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思想】當今中國國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義而是發展意義上的概念；當今中國的發展已不僅僅是國家內部的歷史運動，而是一種與世界緊密聯系一體的歷史運動。發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國國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對國家核心利益的威脅便是對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從這個意義上看，與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安全觀念不同，中國新世紀的國家安全應當主要是一個以維護中國發展權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對中國國家安全的關注，應當從傳統的維護本土安全，轉變為維護已走向世界的中國政治和經濟利益安全；對中國國家安全系數評估基點，不應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應建立由本土輻射于世界的國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維護中國國家安全，也應當從封閉的和獨守家門的模式，轉變為積極進取和開放的模式；從制陸權為主的作戰方式轉變為集制空權、制海權和制電磁權為一體的現代作戰方式。總之，利益決定觀念及其實現手段。中國的重大發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國的安全觀及其實現手段就應輻射到哪里。本文刊發于《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1期。

　　在以往形而上的學科中，少有對國家安全問題，尤其少有對中國國家安全問題的學理性研究。這是由于現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對此問題提出特別的需要。國家安全問題與其他一切學科一樣，都有自身認識發生和發展的思想體系。認識發生和發展的問題，屬哲學的范疇。由此本文提出“中國國家安全哲學”的概念并以此作為研究的內容。

　　1．認識發生原點：國家、國家主權與國家安全

　　研究“國家安全”，最不能回避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國家”和“國家主權”。

　　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是商品經濟條件下產生的認識。與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國家”不同，在這里“國” (state )并不是“家”(family)的放大形式，而是“生活在地球表面特定部分、在法律上組織起來并具有自己政府的人的聯合”[1]在這里，人是國家組織的基礎單元。

　　在中世紀，神及君權神授的觀念占支配地位。“國”是“家”的集合體，君主是家長的集合和放大，因而，現代國家觀念在中世紀難以形成。真正并具有人本意識的國家觀念，出現在中世紀歐洲王權衰落和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這一時期，歐洲出現了如英國的洛克、霍布斯，法國的孟德斯鳩、盧梭，美國的潘恩等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他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這樣的看法，即：國家是社會個人和社會團體為共存而相互契約的結果;契約是社會每個個人自然權利相互讓渡后的結合，這種結合的最高的表現是人民主權;國家主權是人民主權的外觀形式，是一國人民的自然權利的最集中的表現。從自然法的原則中派生出人的許多自然權利，人權是人的自然權利的總和，它包括人的生存權和不妨害他人的發展權。國家主權是社會個人自然權利的集合體，也是全體國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的集合體。換言之，全體國民的生存權與發展權相互依存并作為不可分割的兩部分統一于國家主權的概念之中。盡管他們在對國家起源和對主權的認識上有所差異，但他們的上述理論對后來國家觀念及作為國際法基礎理論的關于“國家基本權利”理論原則的形成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根據國際法，國家所享有的必需的最為重要的權利是國家基本權利，由于國家享有這些權利才被承認為國家。“哲學上的理論是，國家參加國際社會是基于它們的基本權利得到承認和接受。國家主權的觀念的發展增強了這種理論。”[2]

　　在國際法中，國家主權是國家的最基本的屬性，也是國家自然權利。由此便引申出國家其他四方面的基本權利：一、獨立權;二、平等權;三、自保權;四、對內最高管轄權。這四大權利實際上分為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獨立權和平等權是國家主權的國際存在并發揮相應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國家主權在國際關系中的最基本的體現;自保權是國家主權在國際關系中的安全保證。對內最高管轄權是國家主權的國內體現。這幾方面權利缺一不可地支撐著國家主權的完整存在。[3]

　　綜上可見，“國家”、“國家主權”是“國家安全”概念發生的認識原點。主權中的“自保權”與由此引申出的“國家安全”概念之間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國家安全的最高目標是保衛國家主權，而保衛國家主權的最高表現則是保衛國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由此推理，“國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應當是一個涉及社會個體安全的概念，而應當是一個只涉及國家及國家主權安危的概念：“國家安全”也不僅僅是國家主權中自保權存在的一種狀態，它更是國民集體要求保衛自身生存和發展安全權利即自保權的合理延伸。

　　2．認識發展動力：生產力發展與“國家安全”概念變化

　　迄今為止的人類歷史，經歷了各種發展階段，但就其經濟形態而言，卻只經歷過兩種形態，即自然經濟和市場經濟。不管歷史怎樣發展，社會如何更迭，其經濟運動并未超越這兩種經濟形態。

　　自然經濟是一種以自給自足為動力和核心目標的經濟形態。它的主要特征是其生產產品不是為了交換，而是為了滿足生產者或經濟單位本身的需要。在原始公社時期，生產力極低下，勞動者通過“損有余而補不足”式的平均分配使人類自身再生產得以延續。自然經濟的最顯著的優點是其經濟活動并不需要過于復雜的勞動和勞動工具。簡單的勞動和粗陋的勞動工具與自然對象進行最簡單的物質變換，就會產生出人類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其次，自然經濟所具有的自給自足的性質，使得這種經濟結構在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中具有極強的穩定性以及隨之而來的極強的生存力，這種能力使世界各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得以渡過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也許正因此，處于自然經濟形態下的弱小國家利用其地理優勢，一次又一次在持久戰中拖垮了強國的入侵。

　　但同時也應看到，自然經濟又是一種只具備生存功能而不具備發展功能的經濟形態。由于自然經濟的生產目的是為了自給自足而不是用于交換，是為了獲取產品的使用值價而不是價值，因此這種經濟很難形成價值積累，其生產的擴大也只是對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占有規模的外延擴張，而不是價值積累和擴大。與此相應，整個經濟只有在消費與生產保持大體平衡的條件下才能進行，一旦這種平衡因生產的擴大和財富增加及隨之而來的兩極分化而打破，這個社會也就隨之解體并發生混亂。人類從母系社會到父系社會再到私有制社會的歷史演變，其內在規律就是這樣。《荷馬史詩》所描寫的及世界各民族都經歷過的“英雄時代”就是這種歷史規律的早期反映。

　　只要有人類的經濟活動，不管其形態如何，就必然有財富及斂財欲的增長。同是聚積起來的財富，但在不同的經濟形態中，卻會對社會穩定造成不同的后果。自然經濟的自給自足的天性使其不具備將聚積起來的財富轉化為資本的功能，這使得剩余勞動在商業流通中形成大量貨幣資本無法為生產領域吸收，當這些貨幣資本不能有新的投資和增值領域時，它便會通過購買生產資料(在古代農業國，這種生產資料就主要是耕地)的方式迅速轉向生產資料領域，使原來已形成的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穩定結合，遭到破壞性解體。不管什么社會形態，當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穩定性遭到破壞，社會的解體也就隨之發生。一部中國古代史大體上就是這樣的歷史：經濟繁榮來得愈快，社會動亂來得也就愈快。動亂造成生產和消費兩方面的破壞，破壞使生產和消費再次回到其最原始的即一無所有的起點。

　　無疑，正是自然經濟才使人類存在得以保障;同時也正因如此人類發展受到束縛。自給自足，特別是自給自足的小農業經濟天然具有的排斥發展的特性，使經濟的發展異化為破壞小農業自身的手段。[4]在這種經濟形態中，國家力量表現為國家對產品使用價值而不是對價值的占有量，其經濟量的擴張──在農業國度中──也主要表現為土地和人口(勞力)的外延擴張。不斷擴張陸權(而不是擴張海權)和不斷擴張土地以使失去土地的農民再次獲得土地，這是自然經濟條件下避免整個社會內亂的主要方式，由此產生的人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必然是以重生存輕發展的認識;由此引發的對國家──特別是農業國家──主權及自保權的認識也多局限在防止屬于自己的使用價值即土地、人口等而不是價值及其商貿運輸線不受侵犯的方面。

　　取代自然經濟的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最早起源于一般意義上的物物交換“市場”。不管什么樣的生產力水平，也不管什么樣的經濟形態，也不管什么地域發生的生產力，它們都不可能生產出勞動者所需的一切，這樣便產生了人類最初的交換和由此產生的最原始的“市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產品有了剩余，市場交換的范圍進一步擴大，由此便發展出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有了貨幣，便有了通過交換致富的可能，于是便發展出專門經營商品的商業活動。但這時的商業行為，還不屬于商品經濟的范疇，這時的市場也不屬于市場經濟的范疇，它們只是自然經濟并附屬于自給自足的經濟目的的經濟行為。然而，隨著交換及由此獲取的財富進一步擴大，商人的力量也隨之擴大。手握巨大財富的商人便開始根據市場需求，將手中單純為了生息的貨幣反轉過來投資新的產業，將原來自給自足的經濟活動改變為以滿足市場需求為目的的活動。隨著這樣的活動獲利增多，社會經濟便由自然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自給自足的生產便轉為商品生產，投入生產過程中的貨幣便轉為資本。

　　資本主義是市場經濟的特定階段。與自然經濟相比，資本主義經濟將發展納入其經濟活動的目標，原來自然經濟條件下生產與消費的穩定結合被資本分裂開來;市場競爭使生產的目標從原先只為生產者自身需求轉移到為國內，繼而為國際市場的需求。需求的多樣性，決定了市場和投資的多樣性。在市場競爭中，誰先獲得更多的投資機會，誰也就獲取更豐厚的利潤;誰能贏得更多的利潤，誰也就在市場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市場經濟的規則，與自然經濟相比正好相反。自然經濟中生產的擴大表現為對使用價值的占有量的擴大，市場經濟中生產發展則表現為對價值的占有量的擴大；在自然經濟中生存是發展的絕對前提；而在市場經濟中生存則是發展的相對前提。在前者，國家生存系數高低是衡量國家安全的主要尺度；在后者，國家發展和可持續性發展能力更是考量國家安全的主要尺度。

　　當國家經濟進入市場經濟的快車道后，利潤成了企業追求的絕對目標。為此，較早進入市場經濟的國家，在最初往往是通過最大限度壓低國內消費來使企業利潤最大化，結果導致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為了實現在不降低利潤率的前提下緩和國內矛盾的目的，這些國家便開始向外擴張。“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了世界性的了。…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國內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5] 世界性的消費需求，給市場經濟國家的生產帶來巨大的發展。民族經濟的發展將因此日益依賴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的發展。于是，世界市場──而不僅僅是國內市場──也就成了市場經濟國家發展的必要前提；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安全”的概念，也就成了一個與發展相聯系的世界性的概念；人們對“國家安全”的認識，也就從傳統的“保家衛國”即從保衛國家本土生存的概念，轉變為保衛國家世界性發展的概念。

　　3．認識的異化：資本全球化進程中的世界霸權與國家安全

　　自從資本登上歷史舞臺，世界就發生了迅速的變化。資本先把本來在自然經濟中統為一體的國內生產和消費，分裂為對立的兩部分并通過壓低國內消費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當國內消費被壓低到勞動力不能維持自身再生產的正常水平，從而由此產生的國內矛盾已不可調和的時候，資本就開始追求海外市場，并用從海外獲得的大量利潤回流，緩解國內矛盾。與此同時，世界也就開始了資本的全球化進程。率先進入市場經濟的國家，為避免國內經濟和政治危機，便要不斷地創造可獲高額利潤的海外市場。這樣世界便分為資本中心地區和資本外圍地區。外圍地區在遭到外來資本沖擊并為資本中心地區提供利潤回流的進程中不可避免要給這一地區帶來市場經濟的新因素;新因素會造成新的革命即市場經濟需要的民族民主革命和隨之而來的經濟市場化改革運動。

　　在資本主義歷史上，英國是資本主義最初的中心。但最先品嘗資本全球化沖擊的是今天已進入七國集團的法國。

　　中世紀的法國借助由地中海到北歐的過境貿易中產生的大量商業資本的增加，而不主要是像英國那樣由根植于本國的商品生產的增長在歐洲較早發跡。與中國春秋時期的井田制的解體一樣，大量游離于生產之外的商業資本較早和超量出現，使法國莊園經濟較早解體，莊園農奴和土地較早分離。商業資本增長進一步導致勞動力與土地生產資料的分離速度加快。與英國正好相反而與中國戰國時期和后來的太平天國時期的情形近似，由于當時法國資本主義工業非常脆弱以至不足以吸收大量游離于生產領域之外的貨幣資本和勞動力，這些剩余勞動力便從農村流入城市并成為社會動蕩的源頭。土耳其奧斯曼帝國興起使從地中海經法國通向北歐的商路中斷，過境貿易銳減使法國出現蕭條。此時英國正處上升時期，法國的政治家試圖仿效英國，希望通過對外開放和自由貿易振興法國。他們天真地認為，用給英國的工業品優惠政策(進口稅減20%)的方式換回法國葡萄酒與白蘭地在英國暢銷，這樣法國就可得到振興。為此，法英1786年簽訂了《伊甸條約》。出乎法國人所料，法國的農產品和手工藝品的總值大大低于英國工業品的總值。經過短期較量，法國工業經濟從法英的交換中所獲甚微并為此瀕于破產。法國人想取消這個條約以制止民族工業的衰落，但為時已晚。三年過后，1789年法國便發生了劇烈的政治動蕩即人們常說的“法國大革命”。拿破侖的出現是當時處于相對弱勢的法國對強大的資本主義英國及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經濟理論的嚴肅挑戰。拿破侖看出法國政治危機產生的深層原因，[6]他用暴力摧毀英國工業品在歐洲大陸市場的同時，又用暴力強行把歐洲農民(也有人稱之為“農奴”)從封建莊園中解放出來并使之變為自由的小土地農民，以此為虛弱的法國資本主義工業造就了可以為法國資本壟斷的勞動力和消費市場。盡管拿破侖在1815年滑鐵盧戰場上失敗了，但他為身后法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不可動搖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1827年法國工業生產力比1815年增長一倍。此后，法國便由英國資本的外圍地區躍入資本中心地區，并成為資本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與英國相對應的新的一極。如果說是英國開辟資本全球化歷史的話，那么，從相當的意義上說，是法國開辟了資本多極化的歷史。隨著資本全球化進程向世界鋪展，德國、美國、日本等在與新舊霸權(英國、法國及西班牙、葡萄牙等)的強力對抗中，相繼擠入世界霸權的行列。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自相殘殺后，這些國家開始聯合并形成排斥處于外圍地區的南方國家發展權利的資本聯合中心，以共同主導和壟斷世界資源和市場。

　　多極化的不斷興起與霸權的不斷更替，是資本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現象。所謂霸權實質上就是在資本全球化進程中，大國對世界經濟及他國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和壟斷權；而所謂多極化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自然經濟國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從以重生存輕發展的自給自足經濟向以發展求生存的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是封閉的地域性的自然經濟通過市場改革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是“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7]的過程。必須說明的是，與自由支配自身勞動力的工人存在是資本存在和發展的前提一樣，現代霸權并不排斥南方國家的生存權，相反還以南方國家的生存權為自己發展的前提，因此現代南方國家的反霸斗爭的焦點并不主要表現在生存權方面，它實質上是已進入市場經濟的南方國家爭取其固有的發展權與已在國際市場中占主導地位的北方國家限制和遏制乃至剝奪南方國家發展權的斗爭。鄧小平同志對此講得明白，他說：“人們在講南北問題很突出，我看這個問題就是發展問題。我曾多次對一些外國朋友講，這個問題要從人類發展的高度來認識。”[8]“現在國際壟斷資本控制著全世界的經濟，市場被他們占了，要奮斗出來很不容易。”[9]獨立權包含著不可侵犯的平等發展權。平等發展權意味著平等地利用有限的國際資源和市場的權利，恰恰就在這一關鍵點上，北方國家才露出其早年海盜（霸道！）的本性。南方國家的持久存在（而不是發展），已成為北方國家緩和內部矛盾和經濟持續發展的前提。但由南方國家生存權必然產生的發展權則不可避免地要成為北方霸權國家的對立物。市場經濟已把發展作為現代國家存在的基石，那么，剛進入市場經濟的南方國家必然會把爭取發展權作為其國際斗爭的主要目標。資本打破了自然經濟下生產與消費的天然平衡，使生產發展的無限性與市場和資源的有限性對立，這種對立最初導致國內經濟危機;為緩和危機，資本就必須在更大的范圍不斷開發市場和資源。當這種開發覆蓋至全球范圍的時候，資本中心國就會對有限的市場與資源實行聯合直接或間接地壟斷;當這種壟斷受到在多極化進程中新崛起的國家的強力挑戰時，資本中心國就會不顧資本全球化進程中形成的公認的國際公理，利用它們掌握的巨大政治軍事力量對這些國家以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實行所謂“遏制”(這種遏制的底線并不是一國的生存權而是這個國家全體國民共享的發展權)。一旦這種遏制被新崛起的國家強力打破，其結果，要么是霸權國家向新崛起的國家妥協，認可一種適應于多極化發展而不是少數國家壟斷性發展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要么就是在原有的游戲規則中出現霸權更替──就像英國代替西班牙、美國代替英國一樣。這是一個進入市場經濟軌道的國家不能回避并且在今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無法改變的歷史過程。

　　發展權，從經濟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圍自由貿易不受侵害的權利。而贏得這種權利的關鍵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貿易必需的交通線，特別是海上交通線的權利。但是，自由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它是需要槍桿子來捍衛的。一百年前，也就是美國經濟開始走向世界貿易的時候，美國學者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 ， 1840～1914)提出對當代中國仍有特別的意義的海權理論。他說：“交通狀況決定戰爭的成敗。廣義上，交通是政治和軍事戰略中的最重要的因素。海權在控制交通方面作用突出，歷史上即是如此，而且只要還有海軍，該狀況還會繼續存在。原因就是在長距離大批量運輸方面，水運比陸運方便得多，運量也大得多，所以海洋也就成了最主要的商業交通媒介。‘商業’這個詞讓人想到海洋，因為海上商業在任何時代都是財富的主要來源，而財富又具體象征著一國的物質和精神活力。所以，如同陸軍對于陸上軍事行動至關重要、雨水和陽光對于植物的生長絕對不可少一樣，海上交通通過被用來保證自身利益或擾亂敵手，決定著一個國家的根本活力。”[10]“對海洋的控制必須通過競爭獲得，或許還需一番武力較量。”[11]“商業的打擊就是對有關國家的交通的打擊。它截斷了它的營養，使它忍饑挨餓，切除它的力量之根基、戰爭之筋腱。雖然有戰爭這個可悲但不可避免的因素依在，但人們還是熱切希望避免受戰火襲擾，因為對商業的打擊的的確確是能發起的最致命的打擊。”[12]

　　在全面推進市場經濟的經驗方面，美國人是我們的先生。在反霸中保衛和捍衛自身發展權方面，早期美國人也是我們的先生。

　　南北戰爭后，美國國內建立了統一的市場，給國內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西部土地的開發、自由勞動力和國內市場的擴大、先進科技的應用和歐洲資本的輸入，使美國以驚人的速度崛起并成為當時資本主義世界新的一極。從美國內戰結束時的1865年到美西戰爭爆發時的1898年，美國小麥產量增加了256 %，谷物增加222 %，精糖增加460 %，煤炭增加800 %，鋼軌增加523 %，投入鐵路運行的長度增加567 %以上，原油從300 萬桶增加到5500 萬桶，鋼錠鑄件由不足2 萬噸增到900 萬噸。1890～1938年間，美國鋼鐵產量和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13]

　　國內市場、國內資源的有限性和資本擴張的無限性之間的矛盾，不僅是資本主義經濟，也是所有形態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市場經濟，特別是剛進入市場經濟軌道國家的內部社會矛盾產生的重要根源。正是基于這種深層矛盾，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國爆發了規模巨大的工人罷工。國內市場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會矛盾，要求當時的美國經濟必須向海外發展。在當時尋找海外市場，必須解決兩個問題：其一，美國必須獲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為貿易和海軍的中轉站，以保護和擴大美國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國必須解除當時橫行于東太平洋的霸權國家即英國、德國及西班牙的海權壓力。這兩大現實問題使越來越多的戰略家對當時美國傳統的沿海戰略提出質疑，他們認識到現代海軍的艦只不應是單獨航行或停留在美國沿岸港口，而應集中成艦隊在海上采取進攻性行動。正如1887 年美國一位國會議員正確地指出的那樣：我們需要的是這樣一支海軍，“它能使我們在遠離海岸的地方迎擊來犯之敵”。[14]

　　美國振興海軍的工作于1882-1883年開始。當時的切斯特.阿瑟總統表示：“國家的安全、經濟和榮譽需要我們全面振興海軍。”[15]1882年國會決定建造軍艦兩艘，至此開始了美國擴建海軍的計劃。幾乎就在中國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師的錢大興土木，建造頤和園的同時，美國哈利遜政府(1889-1893年)已將海軍軍費從1886年的1700萬美元增至1893年的3000萬美元，軍艦從3 艘增加到12艘。美國由世界第12海軍國躍居第5 位。[16] 從1890年到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海軍軍費從所占整個聯邦支出的6.9 %猛增至19%，至1914年美國海軍已居世界第3 位 。 [17]

　　與此同時，美國也極果斷地開啟與英國、德國和西班牙在東太平洋上爭奪霸權的戰爭。1867-1889年間，美國買下了阿拉斯加，占領了中途島，迫使英國和德國承認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薩摩亞群島的帕果-帕果建立的海軍基地的事實。1895年英國試圖擴大英屬圭亞那的領土，和委內瑞拉發生邊界沖突。美國在“門羅主義”的旗號下強行干涉并迫使英國接受美國的仲裁。1898年美國向西班牙宣戰，利用其海上優勢迅速擊敗西班牙艦隊。后又將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遺產──波多黎各、關島、菲律賓和古巴攫為己有。美國在打敗西班牙、迫使英國和德國在薩摩亞群島、英國在拉丁美洲地區向美國作出讓步的同時，也就真正步入新崛起的世界大國的行列。此后美國在世界范圍的自由貿易的利益才得以不受阻礙地實現。

　　回顧歷史，是為了中國的未來。美國本世紀初的崛起及其與英國等霸權國家的斗爭，并不是美國的過錯：任何新崛起的國家，尤其是市場經濟國家，都有平等和自由地與其他國家分享國際貿易及其貿易運輸線路的權利。問題在于，美國在它擺脫殖民地地位并崛起之后，便開始以保護“國家安全”的名義，侵犯他國主權，與霸權國家瓜分世界并與這些霸權國家聯合壟斷和排斥南方國家發展權。這使美國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在資本全球化進程中發生了異化：由正當的維護國家發展權的行為，異化為阻礙生產力全球化和社會化的霸權行為。

　　4．從一般到特殊：中國國家安全新觀念

　　目前的中國正處在解決了溫飽即生存問題后進一步轉向如何解決發展問題的階段。20年的改革已使中國擺脫了貧困，基本解決溫飽問題并達到小康目標。為實現鄧小平提出的到下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中等水平的發達國家” 的宏偉目標，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此后，中國經濟全面向市場經濟轉軌，快速發展使中國經濟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日益加大。

　　1998年，中國出口總額為1838億美元，是1959年的80倍、居世界第9 位;同年中國進口總額為1402億美元，是 1950年的242 倍，居世界第10位。1998年中國在世界貿易中的排名由1978年的32位上升到第11位。中國貿易伙伴在 50年代有60多個，1980年增加到180 個，1998年發展到227 個。1998年中國十大出口地依次為：香港、美國、日本、德國、韓國、芬蘭、英國、新加坡、臺灣、法國。十大進口地依次是日本、美國、臺灣、韓國、德國、香港、新加坡、俄羅斯、法國、澳大利亞。1998年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為1632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89%，其中機電產品出口為665 億美元，占出口總值的36%，已連續4 年超過紡織品成為中國第一大類出口商品。1978年中國國民經濟對外貿易的依存度為10%，1998年上升到34%。1998年中國外匯儲備為1450億美元，比1979年的8.4 億美元增加了172 倍。[18] 快速發展必將帶動巨大需求。據估計，21世紀頭10年，若中國經濟仍保持在年均10%的增長速度，到2010 年，中國人口將達15億，人均GNP 為2700美元，屆時中國需石油10億噸，其中需進口9 億噸;糧食產量維持在5 億噸，需進口2 億噸才能滿足國內需求;初級產品進口比重將提高到7.5 %。[19] 這說明，中國已初步從初級產品出口國轉變為工業產品出口國家，中國有1/3 強的經濟增長已與世界貿易連為一體。這同時進一步說明，中國發展及其相關利益，尤其是國家安全利益，與建國之初相比，在相當程度上已與世界聯系起來，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中國人對國家安全的認識也將要發生相應的變化。

　　以往中國人對國家安全的認識，更多的側重于國家的生存安全。在這種認識中，本國的安全與世界的安全是相對分離的。我們因此常常不理解美國人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處插手，但只要看一下美國經濟，乃至美國本身與世界的聯系程度，這個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研究一下美國年度安全戰略報告，不難發現，美國人眼中的國與國的限界遠不如東方人感覺得那么明顯：對國家安全的考慮，美國人是從世界的范圍來看問題的;對地緣戰略的制定，美國人的視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關鍵島嶼;對國家經濟、政治戰略的制定，美國人的視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場及能源資源關鍵地區;美國國內問題的解決，更多地也是從國際問題的解決入手的。100 年前，馬漢曾對這種變化從理論上作出過合乎邏輯的解釋：“在我們變化的態度之中，令人感興趣的、有意義的特點是我們把目光轉向外部而不僅僅投向內部，以謀求國家的福利。確認遠方市場及其和我們巨大的生產能力之間關系的重要性合乎邏輯地意味著對于將產品和市場聯系起來的環節的承認，那就是運輸。生產、市場和運輸三者共同組成了給英國帶來財富和光榮的海上權力的鏈條。另外這三個環節中的兩個──航運和市場──都存在于我們的疆界之外，我們承認它們的重要性就不能不對美國與世界的關系予以注意，這和自給自足的簡單觀念有著天壤之別。”[20]因此，馬漢對當時的美國政府提出忠告：“英國的成功給其帶來了巨大的、廣為分布的對外利益，可同時它也擔當了風險，單單為保護這些利益它就必須有一支強大的海軍。我們的情況和英國不盡相同，但我們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信仰也賦予了我們對外利益和對外責任。它們也使我們要承受風險。我們沒有必要四處去冒險，但普遍的觀念和政治上的認真思考肯定地告訴我們，在海那頭的既不由我們造就也不由我們控制的情勢中，存在著自發生成的、需要我們保護的利益。‘海那頭’意味著要有一支海軍。”[21]與英國前幾個世紀的歷史發展一樣，正是有了控制海權的軍事勝利及由此產生的大量的海外利潤回流，美國才鞏固和發展了國內民主制度;相反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拉丁美洲國家，曾羨慕并仿效建立了英美式的民主制度，但由于其經濟轉軌和海外市場的擴展都不僅沒有同步發展也沒有達到相應的程度，結果其民主政治建設大多都失敗了。從軍事國防的角度看，英美式的民主制度穩定發展的前提，是本國及其近鄰地區安全不致受到經常性的侵犯;換言之，國內政治不能經常出現非集權則不能排除的外部戰爭壓力。而要作到這一點的前提是，國家要擁有足以將企圖威脅本國安全的敵對力量消滅于遙遠海上的海軍，在當前尤其是要擁有集制海、制空、制電磁權為一體的海軍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化的海軍不僅僅是市場經濟國家經濟發展權的保證，同時也是其民主政治發展權的保證。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對海外市場依存度的增高，中國國內必然生長出來的民主政治發展安全也日益依存于世界安全。這使中國人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及由此形成的關于國家安全的觀念，也必將與世界日益融為一體。

　　當今中國國家安全，已不是生存意義而是發展意義上的概念；當今中國的發展已不僅僅是國家內部的歷史運動，而是一種與世界緊密聯系一體的歷史運動。發展利益之所在，便是今日中國國家核心利益之所在，對國家核心利益的威脅便是對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從這個意義上看，與自然經濟條件下的國家安全觀念不同，中國新世紀的國家安全應當主要是一個以維護中國發展權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對中國國家安全的關注，應當從傳統的維護本土安全，轉變為維護已走向世界的中國政治和經濟利益安全；對中國國家安全系數評估基點，不應再主要建立在本土安全而應建立由本土輻射于世界的國家利益安全之上；最后，維護中國國家安全，也應當從封閉的和獨守家門的模式，轉變為積極進取和開放的模式；從制陸權為主的作戰方式轉變為集制空權、制海權和制電磁權為一體的現代作戰方式?？傊鏇Q定觀念及其實現手段。中國的重大發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國的安全觀及其實現手段就應輻射到哪里。

　　那么，這是不是說，中國要改變傳統的反對霸權主義外交政策，轉而要與其他國家爭霸世界呢?

　　不，絕不能這樣理解。

　　如前所述，所謂世界霸權，是當代處于資本中心地位的發達國家對處于資本外圍地區的國家發展的壟斷權。自從市場經濟的政治神話在中國打破后，我們便意識到市場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可以采用的一種經濟體制。既如此，只要采用市場經濟體制，不管其國體如何，它們必然要從世界的角度考慮其固有的發展權的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權，從經濟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國在世界范圍的自由貿易不受侵害的權利。而贏得這種權利的關鍵是自由利用世界貿易必需的交通線，特別是海上交通線的權利。中國既然選擇了市場經濟，那它就必然要擁有自由貿易及對自由貿易保護，特別是軍事保護的權利。在經濟日益走向全球化的當代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安全等全方位地跨國發展，已經不再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而是任何采取市場經濟的國家天然具有的權利。因此運用這種權利并不是霸權主義的表現，霸權主義的本質在于它對其他國家，尤其是對南方國家的發展權的那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式的壟斷。中國“不稱霸”的外交政策不應被理解為放棄中國主權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發展權，而應被理解為中國在爭取和捍衛自己所擁有的必將融入世界的發展權──發展權只能是世界范圍的發展權── 的同時，不僅不排斥而且還要與其他國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發展權。反對霸權主義與保衛平等的發展權，是一對不可分割的概念。對中國──乃至對所有南方國家而言，不反霸則不能求發展，求發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22]反霸，至少要有與霸權不至過于懸殊的力量，尤其是軍事力量。在這一點上，今天的許多人過于相信“國際法”的作用。然而“在當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沒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與否不取決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賦予。”[23]用強力保衛自己應有的海外平等自由發展的權利，而不是動輒以“制裁”的方式剝奪他國的這種權利，這正是中國既要崛起又要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的原則界線所在。

　　[1]《牛津法律大詞典》，中譯本，北京：光明出版社1988年版，第851 頁。

　　[2] 《牛津法律大詞典》，中譯本，北京：光明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 頁。

　　[3] 王鐵崖主編：《國際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93-94頁。

　　[4] “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除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切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的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0 頁。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4-255 頁。

　　[6] 拿破侖曾經鋒芒畢露地說，任何國家要想單純地照搬和輕信英國的自由貿易原則，必將一敗涂地。“就法國商業政策來說，他在這句話里所表現的政治智慧，超過了他同時代一切經濟學家在他們著作中所表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69頁。

　　[7] “世界歷史”，黑格爾術語，是指一個建立在工商業基礎上開放和相互聯系的世界發展進程。工業文明以前的歷史在他看來只是“歷史”，即處于“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階段的歷史，是“非歷史的歷史”他以非洲為例說：“我們對于阿非利加洲正確認識的，仍是那個‘非歷史的、沒有開發的精神’，它還包含在單純自然的狀態之內，可是在這里只能算做在世界歷史的門限上面。” (參閱[德]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02頁)馬克思借用黑格爾概念將前者向后者的轉變稱為“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頁。)

　　[8] 《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281頁。

　　[9]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18 頁。

　　[10] 馬漢：《海權論》，北京：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頁。

　　[11]《海權論》，北京：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5。

　　[12] 馬漢：《海權論》，北京：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9頁。

　　[13]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中譯本，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 、243 ～244 頁。

　　[14] 美國軍事史》，中譯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 頁。

　　[15] 美國軍事史》，中譯本，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 頁。

　　[16] 周一良、吳于廑：《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下冊)》，人民出版社，第87頁。

　　[17] 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中譯本，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 頁。

　　[18] 據新華社北京1999年9 月16日電。

　　[19] 秦朝英：“論國家利益──生存與發展需求”，《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6 期，第42頁。

　　[20] 馬漢：《海權論》，北京：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7-298頁。

　　[21] 馬漢：《海權論》，北京：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2 頁。

　　[2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 頁。

　　[23] 馬漢：《海權論》，言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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