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全球體系的特殊歷史意義，必須放置在二戰之后的世界格局演變，尤其是1980年代以降冷戰終結、新自由主義興起以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歷史脈絡中理解。它所涉及的不只是簡單的貿易規則演變、國際組織創新與法律跨國化發展，而是代表世界秩序的深刻革命。至少可以從思潮、技術與法律三個演變層面進行觀察。

　　一、GATT vs. WTO：從“內嵌性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

　　戰后由美國主導構建的世界體系(主要包括布雷頓森林體系、馬歇爾歐洲重建計劃等)，實際依托于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中提供的歷史教訓。美國學者約翰·魯吉(John Ruggie)就將戰后世界經濟體系概括為“內嵌性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①]它是對19世紀自由放任主義造成的經濟脫嵌社會進而導致世界戰爭的反動，試圖在國際貿易自由與國內經濟管制之間建立平衡機制，通過福利國家的綏靖策略，一方面充分利用國際貿易的流動性，另一方面通過國家機器嚴格控制過度的流動性。GATT就是這一“內嵌性自由主義”的制度產物。它在名義上是為消除導致1930年代大蕭條的關稅壁壘(如英國就從最初的無條件最惠國原則轉變為大英帝國特惠制度)，但其實質是尋求自由化國際目標與國內政策穩定的平衡，通過國際/國內二元經濟空間的劃分建立政策緩沖機制。

　　“內嵌性自由主義”的推進，必須滿足若干極為苛刻的歷史條件。首先，它要具備英國學者T.H.馬歇爾概括的市民權、政治權和社會權三代權利同時滿足的前提，只有自由主義福利國家集團才能獲準進入這一世界貿易俱樂部。其次，它建立在北方/西方國家與南方/東方國家陣營的等級性世界體系之上。南方國家通過原料與初級產品出口作為北方集團的殖民資源支撐，東方國家則作為意識形態敵手賦予GATT體系以團結性資源。這樣一種建立在“層級式分化”的“半全球化”貿易結構，其結構的中樞和重心是國家，民族國家政治機器必須具備高度發達的組織動力、資源整合和意識形態能力，毋寧說，這是升級版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也因此，GATT的主導者只能是所謂“發達國家”的美國與歐共體，通過具有高準入門檻的“互惠模式”進行建構(將最惠國待遇原則納入多邊體系)，而所謂“不發達國家”則被排除在外，國際貿易只在北方國家之間通過互惠模式展開“有條件的承認”過程。

　　“內嵌性自由主義”與“半全球化”的GATT一體兩面，它也可以解釋戰后“法律與發展”運動的失敗，這既符合冷戰形成的國際分化格局，也決定了“全球法律治理”必然遭遇的限度。被排除在GATT體系之外的落后國家陣營，只能尋求進口替代、再工業化戰略乃至封閉化政策開始獨立的模式探索。在此過程中，資源稟賦、地緣政治、精英意志等因素決定了不同國家在殘酷歷史演進中的乖離命運。傳統的“法律現代化理論”和“法律移植理論”都沒有正視這一史實。

　　GATT體系的成功維持依賴于美國與歐共體的依附性團結關系，依賴于美國與歐共體產業比較優勢的互補，依賴于“發達國家”冷戰意識形態的高度認同。更關鍵的是，依托于建基在“國內/國際”區分的升級版“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說服力和有效性。1960年代之后，歐洲復興帶動歐洲意識的覺醒，經濟領域原先的互補性合作關系開始出現矛盾和裂縫，特別是“福利國家”與“凱恩斯主義”政策在1970年代經濟危機中受到挑戰與質疑。在冷戰意識形態層面，歐洲“社會民主主義”方案與美國后羅斯福新政出現分野。在這所有層面，GATT原先依賴的基礎都開始動搖，一股漫溢出“發達國家”GATT俱樂部的全球化新力量，正在打破GATT體系人為強化的國家邊界，不斷沖擊國內政策與國際政策的脆弱平衡。1981年，里根-撒切爾夫人開啟的新自由主義革命(neoliberalism revolution)，正式宣告了GATT體系思想基礎的終結。

　　它預示著一系列歷史條件與歷史趨勢的變化，既包括“發展中國家”陣營的崛起與分化，也包括福利國家政治的合法性危機以及美國和歐洲地緣政治版圖的再調整，更重要的是，它預示全球化力量正在突破原先基于“層級分化”的“半全球化”控制邏輯，建立在“內/外”、“南/北”、“東/西”這一系列等級區分之上的國際秩序不再能夠有效控制全球尺度的流動性。

　　“新自由主義”革命為WTO的發展與演進提供了思想條件，它驅除了“半全球化”GATT體系神秘面紗背后的民族國家幽靈，以資本邏輯而不是政治邏輯、以非關稅壁壘而不是關稅壁壘、以市場準入、知識產權保護、投資自由化、服務業規則調整，而非專注于有形的簡單貨物商品買賣，來重新安排國家、貿易與投資的復雜關系，尤其是通過新的制度安排，吸納原先被排除在外的“發展中國家”進入到“全球治理”的統一平面。

　　這一吸納過程包含內與外兩個層面：在外部層面，它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到全球資本流動與世界經濟系統的整體空間;在內部層面，它刺破了民族國家的肌體，對其內國法實施全面干預和改造。如果說GATT意在有限的貿易關稅層面進行國際性調適，“新自由主義”背景的WTO則要為自由投資與自由競爭塑造全球性的均質化空間，通過提供統一的、普遍的、深度的經貿性法律框架，掃除一切有礙資本自由流動的因素。

　　在這個歷史新階段，國家的首要任務不再是參與世界競爭以提升國內福利水平，而是通過不斷強化的軟硬件基礎設施建設，吸引全球資本進入到內國投資。意識形態分野不再是劃分不同貿易陣營的依據，意識形態沖突被經貿多邊利益邊緣化。最重要的是，意圖打造一個既全球一體化，又能容納核心與邊緣差異的資本空間結構，并盡一切可能削減資本全球流通的時間成本、交易成本與法律成本。某種意義上，它也超越了美國戰略布局所把控的范圍，以形成具有世界經濟憲法性質的自主運作、自我創生(autopoiesis)的全球性系統。WTO作為由全球資本鍛造的“特洛伊木馬”，被帶入到不同民族國家的內部疆界，隨之帶來民族國家內部在立法、行政與司法層面的全面改造，以實現全球化廣度開發和深度挖掘(deep integration)的全方位提升。如果說，基于“內嵌性自由主義”的GATT體系塑造的是“半全球化”“層級分化”世界結構，那么基于“新自由主義”的WTO體系所構建的則是真正“全球化”的“功能分化”世界系統。

　　二、法律霸權：從互惠模式到總交易模式

　　GATT的“互惠模式”，其交易結構是高度不對稱的。OECD(經合組織)國家原先的農業與輕工業市場開放有限，南方國家實際被排除在全球貿易體系之外。1980年代開啟的烏拉圭回合談判是一場革命，表面上是在談判中加入了農業議題的討論，但其實質則是南方國家對于全球貿易的體系性加入。

　　1970年代經濟危機的加深，歐共體國家對美國貿易霸權的挑戰，都推動美國希望通過貿易議題轉移(轉向服務業、知識產權與投資等議題)，重新奪回全球經濟戰略主動權。這最終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推動形成一種“總交易模式”的談判結構，其交易結構是：經合組織國家開放農業與勞動密集型產品市場，以此作為進入發展中國家服務、知識產權和投資金融體系的交換。[②]同時，北方國家還要求南方國家進行全方位的制度調整，改善基礎設施，全面改造公司法、知識產權、產品標準、健康安全標準、勞工標準、行政程序以及人力資源投資等。美國人希望通過后冷戰時期“自由主義體制”(liberal regiem)和“自由主義全球化”(liberal globalization)的法律移植與制度鍛造，為資本自由流通、取消國家福利管制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奠定根基。其基本策略是：以產業空間讓步換取全球資本拓展、以外部經濟紅利換取國內結構調整。“總交易模式”隨后迅速推動“發展中國家”全面進入全球經濟體系。

　　“新自由主義”革命的根本動力不僅來自霸權國家，更來自跨國企業的逐利需求。GATT體系維持的“內嵌性自由主義”，是戰后初期西方民主政黨體制的產物。不妨說，GATT體系代表了民族國家內部左右翼政黨政治的一種平衡與妥協。在資本/勞工、國家/社會之間，通過不同代際憲法基本權利體系的擴展，通過不同意識形態陣營的政黨代議，實現對單一社會集團的約束和控制。“新自由主義”革命則預示戰后政黨代議制開始面臨危機，由跨國企業所代表的資本集團開始成為超越政黨力量的無冕之王。國家的首要關注，不再是維持國內群體的社會契約和階級妥協，而是通過“跨國公司”與“無根商人”作為全球化先鋒以做大經濟蛋糕進而滿足國家機器的戰略胃口。這在隨后的WTO談判進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美國政府作為跨國企業的總代理人，往往以退出多邊機制相威脅，利用議題轉移、論壇轉移、組織轉移，以及多邊、雙邊、單邊以及區域一體化多管齊下的方式，通過組織大量產業聯盟、經濟團體聯合會，策動律師和法律專家起草系列的多邊法律建議書，最終則以跨國企業為主要服務對象建立起所謂“最低保護標準”的嚴格法律規則。如果說，GATT互惠模式的霸權形態相對粗糙，主要以滿足“發達國家”的關稅互惠為目標，在“總交易模式”下形成的則是一種抽象的知識/權力型霸權形態。它通過復雜的法律規則構建貿易機制，法律規則的抽象性掩蓋了貿易結構的不對等性。國家戰略意圖隱藏在“跨國企業”與“跨國資本”晦澀的技術性術語背后。以作為WTO“總交易模式”重要組成部分的TRIPs協議為例，它就是經合組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知識產權議題和農產品及紡織品議題之間交易性談判的產物。而在“總交易模式”下，越是邊緣性國家，就越是在“總交易”中缺乏話語權與代表權，更重要的，是缺乏法律層面的基本談判經驗和斗爭技巧，最終形成的是南北國家之間極其不公正的國際經貿秩序。

　　南方國家對外缺乏人力與財力設置代表辦事處，在國內也沒有相應的協調小組與專家組，更無法與歐美國家跨國企業雇傭的龐大律師力量相抗衡(WTO每年大小會議超過2800次)。[③]在這種新型架構下，南方國家缺乏實際的政策選擇與議題設置能力，聽任擺布，而發達國家通過設置各種國際標準，對全球貿易結構進行隱蔽性重組，進而形成“國際標準沃爾瑪化”之態勢。在新的全球貿易體系中，傳統的商品貨物與商品銷售被逐漸邊緣化，財產形態則愈益無形化、信息化和知識產權化。無形的信息產權則進一步通過美國化的標準設定而全球普遍化。這樣一種從財產無形化到財產知識產權化再到知識產權標準化的演進邏輯，也來自1990年代以降第三次工業革命尤其是互聯網革命的沖擊。

　　三、第三次工業革命：虛擬產權與新型資本戰略

　　如果說，GATT工業時代法律處理的是物質與能量交換過程中的產權問題，涉及跨境有形貨物銷售的國際控制、海關審查與關稅征稽，當代WTO全球貿易處理的則是如何通過產權的精致區分形式，如何通過法律系統的符碼化爭端解決機制，介入并形塑信息化產品和虛擬化服務的生產、傳播與交易問題，并主要關涉跨境自由投資、服務標準統一化、金融自由流通、貨幣跨國匯兌、資本賬戶開放、行政管制取消這些“無形”和“上位”的議題。

　　1990年代以降加速發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使得全球資本主義市場業務正在部分或全部網絡化，在空間覆蓋性與時間瞬時性層面，實現了資本戰略的實時性全球溝通。控制產權的關鍵，不再是對于具體物質的有形占有，而是如何更為精確地挖掘、提取、確認和控制信息。信息化革命提供的便利條件使得跨國公司與跨國資本的全球流通不再有任何技術層面的障礙。福特制的規模化生產、可互換零件、裝配流水線、專門化分工，代表了從土地經濟時代向兩次工業革命轉型的歷程，并代表戰后GATT體系構建的國際貿易框架。而在進入1980年代之后，全球范圍的知識、信息與貿易和投資的重組過程，由于信息化技術革命的沖擊，正過渡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信息的獲取、組織、整理、支配和利用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信息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正變得無孔不入。這樣一個全球性信息網絡自我生成、自我展開的過程，同時也是全球資本自我擴張、自我增殖的過程。民族國家的領土疆界正在失效，信息、貿易與投資不再聽命于主權邊界的人為控制。

　　新經濟的發展，并不是物質生產的消失，而是非物質環節吸納物質性價值的過程。過去6年間，美國出口1美元貨物的重量下降了50%，美國服務業出口已占其總出口的40%，“比特”正在取代“原子”成為貿易的真實單位。[④]信息化導致的符號化過程，進一步解構了傳統的物權概念，產權控制正不斷與有形物相脫離。“小型化”與“符號化”能夠繞開物質與能量環節，直接處理信息本身。當代全球社會的特征正是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新型景觀：分布式、去中心、彈性、適應、共同進化、冗余、不可控制、不可預測、復雜性、無始無終、碎片化、自我構建、自下而上，而不再是傳統自上而下的命令、指導、控制、規訓、壓制與監督。跨國企業正形成相互纏繞的共同進化關系，呈現為強制性的合作狀態。網絡化結構深刻改變了傳統的經濟模式，當代法律、金融與貿易體制也隨之發生調整。即時生產、靈活制造、批量定制、零庫存、戰略聯盟、大規模外包都是其中代表。企業與市場的邊界正在打破，契約和組織的區別逐漸淡化，所有權的地理分布也趨于分散。供應商、企業雇員、消費者與政府監管，研發、制造、包裝、倉儲、物流、營銷，所有事物都在進入一個去中心化的協作網絡之中。[⑤]

　　資本主義利潤鏈條的最高環節，已經不再是馬克思時代的生產終端，而是圍繞分拆外包、直接投資、研究發展、企業營銷、專利許可、技術轉讓、交叉持有、資本聯盟、標準化設定等形式展開。整個產業鏈條通過相關法律標準的分解與塑造，通過相關法律議程與議題的設定，以一雙“看不見的手”來控制和壟斷高端利潤。如果說現代資本主義的積累戰略建立在“稀缺性”與“有限性”的矛盾關系之上，當代全球信息化秩序則通過“稀缺性”的完全建構，使得資本積累戰略轉變為一種法律溝通戰略。

　　GATT是有關貨物貿易和國際關稅的互惠模式(所謂“關稅與貿易總協定”)，而要將愈益無形和虛擬的跨境貿易形態納入全球體系，進而形成“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與貿易相關的投資措施”(TRIMs)、“與貿易有關的服務總協定”(GATs)，就必須對GATT模式做出革命性改造。[⑥]如果說，GATT借助高關稅/低關稅的邊界壁壘運作，WTO則通過涵括與排除的法律系統符碼進行規制。二戰之后，歐美跨國企業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創新型信息和通信技術(ICT)方面取得了壓倒性比較優勢，信息的組織、處理、儲存、捆綁和分配成為各大跨國企業的核心業務職能。[⑦]相應于此，法律的規制重心也不再是物權領域有形的產權界定，也不再是債權領域固定的國際貨物銷售合同，而涉及市場準入、知識產權、金融投資、服務業規則、產品標準等一系列更為虛擬與抽象的領域。技術革命推動經濟一體化進程，經濟一體化則推動法律一體化進程，信息技術革命經由全球資本的不斷拓展，正把全世界都卷裹進入一個致密的命運共同體。

　　四、以革命應對革命：中國國家體制與戰略抉擇

　　1987年，中國計委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建，在新華社內部刊物《動態清樣》上發表文章《走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王建提出的“國際大循環戰略”，其目的是通過大力引進外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為重工業發展取得必要的資金和技術，再用重工業發展積累的資金返回來支持農業，從而通過國際市場的轉換機制，形成中國產業的內部升級動力。“國際大循環戰略”隨后迅速被官方認同，進而成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外向型經濟的觀念基礎，也成為改革開放時期涉及城市與鄉村，涉及土地、合同、金融、財稅、勞動、環保等全方位領域法律大面積制定與修改的戰略依據。

　　這種“國際大循環”發展戰略在中國加入WTO之后進一步加速，并迅速引發中國各地為吸引國外資本，而競逐壓低勞工的工資和福利水平，并在土地、稅收、金融、環保等地方性法規和規章層面，尤其在全國的縣域、市域和省域之間，形成為吸引“新自由主義”資本流動而競低報價(race to bottom)的惡果，進而形成“法治政策洼地”的尷尬局面。在國家和地方多級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層面，形成持續而普遍的法律矛盾與沖突。除此之外，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與歐美國家信息密集型產業之間的高度不對等性，也使貿易產品定價與利潤主要由外方控制，官商資本只有通過犧牲國內福利需求、勞工基本保障以及環境正義來維持WTO全球化紅利。最初預期的“以市場換技術”并沒有如愿實現，相反，“以環境換績效”、“以人權換發展”卻成為不爭事實。加入WTO十年時間推動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初步建成，卻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被固定在全球產業利潤鏈條低端的狀況。

　　上海自由貿易區及國內其他自貿區方案近來成為媒體關注焦點。論者多認為，這與TPP、TTIP、TiSA新三大全球經濟合作框架的挑戰相關。在全球服務業革命、世界產業轉移與新經濟體崛起的背景下，美國試圖繞開陷入僵局的WTO體系，重新主導游戲規則制定，打造新的橫跨太平洋與大西洋的全球產業利潤鏈條。這一戰略意圖極其類似于1990年代初期美國從GATT向WTO進行戰略轉移的過程，尤值關注。

　　總體而言，中國參與全球貿易與投資，是在晚近新自由主義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以及法律全球化革命這三大革命浪潮共同匯聚的時代背景下展開的。一方面，中國已從冷戰時期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挑戰者”(challenger)，轉變為后冷戰時期全球資本的“利益攸關者”(stakeholder)。另一方面，中國也不能再繼續沿用1990年代的“國際大循環”戰略，也難以繼續“比較優勢”的“世界工廠”戰略。必須看到，古典放任自由的國際貿易正被追求規則與監管一致化對接的全球貿易取代。貿易議題正被層出不窮的“環境”、“勞工”、“知識產權”這些“人權”標準所包圍，在投資、金融、政府采購、標準與認證、競爭政策、物聯網、互聯網等領域，中國正真正進入所謂的“改革深水區”。這其實也是從“自由主義貿易”到“自由主義體制”的“華盛頓共識”升級版的召喚。如果說，中國在改革初期曾經希望通過“國際大循環”戰略“以市場換技術”實現產業升級，在后冷戰時期，中國決策層將持續面臨“以自由體制換市場空間”的艱難戰略抉擇。

　　貿易體制改革的法律政策效果取決于國內的政治和經濟狀況。WTO進程未必會使所有人獲益，在零和博弈的情形下，中下階層往往成為改革開放的犧牲品。上海自貿區未來所形成的政策套利空間，也有可能成為諳熟新自由主義修辭的“達沃斯人”(Davos man)的逐利工具。“以開放倒逼改革”的政治構想，其意圖是通過某種“雙贏”許諾來說服既得利益群體支持變革，而一旦“利益均沾”被證明不現實，則最終取決政治領導層能否打破僵化利益同盟的決心。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失敗經歷，更多不是人才、智力和知識儲備的不足，而來自具有“雙刃劍”效應的“特殊體制”。

　　為應對三波全球化革命浪潮的匯聚沖擊，中國“特殊體制”必須做出自我革命的應對。面對新自由主義革命，中國需要政治體制改革與人權機制發展，平衡官商資本的一枝獨大，防止精英寡頭獨占全球化紅利而將改革成本轉嫁于弱勢群體，在資本自由擴張與國民福利增進、在全球化精英與底層平民之間保持平衡，通過民主監督機制抵御權貴資本的陰暗面，杜絕跨國資本與壟斷資本的“逆向國民待遇”與“超國民待遇”。面對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需要轉變勞動力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實現產業升級與創新型經濟發展，在全球產業轉移中抓住機遇期逐漸占領高端領域，盡早實現信息密集型、知識密集型和創新密集型的產業轉向。面對法律全球化革命，中國則需全方位的法律理論創新與戰略政策調整，全球競爭的核心不再是軍事彈壓與武力恫嚇，不能再簡單依靠技術化的法律移植與壟斷化的立法創制，而亟需在外交議題設置和法律規則主導權層面提升“軟實力”，以積極應對“全球治理”的法律挑戰。

　　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的戰略革新，最終取決于內政體制的自我革命。美國霸權的持久活力，得益于其民主框架對精英與民眾利益的吸納和平衡，得益于其憲法革命對不同群體權利要求的階段性實現，從而使其能夠充分動員國內階層一致對外參與世界競爭并捍衛本國利益。國際經貿的競爭歸根結底是國家制度的競爭。全球化加速已是不容回避的歷史事實，在殘酷卻沒有硝煙的全球競爭中，國家體制的力量將愈益凸顯。這一切都最終取決于中國體制自我革命的勇氣。

　　注釋：

　　[①] John 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36/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82， pp.379~415.

　　[②] 從GATT的互惠模式到烏拉圭回合的總交易模式，詳見[美]西爾維亞·奧斯特里：《世界貿易組織：壓力下的體制》，丁開杰譯，載[美]斯蒂文·伯恩斯坦、威廉·科爾曼主編：《不確定的合法性：全球化時代的政治共同體、權力和權威》，丁開杰等譯，119~141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③] [美]西爾維亞·奧斯特里，《世界貿易組織：壓力下的體制》，124頁。

　　[④] [美]凱文·凱利：《科技想要什么?》，熊祥譯，70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⑤] 大廠商的官僚主義等級體系功能逐漸解體，例如營銷、銷售、研發、中間材料與初級材料生產的市場化，以及外包、轉包、聯營與合資形式的興起。其典型代表是谷歌公司：它既是傳媒公司，又不制造信息產品;它既是通信公司，又沒有傳送線路與電子設備;它既擁有眾多分公司與機構，又不進行垂直整合。但這反而使它成為當代信息帝國的“總開關”。參見[美]吳修銘：《總開關：信息帝國的興衰變遷》，顧佳譯，290~301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⑥] 參見Susan K. Sell， “Industry Strategies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e：The Quest for TRIPS，and Post-TRIPS Strategies”， 10/1 Cardoz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02， pp.79~108.

　　[⑦] 可參見Gerald Brock， The second Information Revolution， Cambridge：Ha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James W.Cortada， The Digital H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原載《清華法治論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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