彩，但總體上看，在促進各民族思想活躍的同時，并沒有為發展中國家帶來理論所預言的理想效果，因為它宣揚價值的唯一性，脫離社會發展路徑和現實，結果卻使自己的聲譽蒙羞。

　　從國家政府層面看，西方宣揚民主價值觀不遺余力，甚至日本在中國周邊搞價值觀外交，美國更是推動北約成為其民主外交的堅強后盾，包括希拉里在內使用的外交手段總是通過民主話題拉近國家之間的關系，“民主共同體”已經成為一個排斥異類、自我感覺良好的圈子。凡是在政策上不能與西方合拍的國家，包括俄羅斯、委內瑞拉等都被稱為不民主的國家。

　　除國家之外，用力推動民主化的還有國際組織，最有力度的是布雷頓森林體系成立時誕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前身為關貿總協定)。它們原本的目的是發展世界經濟，提供國際經濟運行的組織框架和貸款幫助。但是，隨著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頻繁發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角色發生了重大轉變，開始對發展中國家實施政策影響。它們通過貸款附加條件，要求發展中國家治理的先決條件包括了廣泛的政治內容。

　　宣揚民主的第三個層面是西方國家的非政府組織，包括“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組織已經成為民主標準的制定者，索羅斯成立開放社會協會并投入大量資金，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不過是政府下設的表面獨立推動民主的組織。非政府組織數量巨大，涉及各個領域，其中不乏在專業領域對社會具有推動作用的團體。但就西方推動民主自由的非政府組織而言，首先美國政府對此進行了大筆投入，其次各層面資本的積極介入，思想智庫等方面的配合發展，為提升西方軟實力、介入其他國家民主化進程提供了充分動力。比如“自由之家”年年出具評估各國民主情況的報告，西方領導人甚至以此來評判各國的民主狀況。在2012年的報告內容中，它甚至將新加坡的自由度置于印度之后，這種鑒定本身就能夠說明其標準的形式化和膚淺。不少非政府組織直接介入各國的選舉培訓、宣傳，這更是對他國政治生活的強行干預。俄羅斯2012年出臺修訂的《非政府組織法》，直接將接受外國資金并從事政治活動的非政府組織視為“外國代理人”，并進行了嚴格規范。

　　在西方從政府到非政府組織等一系列民主攻勢下，最近20年頻繁發生的“顏色革命”成為西方民主制度在發展中國家和前社會主義國家取得優勢的成熟模式，通過思想灌輸，這些國家人民主動洗腦而達到社會變革的目的，是西方花費成本最少而又能夠獲取巨額財富外溢的手段。各種革命發生的背景和具體條件各不相同，但大多數都是在美國各種勢力影響下實現的。

　　信賴西方輸出民主價值觀是一種偏見

　　在討論西方普世價值對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時，我們首先需要破除一種思維定式，這也是許多切身感受西方民主自由的人常有的思維模式，即認為公開的民主與自由不會潛藏任何陰暗事物;他們將批評西方民主、自由和經濟制度的某些理論定性為陰謀論，并加以鞭撻和嘲諷，他們認為公開的、透明的民主制度不存在陰謀的可能，陰謀論者，不是無知就是不能證偽。我們認為，這些精英對西方社會民主制度的感受不是過于片面，就是過于在已知理論中體驗精神的滿足。我們對西方社會民主和自由制度并非全面否定，在此制度下西方社會在不斷進步，這是事實。但是，在復雜社會現象中，往往各種因素和動機交織在一起，表面看來正當的行為并不能否認沒有自私的動機，在看到西方社會制度產生良好作用的同時，不能想當然地認為，這些制度完全是本著正當動機向發展中國家輸送的。我們來看下面一段摘要：

　　“一個自由民族應當經常警覺，提防外國勢力的陰謀詭計(同胞們，我懇求你們相信我)，因為歷史和經驗證明，外國勢力乃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敵人之一。不過這種提防，要想做到有效，必須不偏不倚，否則會成為我們所要擺脫的勢力的工具，而不是抵御那種勢力的手段。對某國過度偏愛，對另外一個過度偏惡，會使受到這種影響的國家只看到一方面的危險，卻掩蓋甚至縱容另一方所施的詭計，成為我們所喜歡的那個國家的爪牙和受他們蒙蔽的人，利用人民的贊賞和信任，誘騙人民放棄本身的利益時，那些可能抵制該國詭計的真正愛國志士，反而極易成為懷疑與憎惡的對象。”

　　這是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在其告別演說中的忠告之語，放在當今中國似乎是再合適不過的評論了。華盛頓沒有天真到相信外國勢力不會使用陰謀詭計的地步，他反復強調要防止外部敵人與國內部分人有同盟、依附和陰謀串通的關系，因為這會“進一步激發和加劇這種(國內的)對抗”，他認為統一政府是美國的支柱，聯合一致是美國自由的支柱。他以政治家的睿智指出：“經驗是最可靠的標準，應當記住，僅憑假設和意見便輕易變更，將因假設和意見之無窮變化而招致無窮的變更”，“外國影響和腐蝕可以輕易地通過派系傾向的渠道深入到政府機構中來，這樣，一個國家的政策和意志就會受到另一個國家政策和意志的影響。”借用華盛頓的智慧，當今時代，中國是否存在那些“對某國過度偏愛而使他們成為那個國家爪牙和受他們蒙蔽的人”呢?那些即便是愛國的、自認為心底無私的西方普世價值的宣揚者，是否在引誘人民放棄國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呢?

　　20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的某些精英卻停留在西方民主自由政策都是和平美好的幻想之中。我們不能將別人的所有行為視為陰謀，這與常識和現實不符;但我們也不能在關鍵問題上認為其他國家的政策都是出于善意，這同樣與常識和現實不符。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余的了。”西方所宣揚的理論與實踐如果完全相符，那么國際政治經濟的探討研究也會成為多余的了。從自身狀況出發，我們在很多問題中同樣具有自私動機，擴展后就是民族利益。但是，在發展中國家，自私動機與其理論和實踐所能拓展的空間幾乎沒有，自私動機更大程度上無非是維護國家的合法權利，而非獲取不當利益。但發達國家不同，為了獲取不當利益，它們無法像100多年前一樣明搶明奪，于是發展出似乎合理的、符合人類情感的理論，這是必需之舉，但其理論往往掩蓋更深層次的動機，只是身在其中的人難以理解和察覺。往往是，邏輯的范圍越大，個人在其中的感覺越與實際不符，就像在哥白尼提出“日心說”之前，人類雖然“坐地日行八萬里”，但仍以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靜止不動的一樣，人們看不清全貌，只因身在其中。因果關系鏈越長，越容易在其演化過程中摻入其他因素，這為各種不同的理論分析提供了條件。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