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和戰爭》一書是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博士、美國蒙默斯大學助理教授張巨巖先生撰寫的一部揭露美國媒體如何與政府、權力相勾結，竭力為富人利益和美國謀求世界霸權服務的言實之作。讀完此書所帶來的震撼力、沖擊力超乎想象，不但進一步認識到美國新聞自由是虛偽的、騙人的，而且看清了美國的媒體是多么的“輿論一律”，進而強烈感到主張中國應以美國為樣板搞新聞自由的人是多么荒唐可笑。任何一位關注中美關系和國際政治，希望了解美國憲政民主和新聞自由真相的人都不能不讀此書。

　　作者在書中以大量確鑿的原始材料和當事人、知情人提供的材料為依據，揭露了美國媒體在平日尤其是每臨重大國際矛盾和對抗時，是如何與美國政府沆瀣一氣，相互聯手，遵從政府和權力的意志來傳播主流意識形態，控制和引導國內輿論，進而影響世界輿論，改變別國人民的意志和看法的。

　　一、戰爭與美國媒體

　　1、在對外戰爭中散布假消息，假新聞，推動輿論支持政府;進入敵國后制造“虛假事件”歌頌美軍，美化美國政府

　　美國媒體和政府、權力的關系，往往在戰爭中才會顯現出前者對后者亦步亦趨的真實圖景。在對外戰爭中為了制造發動戰爭的理由，美國媒體散布假消息，捏造“偽事件”，成功地推動美國輿論支持政府進行戰爭。可以說，美國政府在戰爭輿論動員期間，媒體的議程基本上是由政府來設定的。所以，美國主流媒體與政府的戰爭政策和外交政策從來都是一致的。在與敵國交戰過程中，美國媒體用“支持軍隊”的措辭來代替“支持戰爭”，并且廣為播報假戰果、假新聞，依靠謊言來鼓舞士氣，渙散敵軍軍心，瓦解敵軍斗志。美英聯軍在入侵伊拉克時，通過美國媒體，散布了不少假新聞。如美軍在烏姆斯蓋爾遇到猛烈抵抗時，美國媒體卻報道說該地的8000名守軍全部投降。這一則假新聞，第二天立即被世界各大媒體跟風報道，中國的《中國日報》和新華社網站也根據美國新聞機構的報道發表了消息。為了奪取世界輿論，限定全球媒體報道，美國以各國記者隨美國記者和美軍一起采訪的形式，將各國記者“嵌入”美國媒體，使其報道“議程”和口徑完全被美軍設定。所謂將外國記者“嵌入”美國媒體，是指美軍總部以“提供便利”的方式使別國媒體的記者附庸于美軍，在行動上完全受制于美軍，沒有自己的任何自主性，從而使自己的戰爭報道口徑被美軍設定。伊拉克戰爭中，包括中國新華社記者在內的100多名記者被嵌入了美軍，即同意遵從美國政府“關于嵌入”的指示和命令，以美方的指示、命令和管理來進行報道。登上小鷹號航空母艦并與美軍“簽下生死狀”的新華社記者胡曉明，報道了67則新聞，雖然他掩飾不了自己的沾沾自喜，但這些報道，都是從美軍的角度去報道“小鷹”號，很像是一個美軍隨軍記者的報道。就這樣，中國國家通訊社的議程被美國徹底的設定了。美國記者進入敵國后以精心設計的電視畫面，制造“虛假事件”，歌頌美軍，美化美國政府，連續播放美軍人道主義援助的新聞和電視畫面，使美軍的行動被賦予了道義上的合理性。(如平民如何竭力搶奪美軍運送水和食物的畫面等)。

　　2、捏造敵對國家、敵對組織和其領導人的所謂暴行、丑聞，封鎖壓制對方媒體聲音，有效地“妖化”敵人，動員國內士氣，誤導世界輿論

　　在歷次對外戰爭中，美國媒體在“妖化”敵人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上個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的幾場戰爭中，美國媒體更是發揮的淋漓盡致。

　　在科索沃戰爭中，北約的戰爭宣傳自始至終向受眾傳送的最重要的一個信息是塞爾維亞在科索沃的暴行，例如，塞族在“強奸營”集體強奸阿族婦女和對阿族的“種族清洗”。本來，科索沃的沖突在北約介入之前，就有極其復雜的歷史、政治和種族原因。塞族武裝力量在沖突中，確曾使不少無辜民眾喪失性命。但是，阿族解放軍作為一個武裝分裂組織，對科索沃境內的塞族人和吉普塞人同樣地施行了很多暴行，殺害了很多人。但在美國的媒體宣傳中，這種沖突變成了塞族武裝力量對阿族民眾單方面的施暴和殺戮，而這種大量的傳言事后均沒找到實證。美國主流媒體中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等，都是采取捏造事例，夸大數字的方式詳細報道有關塞族的暴行。比如，在歐盟的調查團只采訪到4個受害人時，便報告說有2萬人被強奸。但這些被大量報道的消息，后來被證明根本就是未曾發生的事情，不但至今沒發現一個所謂的“強奸營”，而且大量穆斯林婦女被強奸的報道，也完全拿不出證據來支持那些聳人聽聞的數字。更為離奇的是，后來甚至發現那些被媒體報道已被殺害的人依舊安然無恙地活著。美國國務院曾說多達10萬的阿族人在科索沃被屠殺，但在此后三年內連2000具可能死于當時危機的人的尸體也難湊夠，最終阿族科索沃最高法院不得不承認“科索沃沒有發生種族滅絕。”這一所謂種族滅絕的指控，正如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一位教授所說，“完全是一種美國媒體將敵人妖魔化的程序……。”盡管美國在制造“偽事件”的同時，有效壓制了敵方聲音，但它仍然絲毫不許提及自己在戰爭中的殘暴野蠻，如在索馬里維和行動中，18名美軍被打死傳的沸沸揚揚，但同時有1萬多索馬里人被美軍為首的西方維和部隊射殺，卻沒有一個美國媒體提及。即便如此，美國還嫌不夠，甚至以武力(如聲稱要炸毀敵方電視臺)相威脅，要求敵方宣傳工具為自己宣傳。美國媒體就是這樣蠻橫霸道地封鎖對方聲音，有效“妖化”敵人，動員國內士氣，誤導世界輿論的。

　　二、美國媒體與政府、權力的關系

　　1、把媒體視為第四權力是美國自由主義者編造的三大神話之一，美國媒體與政府之間更重要的關系是二者的“共生”的“情人”關系

　　據作者披露：美國的某些最有名望的新聞學者早就指出：把媒體視為第四權力是美國自由主義者的三大神話之一(另外兩個神話分別是“人民有知情權”和“人民有接觸媒體的權利”)。《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確實賦予了美國媒體享有廣泛的自由，但是，憲法只是保證了媒體免于政治權力干預的自由，卻沒有限定媒體和政治權力之間究竟應該是什么樣的關系，也沒有規定政治權力不可以通過其他方式去影響媒體，更沒有規定媒體必須一直站在政治權力的對立面，對權力予以監督。美國媒體對政治權力的批評和監督僅僅是美國媒體與政治權力的一個方面，媒體和政府之間更為重要的關系是二者“共生”的“情人”關系。在現實中，那種媒體和政治權力之間不斷沖突，媒體對政府總是監督批判的情況是比較少見的。因為不管媒體多么獨立和自由，記者總是要和新聞消息來源維持一種穩定而持久的關系，以保證自己有源源不斷的新聞線索，而政府幾乎總是新聞媒體最重要的消息來源。作者指出，當美國總統在白宮的南草坪上對著大批記者的攝像機和采訪話筒講話時，他是通過媒體實施統治的。所以，作者認為，美國媒體在戰爭中是政府進行輿論動員的利器，而在和平時期美國媒體則是政府和權力實現對現代社會進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之一。

　　2、美國的民主是有領導的民主，是少數精英組織和引導大眾的民主，對大眾輿論有意識的操控是西方民主一個重要因素，在民主政治中，精英對大眾的統治是通過“制造認同”實現的

　　作者認為，不理解公共關系及理論和社會起源，就無法理解美國媒體的運行，也就難以理解美國媒體和權力的關系。正是通過公共關系和媒體的共同作用，政治權力才能實現對現代社會的有效統治。

　　公共關系作為行業出現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這一時期，美國社會劇烈變革，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社會不公正現象日益增加。這使美國統治階級深感不安，擔心由于人民大眾的強烈不滿而引發劇烈的社會震蕩和動亂。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由美國最重要的政治評論家和記者沃爾特•李普曼及貝奈斯等人的控制社會的輿論學說及塑造輿論的公共關系理論和實踐應運而生。所以，公共關系是在嚴重社會危機之下，為了有效實現對大眾社會的控制而產生的，根本不是如今天許多人認為的那樣，公共關系僅僅是經濟領域處理公司和消費者關系的學問和技巧。公共關系政府的創始人從一開始，最關心的就是如何在大眾社會和民主體制下，通過公共關系有效地實現社會控制，以維護經濟和政治統治者的權力。

　　美國的“公共關系之父”愛德華•貝奈斯把專門用于改變和塑造大眾輿論的公共關系變成了一個學科。此后，公共關系對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和戰爭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今天，公共關系在美國已經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行業，美國的一切政治經濟活動都離不開公共關系。貝奈斯認為，無論今天所做的事情多么重要，都必須借助宣傳的力量去實現，“宣傳是一個無形政府的行政手臂”，領導者進行領導的唯一手段就是“對宣傳的爐火純青的運用”。只有通過對宣傳的靈巧的運用，政府才能維持和公眾的關系，而這對民主至關重要。那么什么是民主呢?貝奈斯說：“我們的民主必須是領導的民主，即由智慧的少數來組織和引導大眾的民主。”“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要素就是對大眾輿論及大眾積習有意識的靈巧的操縱。”“在我們這個時代，對政治家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取悅公眾，而是如何去塑造公眾。”

　　貝奈斯稱公共關系的專家為“輿論工程師”。他說，這些人是少數智慧之人，他們不僅懂得新聞的價值，而且知道如何制造新聞，制造事件。

　　那么，輿論塑造如何與民主社會相適應呢?貝奈斯說：“對大眾輿論與習慣有意識的機智的操縱是民主社會的一個重要成分。那些操縱社會的看不見的人構成無形的政府，那才是統治我們國家的真實的權力……我們被統治，我們的頭腦被塑造，我們的口味被定型，我們的思想被暗示，這一切，都是由一些我們從來沒有見過的人來施行的。這是我們民主社會組織方式的一個必然結果。……不管是在政治還是經濟領域，我們平日生活中的幾乎每一個行動，我們的社會行為和倫理想法，都被相對少數的一些人主宰著……正是他們牽著控制大眾頭腦的那些線。” 他認為，“只要我們理解了群體意識的機理和動機，那么我們就有可能按照我們的意志控制和左右大眾，而他們對此卻毫不知曉。”

　　作者指出，研究李普曼等人的思想，就會發現，美國的民主的確在實質上是 “有領導的民主”。這種民主成功而有效地平衡了精英的權力和大眾的力量，但又使政治權力最終掌握在精英的手中，媒體則在這種動態的均衡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李普曼之所以贊同精英統治，是由于他認為，美國歷史表明，大眾在關鍵時刻總是錯得一塌糊涂，但他們又是那么強大，政治家就不得不撫慰、賄賂、引誘或者操縱他們的選民，其結果就是民主制度的墮落。這也就是說，“民主必然導致腐化”。所以，李普曼是不信任所謂民意和民主的。而當民意不可信任時，“制造認同”就是一個必然結果，因而，權力通過各種手段，使大眾的意識和主流意識形態相一致。在民主政治中，精英對大眾的統治必須通過“制造認同”去實現。

　　3、美國媒體與權力之間不是簡單的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美國媒體不是政府的哈巴狗，而是美國現存社會制度的“看門狗”

　　由于媒體在尼克松總統辭職下臺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水門事件”中的媒體被說成為“第四權力”對政府監督的神話原型。這樣，人們常常把“水門事件”稱為美國媒體政府關系的“分水嶺”，把“水門事件”解讀為美國主流媒體是監督政府的“看門狗”的典型例子，似乎媒體代表公眾輿論，扮演著為公眾監督政府，曝光政府不當行為的角色，甚至連總統也能被趕下臺。但實際上“水門事件”本身的撲朔迷離，一些重大謎團至今沒有被揭開，表明了 “水門事件”遠非媒體自我宣傳的那樣。對“水門事件”深層原因的一個比較令人信服的解釋是美國政府內部的權力斗爭。在這場斗爭中，一方將秘密泄露給媒體，利用媒體掀起的輿論，把尼克松逼下了臺。“水門事件”背后至今也查不清的“泄密者”故事，告訴人們，美國媒體和權力之間的關系是微妙復雜的，遠不是被簡單化的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可以用一個比較貼切的比喻來形容美國的媒體和權力的關系：美國媒體不是完全淪為權力附庸的“哈巴狗”，也不是替大眾監督政府的“看門狗”，而是美國現存社會體制的“看門狗”。這就是說美國的媒體和政治權力一般都保持著密切的“情人”或“共生”關系，而不是流行觀念中的總是對政治權力制衡和監督的“看門狗”。就政壇言論而言，媒體扮演的角色更像是“諍臣”和“諫士”，它們往往對政府在大流上予以認同，但在細節上提出批評和異議，在內政上會有指責，但在外交和國際上幾乎和政府亦步亦趨，基本認同。這一方面是由媒體作為追求利潤的行業本性決定的，另一方面也和媒體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載體有關。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中的反共意識形態把共產主義作為根本的惡，這是美國媒體報道冷戰甚至冷戰后世界事務的基本視角。在美國的現實中，并非所有的言論在所有時間和所有條件下都受保護，言論自由是有限度的，不同言論在法律面前并非都是平等的，在言論之間存在著一個等級。表面上，政治言論和學術自由是最受保護的，但實際上，最受保護的是符合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東西，宣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言論得不到相同的保護。

　　總之，作者認為，美國媒體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而游離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但卻又和政治權力如影隨形，與權勢集團息息相關。它以公正的監督者和批評者的面目出現，同時又對金錢追逐無厭。它在白天聲稱公意，卻又在夜間偷偷去塑造它。

　　三、媒體是新興的權力中心

　　1、金錢和權力左右著美國的新聞媒體，媒體首先是為廣告商的金錢而在市場中存在，在市場的金錢驅動作用下，媒體會自動向政治權力和社會中上層靠攏和認同，成為精英權力的一部分

　　據《福布斯》2000年9月13日公布：美國最富有的400人中，57人的財富主要來自媒體。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教授麥切尼斯認為，“這(媒體集團)是一個緊密聯系的企業主集團，由一幫世界上最富的人組成”。因此，今天的媒體幾乎就意味著金錢。

　　美國媒體也許是世界上享有最多自由的媒體。它可以把總統稱為“騙子”，也可以把議員稱為“豬”，它們可以窺探包括總統在內的政客的隱私，制造“水門事件”，這樣的民主神話，而不必過分擔憂受到直接的報復和懲罰。但是，媒體首先是私人企業，它們對于政治的監督只是“業務愛好”而已，因為，事實一再表明，金錢和權力影響著美國的新聞，它們決定什么是新聞，什么不是新聞。它們把異見邊緣化，并把政府和主導性的私人利益(公司)的信息傳遞給大眾。今天的媒體首先是為了廣告商的金錢而在市場中存在的，它與任何私人公司一樣，為利潤所驅動，為了追逐金錢才參與生產、交換和競爭。只不過它的市場和產品顯得非常特殊，常常不被人們注意罷了。廣告對于媒體生死攸關，因為絕大多數的媒體的主要收入并不是來自受眾的直接購買，而是來自廣告商。這樣，廣告商可對新聞內容產生影響，以取消廣告相威脅，要求媒體消除對它不利的言論。所以，對媒體影響最大的人除了投資者和所有人，就是廣告商。因此，由于市場壓力，為了追求收視率和發行量，美國新聞變成了“市場驅動的新聞”，新聞變成了產品，只替富人講話，不替窮人講話，社會責任感很差。為什么在追逐金錢的過程中，媒體會有意識地向處于社會中上層的人群靠攏。因為，一般說來，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收入越高，消費能力也就越高。廣告最需要的就是這樣的群體。只有媒體的內容及讀者群滿足廣告商這一要求時，后者才會把廣告投放到該媒體。這就使媒體有意識地籠選其內容，吸引中高收入人群，進而吸引廣告商。這樣，在社會、經濟和政治上處于弱勢的階層就漸漸和新聞媒體變得無關了，而媒體的內容和目標讀者群也會漸漸向社會中上階層靠攏，媒體所表達的觀點也會逐漸向社會的中上階層看齊。這就是為什么不用政治力量強制，媒體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自動會向擁有財富和權力的階層靠攏的基本原理。總之，由于市場驅動的媒體本質上是勢利的，所以市場自動會驅動媒體向權力靠攏。媒體由于市場驅動等原因，自動向政治權力靠攏和認同，并與政治權力一道，構成了精英權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權力精英層內部的“共生”關系。

　　2、現代政治最重要的是控制大眾輿論，宣傳的實質就是對大眾傳媒進行操控，媒體作為主導意識形態的載體，影響著意識形態和政治運行，成為一種主宰性權力

　　作者指出，李普曼認為，現代政治的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控制大眾輿論。宣傳對控制大眾輿論有龐大的力量，宣傳的目的，就是去影響人的頭腦的圖景。在現代社會中大眾傳媒是大眾賴以構建他們頭腦中的圖景的最重要的途徑。人們每天看電視、讀報紙、聽廣播，認為自己所看到和聽到的，就是“現實”。所以宣傳的實質就是對大眾傳媒進行操控，并通過對它所塑造的圖景的輸送，使人們頭腦中的圖景也相應地改變。

　　作者認為，媒體本身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權力中心。美國的媒體擁有極為龐大的經濟資源，它是美國盈利最高，最富有的行業之一。今天，美國的媒體變得愈來愈集中，在全球媒體市場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高，擁有的經濟權力越來越龐大。但媒體更重要的權力在于，它是主導意識形態的載體。

　　今天，媒體已成為一種攜裹著龐大的經濟實力和意識形態塑造能力的新興權力，成為不同于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傳統權力的新的權力載體。對大眾而言，“制造現實”是媒體的最大的權力。由于媒體深刻影響著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運行，是意識形態的主要載體和統治現代社會的重要政治工具，使其已成為持續影響現代社會的最深刻的復合力量，成為超越傳統權力形式的新興權力中心。完全可以說，媒體已經成為我們所在世界的一種主宰性的權力。

　　四、美國媒體怎樣影響世界

　　1、媒體集中是當代美國媒體產業最重要的現象，美國媒體的集中使代表跨國公司利益的意識形態(私有化、市場萬能、政府不應干預經濟、強調增長而忽視社會公正)有了更加有力的傳播工具。

　　私人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必然會造成企業的集中的結果，作為私人企業，美國媒體在競爭中也同樣出現了集中。媒體集中是當代美國媒體產業最重的現象，美國媒體已成為跨國媒體集團，這些跨國媒體公司已經成了美國資本向全球擴張的主要載體之一。美國學者認為，代表跨國公司的意識形態主要含有如下成分：市場萬能;政府的一切干預都對經濟發展不利;私有化;以及忽視社會公正而一味地強調增長。作者指出，龐大的跨國公司正是這種意識形態的“贊助人”，因為這種意識形態對它們這樣的強勢的既得利益者有利。如果世界媒體市場的主要份額由美國的媒體集團占有，那就意味著代表龐大的跨國公司利益的意識形態在全球獲得了更加有力的傳播工具。今天，由市場競爭形成的媒體集中所帶來的這種強大的輿論塑造能力，正在美國變為現實。美國媒體的集中不但意味著它所代表的聲音倍增，也意味著美國在世界的聲音將無所不在。這樣，美國媒體依靠它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在意識形態上所必須具有的黨性，對世界輿論形成了強大的“議程設定”能力。這就是說，不但世界輿論被美國的聲音淹沒和邊緣化，而且世界其他地區的媒體的“議程”也會由美國的媒體來設定，從而使美國媒體在實現美國的國家利益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五、英美輿論為了影響世界輿論而存在的秘密陰謀組織

　　1、美英之間早就存在一個企圖“通過宣傳來統治世界”，擁有巨大財富的、秘密的“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

　　美國一些學者認為，美國文化和意識形態的主宰基本上是市場力量的結果，而不是陰謀的結果。但另一些學者的研究結果卻不贊成這一觀點。美國歷史學家卡洛爾•奎格利(該人被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稱為“啟蒙之師”)在其歷史著作《盎格魯——美利堅權勢集團》中，揭示了一個對20世紀的世界歷史有著巨大影響而又鮮為人知的秘密組織，這個組織成立的目的正是“通過宣傳來統治世界”。奎格利認為，早在1891年塞西爾•羅茲(曾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是他所在時代的比爾•蓋茨)、威廉•史泰德(當時英國最有名的記者)、雷吉那•布萊特(維多利亞女王的密友和心腹)，三個核心人物就組織了一個秘密會社。這個會社沒有標志，沒有儀式，但在英帝國的各個自治領不定期舉行秘密會議。這個秘密會社的目標，就是要統治世界。按照羅茲的設計，這一目標最好由若干相互忠誠，愿意為共同事業獻身的人通過秘密結社去實現。實現的手段則是從幕后施加政治和經濟上的影響，同時“操縱新聞、教育和宣傳機構”。這了實現這一目標，羅茲通過他的第一個遺囑將所有財產用以在全世界建立一個為英帝國服務的類似耶穌會的由“宣傳家”組成的秘密組織。從1910—1915年的短短五年中，該組織在美國、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南非建立了分支機構。它在美國的分支即有名的“國際事務研究所”和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

　　這個秘密會社影響世界事務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宣傳。它對英國的政治和政策施展其影響的方法是：首先通過它控制的大學、基金會、雜志及《泰晤士》報，向政治、教育和新聞三個方向滲透。其次，招募有才干的人，通過許以權力和地位，把他們納入會社。第三，通過把會社的成員以盡可能隱蔽的方式安置在權力位置上，對公共政治施加影響。

　　除了學術界，該會社還通過新聞媒體來引導并影響輿論。

　　由于這個會社有多個分支，又看來互無關系，當各分支就同一問題發表意見時，影響力就會成倍增加。

　　奎格利認為，從1920年起，羅茲會社就致力于和美國建立一種親密聯盟的關系。美國最重要的智庫的“對外關系委員會”在1919年成立之初，即成為“羅茲會社”旗下的“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的美國分支。1941年2月，“對外關系委員會”正式成為美國國務院的一部分。1942年，該委員會對美國戰后對外政策的一項重要建議是，建立一個仿照羅茲會社在一戰后所策劃的類似“國際聯盟”的組織。目前，“對外關系委員會”作為美國最重要的智囊團，最大的政策機構，擁有3200多名成員，納入了財界、學界和政界最有影響的精英人士，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這個委員會的三位領導人分別是大名鼎鼎的戰略家布熱津斯基、銀行家戴維•洛克菲勒和外交官溫斯頓•洛德。從這三位兼有學界、政界和財界關系的影響非凡的人物可以看出，該委員會遠不是一個它自己所謙稱的“研究機構與出版人”。

　　“對外關系委員會”對美國的對外政策和世界輿論有很大的影響。它的旗艦刊物《外交》雜志既是討論對外政策的平臺，也是對外政策決策集團的重要喉舌。它登載的文章常常設定全球“議程”，對引導世界輿論發揮著巨大的影響力。冷戰結束后，對世界政治輿論影響最大的兩部著作恐怕非《文明的沖突》與《歷史的終結》莫屬了。而這兩部著作都與“對外關系委員會”緊密相關。2001年9•11襲擊之后，“對外關系委員會”給美國政府提交的一則報告表明，它對世界輿論非常關心，并就此向美國政府提出了如何改變世界輿論的建議。2002年由35名“對外委員會”成員起草的一份研究報告建議，美國政府應全面檢視其國際交流和國際廣播項目，以更好地促進“跨文化理解”，推銷美國的對外政策。它還建議白宮應成立一個形同公共廣播公司(CPB)的“公共外交機構”，向海外傳播美國的信息。奎格利透露，美國和英國之間存在著一個“盎格魯——美利堅權威集團”。這一集團在美國主要通過五份報紙來塑造輿論，包括《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華盛頓時報》和《波士頓晚報》。這一權勢集團至少在20世紀早期影響著美國重要大學的決策權。后來，這些權勢集團將巨額私有財產向免稅的基金會轉移，通過這些基金，把華爾街、某些著名大學和美國政府緊密連接起來。

　　總之，奎格利以非常權威的身份，以詳實的史料為人們揭示出了一個旨在以媒體和宣傳來影響世界事務的最先在英國形成，并進而延伸到美國和其他英聯邦國家的神秘組織。這個組織以金融力量為依托，操縱或影響著輿論和學術界，并進而影響著國內和國際的政治事務。

　　2、裴倫山學會是美國當今媒體和權力緊密結合、學界、政界、財界建立廣泛聯系，影響世界政策和輿論的重要秘密團體

　　作者指出，要了解強勢國家為了精心操控輿論，創造和固化的對自己有利的神秘組織，就不能不提到裴倫山學會。

　　裴倫山學會是一個20世紀后半葉對世界產生過極為重要影響，但卻鮮為人知的旨在影響世界輿論的社團。

　　成立裴倫山學會的最初想法產生于1938年，當時，26位英美學者來到巴黎，討論李普曼的著作《良好社會原則的探究》，參加者包括李普曼、哈耶克、未塞斯等人。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的主要思想即從這次集會中產生。同時，這個集會產生了成立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裴倫山學會的最初想法。該學會后來成立于1947年，其第一位領袖是哈耶克。

　　裴倫山學會是以瑞士的一個高山命名的會員組織，目前已經擁有500名會員。這些會員包括主要發達國家的高官乃至元首，諾貝爾獎獲得者(已有六位)、記者和學者。該學會雖然自己宣稱不從事宣傳，但其性質正是一個從影響精英知識分子開始，進而影響政府政策的有著濃厚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智慧團，只不過它的這種宣傳極為隱秘罷了。

　　為什么要成立裴倫山學會呢?按照該學會1947年成立時的章程，是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西方文明的核心價值處境危險”。其原因之一是在于一種否定絕對道德標準的史觀(指馬克思主義和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及其計劃經濟)的出現，二是在于對私有財產和競爭性市場的信念的衰落。所以，必須通過思想辯論和對西方文明中合理價值的肯定，去迎擊這種意識形態運動。

　　裴倫山學會的重要性可以從美國官方對其1996—1998年的會長艾德文•J•富爾納的態度和評價看出來。1980年代美國總統里根授予富爾納“總統公民勛章”，表彰他作為“保守運動的領導人”的貢獻。里根在授勛致辭中說，“他(富爾納)通過建立一個致力于理想及其結果的機構，幫助塑造了美國政府有政策，他一直是理性與價值的聲音，為他的祖國和世界的自由事業作出了貢獻!”

　　裴倫山學會作為政治與輿論影響力匯合點，與學界、政界和財界建立了廣泛聯系，采取盡量不為人知的低調的獨特方式來影響著世界的輿論。

　　大量確鑿情況表明，西方國家確實存在影響世界政策和輿論而又鮮為人知的秘密團體。這種組織是英美國家中媒體和權力的最緊密結合。

　　總之，《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和戰爭》一書告訴人們，美國媒體和政治權力之間是一種情人般的“共生”關系，而不是流行觀念中所謂的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美國媒體在戰爭中是政府進行戰爭動員和影響世界輿論的重要工具，是現代戰爭“總體宣傳”的一部分;美國媒體在向全世界傳播代表美國跨國公司利益的意識形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且它在對外宣傳中始終保持著強烈的民族性和以美國國家地位為依托的霸權意識;一句話，美國媒體是由美國政府和權力操制的，并且是其削弱敵手，征服全球，謀取世界霸權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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