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200年后的歷史學家們要寫一部有關于21世紀的歷史，不知他們是否會從資本主義殖民擴張與世界重構的歷史中尋找到一些靈感。在"短暫的20世紀"結束之后，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世界趨勢似乎又開始走回到那"漫長的19世紀"給世界所定下的基調。在這種經濟自由的幻象下，新的不平等、壓迫、與分裂正在逐漸形成。當我們將視線移到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便能發現，從2008年迪拜奇跡逐漸破滅到2012年5月埃及總統第一輪大選仿佛出人意料的結局，再到如今仍舊懸而未決的敘利亞危機，這一切無不在為世界提出警告。面對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以及意識形態階級政治在世界范疇內的衰亡，一直以來壓抑在中東世界的各種沖突開始集中釋放。一方面，傳統的伊斯蘭思想資源被以莎拉非主義為代表的極端主義所占領，民粹主義隨即披著伊斯蘭的外衣大行其道。這種民粹主義依托了20世紀以來長久生長于阿拉伯世界心中的反帝反殖民思潮，以回歸伊斯蘭原教旨傳統為口號，迅速席卷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空間。另一方面，急速的市場化與資本化轉型使得大量阿拉伯國家與世界市場深度交織，以迪拜為代表的經濟膨脹更是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了資本自由流動與地區間發展極端不平衡能夠帶來的短期巨大金融利潤。這種膨脹式的金融發展，不但攫取了阿拉伯世界內部自生的政治變革資源，其造成的不平等與壓迫更為民粹主義式的原教旨話語提供了現實滋長的土壤。因此，發生在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的政變與在海灣國家以迪拜為代表的經濟發展，可以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經濟在中東地區影響的兩個不同面向。

　　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夢想相反，自由貿易與放松金融監管正在將阿拉伯世界重新帶入到一個泥潭。資源依附、經濟壓迫與剝削、宗族戰爭、宗教極端主義、分裂正在這個地區蔓延。認真思考在這一地區發生的事件，能夠為我們進一步理解新自由主義及其危害，理解21世紀的諸多問題提供一個范本與透視的窗口。

　　新自由主義的逐漸興盛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隨著1991年蘇維埃政權的衰亡，在世界政治中真正能夠對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構成政治威脅的最后一道障礙也被掃除。由蘇聯政治而帶來的對于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的幻滅以及資本主義世界中普遍的歷史終結了的樂觀情緒，使得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模式在世界許多角落，尤其是第三世界以及前蘇聯國家中間，取得了其重要地位。在此基礎上產生的諸多"經濟奇跡"使得新自由主義成了一劑社會發展的萬靈藥。在華盛頓共識的基礎上，國際間自由貿易、私有化改革、開放外資投資、放松政府監管等金融改革手段被在全球廣泛推行，并構成了以經濟增長為重要標準衡量社會發展進步的當代現代化理論基礎。在這種觀念影響下，地緣政治在全球政治中的重要地位被漸漸淡化。意識形態與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話語被轉化成為不同地區間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的貿易合作。世界變革的進程由此也被一個個的政治"春天"與經濟"奇跡"取代。

　　"資本萬能"的樂觀情緒還給世人這樣一種幻覺：開放的市場必然導致一個開放的社會。對于資本的信任同樣也影響到人們對于伊斯蘭世界、特別是阿拉伯世界的觀察。一些研究者曾經指出，由于自由貿易與資本主義的興起，阿拉伯世界潛藏的極端主義情緒正在不斷的被這種新興趨勢所消解。由此而生的，將會是一個開放、民主、平等、趨同的全球化烏托邦。[1]

　　然而，2010年以來的阿拉伯世界發展方向，卻與這些新自由主義構想的烏托邦大相徑庭。非但那些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阿拉伯國家未能重新展現"迪拜奇跡"，甚至連迪拜本身，都由于2007年的金融危機而呈現衰退的態勢。而更出乎西方新自由主義者意料的，則是從2010年初由突尼斯開始，并迅速蔓延阿拉伯北非世界的政治變動。包括突尼斯、埃及、利比亞和現在的敘利亞在內，這些國家都在20世紀90年代前后開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導下，進行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改革。由此而導致的國內貧富分化進一步加大、國有資產流失以及貨幣貶值問題又使得原本已經較為尖銳的國內矛盾加劇。嚴重的政治與經濟壓力下，這些國家一方面出現大量資本外流現象，另一方面，國內中下層也重新開始伊斯蘭化，進而發生的政治劇變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這種盲目改革措施的結果。在本文看來，將"阿拉伯之春"與"迪拜奇跡"的破滅作為連續的政治歷史事件來審視，應當能為理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第三世界國家所產生的深遠影響提供一種途徑。同時也能夠為進一步討論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全球政治給出一個批判的視角。

　　迪拜濃重的消費主義和實用主義精神確實讓它展現出了與周圍伊斯蘭世界截然不同的面貌，但這并不能成為對抗宗教極端主義的準則。作為意識形態出現的伊斯蘭教還承擔著維護社會身份認同的任務。保守的莎拉非主義也像在其他阿拉伯穆斯林國家一樣，成為對抗"西方入侵"，維護民族身份的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思想資源。對于大多數阿聯酋人來說，對"西方入侵"的解讀實際主要認為是以美國為主的"敵人"用政治手段對阿拉伯世界石油資源的掠奪。這種理解方式，實際上仍舊停留在19世紀舊殖民主義全球框架之內。在這種語境下催生出的反殖民、反帝意識，與那種強烈的尋找本民族歷史、維護民族身份的愿望一樣，構成了一種類似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彌漫歐亞的強烈民粹主義精神。而這種民粹主義精神，則可以在周圍大部分阿拉伯國家里尋找到蹤影。

　　迪拜：一個現代海盜港的動態平衡

　　站在迪拜哈里發塔的124層上，有一些東西是你在電影《碟中諜4》里那些激動人心的場景中所看不到的：在東面，是一大片尚未完工的樓群，西面是那條著名的16車道的交通大動脈---扎耶德酋長路(Sheikh Zayed Road)，更為奪人眼球的是那縱橫交錯綿延在沙漠之上的現代道路交通網。 對于任何一位在此逗留的過客來講，站在828米的哈里發塔2/3處的觀景臺上，這座建造在波斯灣畔的城市變的更加超現實。在這里，游客們能看到遠處波斯灣畔的帆船酒店(Burj Al-Arab)、棕櫚島、以及在更遠處那漸漸消逝的"世界島"。

　　阿聯酋的酋長們自1999年建造了七星級帆船酒店后，便開始對巨大建筑抱有雄心壯志，這個新興的海灣國家持續以其貌似巨大的石油財富為后盾，一次又一次以龐然大物引得了全世界的矚目。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Nakheel Properties和Emaar Properties兩大位于迪拜并為迪拜政府支持的地產公司常常以令人震驚的投資項目迷住了世人的雙眼。在過去的20年間，這兩間成立于20世紀九十年代的公司幾乎承接了所有阿聯酋地區的大型地產項目。迪拜的面積僅為一個羅德島的大小，卻擁有世界第一高樓，聚集了世界最大的兩個購物中心、最大的機場、最大的人工群島、人工港口，甚至于最大的主題公園。從1995年到2008年，這個小小的酋長國的GDP增長了267個百分點，人均收入上升了126%，出口增量為575%，人口增加了186%。作為一個伊斯蘭教的國家，迪拜卻將目標定位于建立世界級的奢華享受與消費主義。

　　然而，在這一切的"經濟奇跡"之外，更富于深意的景觀，還應當是那名噪一時的人工群島"世界島"。至少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前，世界島所代表的是一種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無差別神話。這種神話宣稱，現代國家的疆界已經全然喪失其價值，取而代之的是相互依存的全球開放市場，以及經由國際組織推動的統一金融變革模式。這種模式不單適用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更適用于發展中國家。正如迪拜的世界島一般，這一神話下的世界烏托邦是平面的、可控的、永恒的，并且享有無窮的資本。

　　對于這種全球化模式的鼓吹者來說，迪拜無疑是一個成功范本。托馬斯·弗雷德曼在他《紐約時報》的專欄中盛贊迪拜為"我們應當推動阿拉伯世界前進方向的標桿"。[2]而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迪拜無疑是一個超級資本主義(hyper-capitalism)時代里一場空洞無物的表演。[3]然而，無論將迪拜視為標桿或是貪婪的范本，2007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卻讓迪拜人開始有了一種不安的情緒。他們發現，無論怎樣掩飾，由房地產泡沫帶來的紅利正在迅速破滅消逝，正如那座雄心壯志的世界群島一樣，迅速被海洋侵蝕消失。

　　但是，雖然世界島在不斷被海洋吞噬，迪拜的繁榮卻并未因此而受到太大影響。2011年以來受到經濟危機影響的迪拜重新又開始恢復其繁榮的面貌。而這卻不能簡單歸納為金融自由化、私有化、開放市場等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因素。在所謂"迪拜模式"下，有著更為特殊的經濟結構。今天的觀察家們也許很少關心數百年前的故事。然而，數百年來的世界交通史告訴我們，國際間的貿易與人員往來永遠是經濟文化興盛的基石之一。金融業也在這種繁榮的實體跨國貿易基礎上不斷發展興盛起來。亞洲與歐洲之間的貿易為現代世界的基本格局打下了重要基礎，也直接影響了非洲整個大陸的興衰歷史。而在這之中，活躍于陸上與海洋的阿拉伯商人則是重要的潤滑劑與催化劑。而時至今日，阿聯酋，尤其是迪拜仍舊在世界市場中扮演著中轉港與避風巷的作用。正像是從13世紀以來此起彼伏興盛于印度洋沿岸、地中海周圍的城市國家一樣，迪拜也是在這種全球貿易體系當中不可缺少的一環。迪拜的繁榮，恰恰來自于其作為資本與貿易中轉港的地位，并由此與周圍經濟體互動而形成了一種動態的繁榮。

　　在金融資本全球化背景下，作為貿易港的阿聯酋雖然會首先受到危機影響，但也一定會首先從危機中恢復。依照阿聯酋政府統計局2012年公布的數據，2011年，以經濟危機影響阿聯酋之前2007年的價格作為基準，阿聯酋的實際GDP結構中，非金融業所占比重為91.8%。在這其中，有31.6%為石油采礦業。在剩下的約60%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分別是批發與維修服務業(11.8%)，建筑業(11.4%)，地產與商業服務業(8.95%)，和運輸倉儲業(8%)。這一基本國內經濟結構，即使在經濟危機影響最為嚴重的2008-2010年間也未有太大的變化。在整個阿聯酋經濟結構中，首都阿布扎比由于其巨大的石油儲量為這個由7個酋長國組成的聯邦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支柱。而迪拜則更傾向于將自己塑造成一個貿易中轉港。支持其經濟發展的基礎，便來自于其進出口貿易、批發服務及房地產行業。由于阿聯酋強調非石油行業(Non-Oil Sectors)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戰略地位，因此，迪拜作為國際貿易中轉港更能體現阿聯酋經濟發展的走向及其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特殊地位。房地產與服務業則更是這一中轉港的經濟風向標。

　　2011年所謂的阿拉伯之春與迪拜房產市場回暖前后相接。來自周邊動蕩國家的資本大量涌入迪拜這一自由港。作為中東及北非世界與世界資本流動結合最緊密的地方，迪拜為這些動蕩國家的資本提供了一個熟悉并且相對安全的港灣。然而，這一市場相對來說承擔著更大的政治風險，與成熟的歐洲北美市場相比，其消費能力低下。也許位于迪拜的龍城(dragon mart)是這一市場需求的絕好反應。龍城地產開發商與產權持有人是迪拜酋長馬克圖姆，與全球最大的迪拜商城不同，龍城更像是中國小商品市場。在這里的中國商人們用盡可能低廉的批發價將來在中國的輕工業產品"山寨"電子商品轉售到非洲與其它阿拉伯國家。然而，龍城的繁榮總令人不安。作為阿聯酋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2011年與阿聯酋的貿易總量達到7百萬噸，占阿聯酋全年貨物總重量的8.58%。如果僅僅以貨物總量來算，中國遙遙領先阿聯酋第一大貿易伙伴--印度。但是，如果從貿易額來看，中國僅占其總額的6.19%，而印度則以占總重量7.87%的貨物量換取了20.93%的貿易額。隨著"中國制造"的價格不斷攀高和人民幣匯率的上升，這種以大批量低價格的傾銷貿易模式再也不能為投資者帶來猶如十多年前那樣的巨額利潤了。加之周邊國家政治動蕩與伊朗在美國經濟制裁下貨幣急劇貶值通貨膨脹嚴重，迪拜這一貿易港能夠為中國貿易商們生產的利潤也日漸被侵蝕殆盡。

　　dragon mart門口的“龍”與噴泉

　　消費主義與伊斯蘭的困境

　　迪拜從各方面打破了世人對于一個伊斯蘭國家的成見：這里的新興富人從不掩飾他們對超級跑車、大引擎SUV、奢侈品消費和寬敞住所的巨大胃口，這股消費主義的浪潮甚至延伸到其神圣的伊斯蘭生活方式中。穆斯林婦女曾經低調的頭巾與長袍如今都來自國際時尚品的制造商，如Burberry, Hermes, Gucci, LV等，黑色長袍無法蓋住新生代穆斯林女性一如帕麗斯希爾頓般對時尚品位充滿著向往。甚至最為虔誠的麥加朝圣也成為彰顯個人的財富的一個途徑，由此，形成了一個包括航空公司、地區管理機構、酒店、旅行社等等在內的數十億美金的產業鏈。

　　在外界看來，迪拜是"黃金之城"和"亮閃王國"。而迪拜自身除了抱有成為中東地區的新加坡或香港這樣的野心外，似乎也不排斥成為穆斯林世界的拉斯維加斯。當你站在哈里發塔的頂端俯視時，它看起來已經達成所愿，然而回到地面，這個城市多少也有其回歸現實的一面。首先是有如加油站一般林立的清真寺，日復一日在準點大聲廣播，號召穆斯林進行祈禱，一天五次。在老城區Deira和Bur Dubai的街道上布滿了各種兜售便宜衣物、五金產品的小商販和印度小飯館。雖然，這個區域坐落于現代化的港口邊上，但是從這些雜亂無章、文化交融的場景中，我們也還能看到這個城市不久之前的影子：一個海盜與走私者們的天堂。

　　縱使擁有現代化構造的外表，迪拜依舊是一個食利國家(Rentier State)，其領導人依舊是那個自19世紀以降便受英帝國委任統治這一區域的馬克圖姆家族(Al-Maktum)的傳人和這個地區其他的酋長國一樣，這個國家的穩定極大依賴其領導人的個人魅力、伊斯蘭屬性、社會福利和父權社會秩序。領導人的合法性仍舊受到兩方面的約束：他與臣民保持親密關系的能力，以及他為人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海灣地區的酋長國與私人家族企業有許多共同點，健康的財務狀況是首要解決的問題，此外，管理層和家族企業領袖有著緊密聯系。實際上，迪拜的現任酋長穆罕穆德· 本· 拉希德· 阿· 馬克圖姆很樂意視自己為"CEO酋長"。由于酋長即是國家主權，所以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為諸多國有企業的董事長。在這一特殊政治模式下，迪拜的"國"與"私"之間的壁壘便沒有那么明顯。除了將迪拜這一城市國家當作一個巨大的企業來運作之外，在這一政治權利保護下的私有經濟也與酋長制的父權社會結構有著諸多聯系。對于馬克圖姆酋長來說，不但是要把迪拜這一個屬于他(及其他家族成員)的大型"公司"運作成為一個成為一個"全球都市"并在地區間發揮其貿易、運輸、旅游和金融的樞紐作用。更還要將迪拜"公司"旗下那諸多由他自己和他子民們控股的真正意義上的公司運營成功。

　　為了進一步鼓勵這種自由貿易與投資行為，迪拜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改革，以求能夠在伊斯蘭教法之外，建立起一套較為符合國際交易規則的金融與經濟法規。它發展的"迪拜國際金融中心"以及20多個特別自由區的模式正在被這一地區廣泛復制。為了安置并吸引更多外來投資，迪拜在劃定的區域內開創了一系列法律改革。根據2004年修改后的阿聯酋聯邦憲法建立起來的迪拜國際金融中心(DIFC)，用于吸引來自海灣合作委員會(GCC)成員國以外的外國投資者并為其提供區域性的金融服務。通過成立DIFC，迪拜政府進一步改革，為國際投資者及其股票設立了迪拜國際金融交易所(DIFX)，一個獨立的證券交易市場。作為一個國際金融及法律中心，DIFC為海外投資者提供了特別的司法系統---在DIFC里的交易都得以豁免于阿聯酋民法。在2005年這個做法又被卡塔爾當局采用并建立了卡塔爾金融中心(QFC)。

　　對于以貿易為主的迪拜來說，尋找一個美元以外的投資途徑其意義遠遠不止維持金融產品投資多樣性那么簡單。更重要的是能夠為阿聯酋提供多極化的發展模式和國內經濟結構轉型的可能。按照伊斯蘭律法，穆斯林世界的金融產品投資必須要有相應的抵押物，而且投資不能牽涉一切違反穆斯林戒律的行業：諸如賭博、色情、豬肉、酒精等，同時也不能涉及其他具有投機性質的金融衍生品。這一特性使得這類金融產品在目前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顯得更為有價值。穆斯林債券最為常見的金融產品抵押物便是房地產、航運業。2012年9月，迪拜政府又宣布預備發行18億美元主權債券。而大部分募集的資金將會用于進一步擴張迪拜航運業與機場、基礎設施建設。除了政府主權債券之外，阿聯酋境內的重要大型房地產、航空航運企業也會發行伊斯蘭債券(Sukuk)。然而，這種債券，從本質上與傳統的資產抵押債券并無差別。同時，由于其需要通過在二級市場上公開出售并在國際范圍內謀求融資，其與伊斯蘭律法之間原有的密切關聯，在這種資本市場對于高流動性與破除一切制度壁壘的需求之下，漸漸的被淡化了。在巨大的資本誘惑之下，傳統伊斯蘭律法中，對于平等觀念的保護被替換成了對于資本的保護。諸如禁止食利等的規范，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成為銀行免費吸納資本的合法性基礎。雖然在意識形態角度，迪拜不斷強調伊斯蘭金融(Islamic Finance)甚至是所謂伊斯蘭經濟(Islamic Economy)的獨特性。并甚至希望通過強調伊斯蘭經濟作為一種現代資本主義金融模式的替代產品，強調其所謂可持續性與安全性，來推廣其伊斯蘭債券，進而希望能夠獲得在國際資本市場上更廣泛的話語權。然而，其運作機制與逐利本質卻與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并無差異。

　　差序的世界格局與"迪拜奇跡"不平等的根源

　　與一般市場開放措施不同，迪拜這一城市國家對于外來投資采取了一個關鍵的限制措施。依照迪拜法律，所有外來投資，如果其貿易對象是針對阿聯酋境內一切酋長國，那么其外資比例不得超過49%。阿聯酋通過法律確保每一個普通外資公司必須有一個具有阿聯酋國籍的擔保人作為大股東。大股東即可出資也可以僅用其法律身份參股。從這種意義上，迪拜保證了阿聯酋本國人作為食利者的重要身份，并進一步保證在阿聯酋境內自由流動的資金能夠在最大程度上為本國國民利益服務。當然，那一系列在自由貿易特區成立的外資公司并不受到此法規限制。然而，迪拜政府規定，此類公司的貿易對象必須針對阿聯酋境外。在這一區別對待政策下，迪拜作為中東地區關鍵貿易港的地位，不會因為其對于境內外資的限制而受到影響。同時，仍舊可以保證它作為貿易港口而產生的其它諸如物流、倉儲、人工、服務等經濟效益繼續服務國內。從這種意義上來說，迪拜作為食利國家的特性，不但來自于其對于國內石油資源的消耗與分配上，更體現在其對于其他經濟資源的"國有"控制上。

　　在一些阿拉伯的知識分子眼中，這個持續了20年的兩位數GDP增幅奇跡非常值得從社會經濟方面進行深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海灣國家并未受到始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影響。以父權制為中心的社會政治體系和主要依附石油產生經濟紅利的國家本質給予了這些海灣國家穩定的基礎。在阿聯酋，迪拜奇跡讓一些阿聯酋知識分子認為需要建立一個所謂"海灣共識"，以求突破"華盛頓共識"。[4]但是這一觀點，在很大程度上仍舊是一種新自由主義影響下的樂觀主義。首先，這一觀念體現了阿拉伯知識分子一種共有的愿望。這種愿望在形式上非常接近后殖民主義的態度。對于阿拉伯知識分子來說，希望能夠打破殖民主義話語影響，從自身發現歷史的傾向使得這一論述，包括對于"迪拜模式"獨特性[5]的過分強調實際上都包含了倒敘式的重構色彩。這一論述的立論基礎來自于對迪拜的經濟成就的認同。與新自由主義的分析相同，這一論述并不注重在經濟發展數據背后所隱藏的巨大的社會不公與對勞工的剝削，同時也并沒有將這種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對于社會意識形態、生態環境造成的影響納入考察范疇之內。單純的將經濟數據的增長作為成功發展與現代化的標志，無疑是新自由主義重要的理論陷阱之一。其次，迪拜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自由主義倡導下的自由國際貿易與金融自由化。因此，迪拜奇跡也應當歸功于新自由主義促生的新經濟模式與全球經濟增長。最后，迪拜的發展本身也是一種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體現。大量來自于印度、巴基斯坦、南亞等地的廉價勞工為迪拜提供了極為低廉的人工成本，并全面支撐起了這一食利國家的各個方面。由于地區間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迪拜包括整個阿聯酋才得以有源源不斷的來自印度次大陸以及南亞的勞動力資源。

　　實際上，在華麗的外表下，迪拜奇跡以及它為其他石油富足的海灣國家提供的社會發展方式存在著巨大隱患。所謂"迪拜模式"并不具有獨特性。或者說，并無法承擔其阿拉伯推崇者們所聲稱的，對抗"華盛頓共識"的責任。迪拜的經濟發展無法脫離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框架，它實際上是新自由主義創造的一種新殖民政治在中東的一種表現形式。其經濟利潤的本質仍舊來自于金融泡沫與國際間資本的剝削與被剝削關系。迪拜發展模式雖然在經濟上取得了成功，其背后卻隱藏了一系列矛盾和窘迫。在高經濟增長下，迪拜奇跡的帶來了以下幾個矛盾：現代化發展的迫切需要和保護民族身份之間的沖突，不斷滲透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保護伊斯蘭傳統價值觀的必要，低價人力成本與勞工權利的沖突，最后，不斷減少的石油儲備量和不斷增長的公共福利需要。

　　作為七個聯合酋長國之一，迪拜在阿聯酋聯盟中總顯得獨樹一幟。不同于阿布扎比，迪拜在阿聯酋總是有儲備量中僅占2%。雖然1970年代油價飆升給迪拜的發展提供了原動力，但其財政收入依然極大依賴于貿易。在其他GCC成員國中廣泛適用的傳統石油經濟戰略在迪拜無法順利進行，因為這將導致飛快面臨哈伯特頂點。迪拜已探明石油儲備量僅為四十多億桶，折算到每個國民，人均大約150萬美金。所以從一開始迪拜最重要的任務便是經濟的多樣化。這一政策導向顯然是頗有成效的，目前在迪拜最大的產業包括零售批發貿易和維修，在整個GDP中占了39%。此外迪拜正積極擴展其他領域，如金融服務、運輸及旅游產業的業務。甚至在2009年金融危機對迪拜的地產開發市場打擊最嚴重的時刻，石油收入依然僅占年度GDP的2%，而在四十年前，石油收入要占到將近GDP的一半。

　　所謂"全球"的觀念，或者說是"國際"的觀念，對于GCC的成員國來說，包含了幾個層次的認知。首先，對于酋長國的臣民來說，他們直接對于部落首領(酋長)效忠。這種父權制下的社會聯系是他們心中世界秩序的核心。接下來，共同的遜尼派伊斯蘭信仰，以及在現代才形成的GCC國家間的兄弟認同，是這種歸屬感的第二層內涵。這種認同感，又因為在六個GCC成員國之間人民的互相通婚而進一步加強。在GCC聯盟之后，是所謂對于"阿拉伯世界"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的基礎建立在相同的宗教信仰與相近的語言之上。最后，由于過去的被殖民經歷，在此認同之外的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被看作是帝國主義入侵者。這種敵視的世界觀從隨著1932年沙特阿拉伯獨立和20世紀中葉海灣地區公國休戰而開始才稍微有所改變。不過在這樣一種多重世界觀下，當前的全球化進程就很容易被阿聯酋人(甚至是眾多阿拉伯人)看作是一種內部與外部之間互相對抗的殖民剝削，而非我們通常所以為的那種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化全球化進程。因此，讓迪拜真正顯得如此獨特的是它在政治上的實用主義，以及歷來作為印度洋的上商業貿易港而固有的對全球市場的開放程度。鑒于迪拜的統治者總是傾向于將城市當作商業化項目運營，這座城市便不可避免地被推到全球化的邊緣。

　　從人口統計數據里我們也可以對穆罕默德酋長的戰略窺見一斑。迪拜通常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擠滿了大量游客，根據迪拜政府商業及旅游業推廣局(DTCM)數據的顯示，僅在2011年的第一季度，這里就吸引了230萬游客。而迪拜的常住人口在同年年底才剛達到200萬，其中只有10%持有阿聯酋護照。以當前的本地出生率和外來勞動力人口增加水平來看，迪拜的阿聯酋本地人比例將持續縮水。有很多人擔憂，在未來十年，本地人(阿聯酋籍，且非外來人口因婚姻入籍)的數量將達到統計學上的0點。另一個明顯的全球化指標可以從入駐迪拜的跨國公司總部和國際銀行數量。2010年全球城市指數顯示，迪拜在全球化城市排名中居27位。作為整個地區里最為全球化的經濟體，在2008年的金融風暴中，迪拜受到的沖擊也是最大的。然而根據一份IMF的報告，2011年迪拜非石油經濟的GDP已一挽2008至2009的頹勢，達到3.25%的增長。樓市的回暖也帶來2011年建筑材料需求的迅速上升。

　　迪拜能如此迅速地從金融危機中恢復一方面來自阿布扎比的財政援助，但更主要得利于其設立的主權財富基金和公有公司在其他GCC成員國進行的投資，以及其作為自由貿易港的關鍵地位。盡管我們看到數以千計的雇員滿身債務地離開了迪拜，而本地居民則毫不為金融危機所影響。在阿聯酋，國民最大的雇主正式迪拜政府本身以及其他由酋長CEO經營的產業。Emaar和Nakheel兩大地產公司在海外(主要指在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投資源源不斷產生效益。石油生產也始終是國家可靠的經濟后盾。在迪拜來，經濟危機可能致使一部分外資撤離，一大批來自西方的中產階級管理人員失業，但就本地居民而言，情況一如既往地平靜，他們可能只需稍注意收斂大手大腳花錢的習慣。因為阿聯酋除跨國婚姻外不對外來人口發放公民身份，外國人一旦失業就必須離境，故失業率只影響外來人口。正因為如此，任何在歐美發生的金融危機引發的社會問題在迪拜都幾乎看不到。在這里不會發生像是美國一樣所謂"1%對99%"的情況，因為那所謂的社會的"99%"，實際上幾乎都是非阿聯酋護照持有者，因而他們在國內政治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如此看來，如今的迪拜和一個世紀前幾無二致，其本質依然是一個人來人往的集散地。如果從純粹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觀念看來，迪拜無疑是當中的最弱一環。但細看之下，我們仍可發現，迪拜實際上仍舊是一個坐落在全球貿易中關鍵地理位置上的安全港。

　　在迪拜經濟奇跡中另一個重要力量是國際勞工。迪拜以及阿聯酋法律規定，需要將勞工集中管理。所有勞工在前往阿聯酋之前，必須由中介機構或者雇主(kafil，即擔保人)提供簽證擔保。提供簽證擔保的雇主則必須是阿聯酋公民。相應產生的擔保費用也為擔保人的直接收入。根據2007年的一份報告顯示，通常一個來自巴基斯坦的普通勞工如果是雇主直接招募，則需要支付大約655美元。這筆費用用來辦理簽證以及前往迪拜的機票。每隔三年，迪拜工作簽證需要重新續簽。這筆費用約為260美元。如果希望單獨通過中介機構辦理同樣的手續，則簽證連同機票費用可以高達約2138美元。[6]而一般一個建筑勞工的工資大約是每月163美元。根據迪拜政府規定，雇主必須承擔勞工集中住宿及相應產生的電費。而勞工個人則需負擔水費、燃氣以及日常飲食。這樣折算下來，一般一個工人每月的凈收入則為約130美元(約合480迪拉姆)[7]。這一工資雖然低廉，但相對于各自國內人均不足2美元的月收入來說，迪拜仍舊吸引著來自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地源源不斷的勞工。

　　這些國際勞工全部被集中管理。勞工的護照由雇主統一保管，只有在每兩年一次的雙月帶薪假期時，勞工才有可能拿回他們的護照。這種情況在其它酋長國還有所不同。由于缺少必要的國際監管，在迪拜以外的其它酋長國內，勞工遭受的待遇還會更差。除了在工地上之外，其他時間，這些勞工幾乎不出現在迪拜的城市視野里。雇主會統一安排大巴集體接送勞工往來于工地和宿舍之間。勞工多數住在距離Deria老城10分鐘車程外的一個勞工營里。這個名為索納普(Sonapoor)的勞工營里，絕大多數工人住在20人一間的房間里。房間一般40平方米左右，有獨立的廁所與廚房。根據勞工登記與國籍不同，住宿條件也有相應的好壞差異。一般情況下，來自于其它阿拉伯國家的勞工的地位相對較高，也能有相對較好的住宿環境與工資待遇。相比之下，其它國家勞工們絕大多數不會說阿拉伯語或者英語。由于缺乏根本的交流能力，勞工在迪拜成為一個人們視線之外的群體。迪拜極為高昂的生活費用也成為勞工們的另一個障礙。這兩項主要原因使得勞工與迪拜的城市生活相隔絕，成為了這個新興經濟體中一個巨大的看不見的群體。

　　除了一般勞工之外，從南亞、巴基斯坦前來迪拜從事家政服務的勞工的境況則更為不透明。強烈的等級差異與種族優越感使得虐待家政勞工的事件層出不窮。阿聯酋法律規定，家政勞工的雇主也是勞工簽證的擔保人。因此，這便使得雇主對于勞工具有絕對權力。并且，由于家政勞工均與雇主同住，因此相對于上述那些集中居住的勞工來說，家政勞工受到虐待與壓迫的可能性更大。在西方媒體上報道的外來家政勞工在利比亞前領導人卡扎菲家族受到虐待的情況，實際上在阿拉伯世界并不是簡單的個案。一個在迪拜工作的建筑師告訴我，他曾經接手設計過一所別墅，屋主是迪拜當地人。在將設計圖紙交給屋主審查的時候，屋主提出要縮短通風制冷管的長度以求節省成本。屋主認為，處在地下室的傭人房不需要，也不可以與主人房共享通風制冷。當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類案件的受害者并不會將事件揭發，因此也就使得他們更成為了迪拜奇跡下的失蹤者。

　　對于阿聯酋本國人來說，任何人權組織對于迪拜(或阿聯酋)境內勞工問題的報道都可以被詮釋為"歐美國家對阿拉伯世界充滿殖民色彩的污名化運動"的一部分。即便承認這種嚴重的剝削問題存在，它們也可以在迪拜經濟發展的光環下被忽略不計。因為，在阿聯酋人看來，"相比其他阿拉伯國家來說，迪拜是獨一無二的。這個城市現代化并且具有前瞻性。"而嚴重的勞工權利問題卻只是這種偉大經濟發展背景下的瑕疵而已。但是，正是國際勞工的存在使得迪拜經濟發展中所產生的嚴重貧富分化被轉移到海外。這也就相應進一步減低了迪拜發生諸如埃及、突尼斯、利比亞、敘利亞等國境內的那種社會抗議運動的可能。

　　迪拜港不僅是該地區間經濟體互相連接的關鍵貿易港口，也是該地區與其他世界級經濟體之間的窗口。它同時也為他們提供著金融和物流方面的服務。但是，迪拜終究是一個穆斯林國家。因此，硬要將其想像成中東的香港、倫敦或紐約，便是非常幼稚的。唯一一個將迪拜與其它海灣地區的穆斯林國家區分開來的意識形態便是在其統治階層中彌漫的實用主義精神。迪拜之所以歡迎資本主義與全球市場，最為重要的原因，便是它承受不起宗教保守主義所帶來的后果。巴林發生的社會變革證明了如果沒有國家財富的支持，一個經濟依賴自然資源的食利國家是非常不穩定的。穆罕默德酋長最近的電視演講再次申明了迪拜對伊朗的態度：宗教信仰的爭端不應阻礙經濟的繁榮。作為伊朗的主要貿易伙伴，迪拜幾乎是伊朗在此次國際制裁下的救生索。因此，即便是在最壞的狀況下，伊朗膽敢在地區間使用武力，進攻迪拜對于伊朗來說，也仍舊是一個自取滅亡的動作。除了伊朗核威脅之外，在這個地區另一個安全問題則是恐怖主義。但是，聯合國2009年關于阿富汗鴉片調查報告中指出，對于那些利用來自阿富汗的鴉片制造的海洛因貿易來說，迪拜是一個關鍵中轉地。由于充當了走私者的避難所，這一特殊功能使得這個城市得以最大可能的免除來自非政府武裝的威脅。加上如慈父般關愛人民的CEO酋長，迪拜可能是這一近日來看似風雨飄搖的地區間最為穩定的場所。

　　然而，在此肆意橫行的消費主義浪潮卻是唯一一件潛在影響迪拜政治穩定性的隱患。然而，我們不能簡單地用那種維布璉式的對于新興資本主義中產階級病態消費欲望的批判來理解迪拜的消費主義。迪拜本質上仍舊是一個食利國家。浸泡在經濟迅速發展的成就里的迪拜，一方面將發展成本不斷轉嫁到周邊次發達國家。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夠從純消費型社會逐漸轉向生產型社會。然而，其食利經濟的本質又使得大量本國人口缺乏進一步推動經濟轉型的能力與動力。由于采用了治理公司的方式，這個國家充滿了大量的外來勞工與技術工人，而本地人則成為了這個城市中最大的食利階層。一個最為直接的擔憂便是，由于缺少有能力的當地人，這個國家的官僚體制甚至是商業機構，都難以純粹依靠本國人口運行。盡管政府一直希望用訓練有素的本地人代替外國中層管理人員，但本地人普遍缺乏從業動力和職業技術成為一大障礙。這一問題令迪拜處于尷尬境地：大部分經濟效益由被這里的免稅薪資和迷人生活所吸引的外國人創造。和其他的食利國家一樣，迪拜為了保護國家財富而禁止接納移民，這樣便導致幾乎所有的專業人員---城市的中產階級，成為了浮動人口。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下，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和本地食利階層構成了巨大的內銷市場，但同樣也迅速消化著內部資源。這座沙漠之城無法長久支撐持續增長的人口，食品和水質安全直接限制了城市未來的發展。城市唯一的污水廠和脆弱的排水系統也同樣在人口增長下難以維系。在氣候環境和消費習慣影響下，大引擎SUV在本地市場廣受歡迎，這樣一來，甚至有充足的石油儲備也將面臨跟不上內需市場腳步的窘境。如果說缺乏工作能力的本地人口是影響迪拜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沮喪因素，那么這個城市的當務之急則是其本身環境是否能承受已然超過200萬并仍在不斷增長的人口。

　　迪拜當局和阿聯酋聯合政府早已意識到這個問題并著手開始進行新能源項目和核能的投資。在2009年，韓國成為第一且唯一一個國家獲準在阿聯酋建造一個核反應堆。整個項目金額高達200億美金。作為交換，阿聯酋承諾韓國國家石油公司以20億美金收購在阿布扎比的一處油田40%的股權。這一油田現有探明儲量接近5億7千萬桶。自2010年來，聯合政府與其他GCC國家也開始投資項目以保證該地區的飲水和食品安全。在一份提交給2011年G20峰會的白皮書上，阿聯酋政府表示，在當前的趨勢下，處境會變得日益惡劣，因水資源不足，飲用水預計在2025年供應稀缺，到2050年則下降至現有量的一半，然而迄今無進一步計劃和投資能解決這一問題。

　　相對于周邊其他國家，迪拜經濟得以在近20年內迅猛增長恰恰得益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其發展的基礎來自于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以及一定程度上國內資源儲備的支持。在過去、現在和將來，迪拜一直作為連接印度、中亞、歐洲、阿拉伯半島和北非的樞紐。它的奇跡極大程度上依賴于對世界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合作。迪拜的全球化政策實際上既在招攬世界前來迪拜，同時也讓迪拜成為通向中亞和北非的門戶。其發展模式的基礎，根植于對于資本主義全球化市場，及自由貿易的認同。而也正是這樣的特性，使得迪拜處于全球金融資本主義鏈條的最脆弱一環。對于迪拜、甚至是阿聯酋的政策制定者們來說，他們明白迪拜的經濟奇跡背后正是這種西方主導的經濟自由化的結果。然而矛盾卻在于，這種仿佛受制于人的被壓迫感實在難于被享受了"經濟奇跡"的新一代阿拉伯人所接受。這種與資本之間若即若離的矛盾便成為了這種民粹主義的基礎。在這一新自由主義的全球經濟網絡中，他們是壓迫者也是被壓迫者。

　　作者：阿聯酋扎耶德大學政治史與國際關系助理教授

　　[1] Vali Nasr. The Rise of Islamic Capitalism: Why the New Muslim Middle Class is the Key to Defeating Extremism. New York: Free Press, 2009.

　　[2] Thomas Friedman, "Dubai and Dun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5, 2006.

　　[3] Mike Davis, "Fear and Money in Dubai," New Left Review 41 (September-October 2006).

　　[4] Abdulkhaleq Abdulla "The Arab Gulf Moment," Held, David, and Kristian Ulrichsen, e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ul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Global Order. 1st ed. Routledge, 2011, pp. 106-124.

　　[5] 或稱之為"海灣模式"。因為迪拜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借鑒了科威特的發展經驗。

　　[6] Ahmed Kanna, "Dubai in a Jagged World," Middle East Report, No. 243, The War Economy of Iraq (Summer, 2007), pp. 22-29.

　　[7] 迪拉姆為阿聯酋當地貨幣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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