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國的“新帝國主義”

　　紐約的地鐵隧道里貼了不少反戰標語———“阻止布什!”和“不要用血換石油!”

　　在三四月時較為流行。隨著戰事的勝利告終，匆匆忙忙的紐約人開始把注意力逐漸轉移到墻上的《黑客帝國2》及其他好萊塢巨片的廣告上。但伊拉克之戰時而還有遺恨———“美國=邪惡帝國”這樣的標語也在最近出現在墻上，似乎要公開和一些宣揚美國的“新帝國主義”人唱反調。

　　“帝國主義”一詞，出自古羅馬的帝制時代，那些在羅馬軍團的武力征服下、以羅馬法為基礎建制而成的統治領域被稱為“皇帝國家”，而那些以組織、維持并強化這種往往包括多種異民族異疆域的“皇帝國家”為目的的國家活動，當時被概稱為“帝國主義”。但這一古代政治用語，到了1870年代后期，當英國逐漸成為“日不落帝國”之后，變成了以武力為后盾的擴張主義和殖民主義的代名詞。

　　在今天，“帝國主義”一詞往往被拿來表達強烈的譴責和憤慨。但在帶有這些感情色彩的同時，“帝國主義”也蘊藏了用詞人的畏懼。畢竟，人類歷史上的帝國——從古羅馬到英格蘭，從日本到奧斯曼——都制造了無法言喻的慘劇和反人道主義。文明的進步難道不該最終徹底淘汰帝國這種建立在領土擴張和資源掠奪基礎上的集權形式?

　　美國的強大在20世紀初期就已是無法辯駁的事實。但國家力量的雄厚并不自然誘發帝國主義——中國唐代時的國民生產總值遠勝于當時世界上的任何國家，但它未明顯制定過長遠的殖民異族的計劃。

　　美國從建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基本上一直遵循著“與世無干”的原則(門羅主義可算是例外，但美洲大陸畢竟還算是美國的家門口;相比之下，大英帝國的觸手可是真正遍及全球)。二戰以后美國政府在海外建立軍事基地和以維和為目的進行武裝干涉，同時鼓勵私營企業向外大量投資并出口大眾文化，這些在總體上都被視為穩定世界秩序的良性行為。

　　但是9·11以后的美國突然在對外政策上來了180度的大轉彎。

　　在競選時保證避免出兵到索馬里之類“熱點地區”的布什開始公開、積極、系統的備戰起來。在克林頓時期被忌如惡疾的“海外建國”(nation-building，在美國本土之外為當地建立政權)的任務現今成為了美國人義不容辭的事業，而且這樣耗資耗時的重工程布什一下就挑了兩個來干(阿富汗、伊拉克)。

　　美國的媒體從去年底就開始對自己國家用強硬的軍事手段改變世界格局的決心加以報道和評論;借助媒體的喉舌，知識分子圈也開始建構起眾多理論框架來解釋美國的新戰略，并提出各種新政策以便美國順利進入自己在世界上的新角色。

　　其中，一部分美國學者和政策人士開始構建美國的“新帝國主義”，他們認為，美國已經是一個帝國，是現代羅馬，這并不是美國情愿的，而是由國際力量對比的現實決定的;美國應該當仁不讓承擔帝國的責任，不過與歷史上的帝國不同，新帝國主義是“仁慈和公正的”。

　　但是，這個“新帝國”的出兵、更權二重奏和舊帝國的征服與殖民究竟有何兩樣?“預防性戰爭”是美國必須采取的嗎?

　　2.伊拉克戰爭：一個新的開始

　　即使是從我們現還短淺的眼光看來，伊拉克之戰已可算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轉折。

　　這是自18世紀民主運動興起和20世紀民主國家大批建立以來，第一次由一個憲法統治的政權在沒有受到直接攻擊的情況下對外國宣戰，并以徹底更換其政府性質和結構為最終目的。如果說美國在2001年10月展開的阿富汗之戰獲得了世界上多數國家的贊同和支持，因為塔利班公開庇護拉登，而拉登首先偷襲了美國，對薩達姆的先發制人則讓世界大多國家先是困惑不解，繼而憂心忡忡：美國是不是像一頭憤怒的猛獸一樣失去了理智?反恐怖主義的戰斗如果這樣獨來獨往的進行下去還有完沒完?

　　布什在外交上未能與各國達成一致，于是最后繞過了安理會幾乎是單槍匹馬地在海灣開戰。不管這樣做如何激怒了一心想用歐盟來與其相抗衡的希拉克，無法辯駁的事實是美國的強大使它在外交孤立的情況下也可以完全自由行動并實現自己的軍事愿望。

　　整個伊拉克之戰在一年時間里醞釀和預備，從3月20日的導彈突襲到地面部隊高速移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共歷時19天。

　　讓人佩服的是這種迅猛的作戰方式在土耳其未準許美英聯軍從伊北面切入的情況下依舊如此成功。

　　但在武裝沖突以壓倒性的優勢成功的同時，美國自越戰以來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失去世界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信任。伊拉克之戰使美國這個“特超級大國”(hyperpower)正式晉升為具有威懾力的“帝國”。前面已經說過，單單軍事和經濟實力的強大并不直接構成帝國主義，但美國今天除了在海外駐兵、干涉和影響經濟文化以外，已經正式開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建設符合自己心目中藍圖的政府機構。至少現在世界上多數在中東的“惡棍國家”(roguecountries)都對美國產生了無比的恐懼。

　　3.帝國的過度延伸

　　美國在世界上擴張當然并不是2003年伊拉克之戰才開始的事。在布什5月初于林肯號的甲板上宣布美國將“在世界上的每個角落打擊恐怖主義”以前，有肯尼迪在1961年告訴眾人他將“承擔任何重任，付出任何代價”以取得冷戰勝利。

　　不單是政客對美國往外看的使命直言不諱。耶魯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PaulKennedy)在1980年代就著有《大國的興衰》(TheRiseandFallof

　　theGreatPowers，1988)，其中描述了里根政府對蘇聯的政策并將其坦然稱之為帝國主義。但肯尼迪教授擔心美國咄咄逼人的對外政策是在重蹈世界歷史上帝國命運的覆轍。他說帝國這種集權形式因為以向外投射力量為目的或手段最終總是導致所謂的“過度延伸”(imperial overstretch)，因為過多對外擴張的后果，必將使得對附屬地在經濟和軍事上承擔的責任逐漸變得不可負擔。大英帝國是一個經典的例子，它在鼎盛時期占領了全球1/5的疆域，但很快就開始無力顧及德國等迅速崛起的對手。而美國現在的全球戰略，將有可能導致同樣的危機。

　　在國會去年增加國防預算以前，美國的軍費開支已經是它在北約的所有盟友軍費開支總和的一倍以上。今年2月通過的2004年的美國國防預算是3800億美元，比去年增加了150億。今后10年內此預算還會每年在原有基礎上增長4至5個百分點。

　　除富可敵國的國防預算以外，美國在世界上的數十個國家和地區有700多個軍事基地。這些基地中大型的耗資15億美元建成，內駐萬人規模的大兵和后勤人員。這些基地徹底改變了當地的經濟和文化———從地理環境到周圍興旺蓬勃的色情行業都是美國軍事力量扎根后的產物。

　　正因為美國現在具備了特超級軍事力量，美國的學術界已將帝國主義看成是既成事實，波士頓大學的國際關系學教授安德魯·巴舍維奇(AndrewBacevich)不久前寫了題為《美國帝國：美國外交的現實和后果》(AmericanEmpire：TheRealitiesandconsequencesintheUSdiplomacy)一書。4月20日他又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社論，題為《我們有實力，現在問題是如何使用它》。

　　巴舍維奇教授說，否認美國是帝國于事無濟。現在重要的是，研究如何避免“過度延伸”的危險并積極在國內取得百姓對新全球戰略的支持。他認為，美國的獨大能像古羅馬帝國下的和平環境一樣帶來一個用武力保護世界的新紀元。在社論中，他還勾畫了適應帝國的一系列軍事、經濟、教育的政府改革藍圖。

　　相對來說，在學術界和民間更具影響力的理論框架則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主任約瑟夫·奈(JosephNye)的“三維棋譜”論(3DChessBoard)。他認為美國的實力與世

　　界列強在“國際象棋”般的競爭中有三個層面：第一層是軍事，美國有獨擋群雄無可爭辯的帝國級實力;在第二層——經濟——層面上，美國需要注意歐盟和日本的挑戰;第三層是文化和精神，約瑟夫·奈認為這個層面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softpower)。而美國在這方面做得遠遠不夠，單有導彈和美元只能硬來，其結果是造成世界對你的恐懼和嫉恨。現在重要的是學會用軟實力來贏得其他國家的頭腦和心靈。

　　據此，約瑟夫·奈發表題為《美國不適合當帝國》的評論文章，強調“帝國”暗示了華盛頓的控制權，而這種控制權是不現實的，而且增強了引導美國走向單邊主義的巨大誘惑力。

　　4.美國外交的歷史悖論

　　在肯尼迪教授近期重回論壇，流露出對美國“過度延伸二代”的憂慮以前，他的理論曾被笑為時代的棄兒。因為等到1980年代結束的時候，倒下去的不是在世界上各地建立軍事基地的美國，而是蘇聯。美國不斷加大軍事預備、向外增兵，這些咄咄逼人的手段突然被看作是拖垮蘇聯已經疲憊不堪的經濟的一步好棋。冷戰的終結似乎宣告了蘇聯意識形態帝國的滅亡，而美國的“文化和經濟帝國”傳播企業管理的知識，開辟全球化的自由市場，建立國際性的金融機制，這些都被視為保障世界和平繁盛的重要因素。

　　這些因素現在都依然存在。但9·11由于在短期看來具有如此的震撼力(當然它的震撼力在10年20年后肯定還是有的，但我們不知道在這段時間里會否發生比其對人類歷史更重要的事件)，我們的注意力很容易就被美國軍事上的大張旗鼓所奪去。但我們如果把眼光放得長一些，美國的對外史呈現出以下這些現象：

　　首先，在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里，美國幾乎像中國一樣就算是具備了稱霸全球的實力，也很少表現出稱霸全球的野心。我在斯坦福大學上美國史的第一堂課時，教授大衛·肯尼迪(DavidKennedy，和保羅、約翰無親戚關系)的第一句話是，要理解美國首先必須理解美國如何建國。包括華盛頓在內的“國父”們很清楚的表示要在新大陸建立一

　　個與世隔絕的“山丘小城”，和他們所逃離的歐陸紛爭毫不相干。華盛頓在總統卸任演說中提及了永遠不要“與世界糾葛”的遺愿。

　　美國歷史上一直都會出現民族主義的強勢人物，諸如19世紀的門羅和20世紀初的西奧多·羅斯福。但美國的憲法正是為遏制這種向外擴張的沖動所寫的。世界上沒有其他國家將政府像美國的那樣分割成一塊塊獨立的單位，每塊都有權力來互相制約以保證自己的運作。世界上也很少有國家把國內法定位在國際法以上，以至于威爾遜總統在海外簽完國聯的協約回來后被國會一槍擊落變成一紙空文。美國政府傲慢?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它只不過是對海外利益不感興趣。

　　當然必須記住的是以上提到的僅涉及政府的軍事、外交政策。美國與海外的經濟交換———不管是官方和民間———都在兩百年里幾乎未長時間的中斷過。美國的孤立主義不排除資本、商品和服務的流動。

　　正因為如此，美國人民也許永遠無法接受“帝國”這個帽子。這和美國人的自我意識是如此的反差，這也就是紐約街頭巷尾前段時間滿是憤怒的標語和口號的原因。

　　在這一點上，美國的憲法再次展現出其遏制帝國沖動的優越性。美國人民三番五次的將做出危險舉動的總統選下臺，近期的例子有越戰時的林登·約翰遜和伊朗人質事件后的杰米·卡特。

　　但讓人詫異的是二戰以來，美國以空前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展開了在幾乎是全球各地的糾葛之中。這是不是和它的建國初旨造成了悖論呢?另外，美國要這樣到各處去插一手的話，早在1910年它的綜合實力超過大英帝國時就可實現這個愿望。為什么要等上40年時間?

　　5.“不情愿的帝國”

　　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是20世紀前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的直接產物。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是因為歐洲各列強實力無法達到均衡;第二次世界大戰并不是一戰的延續，這其中有意識形態斗爭和全球經濟動蕩等獨特因素(亞洲戰場更使其與一戰迥然不同)，但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都同意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和殘忍程度的加劇主要都與獨裁政權(totalitarianism)和孤立主義(isolationism)相關。

　　換言之，兩次世界大戰給我們的教訓是動蕩的世界需要擺脫獨裁和孤立的陰影。美國在1950年時在全球舞臺上的相對實力和現在基本一致。經過了一戰的出兵和退兵，美

　　國最后開始認識到自己不能再袖手旁觀。或許正是基于這方面的原因，英國《經濟學家》雜志主編比爾·埃莫特(BillEmmott)在其最近出版的著作《20：21視界》(20：21Vision)中，把今日的美國稱為“不情愿的帝國”。

　　他認為美國的擴張是出于一種無奈的責任感。世界需要秩序，而美國的民主和自由的理念雖然不一定是消解獨裁和孤立的最佳手段，但在二戰后的50年時間里，這些思想的散播加上海外美軍的存在確實給西歐所有國家，亞洲大多國家和拉美部分國家建構了外部條件，幫助它們獲取了政治上的穩定和經濟上的發展。

　　埃莫特認為，世界今天的和平以及文明的發展，與二戰以后美國領導建立的國際性組織(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和國際貿易組織)休戚相關。這些組織所遵循的原則是“集體決策”(collectivedecision-making)，也就是說它們不是受某一兩個國家的擺布(當然，這機制也有局限，如安理會的否決權就給了大國龐大的影響力——但大國承擔的義務也比小國大得多)。美國這樣向世界移交自己特權的后果之一是“培育”了像德國和日本這樣的經濟競爭對手。兩國在二戰以后埋在廢墟之中，若沒有美國的經濟援助和在美國領導下搭起來的保護傘，德國在1950年代就會被蘇聯吞噬，日本更沒有復蘇的可能。

　　但美國真是這樣無私、專利他人的嗎?當然不是。這些都是美國維護自己利益的副產品。

　　6.帝國：半途而廢

　　英國歷史學家尼厄爾·弗格森(NiallFerguson)是研究大英帝國的專家。他在4月27日的《紐約時報》周日雜志上發表了一篇5000字的文章，題為《帝國退縮癥》(TheEmpireSlinksBack)。

　　有鑒于電視畫面上美國大兵把美國國旗掛到巴格達廣場的薩達姆像上還不到一分鐘就將其取了下來，弗格森教授說美國缺乏持久力的弊病讓人擔憂。

　　布什和內閣官員都曾表示過美國一旦在伊拉克建立起穩定的政權就會馬上撤退，把伊拉克交還給伊拉克人民。但從現在看來，美國政府所談論的“臨時政府”只有3年期限。弗格森則認為，在巴格達建一個民主政權至少需要50年。

　　可以拿來和美帝國比較的對象是大英帝國。英國在一戰中擊敗奧斯曼帝國后接管了伊拉克，在那兒統治了12年。1932年后，英國仍以間接的方式向巴格達施加影響，直到1958年的革命推翻了親英的法賽二世(FaisalII)。

　　弗格森教授并不否認大英帝國在伊拉克干了種種以種族歧視為基礎的不人道行為。他認為，文明的進步會逐步淘汰帝國主義過去的掠奪、剝削和屠殺。至少美國在本國人民和全球的關注下沒有可能在伊拉克如此行事。但是美國，和大英帝國一樣，也不可能干任何一件對自己完全無利的事。

　　在弗格森教授看來，美國和大英帝國巔峰時期的重要區別是美國人出來平定天下后很快又會回到他們的山丘小城去;而大英帝國的諸“建國者”(nation-builders，除士兵以外包括傳教士、老師、公務員、律師、資本家等等)卻留在海外的殖民地，傳播文化并建構行政、司法和立法等民主機制。相比之下，今天的美國從外凈收人才，與大英帝國向外出口本國人才造成反差。而美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中只有極少部分有志于在海外“散播文明”(civilizingmission)——大英帝國公民當時引以為豪的事業。

　　弗格森教授的文章引用了大量的數字來證明當代美國人如何不愿意離開自己的安逸生活，投入海外的建設民主工程中去。

　　他以大英帝國對世界文明的進程貢獻為對比，來批評美國在從事“帝國事業”以來的半途而廢。

　　但弗格森教授所忽略的是，當今科技的發展使得文明的散播可以遠程的進行。美國人足不出戶就能移動資本、商品和好萊塢電影將其送到世界各地，傳達自己的理念。實際上，美國在文化上對全球的影響可能遠遠超過了當時的大英帝國——想想說英語的人現在有多少?

　　最終，弗格森教授的看法還是建立在強者的立場上——他在文中也承認，自己是“新帝國主義者”。他無法顧及的是，殖民地人民在所謂的“文明進程”中的艱辛與困苦。

　　歷史上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標志了殖民主義的瓦解。美國的新帝國主義在將來也很有可能遇到相類似的挑戰，畢竟，大英帝國的沒落還只是一個世紀以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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