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我們的思想宣傳部門以及黨的領導干部面對錯誤思想不敢亮劍，聽任上述奇怪現象存在并發展呢?他們是有許多顧慮的，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束縛了他們的手腳。因此，有必要從理論上澄清障礙“亮劍”的一些觀點。

　　關于正面宣傳與輿論斗爭的關系

　　當一種錯誤觀點出現，有人總喜歡抬出正面宣傳為主，“不要炒熱”等等，反對進行必要的批評。其實，正面宣傳與批評錯誤觀點是相輔相成的，而不是對立的關系。堅持正面宣傳為主，堅持團結、穩定、鼓動，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這是我們思想宣傳工作必須遵循的重要方針。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放棄輿論斗爭。

　　從理論上講，馬克思主義正是在批判錯誤觀點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的，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副標題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至于《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從書名上就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精神。可以說，沒有對錯誤觀點的批判，就不會有馬克思主義，更不會有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在現實生活中，錯誤觀點的泛濫是對正面宣傳的沖擊，往往使人懷疑中國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正確性;而有理有據地批判錯誤觀點卻能加深對中國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解。事實證明，沒有針對性的所謂正面宣傳文章，經常是沒人看的，因為它不能回答思想上的疑惑。毛澤東曾經說過，文章沒有對立面就沒有生氣。他主張學魯迅，說魯迅的文章像投槍、像匕首，解決問題。

　　有人擔心，批判錯誤觀點，會“炒熱”錯誤觀點，似乎會幫它宣傳：“本來沒有多少人知道，一批判，卻使得更多的人知道了”。然而這些觀點的存在是客觀的，你不理它，只會使人們感到它還是有道理的，客觀上會縱容、助長它的蔓延，只有旗幟鮮明地予以批判，澄清是非，才能使人們看清事情的本質，才能遏制它。設想一下，宣傳正面觀點同散布錯誤觀點，像兩條并行線那樣，始終不交鋒，會形成什么樣的局面?勢必是正面宣傳越來越沒有人信，因為它回答不了現實的思想問題，而錯誤觀點則會越來越蔓延，因為人們看不到它錯在哪里。

　　當然，對錯誤觀點的批判，必須是說理的，必須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批判。當然，靠扣帽子來壓服人，那是無濟于事的，甚至會適得其反。

　　關于“普世價值”

　　敵對勢力竭力宣揚“普世價值”，好像他們講的是“普世價值”，要我們放棄輿論斗爭。要知道，在現實世界里并沒有什么價值是“普世”的，老實說，炮制“普世價值”這個概念，本身就是設置一個強迫別人接受的“套”，一說某種東西是“普世”的，就把人唬住了：“普世”的東西怎么還能反對呢!只能接受了。

　　價值是指客體對主體的意義和效用，它是人們對客觀事物的性能是否有意義的一種主觀判斷：這個東西對我有用，它就是有價值的;對我沒用，它就是沒有價值的。不同的人群，由于社會地位不同、利益不同，對同樣一個事物的價值判斷是不一樣的，甚至是對立的。價值始終是具體的，因人而異。就社會現象來說，客觀上并不存在適用于所有的人、適用于所有社會的統一的價值判斷。在階級社會里，價值是有階級性的。對于同一個事物，不同階級的價值判斷顯然是不同的。實際上，敵對勢力是把美國那一套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形成的“民主”、“自由”等等觀念稱之為“普世價值”，進而要求按照這種價值觀念來改造我們的社會制度。宣傳“普世價值”，目的就是要同我們爭奪陣地、爭奪人心、爭奪群眾，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因此，不能因為有人把西方那一套東西說成是“普世價值”，就不敢批判了，就認為只能聽之任之了。必須揭示他們宣傳的“普世價值”背后的實質和企圖，理直氣壯地與之進行斗爭，分清是非。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思想混亂，奠定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

　　關于言論自由

　　敵對勢力還打出言論自由的旗幟，妄圖阻止我們批判錯誤觀點，仿佛批判就是妨礙言論自由，只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自由鳴放，不準反駁，甚至對明顯的造謠行為也不準制止。其實世界從來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我們明確宣布，反社會主義的敵人是沒有言論自由的，對他們的政策是“只準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例如，我們決不能聽任劉曉波之流炮制的《零八憲章》這樣的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言論自由散播。

　　應該旗幟鮮明地指出，只有在人民內部才有言論自由。然而即使在人民內部，言論也沒有絕對的自由。黨有《黨章》、國有《憲法》，黨員不能發表違反《黨章》的言論，公民不能發表違反《憲法》的言論，這是一個常識。例如，《憲法》上寫著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那么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就不能自由地發表。依照《黨章》《憲法》的規定，批判違反《黨章》《憲法》的言論，是黨員和公民應盡的義務，對思想宣傳部門來說更是職責所在。現在的問題恰恰在于，在報刊雜志上(更不用說在網絡上了)，違反《黨章》《憲法》的言論，往往通行無阻，而且有時還出自擔負領導職務的人之口，這正是咄咄怪事。此外，侵犯他人名譽的言論是沒有自由的，制造謠言更是沒有自由的，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才有言論自由。我國是法治國家，一切要按照法律辦事。

　　總之，言論自由是有界限的。不能聽任某些人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放肆地發表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更不能聽任某些人肆意制造謠言而不受懲處。也不要怕西方世界以及國內某些別有用心的人說三道四，不能聽喇喇蛄叫就不種地了。

　　關于“愛護形象”

　　當前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我們的干部從維護自己的“開明形象”出發，喜歡做“老好人”，遇到大是大非的政治原則問題繞著走，見到錯誤的觀點以及發表錯誤觀點的人、刊物，不敢表態，含糊其辭，態度曖昧，獨善其身。有時明明知道不對，卻怕得罪人，不愿旗幟鮮明地批判、制止和處理，怕別人說自己不開明，影響形象，丟失選票，患得患失。有一種說法，叫做要“愛惜羽毛”，然而如果翅膀都折了，羽毛還能存在嗎?他們忘記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大是大非面前容不得半點猶豫、徘徊。在戰場上沒有開明紳士，在大是大非問題上也沒有開明紳士。對于政治原則問題，來不得半點妥協，搞不成統一戰線。

　　應該承認，“形象”的好壞，是有階級性的。同樣一件事情，無產階級說“好”，資產階級就說“壞”，不同階級對“形象”的評價標準是不一樣的。比如，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認為斯大林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形象，其中一個目的是討好帝國主義。毛澤東在分析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原因時，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個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堅決同帝國主義斗爭。他們把自己和斯大林區別開來，是要得到帝國主義的賞識。”只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壟斷資產階級眼里，形象怎么也是不好的;為了在帝國主義那里改善自己的形象，只有放棄無產階級專政，實行西方那樣的“民主”、“自由”制度。我國1989年政治風波以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制裁，我們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沒有損害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戈爾巴喬夫迎合帝國主義的需要，提出“全人類利益高于一切”，用拋棄斯大林模式、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來“改善社會主義形象”，結果不僅葬送了社會主義，而且使俄羅斯跌入萬劫不復的境地。正反兩方面的事實告訴我們，決不能以敵對勢力對“形象”的評價作為決定我們行為的標準。

　　作為黨的干部，不要想博得社會各種人的喝彩、贏得海外各種輿論的好評。只要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堅持原則，就不可能取得這樣的結果。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我們共產黨人連流血犧牲都不怕，還怕損失一點蝸角虛名嗎?

　　關于“和諧”

　　有人怕開展對錯誤思想的批判會影響和諧局面，他們把和諧理解為抹稀泥，不講是非對錯。這就涉及什么叫“和諧”，怎樣才能構建和諧社會?

　　“和諧”是矛盾斗爭的一種狀態。不是任何性質的矛盾都可以達到和諧的，比如，對抗性矛盾就無法實現和諧，因為矛盾雙方的根本利益是對立的，只有通過激烈的沖突才能夠得到解決。因此，敵我矛盾是談不上和諧的。敵對勢力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要顛覆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怎么能夠與他們講和諧呢?想同敵對勢力和諧，簡直是緣木求魚。“樹欲靜而風不止”，別以為只要不去觸動他們，他們就會平靜下來。事情恰恰相反，越是想通過退讓來實現和諧，他們會鬧得越兇。

　　只有在矛盾雙方的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非對抗性矛盾，才有可能實現和諧，這種矛盾能夠通過民主、協商的辦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辦法來解決。但是，即使是非對抗性矛盾，和諧也不是自然而然會實現的。就思想領域來說，人民內部不同思想的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只有通過積極的思想斗爭，分清是非，才能實現和諧。掩蓋矛盾，不去解決矛盾，只會使錯誤思潮得到縱容和鼓勵，從而使矛盾進一步激化，破壞和諧局面。事情的辯證法是：正確處理矛盾，則和諧存;罔顧矛盾，則和諧亡。

　　有人主張“包容”，似乎同錯誤觀點進行斗爭就是心胸狹窄。對“包容”，應該做具體分析。對反對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想，我們絕對不能包容，在事關黨和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原則問題上，我們除了進行斗爭外，別無選擇。在人民內部，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應該允許不同觀點的存在，不能搞“清一色”，必須實行百家爭鳴的方針。但對不同觀點也需要做點分析，有的不同觀點屬于不同學派、不同風格的問題，本身并沒有是非之分;有的不同觀點則是有是非之分的，屬于這一類的問題，還是應該分清是非，也不能簡單地包容就了事。

　　關于“不搞爭論”

　　鄧小平說過，“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有人喜歡引用這句話來為自己不同錯誤思潮進行斗爭進行辯護。然而如果我們完整地讀一下鄧小平關于“不搞爭論”的論述，我們就可以看到，他是就改革開放的具體措施來說的。改革開放采取什么措施，應該通過實踐進行探索，不斷總結經驗，對的就堅持，不對的趕快改，有問題要及時解決。這靠抽象的爭論是解決不了的，抽象的爭論只會耽誤時間，貽誤改革。鄧小平決不是主張任何問題都不搞爭論。他在涉及我國社會發展方向的重大理論問題上，歷來是主張分清是非，旗幟鮮明地批判錯誤思潮的。當1979年理論務虛會上出現以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為特征的，矛頭指向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誤思潮時，他明確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出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在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他針對理論界、文藝界出現的精神污染現象，指出作為靈魂工程師的思想戰線上的戰土，應當高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旗幟，堅決同各種精神污染現象作斗爭。1986年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時，有人主張在全會決議中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刪去，針對這一情況，鄧小平明確表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針對1986年學潮和1989年政治風波中暴露出來的問題，鄧小平又多次強調要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理直氣壯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指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止20年，恐怕要50年、70年。1992年年初他還說，現在大家都贊成改革，但“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④從鄧小平這一系列論述中可以得出結論：他主張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對于重大理論是非問題不能和稀泥，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能讓步。

　　我們應該向鄧小平同志學習。我們不搞無謂的爭論，但牽涉到大是大非問題，牽涉到政治原則問題，決不能含糊其辭，更不能退避三舍，一定要敢于站在風口浪尖上進行斗爭。

　　我們主張對錯誤思潮要敢于亮劍，敢于斗爭，同時我們也強調斗爭要講究政策和策略。必須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同性質的矛盾，要運用不同方法來處理。要區分政治問題和學術問題，在政治原則問題上必須旗幟鮮明地批判錯誤觀點，而對學術問題，則要堅持“百家爭鳴”的方針。在斗爭中必須強調依法辦事，要善于運用法律武器。違反法律的，一定要依法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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