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埃爾•阿里奧拉 魏文編譯

　　引言

　　最近由大學經濟系學生開始的大學間的經濟辯論顯然與關于本國的和世界的經濟問題理論上的辯論相對立。在討論有關新自由主義的一次會議上，與會者理論上的分歧(只不過是參與辯論的人之間結構性的矛盾在學術上的表達)很大，發生在大學之間的辯論突然發展成為書面媒體在知識界的爭論。不論是統治階級傳統的媒體，如《新聞畫報》發表了參加辯論的右派有名評論員(羅伯托•魯比奧)的文章《思想或經濟的教義要理》，還是可選擇的媒體都參加了爭論。

　　“批評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評，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卡爾•馬克思：《黑格爾哲學批判》導言)。

　　魯比奧的不妥協的理論學派受到了致命的批評，一是參加辯論的學生的批評，另外是參加辯論的學者的批評。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關于新自由主義的討論想提出一些想法，目的是在國內推動必要的經濟的和政治的辯論，我們說過不僅是在學術領域而且也在社會領域由于資本主義的危機將打破24年來新自由主義強加給我們的瓶頸。當然我們的立場只能是對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如魯比奧的意識形態)嚴厲的批判，但是只能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嚴謹之下展開，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唯一能夠對國家、地區和世界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現實提供一個完整的理論和政治工具。

　　最后我們不能不提出一項任務，在本質上是政治的任務，這既然是為了一般的參會者，也是為了需要從科學的實踐走向革命的社會政治的實踐，也就是社會主義的實踐。

　　新自由主義的一些理論的和歷史的背景

　　新自由主義的某些理論的背景我們從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古典著作中可以找到，亞當•斯密和戴維•里卡多要求自由貿易，讓競爭的自發的規律的行動在每個國家內部和在國際范圍內提供最好的結果。這種立場與大英帝國統治者的行動是協調的;美國的經濟學家們支持某種程度的保護主義原則，但是在18世紀的末期和主要是在19世紀的初期，當美國美國取代英國人對世界經濟的統治的時候，美國的經濟學家們從無條件為保護主義辯解轉向頌揚所謂“交流”的功能。

　　關于標志在上個世紀70和8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出現的歷史背景，有1929年以美國和歐洲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大危機。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中心出現的嚴重危機，加上蘇聯陣營日益增加的影響，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使世界的形勢非常有利于社會革命，不僅是在帝國主義鏈條最薄弱的環節，而且在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的中心也是如此。

　　面對這種形勢，主要經濟體的統治階級選擇了所謂的凱恩斯主義的道路，對歐洲的工業化國家和美國來說，這成為一種避免甚至可能埋葬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反叛的方式。如戴維•哈維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國家形式和國際力量的重組被看作是為了避免回到30年代大蕭條時期空前威脅資本主義秩序的災難的形勢。所有這些世界秩序新的重組的基礎是接受國家應當集中它的注意力在全面就業、經濟的增長和公民的福利，國家的權力應當與市場的進程自由地行使-或如果必要的話，干涉市場或甚至取代市場—以便實現上述目標。

　　這種新的世界秩序重組的實現為了一個預防社會反叛的陣線，這意味著在實行凱恩斯主義時，主要的標志是在一個市場里企業家和公司的活動集中被一個社會和政治上強迫的網絡所包圍，被一個有時控制環境所包圍，但是在其他的情況下這指的是經濟和工業的戰略。

　　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上從來不存在一個和諧和沒有暴力的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頭幾十年被稱為所謂的“光榮的三十年”，這似乎是在回顧“失去的天堂”。但是，難道那不是殖民主義和獨立戰爭的年代，即所謂冷戰的年代嗎?不是如同在朝鮮或越南引起尖銳對立的年代嗎?對在世界所有的地方特別是在拉丁美洲，每當外圍國家對美國有利的階級或集團的政府的控制受到威脅而進行的的顛覆說什么呢?正如我們說過的，在凱恩斯主義的時期，經濟的增長確保統治階級獲得巨額利潤，盡管利潤率呈下降的趨勢。

　　乍看起來，這項政策似乎在世界范圍內對統治精英們的利益是仇視的，它帶來了所謂的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的“黃金期”，主要是避免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垮臺，盡管實行一種保護主義，在全球范圍內在每個國家進行了大量投資，這意味著世界性質的生產性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因而推動了普遍的經濟增長。這一切減輕了統治的精英們對凱恩斯主義可能敵視的特性，因為大量可能裝進他們的口袋的資本將留在“福利國家”的國庫，他們的利潤是驚人的，此外他們看到他們的社會秩序是持久的。

　　到這里一切進行順利，那是(資本主義)制度“光榮的年代”，但是70年代開始因通貨膨脹飆升和經濟停滯(被稱為滯脹的時期)危機機將再次爆發。失業和經濟增長率-在世界范圍內統治階級的支柱-下降，統治階級的關注點變得明顯;需要一條出路，一方面確保資本家階級恢復他們的巨額利潤，另一方面維持他們的社會秩序。這條出路就是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和它對統治階級的結果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在世界范圍內不是均等的。一般來說，新自由主義的轉向以兩種不同的方式得以鞏固：在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以民主的方式中等程度地實施時，在被惡稱為欠發達國家是在軍事獨裁的基礎上實施的，比如智利和阿根廷。

　　不能確定只有一種將新自由主義作為新的共同的經濟意義強加于人的方式。在某些國家如智利、阿根廷和英國，以“休克”的方式強制實施，在其他國家如哥斯達黎加、玻利維亞和秘魯通過有名的“結構性調整計劃”達到強迫有問題的政府支付外債，進行一定的經濟改革，以換取穩定支付結算的資金和公共財政。在其他的情況下，如薩爾瓦多則通過部分企業的精英知識界選舉的勝利以民主的方式強制實施，這些精英在為了能夠進入資本主義制度全球化的階段的框架內，在世界的生產、貿易和金融鏈條跨國化的進程中承認新自由主義。

　　現在在政治經濟學內部關于利潤率的現實意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存在爭論。由統治階級造成的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帶來的結果是在世界范圍內資本家階級經濟權力的恢復。數據表明在實施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以后，主要是在美國和英國實施以后，在世界范圍內國家吸收的利潤和和最富有的階層所擁有的資產的比例增加了。這種國家吸收的利潤和統治階級擁有的資產的比例增加只不過是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使過程更慢)的“慢鏡頭化”的表現。

　　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是馬克思發現的一個規律，并在《資本論》中做了系統的解釋。利潤率下降趨勢的規律是一個經濟規律，根據這一規律利潤的平均額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下降。引起利潤率下降的原因是資本的有機構成的增加和資本周圍的滯后。獲取高額利潤的努力迫使資本家提高勞動生產率，引入更高的技術和新的技術設備。這樣會提高資本的技術的和有機的構成，這導致利潤普遍的份額下降。

　　總之，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帶來的結果是資本家階級過分致富，這是在在凱恩斯主義的時期從未見過的，其不可避免的結果正如我們在后來所看到的是工人階級的情況更壞了。

　　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基本機制

　　新自由主義實用的改革，也就是說它下賭注的實踐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但是，正如胡利亞•馬丁內斯指出，這些確實的改革不可能成為嚴格做到的處方，可是這不是說在這個處方中不存在一系列重要的因素;這些因素正如席爾瓦•馬丁內斯在《新自由主義的調整和社會斗爭》所所指出的那樣：

　　1，削減社會政策和投資的開支，目的是平衡國家的預算;

　　2，在公共開支中優先支付外債和內債的利息;

　　3，具有嚴格倒退性質的財政改革;

　　4，為了外國銀行的存在使金融市場靈活;

　　5，取消對國際投機資本流動的限制;

　　6，將國際貨幣與美元對比;

　　7，取消對外國投資的限制;

　　8，深化私有化計劃;

　　9，解除對戰略性經濟活動的調控;

　　10，解除對勞工市場的調控。

　　席爾瓦指出，如何將“華盛頓共識”的內容具體化。塞爾希奧•卡馬拉指出使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慢鏡頭化”成為可能采用了四個基本的機制，同時在世界范圍內使統治階層的超級致富成為可能，增加對工人階級的剝削程度。我們可以以下述方式進行歸納：一是增加對勞動的剝削(增加相對的和絕對的剩余價值)。增加對勞動的剝削和工人階級的狀況貧困化是新自由主義旋轉的機制之一，它有助于使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慢鏡頭化”。增加相對剩余價值的榨取(通過生產過程的技術化增加勞動日的強度)和增加絕對剩余價值(延長勞動日)的同時，采取了其他的靈活措施在勞工領域打擊工人階級，如降低工資或在通貨膨脹之下增加其他人的工資，將公共服務如醫療、教育等私有化，這意味著對人的生命再生產條件破壞的深淵，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狀況的嚴重惡化。二是一項深刻倒退的財政政策。

　　另外一個使資本家的利潤可能增加的機制是杜梅尼爾和萊維所說的上層階級對稅收的反叛。萊維說，對企業的稅收以奇特的方式減少，對具體的人最高稅收類型從70%減少到28%，被稱為歷史上最大的稅收縮減，或者如同卡馬拉所說的，對資本家的利潤稅收負擔的減少在70年代使得利潤率下降的趨勢減緩，有助于稅后的利潤率在新自由主義的時期恢復到它過去的水平。三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在地理上擴大資本的范圍)。第三個機制曾經是所謂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對此需要強調一點，我們說的不僅僅是一般的全球化，如同濫用資產階級天性的人試圖說的那樣，而是準確地談論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

　　反對自稱為建立世界性的關系的持有者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需要清楚地說明全球化是一個新自由主義之前的過程。如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美洲的發現，環繞非洲的航行開辟了新的地平線，引起了資產階級新的推動。東方的中國和印度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與殖民地的交換，交換手段的增加和一般商品交換的增加，出現了貿易、航海、工業、一種眾未見過的推進……大工業創造了世界市場。

　　要補充的是，雖然在歷史的進程中資產階級起到了一種真正的革命的作用。無論什么地方，資產階級站起來了，推翻了所有的封建機構，比簡單的利益有更多的聯系，即響當當的資金的利益。當資產階級必須作為統治階級確立以后，它起的這種作用只能消失。

　　在這個意義上，辛克拉梅特說，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從最初的自由的思想明顯地滅亡。當自由的思想宣告資產階級社會的合法性時，是為了反對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趨勢，反對已經存在的社會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社會的合法性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合法。相反，最初的自由的思想-雖然也是一種認為資產階級社會合法的思想-旨在反對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因此資產階級社會使資本主義之前的社會非法，特別是從15世紀到18世紀的封建社會。最初的自由的思想超越了以前的社會。20世紀新自由主義的思想是一種尋求避免資產階級社會被社會主義社會超越的思想。這使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具有保守的色彩。

　　因此，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與它的辯護士們如魯比奧對我們所說的相反，是一個保守的因素，而不是進步的因素，是世界經濟的帝國主義階段的因素。此外，我們已經說過第三個因素是利潤率下降的趨勢變緩，因為資本的生產升值，新的經濟的和地理的空間的開放，資本家豐厚的利潤已經做到它意味著面對傳統的空間轉慢的減少這是一個排氣閥。一般來說，將凱恩斯主義時期掌握在公共部門手中的企業私有化和通過鎮壓非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形式破壞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為資本的升值開辟了新的經濟空間。但是，主要的機制在于對生產性的資本，對資本在國際范圍的商品活動解除調控對跨國公司有利，有助于創造新的資本升值的地理空間，特別是在外圍國家。四是經濟的金融化(資本升值的非生產性的空間的自由化)。帝國主義的經濟的金融化是對在凱恩斯主義時期受到嚴格限制的金融資本解除調控的產物。經濟的金融化或者說資本評價的非生產性空間的自由化已經成為一種使利潤率下降趨勢變緩的機制，主要是從實施金融化的國家榨取剩余價值。金融化階段的特點之一是它獨立于實體的經濟，同時通過輸出來自實體經濟的金融資本榨取這些國家的剩余價值。這使帝國主義國家對所謂欠發達國家的剝削只會加深和增加。這項機制特別使一些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有效地確定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之一在于金融化或者說資本投機活動的普遍化。

　　在非生產性的領域評價范圍的擴大應當特別提到的是主權債務或國家債務。如同薩爾瓦多•阿里亞斯說的，有名的外債只不過是一種資本主義重新發揮職能的基本機制而已。

　　我們已經指出過，負債的過程只不過是經濟金融化進程的一個特別機制。資本主義重新發揮職能的第二個機制，或者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到現在曾經尋求的機制是要扭轉資本主義制度利潤率下降的過程，其標志是金融商品從創造價值時起進行的投機沒有來自實體經濟的任何支持。

　　在美國的資本市場上發行的證券和選擇的價值，也就是說由25家最大的控股公司跨國銀行發行的所謂金融衍生品的價值到2011年6月30日達到333萬億美元。這些控股公司作為支持發行的這些債券的發行只有23.6萬億美元的資產，以便支持以衍生品形式存在的304萬億美元的債務，或者說它們創造的資金相當于它們的資產的24倍，這就是說實際上不存在對上述就有關的支持。此外，這只是世界金融寡頭制造的世界巨額詐騙的一部分，因為到2011年12月31日金融衍生品的總債務達到648.7萬億美元，相當于世界國內生產總值(69.7萬億美元)的9.3倍。

　　我們只提及其中的一個例子：薩爾瓦多的情況：薩爾瓦多的債務是政治性的，在技術上是支付不了的。據薩爾瓦多•阿里亞斯統計，從2000年到2011年薩爾瓦多支付了174.234億美元的外債;但是債務遠沒有減少，而是增加了97億美元。到2016年我們的債務將達到183.02億美元，而我們可能支付了252.643億美元，這將是我們在2000年的債務的5.3倍，增加了3.8倍。對此還要加上臨時的債務，到2016年我們的債務將是國內生產總值的112%。此外，在世界范圍內債務成為剩余價值再分配的一種方式，債務的支付有助于使世界金融資產階級的口袋膨脹，在利潤率下降趨勢變得緩慢時“凈化”資本積累的進程，可以重新分配所創造的剩余價值，以便減少沒有實現的商品的潛力。也就是說，債務的支付本身是一個協助保持資本主義作為世界的制度的機制。

　　大學之間的辯論：從科學的實踐到社會政治革命的實踐

　　如同我們已經看到的，新自由主義的轉變是統治階級對70年代的危機的回答，以此作為對嚴酷的利潤下降趨勢的回答，這種趨勢自然表現為他們的巨額利潤已不如從前了。為此，前面所說的基本的機制使新自由主義的轉變對世界范圍內的資本家來說可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節日，同時工人階級、農民和一般民眾的狀況的惡化加劇。一方面是財富的增加和資本的集中，另一方面是貧困和剝削的增加，這比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表明必須為社會主義而開始進行斗爭，反對所有形式的壓迫與剝削，反對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

　　在這個意義上，羅哈斯•索里亞諾說，“為了使變革的實踐能夠作為一種理論模式接受而實現，因而只是贊同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景是不夠的”。在一種具體的現實中社會實踐在情況下，將決定可能實施的變革實踐的可能性和類型。因此，決定利用辯證的模式思考的只是我們能夠改造現實(這是純粹的唯心主義)這件事是不夠的。對工人和民眾階級的孩子們和學生們需要成為大學之間的辯論的參與者或出席人，總之對于整個學生運動來說，為了工人階級和民眾階級要從科學的實踐走向革命的社會政治的實踐;也就是說，從根據社會的歷史實踐對現實的研究、檢驗走向一種決定性的、直接的參與和認識現實;從研究現實和通過具體的實踐進行檢驗，走向參與社會斗爭、階級斗爭的實踐，也就是社會主義的、革命的社會政治的實踐。

　　這里提出的任務是從大學之間科學實踐的辯論走向政治的辯論，走向討論和革命政治行動的范圍，走向組織和社會主義的斗爭。在這個框架內，此外我們必須考慮到薩爾瓦多左派的政治地位：法拉本蒂民族解放運動的資產階級化和變種，富內斯政府雙重作用的性質，新自由主義親帝國主義和民粹陣線的性質，以及達戈貝托•古鐵雷斯和菲德爾•涅托的新國家運動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墮落。也就是說，這樣任務提出來了，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建設一個工人階級的政治工具，我們相信在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下的革命的道德、社會主義的計劃和一項國際主義的堅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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