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第二任期以來，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進行了新的調整。這種調整是適應后金融危機時期新特點、亞太地區形勢新發展和美國整體戰略新轉變做出的。這一調整盡管沒有改變美國主導地區事務、實現與維護自身利益、制衡中國的基本戰略意圖，但值得注意的是，奧巴馬第二任期以來的“再平衡”戰略凸顯了美國意識形態輸出的目的性，并在諸多領域進行了意識形態輸出內容與手段的變革。新變化的特點及其對亞太地區形勢發展的影響，值得關注。

　　一、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及其調整

　　奧巴馬第一任期是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提出、發展與積極推行的時期。2009年上任伊始，面對小布什政府留下的兩場戰爭和金融危機，奧巴馬執政團隊基于“巧實力”的理念加快了外交戰略的調整，執政團隊成員多次到亞太國家訪問，高度重視亞太國家在美國戰略中的重要地位，重返亞太的步伐明顯加快。2011年11月，奧巴馬在堪培拉對澳大利亞國會的演講中表示“美國是個太平洋強國，我們會長期留在這里”，承諾美國將在亞太發揮“更大而且長期的作用，包括充當和平、經濟自由和人權的護衛者”。雖然奧巴馬并沒有明確提出亞太“再平衡”這一概念，但因為“該演講是對美國亞太政策的明確闡述，是呼喚自由的號角，也是在涉及亞太時美國‘傾囊下注’的另一個例子”。¨因而，被認為是“公開宣布了再平衡戰略”。同月，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期刊上發表了《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高調宣稱美國將重返亞太，并對美國亞太新戰略的內容進行了相對系統和完整的闡述：“美國重返亞太戰略包含政治、軍事和經濟三方面，政治上開展‘前沿部署性外交’、‘多邊外交’、‘價值觀外交’等;軍事上‘鞏固老朋友，尋找新伙伴’;經濟上欲主導《跨太平洋戰略伙伴關系協議》的建設，構建以美國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合作機制”。2012年6月，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發表了《美國對亞太的再平衡》的演講，第一次公開使用了亞太“再平衡”這一概念，重點闡述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作用以及如何推進“再平衡”的新軍事戰略。

　　亞太“再平衡”戰略是奧巴馬第一任期對美國外交戰略的重大調整。然而，這一戰略從論述到推行都充滿了矛盾與問題。首先，美國亞太戰略表述的多變性。奧巴馬政府關于亞太戰略出現過“戰略重心東移”、“重返亞太”、“戰略轉向”和“亞太再平衡”等不同的表述，表明奧巴馬政府一方面極為重視亞太地區，同時又未能對其亞太戰略做出準確清晰的說明。其次，在以強勢的希拉里國務卿為代表的行政團隊的推動下，亞太“再平衡”戰略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態勢，造成了地區安全局勢的緊張，其明顯針對中國的意圖也引起了中國的疑慮與擔憂。再次，“再平衡”戰略推行中過度強調安全與經濟，表現為軍事上軍力布置調整動作明顯，經濟上強力推動排除中國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計劃”(TPP)。

　　鑒于第一任期亞太“再平衡”戰略在執行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奧巴馬第二任期開始對亞太“再平衡”戰略在內容表述上加以完善，在推行策略上進行調整與修正。國務卿克里在東京發表的關于21世紀太平洋伙伴關系的講話，表明了美國繼續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決心。他說：“讓我明確地說：奧巴馬總統承諾重新平衡我們在亞洲的利益和投資，這是一項明智的戰略性承諾。我對你們的承諾是，作為一個重視太平洋伙伴關系的太平洋國家，我們將繼續加強我們在這里的積極和持久的參與”。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在《美國的未來在亞洲》的講話中概括了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目標：“最終，美國的目的是在亞洲建立一個更加穩定的安全環境，一個開放和透明的經濟環境，一個尊重所有人普世權利和自由的公允的政治環境。實現這樣的未來將必須是連續幾屆政府持久的努力。在近期內，奧巴馬總統將繼續在四個關鍵領域為持久的進步奠定關鍵的基礎——加強安全、擴大繁榮、增進民主價值觀以及促進人類尊嚴”。針對“再平衡”戰略執行中存在地偏重于傳統安全領域的問題，副助理國務卿貝爾強調了“民主”和“人權”對于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性。他說：“政治進步的作用——尤其是推進人權和民主的作用——較少成為涉及轉折戰略的公眾輿論中的話題。因此，這次聽證會的主題有助于填補這一空白，讓我們有機會來思考一些重要問題：作為美國外交政策中專門增添的一項內容，‘再平衡’是否也將人權和民主進步作為一個目標?人權和民主治理的進步或不足是否會影響作為更廣泛的‘再平衡’初衷的各種目標的實現?當然，這兩個問題互為相關，而且問題的答案都是明確肯定的。”2這些都表明奧巴馬第二任期中，亞太“再平衡”戰略不僅要繼續堅持，而且要在強調均衡的基礎上，在“民主”、“人權”的旗號下繼續推進。

　　二、奧巴馬第二任期亞太“再平衡”戰略中的意識形態輸出

　　奧巴馬第二任期亞太“再平衡”戰略調整的一個鮮明特點是，更加強調意識形態輸出在“再平衡”戰略中的重要作用和意義，意識形態輸出的內容和對象更加明確，推進意識形態輸出的載體與手段更加多樣。

　　(一)意識形態輸出對亞太“再平衡”戰略具有重要意義

　　在美國的外交政策詞匯中，意識形態的概念更多地是以“價值觀”的面貌出現的。前任國務卿希拉里把“價值觀外交”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定義為“非凡的意義”。希拉里秉承美國一貫堅持的民主和人權是美國國家戰略和外交政策基礎的理念，并具體地移植到美國亞太戰略當中，認為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將有助于從內部保持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以保持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5代理助理國務卿約瑟夫•云在參議院外委會的發言中，強調“民主”和“人權”等價值觀問題是維系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根本問題，指出“盡管再平衡反映了美國政府重視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和經濟參與，但維系我們整個戰略的卻是我們對推進民主和人權的大力支持”。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背景下開展的意識形態輸出或者說“價值觀外交”是維系美國同亞太盟友關系的重要基礎，也是美國企圖影響亞太地區國家價值觀取向，構建自己主導的地區規則與制度安排的重要前提。正如克里在東京的講話所指出：“我們的關系是建立在共同價值觀之上的全球伙伴關系，擁有強大的雙邊安全聯盟和應對地區和全球挑戰的共同方針”。“我今天恭敬地向你們所說的這些共同價值觀，應該成為一個由明確規則指導的新的合作時代的基礎。我們的太平洋夢( Pacific Dream)是要將我們最為強大的價值觀轉變為前所未有的安全、經濟和社會合作”。因此可以看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意識形態輸出的目標可以概括為三點：維系與傳統盟友的關系、影響地區新興國家、對中國進行滲透以影響中國未來走向。

　　(二)亞太“再平衡”戰略中意識形態輸出的基本內容

　　價值觀外交作為維系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根基，從根本上講是為實現和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服務的，其基本內容就是推廣“民主”、“人權”、“自由”等“普世價值”，具體看則主要集中在政治民主與自由問題以及包含宗教、少數民族、網絡自由等在內的人權問題。

　　推進政治民主與自由是美國在亞太“再平衡”戰略中進行意識形態輸出的第一個重要方面。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賴斯指出：“在這個新世紀初期，我們必須幫助鞏固和擴大亞洲各地的民主，使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充分參與各自國家的政治生活。”美國依據這一理念在亞太地區推進政治民主與自由所取得的重大突破，就是通過施加影響成功地促使緬甸轉向民主政治，通過經濟制裁和政治施壓迫使緬甸軍政府實行大選，昂山素季重返該國政治舞臺。對緬甸民主政治未來的發展美國也寄予厚望，“如能繼續取得進展，到奧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結束時，我們希望已經幫助緬甸重新確立起區域領導者的地位，并成為一個蓬勃發展、繁榮昌盛的民主國家”。同時，美國更希望能將緬甸的“成功案例”復制到其他國家，在更廣闊的亞太地區推廣民主價值觀與實踐?？死镎f：“流血和打仗不是唯一的變革催化劑。其他國家可以選擇復制鄰國的轉型。他們可以非常和平地完成轉型、鼓舞世界并加入到我們正在為未來建設的太平洋社區中來。”為實現這一目標，美國將“支持從柬埔寨到斐濟的那些正在努力讓民主之門敞開得更大一點的人士。我們將繼續幫助各國加強體制建設，以維護公正和法治，并滿足各國人民的基本需求。”

　　維護和增進人權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下意識形態輸出的另一個重要方面。人權問題一直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問題。正如賴斯所言：“這是我國歷史和我們的價值觀使然，但也與我們的利益密切相關”，“我們對民主和人權的承諾絕對增強了我國的國家安全，對我國安全最大的威脅往往來自人權紀錄最差的國家。”美國對亞太地區人權問題的關注集中體現在宗教問題、少數民族問題尤其是互聯網自由問題等幾個方面。在宗教問題上，克里認為，“宗教自由是美國人的一項核心價值，是它幫助創建了我們的國家。……但宗教自由并非美國人的發明，這是一項普世價值。……促進國際宗教自由是奧巴馬總統也是我身為國務卿的首要任務。我將確保，并將一直確保，宗教自由始終是我們全球外交關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互聯網問題上，美國將互聯自由和安全問題提升到了“人權”的高度，副國務卿霍馬茨明確指出：“美國政府堅決支持對言論自由的尊重，包括因特網言論自由。……但我們認為，言論自由并非只是美國人民的權利。言論自由是一項普遍的人權，杰斐遜所描述的理由恰恰表明了這點。而且，這項權利與在實體世界中一樣，適用于虛擬世界。”副助理國務卿貝爾表示，“我們必須繼續證明，人權在網上網下同樣適用”。

　　美國認為亞太地區的人權狀況依然有待改進，因為“這一地區也包括普遍人權尚未得到保護的億萬人民;包括操縱不規則的選舉和壓制言論表達以便繼續掌權的強權者;包括明顯沒有‘法治’的地方和虐待宗教及少數族裔成員卻不受懲罰的地方;包括將因特網視為需要管控的新威脅，而不是言論自由的平臺與機會的政府。”!對中國等國家的民族、宗教、網絡自由等問題，美國進行直接的指責和批評。美國國務院發布的《2012年度各國人權報告》就指責中國“繼續對維吾爾族和藏族人實行壓制性政策——包括對言論、宗教、集會和遷徙自由實行官方限制。這兩個群體的成員極難獲得護照，從而實際限制了他們當中許多人的出國旅行。此外，政府對電話和因特網通信的監控和干擾在西藏和維吾爾族地區尤為普遍。在有重大事件時，例如，外國官員來訪、敏感的周年紀念日以及11月召開中共十八大前夕，對人權的踐踏進一步加重。”這顯然是以人權為借口干涉中國內政，以達到輸出美國價值觀念的目的。

　　(三)美國在亞太推行意識形態輸出的主要載體與手段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意識形態輸出是通過不同載體、借助多種手段來實現的，其載體與操作手段包括：美國政府機構的直接推動、通過美國主導的政府間組織開展活動、資助相關非政府組織開展活動、借助文化教育交流合作項目、圍繞互聯網自由開展工作、必要時公開直接地向有關國家政府施壓。國務院及其駐外使領館是美國推行意識形態輸出的主力部門。在奧巴馬第二任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更加突出“民主”與“人權”的價值觀外交的背景下，美國國務院新設立了新任負責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權的副國務卿，協調并整合了八個職能局和職能辦公室的活動和項目。同時，國務院還加強了同美國國際開發署( USAID)等其他美國政府部門的合作，共同推進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價值觀外交?？死镌谡劦矫绹饨徽呤枪_表示：“國務院和美國國際開發署的有益工作，并不是僅靠美元的價值來衡量，而是還要用我們最深層的價值觀來衡量”。“國務院和美國國際開發署勇敢的雇員們——還有保護我們在海外工作的文職人員的外交安保人員——他們工作在地球上一些最危險的地方。他們充分認識到，與我們有著對民主價值觀和人權的共同承諾的國家，同我們有著更有力的合作伙伴關系。”

　　通過“民主共同體”、“開放政府伙伴關系計劃”等政府間合作組織與機制加強對亞太地區進行“民主”與“人權”價值觀的意識形態輸出。在美國主導下，2013年5月在蒙古召開了“民主共同體”部長級會議，決定將民主共同體轉變成為一個在全球范圍內推進民主及加強公民社會的創新和行動平臺，同時啟動了“亞洲民主網絡”行動計劃。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辦公室指出：“這是一項開創性的努力，將匯聚整個亞太地區的民主活動家和決策人士。亞太地區各個民主體的外交部部長在部長級會議間隙舉行了他們有史以來的首次會議，并開創了一項定期與公民社會協商的計劃”。

　　重視“公民社會組織”等非政府機構在意識形態輸出方面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公民社會組織是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國內——推動加強透明度和問責制的主要動力，但在其努力中遭遇重重困難”。“美國還把與公民社會的外展聯絡作為其外交政策的一塊基石。國務院的‘與公民社會的戰略對話’已經在世界各地40多個美國外交使團成立了公民社會工作組”。

　　從具體操作層面來看，美國的意識形態輸出方式主要包括：

　　一是制定和開展各種文化教育交流項目。如支持東盟成員國學者赴美交流的“美國一東盟富布賴特計劃”、贊助東盟成員國高中學生和教育工作者到美國進行交流的“東南亞青年領袖計劃”、“10萬人留學中國計劃基金會”等?？死飳Ω徊假囂赜媱澋脑u價是：“在過去20年里，1 000名越南留學生和學者通過富布賴特計劃到美國求學及講學，其中包括越南外交部部長——前幾天我剛跟他交談過——請相信我，當年的交流使他對美國產生了感情”。

　　二是為“公民社會組織”開展活動提供資金幫助。“美國在40多個國家為跟蹤、監測限制公民社會工作的立法的項目提供資助，并且新近承諾撥款350萬美元以擴大并長期開展此項工作”。“通過‘生命線：支持處境危急的公民社會組織援助基金’在公民團體受到威脅時提供緊急金融援助。自2011年創立以來，‘生命線’已在64個國家幫助了218個公民社會組織。美國將在今后5年內提供500萬美元加強這項行動”“美國國務院牽頭建立了生命線伙伴關系( Lifeline Partnership)，為公民社會組織提供緊急援助。我們正在直接與非政府(NGO)組織界的所有各方聯系，以了解我們可以如何提供最佳支持并為你們在世界各地的姊妹組織提供培訓”。9 三是極力倡導網絡自由。美國國務院在《2012年度人權報告》中極力強調了網絡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不受限制的媒體報道——包括所有新興形式媒體——對民主社會的運作有著前所未有的重要功能”。“在奧巴馬政府的領導下，美國已把保護因特網自由作為向公民社會提供支持的核心部分。例如，美國支持“數碼衛士伙伴關系( Digital Defenders Partnership)”，該伙伴關系向在網上討論民主和人權問題并因此遭到騷擾、恐嚇或逮捕的活動人士、博客作者、公民記者和普通公民提供緊急援助，并已投入1 400多萬美元，用于加強公民社會要求制定法律和政策為不受限制地上網提供便利的能力。

　　四是直接譴責有關國家并施加壓力。當其他手段不能發揮作用，或者美國認為某一國家的行為破壞了所謂民主與自由的普世價值觀時，就直接對相關國家加以指責甚至是制裁，以期通過施壓使相關國家發生符合美國要求的改變。這一點在賴斯的講話中明白地表達出來：“不論到哪里，奧巴馬總統都在公開和非公開場合重點指出侵犯人權的行為，并幫助各國認識到保護其人民的權利最終符合它們自己的利益。我們運用我國無與倫比的經濟實力對違反人權者施加包括制裁在內的經濟壓力。我們發揮我國軍事援助和其他形式的雙邊支持的杠桿作用，鼓勵各國履行其國際承諾”。

　　三、美國意識形態輸出的本質、特征與應對

　　(一)將自己的價值觀推廣到全世界是美國意識形態輸出的實質

　　美國的意識形態輸出同其外交政策一樣，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復合體，不論從理想主義還是從現實主義的角度考察，美國意識形態輸出的實質和追求的最基本目標是一致的，就是將自己的價值觀推廣到全世界，成為通行的“普世價值觀”。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對亞太“再平衡”戰略進行調整，日益重視經濟、政治、安全領域戰略協調推進的現實背景下，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意識形態輸出將表現出靈活性、多樣性與隱蔽性的特征。所謂靈活性，是指意識形態輸出可以通過不同的行為主體來進行，有時以政府開展官方項目的面目出現，有時又以政府間或半政府間組織的形式出現，也可以通過所謂“公民社會組織”開展活動的方式進行。根據客觀條件的不同和形勢的需要，在三者間靈活切換和協調。所謂多樣性，是指意識形態輸出可以與不同問題相結合，在不同的領域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既可以表現在傳統的政治與經濟領域，也可以表現在環境保護和網絡自由領域。只要存在適合的條件和土壤，只要社會上存在著利益團體的差異，就可能成為美國意識形態輸出的靶標。所謂隱蔽性，是指意識形態輸出將會以比較溫和、隱蔽和低調的方式推行。“從面向政府的‘人權’等價值觀對話，轉到平行推進面向當地社會‘深入基層’的互動”。“美國將會愈來愈注重以非對抗方式爭取輿論和民意，在潛移默化中推動當地社會轉變，繼而形成對于政府的壓力”。

　　(二)積極應對是抵制美國意識形態輸出的必要選擇

　　應對西方意識形態外交攻勢，根本任務是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為此，要把應對西方意識形態攻勢納入黨和國家戰略全局之中，深化外交戰略調整，變革外交理念和應對策略，把握對外意識形態斗爭的主動權。

　　第一，緊緊把握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把對外意識形態斗爭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局和對外關系大局中加以頂層設計和整體考量。面對西方特別是美國不斷加強的意識形態輸出，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一方面，不能因為應對全球化快速發展的新形勢需要加大對外開放力度、深化與西方國家在政治、經濟、科技、文化、軍事等領域的交往而忽視西方國家對我國的意識形態敵視，放松意識形態警惕;另一方面，也不能因為抵御和防止西方意識形態輸出對我國造成的巨大壓力而輕視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各個領域的廣泛交流和深度合作，脫離我國總體外交布局片面強調意識形態斗爭。為此，在對外意識形態斗爭中一定要做到胸中裝著“兩個大局”、“一個全局”。“兩個大局”就是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和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國內大局，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持久和平、共同發展的和諧世界是國際大局，把對外意識形態斗爭放到這兩個大局中統一思想、統一步驟、統一行動，使意識形態外交服從和服務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一個全局”就是我國外交全局，把意識形態問題放到總體外交中加以全面考量，使意識形態斗爭為總體外交目標服務，推動我國對外關系的健康發展和整體推進，使意識形態斗爭起到為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創造良好外部環境的根本目的。

　　第二，推進外交戰略變革，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寄希望于單純的意識形態斗爭或抵制西方國家的某種“斷然行動”，是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的。因為意識形態問題具有深厚而復雜的歷史、人文、心理特點，需要長期的努力和多種方式的工作，不是通過減少甚至斷絕交往交流、拒敵于國門之外就能解決的。為此，在外交戰略上中國要積極推動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加強非各領域特別是文化領域的對話與合作，使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認識到不同國家之間在意識形態領域存在差異是客觀現象，世界上從不存在唯一的、“普世”的單一意識形態模式，固守以意識形態畫線的僵化思維不符合當今世界發展的潮流。相反，通過交流合作增進共識，才能有效消除隔閡，化解矛盾，實現共同利益。這就要求我們加強對外宣傳工作、公共外交、民間外交、人文外交，宣講我國的內外方針政策，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第三，保持思想上高度警惕，實際工作中不畏懼、不回避。要保持頭腦清醒和高度警惕，深刻認識到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一方面，繼續通過中美人權對話等相關對話與交流機制，增進溝通與了解，闡明我方立場，對人權、民主等領域的非議做出正面回應。另一方面，通過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國際組織和場合，揭露西方國家以“人權”、“民主”為幌子推行意識形態輸出的本質，對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輸出與干涉做出回擊與反制。

　　第四，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方針，積極發展同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我們注意到，美國近年來推行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力圖通過價值觀外交拉攏、控制中國周邊國家，渲染中國威脅以干擾周邊國家同中國的關系，并在中國周邊積極構筑基于“共同價值觀”的針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包圍圈。做好周邊國家的工作，維護我國周邊地區的穩定，揭露美國構筑共同價值鏈條的實質，打破美國的意識形態包圍和封鎖，意義重大。中央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提出：在全面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系的同時，密切與周邊國家的人文聯系，尤其要“倡導包容的思想，強調亞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發展，以更加開放的胸襟和更加積極的態度促進地區合作”，“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讓周邊國家得益于我國發展，使我國也從周邊國家共同發展中獲得裨益和助力”。引通過倡導“親、誠、惠、容”四字理念和高層訪問與民間交流，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與周邊國家開展雙邊和區域合作，實現互利共贏，建立戰略互信。這是應對意識形態外交的基本要求。

　　第五，應對西方意識形態輸出關鍵在于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當前我們要處理好如下突出問題：一是堅持對外開放與掌握意識形態主導權的關系，即在為實現持續穩定發展、發揮更大國際影響力而堅持對外開放的同時，切實堅持原則、把握尺度，樹立自信，主動應對意識形態輸出。二是做好新媒體時代的意識形態宣傳工作，對基于互聯網的新興媒體加強監管與治理，積極整合新媒體與傳統媒體資源，加強意識形態宣傳工作，牢固占領意識形態陣地。三是正確處理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經濟、政治、科技、軍事、文化領域的正常交往與意識形態矛盾的關系，以積極主動的文化交流增進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化解意識形態斗爭的負面作用。四是在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過程中，做到既對西方的意識形態輸出加以有效抵制，又避免因此影響兩國整體關系。就中國同周邊國家關系而言，在推進周邊國家同中國一道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擺脫外來意識形態輸出的同時，努力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崛起的疑慮，妥善處理有關國家與中國存在爭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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