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日，發生在美國工會組織與“勞拉和約翰·阿諾德基金會”（Laura and John Arnold Foundation）之間的唇槍舌戰，將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推上輿論焦點。

　　近日，發生在美國工會組織與“勞拉和約翰·阿諾德基金會”(Laura and John Arnold Foundation)之間的唇槍舌戰，將布魯金斯學會等智庫推上輿論焦點。據《華爾街日報》報道，工會組織認為，由得克薩斯州富豪約翰·阿諾德及其妻子成立的該基金會，通過資助以布魯金斯學會為代表的一系列智庫在養老金政策方面的研究，左右其研究結果，以幫助基金會推動新的公共養老金方案，讓工會成員和退休人員無法領取到合理的養老金數目。而布魯金斯學會確實利用該基金會捐助的50萬美元啟動了“改革公共雇員養老金”項目，還舉辦了相關主題的會議。隨著該基金會資助項目的開展，工會組織稱其將在養老金政策方面發出日益“重要的聲音”。

　　智庫以“獨立”表象迷惑公眾

　　無獨有偶，今年以來，在關于是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持續辯論中，美國智庫“雇員政策研究所”(the Employment Policy Institute )也因其堅決反對提高最低工資而引起媒體注意。而像華盛頓智庫“傳統基金會”更是因其鮮明的保守派旗幟而廣受詬病。美國媒體網站“人類領域”(Humanosphere)駐波士頓記者湯姆·墨菲(Tom Murphy)近日以《智庫影響政策，誰影響智庫》為題對智庫透明性進行報道。他在報道中介紹了某研究機構公布的2014年世界智庫資金透明度調查報告。該報告用零至五顆星代表智庫資金透明程度，零為最差，五為最好。其中，包括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在內的美國數家智庫分數都很低，意味著其資金來源不透明、不完整。

　　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墨菲表示，美國公眾對智庫最大的誤解就是認為他們是“完全獨立”的研究機構，智庫因此受到尊敬。智庫專家的意見經常出現在媒體評論中或政策決定中，其研究成果有時不僅影響美國，還影響到其他國家。而事實上，很多智庫背后都有公關公司的支持，資金欠缺透明性?，F在，雖然美國公眾開始對智庫產生質疑，但他們仍然是非常權威的研究機構。墨菲認為，無論是美國政策制定者，還是公眾和監督機構，都應當對智庫的成果保持一定的警惕性。

　　金融巨頭與智庫間交易要公開

　　不僅是媒體，美國官員中也有主張公開智庫資助來源的聲音。美國民主黨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近日在《赫芬頓郵報》發表文章，敦促華爾街大銀行集團應當公布其對智庫的資金支持數目和用途。沃倫稱，她曾寫信給六位美國金融機構的管理者，要求他們自愿公開對智庫的捐贈數額，讓政府和公眾都了解華爾街銀行巨頭們如何通過控制智庫的研究來影響法律制定者和監管者。

　　但是，包括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美洲銀行(Bank of America)等在內的六家金融巨頭無一同意公開資助內容。沃倫稱，五年前，華爾街的無序和華盛頓的監管不力導致了美國的金融危機。時至今日，美國應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以免落入另一場危機。她認為，政府如果要對金融市場進行有效監管，必要條件就是獲取客觀、高質量的研究數據和分析報告，而本來獨立的智庫非常適合承擔該重任，政府也在制定和執行相關法律法規時非常依賴智庫的分析結果。華爾街金融巨頭通過合法游說可以向政策制定者表達他們的意見，但是法律規定他們必須要公開游說開支。如果金融巨頭用錢購買智庫的研究成果，那么金融巨頭和智庫之間的交易有必要公開，因為公眾有知情權，他們沒有借口讓這些支付成為“秘密”。

　　民主制度局限性導致監督困境

　　采訪中，本報記者就智庫是否該公開資金來源以及如何公開的問題聯系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拉胡爾·賽格爾(Rahul Sagar)。賽格爾認為，媒體和公眾對智庫資金來源進行監督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不能盲目依賴。他在《秘密和泄密：國家機密的困境》(Secrets and Leaks: The Dilemma of State Secrecy)一書中曾表示，公開秘密和保守秘密全要看當事人當下的利益是否被滿足。他舉例說，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是假設美國媒體站在公眾一邊，但事實上記者、編輯和出版商都有著各自的利益，他們也會在保密和揭露中權衡。

　　賽格爾認為，這是美國民主的局限性所造成的困境。但他也表示，不能過分依賴監督并不代表不使用監督，而是要謹慎地使用。“緩解困境的途徑，就是更加謹慎地選擇政治領導者、謹慎地獎賞記者以及謹慎地管理媒體。”賽格爾如此表示。

　　此外，賽格爾認為，如果強制大公司、基金會和金融機構完全公開對智庫的捐贈情況，那么將會打擊他們投資研究項目的熱情，相應的項目也就會失去經費。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損害了公共政策領域的研究與發展。他建議，既然不能依靠制度力量，就要加強智庫研究人員的責任感，讓他們弄清研究經費來源并進行判斷后，再做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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