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M•托馬斯 汪仲啟譯

　　縱觀全球，從美國南部到中東，宗教的影響均在擴張。宗教在擁有不同信仰傳統和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都越來越流行，這表明貧窮和社會排斥都不是造成其現在流行的原因。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將宗教的復興歸結為原教旨主義(嚴格堅持某種宗教儀式和教義)的增長，相反，它是伴隨著一系列的宗教儀式和活動的更新而發生的，個人和公共方面都是如此。

　　人口統計資料正強化這一趨勢。在接下來的數年中，全球信教人口的地理分布將由于人口增長區域的大范圍轉移而發生變化，將越來越多地從北方發達國家--主要是西歐和原蘇聯國家，向南方的發展中國家轉移。1900年時北方國家占了世界人口的32%，到了1970年，這一數字變為25%，而到2000年，這一比例進一步下降到18%。據估計，到2050年，這一數字很有可能變為10%。宗教是促使這種人口分布發生變化的驅動因素之一。現在，一個種族是否有宗教信仰是其更多生育與否最可靠的標準之一，比教派或種族特征都更為可靠，因為信教的人通常比不信教的人生育更多的孩子。

　　宗教在城市中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發展中國家不斷增長的人口將主要聚集在急速增長的、龐大的、貧困的大城市中，而那里正是宗教擴張的地區。根據傳統經驗，隨著教育、科學、技術的普及和經濟的繁榮，現代化的過程必將伴隨著世俗化過程。但這些特大城市卻恰恰是宗教復興的天堂。歷史上，宗教就曾致力于適應城市化的環境。在羅馬帝國時代，基督教在當時的城市中形成一股城市信仰運動。中世紀的歐洲，為應對伴隨市場經濟發展而來的貧困和不平等，方濟會(Franciscan)開啟了城市化宗教改革。雖然，城市化可能導致社會動蕩，而且城市也為犯罪和恐怖網絡提供了庇護，但同時，城市化也為城市管理提供了大量的宗教場所，而這些地方的首要功能就是預防上述危險。

　　宗教復興的另一方面，就是基督教和西方的關系不斷瓦解。基督教向來被當做是西方或歐洲的信仰，浸潤著這個大陸的文化。但其實，在被成吉思汗入侵打回歐洲老家之前，從巴勒斯坦地區猶太教發展而來的基督教，已經逐步向東擴散至伊拉克、印度和中國。而現在，它“重回故地”，被當做了一種后西方宗教，被南方國家的人民和文化占據。美國的大多數政治家認為，伊斯蘭化是當前對華盛頓外交政策最大的挑戰，但事實將很快證明，基督教的全球化帶來的沖擊才是至關重要的。

　　包括人口分布的變化、城市化及宗教的全球化在內的一系列大趨勢表明，無論對于既存的、新興的還是潛在的大國，宗教都將幫助其形成原動力，而也正是這些因素幫助美國在全球范圍內推動市民社會、民主、社會團結和經濟發展。宗教的全球化，對于防止全球恐怖主義、宗教沖突和其他國際安全威脅也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復興

　　當前，世界上最令人矚目的宗教復興是圣靈派和福音派新教會的擴散。這一過程的出現是全球人口向南方國家轉移的結果，也是基督教在世界范圍內擴散的重要表現。這兩個教支有著某些共同的核心信仰，即都忠于《圣經》(常見的表現方式就是主張對《圣經》進行嚴格文本解讀)，而且以向非基督徒布教為使命。根據世界基督教研究中心2006年的報告，當時全球包括圣靈派在內的福音派信徒大概有2.5-6.88億人。福音派應該是僅次于天主教派，基督教里人數最多的一支教派。福音派教徒在巴西、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菲律賓和美國等地占顯著優勢，而在智利、加納、危地馬拉、南非和韓國也有分布。圣靈派和福音派的擴張，使之同那些注意自我保護的宗教團體之間已經發生了沖突。三個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印度、印度尼西亞和尼日利亞，都同樣有著大量的圣靈派教徒，還有雖是少數派但人數并不少的基督教徒。在這些國家當中，“穆斯林-基督徒”之間的緊張關系近期有所加劇，這在尼日利亞表現得尤為突出。2010年，該國的教派激進分子之間爆發了沖突，造成超過500人死亡。圣靈派和福音派基督教的吸引力，通常超越階級的界限。他們關于上帝之愛、希望和撫慰的訊息，吸引著很多大城市邊緣的貧民窟中的窮人們，而且他們關于寬容的教義和通過嚴肅、儉樸的生活方式實現個人轉化的觀念，又在世界范圍內同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實現了融合。圣靈派和福音派教徒過去曾被認為在宗教上高度虔誠，而對政治缺乏興趣，但是現在他們在政治上已經變得越來越活躍了，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在那里，圣靈派和福音派候選人通常在天主教國家支持民主和宗教自由。但同時，他們嚴格的圣經主義又通常導致宗教不寬容。不管怎么樣，在接下來這個世紀里，圣靈派和福音派無論在宗教上、社會上還是政治上都將成為一股重要力量。

　　伊斯蘭教也正在經歷一場真正的復興，一場超越了流于偏激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的復興。越來越多的穆斯林婦女開始戴面紗，越來越多的穆斯林男子開始蓄胡須，還有越來越多的穆斯林群眾開始更加積極地參加宗教活動。根據蓋洛普中心關于穆斯林教徒的調查研究，土耳其86%、印尼90%和埃及98%的受訪者均表示，宗教在他們生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現在，伊斯蘭教的版圖已經遠遠超過了阿拉伯世界。因此，我們很難對伊斯蘭世界對于婦女、民主、資本主義或恐怖主義等問題的態度進行一般性的歸納。但是，正像西方人必須去了解圣靈派和福音派基督教發展一樣，我們對于伊斯蘭教的全球性增長也必須予以同等的重視。

　　宗教復興在亞洲

　　亞洲地區也同樣在經歷重要的宗教變化。不同于西方的宗教，亞洲的宗教中個人主義較少，而集體主義和社會性較多。因此，在諸多處于政治現代化進程的國家和地區(中國、印度尼西亞、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中，宗教的活力都表現出同世俗政治的一致性。這一宗教多樣化的過程也擴散到了印度。雖然80%的印度人都是印度教徒，但這種壓倒性的優勢反而掩蓋了印度社會宗教形態的復雜性。在查莫(Jammu，位于亞洲查謨和克什米爾西南的城市)和克什米爾地區，穆斯林占到當地總人口的67 %。基督教在印度的東部聯邦占主導，其中那加蘭邦90%，米佐拉姆邦87%，梅加拉亞邦70%，而在南部幾個邦也占據明顯少數，其中喀拉拉邦25%，泰米爾納德邦6%。錫克教徒在旁庶普地區占到總人口的60%。

　　印度社會長期存在的緊張關系中，特別是與其種姓制度有關的東西里，也有著明顯的宗教影響的因素。特別是賤民階級(Dalit，這一種姓在印度社會屬于最底層的種姓，被認為是不可接觸的“不潔”之人)的權利斗爭運動，常常由于賤民的宗教改變而變得更加復雜，他們通常由印度教轉而改信福音派基督教。這也使得印度民族主義者大為惱火，進而導致印度教和基督教關系的緊張。然而，盡管存在這種內部沖突，印度依然是西方世界之外，有著范圍廣大、充滿活力、成功且深入的宗教信仰，以及多種族民主制度的一個典范。

　　俄羅斯和東正教

　　俄羅斯在經歷原蘇聯政府70年的統治之后，也正在享受東正教的復興。原蘇聯解體之后的腐敗給俄羅斯社會帶來的毀滅性影響難以估量，在這一過程中，忠誠、正直和責任，以及其他一切道德和文化價值均遭到顛覆。

　　而現在，俄羅斯的東正教會正致力于重新恢復這些即將消失的價值觀，以克服現代化給后蘇聯時代的俄羅斯社會帶來的沖擊。根據凱南研究所2004年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東正教會在整個俄羅斯社會中受民眾信任的程度排名第二，僅次于總統，遠遠超過媒體、警察、軍隊，甚至所有政府部門。為恢復其傳統價值，東正教會已經和其他宗教機構結成聯盟，因為這些宗教機構都有可能成為未來俄羅斯公民社會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當然，對俄羅斯人而言，在當前東正教占絕對主導地位的情況下，其宗教自由的真正含義依然懸而未決。一場關于人權本質問題的討論也正在東正教內外進行著：人權是否合乎東正教教義?人權是否是西方的文化輸入?人權在當代俄羅斯社會應居于何種地位?

　　東正教的角色使得現代俄羅斯社會的文化和政治權力看起來交織在一起。教會致力于統一其國內外隨原蘇聯解體而產生的統治權，積極加強其同俄羅斯政府日益緊密的關系，這些努力已經建立起了一種俄羅斯東正教一體式的政治形態。俄羅斯東正教莫斯科男爵會在東正教體系中是一個有獨立領袖的組織，而這個組織將重新統一教會的分支視為擴大男爵會在全球影響的重要措施。同時，俄羅斯政府也將這一過程視為推動俄羅斯民族和國內其他民族加強聯系，而使俄羅斯重獲全球霸權的重要部分。盡管東正教聲明，其無意成為國家目標的一部分，但其同俄羅斯政府的關系仍將使其成為俄羅斯政府實現近期目標的重要角色。

　　穆斯林在餓羅斯社會也是一股重要力量，其數量占到俄羅斯總人口的12%-15%。俄羅斯的穆斯林人口比任何其他歐洲國家都多。同北高加索(車臣、達吉斯坦、印古什地亞)的穆斯林之間的戰爭，使莫斯科視其為一股極端主義、分裂主義和分離主義的勢力。俄羅斯東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有長達700余年的恩恩怨怨，但這兩個宗教現在的紛爭又有了更多的新表現，包括東正教對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擔憂和重新定義伊斯蘭教-基督教之間的斗爭，這些斗爭首先產生于原蘇聯在阿富汗的戰爭，并在原蘇聯解體之后的地方斗爭中得到強化。

　　全球化的宗教

　　所有上述變化都內在地同全球化結合在一起，宗教復興正在創造一個聯系更加緊密但也更加脆弱的世界。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宗教一致性逐漸連接起來，因為全球化正在改變宗教的本質屬性以及宗教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自從薩繆爾•亨廷頓通過其著作將“文明的沖突”這一概念提出以來，產生了更多的關于世界上各種宗教的現代理論解說，這些解說將各自的宗教描繪成一個個文化上、理論上和地域上巨大的和靜態的集團。簡單說來，亨廷頓的理論大致上是對的，因為宗教通常都是同特定的文化、國家和地域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歐洲，這一事實通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得到確定，這一條約一方面從根本上將宗教信仰“私有化”為個人信仰的范疇，另一方面將宗教信仰“國家化”，以此成為組織現代國家的基礎。此后，歐洲殖民者試圖通過新教理論解釋印度教和佛教，以向發展中國家輸出他們對宗教、文化和地域的理解。

　　但是，宗教從來就不是按照既定教義運作的靜態集團，而是一直處于適應與變化當中，受環境的影響也反過來影響環境。在《神圣的愚昧》一書中，奧利弗•羅伊指出，全球化正使得宗教同文化和地域的分離變得越來越容易，因此，也使得宗教脫離特定的文化和國家變得越來越容易。羅伊指出，像薩拉菲主義(相信其為《古蘭經》的唯一正確理解者)、圣靈派和福音派基督教都是如此。后者特別同原教旨主義不同，宣揚普遍真理，這使得該派可以內在地同特定國家和社會脫離聯系，而與全球化緊密契合。

　　全球化也使得宗教正變得更加多元化。傳統的宗教壟斷，如中歐的東正教、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和印度的印度教，將很難延續下去。宗教信仰正越來越(雖然各地程度不一)變成一種可以自由選擇的東西，人們可以自由選擇是否信教，是否接受某種特定的宗教，人們甚至可以選擇接受某一宗教的哪些教義。宗教信仰不再是優勢文明強加的，也不是優勢文明的恩賜。在伊拉克和越來越多的其他穆斯林國家中進行的討論--關于伊斯蘭法律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界限、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關于皈依和改宗的教義等等--表明伊斯蘭世界也正在進行上述轉變。

　　全球化還加速了民族和宗教的擴散。僑居在本國之外的民族和宗教團體為不斷變化的國際安全的本質賦予新的含義，這些團體也是國際關系中最典型的非國家行為者之一。全球化已經使得純粹的恐怖組織--例如黎巴嫩真主黨——和那些致力于宣傳、布教或者社會公益事業的宗教組織間的界線變得模糊。正是這類既有地方性又有全球性的社會組織，使身處國外而想支持基地組織、哈馬斯和其他非法組織的人們有了新的途徑，或至少是為非法組織的活動提供了方便。

　　但是，在宗教組織中神圣性和世俗性的事物交織在一起本來就是很正常的。在發展中國家中，虔誠和政治斗爭通常相伴相隨。例如，19世紀北非的伊斯蘭蘇菲兄弟會就支持伊斯蘭抵抗勢力，反對法國的占領。

　　西方國家認為，不宜將宗教和政治混為一談。但是，在南方國家的宗教世界中，社會、慈善、政治組織，甚至恐怖組織通常都有某種程度的重疊，難以截然分開。那些貧窮動亂的國家，深受腐敗和社會結構碎片化之苦，那里的慈善機構和宗教組織必然仍將是教育、社會福利和健康醫療的重要提供者。

　　全球化也使僑居國外的成員有機會加入其母國的宗教組織。例如，互聯網和廉價機票使年輕、漂泊并僑居國外的穆斯林有機會通過加入一個既存的“民族”或極端組織，而構建新的、基本的身份認同。一個近期的例子就是費沙爾•沙哈德，他制造了時代廣場爆炸案。他出生于巴基斯坦，后移民美國，生活在康涅狄格州。他沒有經常前往巴基斯坦，然而卻接受了塔利班的恐怖訓練。

　　溫和的地方性沖突，如果不加制止，將給極端分子以可乘之機，他們會借此妄說伊斯蘭教和基督教，或佛教和伊斯蘭教發生了戰爭。這樣的情形已經出現在佛教國家泰國了。在泰國南部，一個分裂組織非常活躍;在菲律賓也有相似的情況發生，一個長期存在的伊斯蘭獨立運動組織近年一直和基地組織保持聯系。這兩個地方孤立的反叛運動都呈現出某種國際化特征，因為實際的戰場比人們看到的要更大。

　　宗教信仰和外交政策

　　隨著這個世界變得更加“宗教化”，宗教也將有可能改變傳統的“國家-國家”的關系。從基本層面上來說，宗教將是理解很多國家基本外交政策取向的一個重要因素。

　　當然，毫無疑問會有例外情況存在，西方國家在波斯尼亞和科索沃地區對穆斯林的支持程度超過了基督教即是一例。但是，更多的歷史事例表明，宗教重新強化了集體認同，并引導著外交政策。在后冷戰時期，德國的天主教派就迫使其國家對同為天主教國家的克羅地亞退出南斯拉夫聯盟予以承認。1999年，希臘、俄羅斯等東正教國家也反對北約轟炸同為東正教國家的塞爾維亞。俄羅斯一直堅持保持對烏克蘭的政治影響，因為俄羅斯政府認為，Uniats(被人們稱為“東萊特天主派”)控制了烏克蘭的西部地區，而這一群體同俄羅斯東正教教義不一致。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向伊斯蘭教，則宗教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就更加明顯。沙特阿拉伯的文化外交政策通過輸出其更嚴格的伊斯蘭制度，顛覆地方性的伊斯蘭傳統和長期存在的宗教寬容和共存的傳統，已經強化了該國在伊斯蘭世界的影響。同時，伊朗也尋求同樣的擴張性宗教對外政策，在阿拉伯世界輸出其什葉派教義的彌賽亞主義，并支持黎巴嫩(真主黨)、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和伊拉克的宗派主義運動。

　　在國際關系中，另一個潛在的重要因素就是基督教對外交政策取向的影響。政治學家瓦爾特•拉塞爾•梅德曾經指出，基督教在全球范圍內的崛起有利于美國的外交政策。他說，基督教是“世界上最支持美國精神的宗教”，因為基督教同美國人的信仰和理念具有一致性，基督教支持宗教自由，孜孜不倦地宣傳有助于民主和經濟發展的價值觀。

　　梅德的論述是有一定道理的，雖然可能并不基于他所給出的理由。美國的外交政策越來越受到全球化帶來的行為方式、新的集體認同和政治行為的影響，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圣靈派和福音派基督教的影響。全球化使南方國家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得以將他們地方性的沖突同無法共存的全球性敘事聯系起來。伊斯蘭和基督教非國家組織--例如富蘭克林•格拉漢姆的基督教救濟組織、現在活躍在蘇丹的撒瑪利亞財團等--通過提供資金和政治支持吸引外國僑民。通過圣靈派和福音派宗教組織，美國得以將其基督教價值觀和目標同南方國家聯系起來。這種集體認同和跨國界行為中的宗教維度，是美國外交政策中越來越突出的特點，也在更大的范圍內解釋了過去10多年以來美國關于非法販賣人口、宗教自由、非洲暴力事件和朝鮮危機等事件的立法緣由。

　　但是，梅德關于圣靈派和福音派基督教將會強化美國在其他國家中的影響這一觀點并未得到驗證。因為，在一些非西方國家，基督教組織的發展越來越具有內生性，它們吸收了很多當地的觀念和政治因素。首先，圣靈派和福音派基督教并不排外。其次，更重要的是，現在南方國家的基督徒是否會同他們更加保守的美國同僚在外交政策上保持一致還未可知。例如，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他們就同美國不一致。同時，中國的福音派基督徒似乎更傾向于接受中國的民族主義感情，而不是支持美國。

　　南方國家的宗教將很有可能呈現出不同于西方國家政治的形態。比起西方國家的宗教信仰，在發展中國家里，無論是穆斯林還是基督徒在社會思想方面都更加保守，他們對于墮胎和同性戀都采取更加嚴格的態度。與此同時，南方國家的宗教在政治上可能都更為自由，因為發展中國家一般都更關心貧困、經濟平等和環境等問題，更加懷疑資本主義和全球化，也更加支持聯合國和國際法。

　　毫無疑問，全球化及其對宗教發展趨勢的沖擊也將影響到一國的內部環境。近年來，從印度尼西亞到尼日利亞，不同信仰的人群之間的沖突越來越多，而新出現的“穆斯林-基督徒”沖突也在科特迪瓦和肯尼亞等地爆發。關于一國內部動蕩的數據表明，一旦某個國家一個少數派宗教群體的人數達到10%-20%，他們就足以對抗警察以推動宗教平等，甚至可能為之而進行斗爭。

　　很明顯，這些斗爭的發生除宗教外還涉及其他因素，比如很多沖突都是由于政治、經濟和政府管理不當而造成的，但是宗教觀念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也是不爭的事實。集體行為取決于社會團體如何認識他們所生活的世界，也取決于他們對自身的身份認同與對其他團體的身份認同之間的關系如何認識。宗教團體解決教育普及、學校教育、政府管理、人權和跨宗教對話等問題的方式，既可以強化政府應對與此相關的危機事件的能力，也可能演變為宗教沖突。

　　未來世界的宗教

　　新世界正在形成，而南方世界的國家、人們和宗教團體正是新世界的創造者。世界上主要的宗教都在從全球化中受益，通過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向新世界的受眾傳遞它們的信息。

　　信仰傳遞著億萬人的日常奮斗，這些人正面臨著關于民主、人權和經濟發展的更大的政治斗爭。僑居在南方國家的不同種族和信仰的人將通過種種方式同西方聯系起來，這些方式可以創造或重新激發集體認同，而這種集體認同既可能促進社會福利，也可能支持恐怖主義并加劇宗教沖突。因此，未來10年，對于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來說，了解世界范圍內的宗教--它們的信仰、價值觀、活動方式和它們影響國家政治目標、行為和動機的方式--必將是一個重要任務。如果能夠清楚地認識并好好利用這一世界范圍的宗教復興大勢，將有助于增強國家實力，以促進國際安全，改善億萬人民的生活。反之，如果未能適當地應對這一宗教復興帶來的影響，那么在下一個世紀，全球范圍內由宗教引起的沖突將大大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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