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任國務卿克里于2月24日至3月6日進行了首次出訪，目的地包括倫敦、柏林、巴黎和羅馬和中東五國。

　　有趣的是，克里首次出訪選擇的倫敦、柏林和巴黎都與其家族史有密切關系。而近期另有一樁財經要聞也折射出克里身世背景的“不同凡響”：

　　2月6日，巴菲特領導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宣布與巴西巨富若爾蓋·雷曼(Jorge Paulo Lemann)控股的私募股權投資公司“3G資本”聯合收購美國著名的亨氏食品公司，交易規模達280億美元。

　　克里是在2月1日就任美國國務卿的，2月6日與克里關系非同一般的亨氏食品公司就被高價出售，時間上的巧合難免讓人浮想聯翩。

　　克里有著怎樣非同尋常的家世背景?克里與包括亨氏食品在內的商業帝國有著怎樣的聯系?克里的家世背景、人脈關系背后，有著一張怎樣的世襲權力關系網?

　　克里的家世背景、人脈關系背后，有著一張怎樣的世襲權力關系網?

　　東印度公司的后代克里

　　克里全名約翰·福布斯·克里(John Forbes Kerry)，中間名“Forbes”代表著福布斯家族。“Forbes”就是發布“福布斯富豪榜”的《福布斯》雜志的名稱。《福布斯》雜志的創辦人博蒂·福布斯(Bertie Charles Forbes)與克里的中間名代表的福布斯家族都出自蘇格蘭的大貴族福布斯家族，雖屬不同分支，但二百多年前是一家。

　　克里的顯赫背景主要來自他母親的家族。克里母親的娘家姓名叫做羅絲瑪麗·福布斯(Rosemary Isabel Forbes)，她1913年生于巴黎，是福布斯家族和溫思羅普家族兩大世襲權貴家族的“合作結晶”。克里的外祖父詹姆斯·格蘭特·福布斯(James Grant Forbes)，1879年生于中國上海的一個大鴉片販子家族。克里的外祖母叫做瑪格麗特·丁鐸爾·溫思羅普(Margaret Tyndal Winthrop)，來自馬薩諸塞州的殖民開拓者及美國早期歷史上最大地主之一溫思羅普家族。溫思羅普家族的開宗之祖約翰·溫思羅普于1630年率領一批英格蘭人開拓了馬薩諸塞殖民地，并擔任馬薩諸塞殖民地總督，1643年“新英格蘭聯盟”成立時，約翰·溫思羅普任首任主席，由此以馬薩諸塞為中心的美國東北部地區才被稱為“新英格蘭地區”。約翰·溫思羅普也被后世稱為“被遺忘的美國奠基之父”。 約翰·溫思羅普的后代成為美國早期歷史上最大的土地貴族之一，其中瑪格麗特的祖父羅伯特·溫思羅普(Robert Charles Winthrop)曾在19世紀中期擔任過美國國會議眾議院議長等要職。瑪格麗特一家與法國有著密切關系，瑪格麗特于1970年逝世于法國布列塔尼的圣布里亞克(Saint-Briacsur-Mer)。而克里在回憶中稱，他3歲時隨母親來到1946年的圣布里亞克是人生的第一個記憶。

　　克里的外祖父詹姆斯·格蘭特·福布斯繼承了來自鴉片貿易的巨大家族財富，并活躍于中、法兩國的政商社交圈，1955年逝世于巴黎。在20世紀30年代，詹姆斯·格蘭特·福布斯與一個叫做讓·莫內的法國人合伙在歐洲和中東經營煤、鋼貿易，而這個讓·莫內就是今天歐盟的早期創建者。

　　詹姆斯·格蘭特·福布斯的父親F.福士(Francis Blackwell Forbes)是19世紀在清代中國頗有影響的歷史人物，曾連續多年擔任當時最大的洋行之一旗昌洋行的董事，并曾任上海公共租界董事。福士在1869年曾沿長江考察，將沿途見聞向英國外交部報告，要求英國政府出面強迫清政府開放“漢口以上的長江航線”。

　　旗昌洋行是英國東印度公司解體后其對華鴉片貿易的三大繼承者之一，另外兩家分別是怡和洋行和寶順洋行。旗昌洋行的三名最主要創辦合伙人是塞繆爾·羅素(Samuel Russell)、小沃倫·德拉諾(Warren Delano, Jr.)和羅拔·福士(Robert Bennet Forbes)。三家人后來成為世交。其中塞繆爾·羅素的弟弟威廉·亨廷頓·羅素(William Huntington Russell)是耶魯大學著名的組織“骷髏會”的創始人，根據公開資料，克里于1966年在耶魯大學加入了骷髏會。小沃倫·德拉諾是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外祖父。而羅拔·福士的弟弟約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則是F.福士的父親。

　　作為福布斯家族的后代，克里享有繼承自母親的福布斯家族基金份額，而這筆財富無疑源自19世紀全球最大的生意之一——對華鴉片貿易。克里可以說是“東印度公司的后代”。

　　身家32億美元的克里

　　當然，福布斯家族的巨大財富不僅僅來自對華鴉片貿易。福布斯家族從鴉片貿易中積累的財富也成為投資其他事業的基礎。福布斯家族歷史上曾參與多種事業。

　　例如，克里外祖父的祖父約翰·默里·福布斯于1845年從旗昌洋行抽走資本，投入到美國當時熱火朝天的鐵路建設事業中，成了橫跨美國東西部的著名鐵路“密歇根中央鐵路”和“芝加哥-伯靈頓昆西鐵路”兩家公司的董事長，被稱為與同時代的杰伊·古爾德和E.H.哈里曼齊名的鐵路大亨。

　　除了鐵路之外，福布斯家族還在電信、金融和航運領域中留下了歷史性的影響。

　　克里本人的巨額財富也與食品工業、石油和軍工有關系。

　　盡管克里來自財富世家，但他本人的財富大半與其夫人有關。克里的夫人特蕾莎·亨氏(Teresa Heinz)的前夫H.J.亨氏三世(Henry John Heinz III)是亨氏食品公司創始人亨利·亨氏的曾孫，也是亨氏食品公司主要繼承人之一。亨氏三世生前曾為美國國會參議員，不幸于1991年因直升機事故亡故。特蕾莎于1995年改嫁克里。

　　據美國媒體估計，克里和特蕾莎夫婦二人的身家約為32億美元，其中亨氏食品公司的股份約價值12億美元左右。

　　克里剛剛就任美國國務卿，就發生了巴菲特和巴西富豪雷曼以280億美元高價收購亨氏食品的新聞，難免使人浮想聯翩。有趣的是，特蕾莎是葡萄牙移民，而巴西也是葡語國家。

　　“波士頓婆羅門”克里

　　顯赫的福布斯家族是新英格蘭地區最閃耀的世襲權貴家族群體當中的一個家族。這個世襲權貴群體無論財富、地位還是事業、文化都顯得出類拔萃，同時血統又高不可攀，在美國被稱為“波士頓婆羅門”。

　　美國是一個在反對歐洲貴族的戰火中建立起來的國家，有著反貴族的平民主義精神，但“波士頓婆羅門”卻在美國的社會中成了沒有貴族稱號的事實上的貴族。“波士頓婆羅門”一詞最早出現于1860年的《大西洋月刊》，指新英格蘭地區那些自殖民地時代起就有著綿延世系與顯赫聲望的“WASP”(即“白人”、“盎格魯·撒克遜裔”、“清教徒”的縮寫)家族。

　　這個群體出過約翰·亞當斯總統和約翰·昆西·亞當斯總統的Adams家族、通用電氣公司的創建者之一Coffin家族、出過柯立芝總統的Coolidge家族、出過羅斯福總統的Delano家族、出過霍姆斯大法官的Holmes家族、肯尼迪家族、創建了摩根財團的Peabody家族。

　　“波士頓婆羅門”在各個領域涌現過的名人車載斗量，還掌控著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三所大學。“波士頓婆羅門”互相通婚而很少與外人通婚，由此形成了一個近乎封閉的血緣群體——這正是“種姓”的定義。而溫思羅普家族與福布斯家族正是“波士頓婆羅門”通婚網的中心。通過來自溫思羅普家族的外祖母，克里與小布什在內的四任美國總統有血緣關系。

　　對于“波士頓婆羅門”來說，從事哪個行業，是不存在“隔行如隔山”限制的，可以在政、商、學界自由游走，克里只是其中之一。

　　附文：《休克主義》第十五章：政商財團制國家——拆除旋轉門，鋪好陽關道

　　我認為這種說法很怪異、很瘋狂，說我們做的一切都是因為愛錢，我認為這種說法瘋狂極了，我認為你應該回學校再教育。

　　——老布什針對有人指控他兒子侵略伊拉克，是為了替美國企業打開新市場所做的響應

　　公務員和民間部門不同，公務員有義務對更大的道德效忠，有責任效忠所有人的集體最高利益.而不是效忠少數人的利益，企業有責任對股東效忠，不是對國家效忠。

　　——美國審計長沃克(David M.walker)，2007年2月

　　他分不清公益與私利的區別。

　　——退伍美國空軍上校加德納(Sam Gardiner)批評切尼，2004年2月

　　2006年期中選舉正熱、拉姆斯菲爾德宣布辭職前三周，美國總統布什在橢圓形辦公室不公開的典禮中，簽署了國防授權法。有一項附加條款隱藏在1400頁的法條中，當時幾乎完全沒有人注意到。附加條款授權總統頒布戒嚴令， “動用包括國民兵在內的軍隊”，不顧州長的意愿，應付“公共危難”、 “恢復公共秩序”、 “鎮壓”動亂。公共危難可能是颶風、群眾抗議或是“公共健康急難”，可用軍隊實施隔離檢疫并確保疫苗供應。在國防授權法立法之前，總統只有在碰到叛亂時才有權宣布戒嚴。

　　民主黨參議員萊希(Patrick Leahy)的同事都忙于競選，他成為唯一提出警告的人，他在列入公開記錄的談話中說： “利用軍隊執法，違反我們民主制度的基本信念。”他也指出： “改變原先做法的意義極為重大，但是這種改變幾乎沒有經過研究，只是偷偷溜進國防授權法。無權管轄這些問題的其他委員會沒有機會提出意見，更不可能針對這些立法建議舉行聽證會。”

　　除了行政部門因此獲得極大的新權力，另外至少還有一個明顯的贏家，就是制藥業。遇上任何疾病爆發，藥廠可以找來軍隊，保障藥廠和藥品供應，實施檢疫，這是布什政府長久以來的政策目標。對拉姆斯菲爾德過去擔任總裁的吉利德科學公司來說，這是好消息，因為吉利德擁有治療禽流感藥物克流感的專利。新法加上禽流感爆發的恐懼揮之不去，甚至可能幫助克流感在拉姆斯菲爾德離職后的絕佳表現;吉利德公司的股價在五個月里，上漲了24%。

　　在塑造國防授權法的條文時，產業利益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可能沒有扮演任何角色，但是我們得仔細探究。同樣的，以更大的尺度來看，在布什團隊一頭熱侵占伊拉克的行動中，哈利伯頓、貝泰、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之類石油公司等包商的利益，扮演什么角色?這種動機問題不可能精確回答，因為局內人以混淆公司利益與國家利益而臭名在外，連他們自己似乎也不能劃分兩者之間的界線。

　　前《紐約時報》記者金瑟(Stephen Kinzer)在2006年出版的《推翻》(Overtrow)一書中，設法探討過去一百年來，美國政客下令與策劃外國政變背后的真正動機。他從美國參與的1893年夏威夷政權改變行動開始探討，一直研究到2003年伊拉克的政權改變，指出其中經常有清楚的三階段程序。第一，外國政府要求美國公司“繳稅，或是遵守勞動法或環境法，有時候這家公司會遭到收歸國有，或是必須出售部分土地或資產”，外國政府因而威脅到這家美國跨國公司的獲利。第二，美國政客聽到這家公司遭到挫折的消息，并將之重新闡釋為對美國的攻擊： “他們把經濟動機變成政治或地緣策略動機，假定任何政權找美國公司的麻煩，或是騷擾美國公司，一定都是反美的、鎮壓的與獨裁的，很可能是希望削弱美國的某些外國勢力或利益的工具。第三階段在政客向大眾鼓吹干預的必要時發生，這時事情大致上已經被人說成是善惡之爭，是解放受到鎮壓的窮國、使之擺脫我們認為是獨裁政權的機會，因為還有哪種政權會找美國公司的麻煩?”換句話說，美國外交政策大致是集體投射的展現，一小撮自私自利的精英借此把自己的需要和愿望當作是全世界的意見。

　　金瑟指出，直接從企業界轉任公職的政客身上，這種趨勢表現得最明顯。例如，艾森豪威爾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一生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名極有力的國際公司法律師，代表世界上若干最富有的公司，處理他們和外國政府的沖突。替杜勒斯立傳的幾位作者像金瑟一樣，都斷定杜勒斯根本無法區辨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的分野。金瑟寫道： “杜勒斯有兩個終身執迷不悟的特點，一是對抗共產主義，二是保護跨國公司的權利，在他心里，這兩件事情混為一體，互相增強。”這點表示他不需要在兩者之間做選擇：如果危地馬拉政府采取行動，傷害聯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company)的利益，這實際上就是攻擊美國，值得用軍事對付。

　　布什政府里擠滿了剛剛從董事會轉進公職的總裁，他們推動反恐和保護跨國公司利益兩種執迷不悟的妄想時，也同樣處在混亂與混淆的情況。但是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差別。杜勒斯認同的公司都是在外國礦業、農業、銀行業與石油業中，擁有巨額國際投資的跨國企業。這些公司通常都有一個直接的目標：希望有個穩定、可以獲利的經營環境，也就是寬松的投資法令、順從的工人、不會遭到突然征收。政變與軍事干預是達成這種目標的手段，不是目標本身。

　　設計反恐戰爭的原型災難資本家跟前輩不同，他們是另一種紅頂商人;對他們來說，戰爭和其他災難本身就是目標。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把對洛克希德、哈利伯頓、凱雷集團和吉利德公司有利的事情，跟對美國、甚至對世界有利的事情混為一談時，就成了一種后果極為危險的投射形式。毫無疑問，有助這些公司獲利的事情是災變，包括戰爭、流行病、天災和資源短缺，這就是為什么從布什上任后，這些人的財富都大幅增加。使得上述投射行為變得更加危險的是，布什政府的重要官員保有他們在災難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利益，而且程度前所未見，甚至在推動戰爭和災難應變民營化的新時代當下，仍然繼續保有，因此他們可以在協助釋出災難的同時從中獲利。

　　例如，2006年期中選舉共和黨慘敗后，拉姆斯菲爾德辭去國防部長，新聞界報道指出，他要回到民間部門任職。但事實上，他根本不曾離開民間企業。他接受布什提名擔任國防部長時，像所有公職官員一樣，必須把可能受到他在職所做決策影響的持股賣掉。情形很簡單，這表示他必須賣掉一切跟國家安全或國防有關的持股，但是拉姆斯菲爾德碰到很大的困難，因為他持有極多跟災難有關產業的股份，以至于他宣稱他不可能在限期前出脫所有持股，而且他因為努力保有一切而陷入違反倫理規則的困境。

　　拉姆斯菲爾德賣掉了直接擁有的洛克希德、波音與其他國防包商的股票，把價值5000萬美元的股票交付盲目信托，然而投資國防與生物科技股的私人投資公司，卻仍然擁有部分或全部所有權。他不愿意認賠、迅速賣掉這些公司，在期限截止時，兩次申請延期三個月，在如此高層的政府官員中，這種情形相當罕見。這點表示他擔任國防部長整整半年甚至更久后，仍然在為他持有的公司和資產尋找適當的買主。

　　至于他當過董事長、又擁有克流感專利權的吉利德科學公司股票，拉姆斯菲爾德堅決反對賣掉。有人要求他在商業利益和公職生涯之間擇一，他干脆拒絕。流行病是國家安全問題，因此完全屬于國防部長的職責范圍。雖然利益沖突這么明顯，拉姆斯菲爾德在擔任國防部長期間，卻沒有賣掉吉利德的股票，一直持有價值介于800萬到3900萬美元的吉利德股票。

　　參議院倫理委員會想用標準的利益沖突規定，要他配合辦理時，他公開表現對抗到底的態度。有一次他寫信給政府倫理局，抱怨他必須花6萬美元的會計師費用，幫忙他處理“極為復雜而且令人困擾”的財產申報表格。對于擔任公職期間決心緊抱9500萬美元股票的人來說，6萬美元的處理費并不會太超過。

　　拉姆斯菲爾德擔任美國最高級安全首長時，堅定拒絕停止靠災難賺錢，這么做在很多方面明確影響他的工作表現。他擔任國防部長第一年的大部分期間，一面要設法賣掉持股，一面必須回避范圍極大的重要政策決定。根據美聯社的報道： “他必須回避國防部討論艾滋病的會議。”聯邦政府必須決定是否干預好幾件轟動一時、涉及頂尖國防包商的并購案與銷售案時，拉姆斯菲爾德也必須回避有關的高級談判，這些案子涉及的廠商包括奇異、漢偉(Honeywell)、諾斯諾普格魯曼與硅圖(Silicon Valley Graphics)等公司。根據官方發言人的說法，他跟上述幾家公司確實有財務關系。有位記者詢問其中一件案子，拉姆斯菲爾德告訴他說： “到目前為止，我通常都回避這些案子。”

　　他擔任國防部長六年期間，國防部的討論一轉到治療禽流感的可能，或購買禽流感治療藥品時，他都得離開房間。有一項條款說明他可以用什么方式繼續持有這些股票，而根據這項條款，他必須回避“可能直接而且可想而知會影響吉利德公司”的決定。但是他的同事很照顧他的利益，2005年7月，五角大樓購買了價值5800萬美元的克流感，幾個月后，衛生部宣布，要訂購價值高達10億美元的克流感。

　　拉姆斯菲爾德堅決反抗的態度的確有價值。如果他在2001年1月上任時就把吉利德股票賣掉，他每股只能賣到7。45美元。但是留著股票，撐過禽流感恐慌、生物恐怖主義的歇斯底里，撐過他任職的美國政府決定巨額投資這家公司，到最后他離開公職時，這支股票每股價值67.6美元，一共上漲了8.07倍(到2007年4月，股價更漲到84美元)。這點表示拉姆斯菲爾德辭去國防部長職位時，的確比他上任時更有錢，就擔任公職的億萬富翁來說，這種情形很少見。

　　如果說拉姆斯菲爾德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吉利德公司，那么切尼同樣不愿意完全切斷他跟哈利伯頓的關系，跟拉姆斯菲爾德和吉利德關系的例子不同，切尼的情形一直是媒體極為注意的事情。切尼辭去總裁、成為布什的競選伙伴前，協商出退休方案，得到哈利伯頓的一大堆股票和認股權。經過新聞界幾次有點難堪的質問后，他同意賣掉哈利伯頓的部分持股，賺到了高達1850萬美元的利潤。但是他沒有完全出脫持股，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切尼擔任副總統后，仍然持有18.9萬股的哈利伯頓股票，還有50萬股尚未執行的認股權。

　　切尼仍然抱著這么大量的哈利伯頓股票，表示他擔任副總統的期間，每年從持股中收到幾百萬美元的股息，而且哈利伯頓每年也付給他21.1萬美元的延后支付所得，大約等于他擔任副總統的薪水。到2009年他卸任而且可以賣出哈利伯頓持股時，從哈利伯頓公司財富的驚人進展，也讓他有機會獲得極高的利潤。伊拉克戰爭前，這家公司的股價為10美元，三年后漲到41美元，暴漲了四倍多，背后的原因是能源價格飛漲和伊拉克的合約，兩件事都直接來自切尼領導美國和伊拉克作戰。伊拉克似乎非常符合金瑟的公式。薩達姆對美國的安全并不構成威脅，卻對美國能源公司構成威脅，因為他才剛跟俄羅斯石油巨擘簽約，而且跟法國的道達爾石油公司(Total)談判，以致美國和英國石油公司什么東西都得不到;世界第三大的已證實石油蘊藏，就這樣從英、美兩國的手中溜走。薩達姆下臺為埃克森美孚、雪佛龍(chevron)、殼牌，以及英國石油(BP)等石油業巨擘帶來機會，這些公司全都為伊拉克的新生意做好了準備;薩達姆下臺也為哈利伯頓帶來驚人的商機，哈利伯頓已經前進到杜拜，占住地利，準備對所有這些公司銷售能源服務。這場戰爭已經變成哈利伯頓有史以來最能夠獲利的單一事件。

　　事情一點都不難，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大可以賣光跟災難有關的持股，消除他們熱衷從制造災難狀況中獲利的疑慮。不過話說回來，這樣就會錯過所屬產業的繁榮歲月。有關單位要求他們在私利和公職生涯中選擇時，兩人都是一再選擇利潤，迫使政府倫理委員會配合他們的立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Roosevelt)強烈反對發戰爭財的人，他說： “我不希望美國有任何一個人，因為這場世界性慘劇，變成百萬富翁。”我們不由得猜想小羅斯福會怎么看待切尼，他在擔任副總統期間賺到幾百萬美元的利潤。我們也不知道小羅斯福要怎么看待拉姆斯菲爾德，根據年度財產申報，2004年他擔任國防部長期間忍不住賣掉部分吉利德股票，輕松賺到500萬美元，跟他離職后可領取的收益相比，這不過是嘗到一點小小的甜頭。在布什政府中，發戰爭財的人不只是極力要求打進政府里面，他們自己就是政府：兩者之間沒有區別。

　　布什擔任總統期間，爆發了近代史上一些最卑鄙、最無恥的貪腐丑聞，例如艾布蘭莫夫(Jack Abramoff，共和黨說客)用高爾夫球假期，賄賂國會議員;外號“公爵” (Duke)的康寧罕(Randy Cunningham，加州共和黨眾議員)把自己的游艇史特公爵號(Duke—stir)當成“賄賂菜單”的一部分，印在正式的國會信紙上，交給一家國防包商，康寧罕現在正在服八年的徒刑;還有水門大旅館(Watergate)里有高級妓女參加的宴會;這一切聽起來都非常像90年代中期的莫斯科和布宜諾斯艾利斯。

　　此外，還有政府與產業界之間快速轉動的旋轉門。旋轉門始終存在，但是大部分政治人物通常都會等到自己服務的政府下臺后，才利用自己跟政府之問的關系獲利。但是在布什擔任總統期間，國土安全市場源源不絕的財富誘惑力太大了，很多政府官員無法抗拒。因此，眾多不同政府機構里的千百位官員不愿意等到任期結束，就急速沖向旋轉門。根據《紐約時報》記者李普頓(Eric Lipton)的說法，他調查國土安全部這種現象后發現：“老牌的華府說客和監督團體說，現代史上，總統任期結束前，這么高比率的高級官員出走潮，還難得有相同的例子。”李普頓找到94位公務員，都是先在國內安全部門任職，現在已經轉進國土安全產業服務。

　　這種例子太多，無法在書中詳細列舉，但是有些人特別突出，因為他們是反恐戰爭的主要策劃人。前司法部長和愛國法背后的主要推手艾希克羅夫(John Ashcroft)，現在主持艾希克羅夫集團(Ashcroft Group)，專門幫助國土安全企業爭取聯邦政府的合約。國土安全部第一任部長李奇(Tom Ridge)現在主持李奇全球公司(Ridge Global)，也擔任通信業者朗訊集團(Lucent Industries)的顧問，這家公司是安全產業的重要角色。前紐約市長兼領導9·11攻擊因應行動的英雄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下臺四個月后，創設了朱利安尼合伙企業(Giuliani Partners)，以危機顧問的身份，推銷自己的服務。克林頓和布什擔任總統期間的反恐大將克拉克(Richard Clarke)雖然直言不諱，批評現任政府，卻擔任好港顧問公司(Good Harbor Consulting)董事長，從事國土安全與反恐怖主義業務。伍爾西(James Woolsey)在1995年之前是擔任中央情報局的局長，現在則為巴拉丁資本集團(Paladin capital Group)服務，這家私募基金公司投資很多國土安全公司，伍爾西也是國土安全產業主要業者布斯艾倫漢米爾頓公司的副總裁。9.11時擔任聯邦應急事務管理署長的歐爾鮑，在18個月后離職，創立新橋策略公司(New Bridge Strategies)，這家公司承諾要成為企業、利潤豐厚的政府合約以及伊拉克投資機會之間的橋梁。取代他出任署長的布朗(Michael Brown)任職只有兩年，就離職創立布朗有限責任公司(Michael D.Brown LLC)，專門從事應付災難的準備業務。

　　布朗在卡特琳娜風災期間，寫了一封臭名在外的電子郵件，問聯邦應急事務管理署的幕僚： “我現在可以辭職嗎?”此事大致上符合這批人的哲學：在能夠發包龐大合約的政府機構任職，時間只要長到能夠得到顯赫的職銜，足以搜集到什么東西會大賣的內部信息，然后辭職，兜售你和以前同事的關系。公職生涯已經次要到變成了頂多只是偵查任務，目的是為將來在災難資本主義體系中服務預做準備。

　　然而，從好幾方面來說，跟貪腐與旋轉門有關的故事都會留下錯誤的印象，暗示國家和這個體系之間仍然有清楚的界線，但事實上這條界線很久以前就消失了。布什當政時期的創新，不在于政客多快從一個世界轉進另一個世界，而是在于有多少人覺得自己有權同時政商兩棲。珀爾(Richard Perle)和貝克之流的人制定政策、提供最高階層的建議，像立場超然的專家和政治家一樣，對新聞界說話，同時卻深深涉入民營化的戰爭與重建業務。他們徹底體現了政商財團主義的任務，也就是以安全為名，把政治與企業精英徹底合而為一，國家則扮演商業行會的主席，借著合約發包經濟，變成商機的最大來源。

　　過去35年來，無論是智利的圣地亞哥，還是在莫斯科或華府的布什政府，一小撮企業精英和右派政府結合的情形一出現，都會被貶為某種不正當的作為，不論你是黑幫資本主義、寡頭政治資本主義，或者如今布什領導的“親信資本主義”。但是這些現象并非不正當，而是芝加哥學派以民營化、解除管制與打擊工會三大堅守原則而發動的圣戰所致。

　　拉姆斯菲爾德和切尼堅拒在他們跟災難有關的持股和公職之間做出抉擇，是真正的政商財團國家已經降生的第一個征象，另外，還有很多其他的征象。前輩的力量布什政府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征，就是依賴外界顧問與自由之身的特使來執行重要功能：貝克、布雷默、基辛格、舒爾茲、珀爾、國防政策委員會與解放伊拉克委員會的委員，都是這種人。布什政府做出諸多重大決策時，國會扮演橡皮圖章的角色，最高法院的判決被他們當成不過是溫和的建議，而上述這些大致上算是義工的顧問，則發揮了絕大的影響力。

　　這些顧問會有影響力，原因是他們曾經在政府中擔任重要的角色，不是擔任過國務卿、大使，就是擔任過國防部副部長，所有的顧問都已經離開政府多年，同時在災難資本主義體系中創立獲利豐厚的事業。因為他們被當成包商，不是幕僚，也就與民選或政府任命的政客不同，不用受同樣的利益沖突規則約束：其實他們根本不受任何約束。結果就像災難管理專家雷德萊納(Irwin Redlener)告訴我的一樣，政府與產業之間的旋轉門消失，陽關大道出現，讓災難產業可以利用這些著名前政客的名望為掩護，在政府內部設立事務所。

　　2006年3月，貝克獲得任命，擔任顧問團體“伊拉克研究委員會” (Iraqstudy Group)共同主席，負責提出未來伊拉克行動新方針的建議，兩黨都大大松了一口氣，因為貝克是老派的政客，德高望重，曾經在比較穩定的時代領導過美國。貝克的確是老手，屬于美國外交政策沒有現在這么魯莽的時代，不過那是15年前的事情了。貝克現在做什么呢?

　　貝克像切尼一樣，他在老布什總統任期快結束時離開公職，靠著他在政府里的關系賺到大錢，尤其是靠著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期間，在沙特阿拉伯與科威特交到的朋友，賺到特別豐厚的利益。他設在休斯敦的法律事務所貝克博茲公司(Baker Botts)，客戶有沙烏地王族、哈利伯頓與俄羅斯最大的石油公司(Gasprom，其法律事務所是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與天然氣法律事務所。他也成為凱雷集團的股東，從這家十分神秘的公司賺到大約1.8億美元。

　　凱雷靠著銷售機器人系統與國防通訊系統，也靠著旗下的USIS公司取得訓練伊拉克警察的大合約，從伊拉克戰爭中賺到龐大利潤。總市值560億美元的凱雷公司旗下，有一家主攻國防事業的私募基金公司，專門從事近年獲利極高的事業，那就是搜集(投資)國防包商，推動這些公司上市。凱雷投資長康威(Bill Conway)說： "過去一年半是我們獲利最高的時候。”他指的是伊拉克戰爭最初的18個月。 “我們很賺錢，而且賺得很快。”伊拉克戰爭顯然已經變成災難，卻為凱雷的少數投資人，賺到了創記錄的66億美元利潤。

　　小布什把貝克拉回公職生涯，任命他擔任伊拉克債務問題的特使，此時貝克并沒有出脫凱雷集團或貝克博茲法律事務所的股權，不顧兩家公司在這場戰爭中擁有直接利益。一開始，好幾位評論家指出這些可能的嚴重沖突，《紐約時報》刊出一篇社論，呼吁貝克辭掉在凱雷集團和貝克博茲法律事務所的職位，保存債務特使職位的公正性。這篇社論指出： “貝克先生在獲利豐厚的民間企業關系網絡中涉人太深，糾纏不清，使他在任何債務重新安排的方案中，看來都像可能的受益人。”社論斷定貝克“放棄靠明顯跟伊拉克債務有關系的客戶賺錢還不夠;貝克先生要公正執行新公職，就必須放棄這兩家未上市公司”。

　　貝克遵照政府高官定下的前例，直接拒絕這樣做，布什還支持他的決定，讓貝克負責游說世界各國政府，寬免伊拉克極為沉重的外債負擔。他擔任這種角色將近一年后，我取得一份機密文件，證明他涉及的利益沖突比以前所知道的更嚴重、更直接。這份文件是65頁的業務企劃案，是由包括凱雷集團在內的銀行團，向伊拉克的主要債權國科威特政府發出，這些公司建議科威特利用他們的高級政治關系，向伊拉克索取因為薩達姆入侵而積欠科威特的270億美元債務;換句話說，貝克的所作所為，跟他擔任特使應該做的事情正好相反，也就是要說服各國政府取消薩達姆時代的債務。

　　這份文件的標題是“協助科威特政府保護與實現對伊拉克索賠的建議”，是在貝克接受任命將近兩個月后，才呈交科威特政府。文件中提到貝克11次，并且清楚表明，如果科威特政府跟雇用了負責取消伊拉克債務的人的公司合作，將會得到好處。但是其中也有代價，這份文件指出，為了換取這種服務，科威特政府必須在凱雷集團投資10億美元。這樣做是直截了當在銷售影響力：付錢給貝克的公司，得到貝克的保護。我把這份文件拿給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法學教授兼政府倫理規范專家克拉克

　　(Kathleen Clark)看，她說貝克涉及“典型的利益沖突。貝克在這項交易中代表雙方，他理當代表美國的利益，但他也是凱雷集團的資深法律顧問，凱雷希望協助科威特收回伊拉克欠的債務，得到報酬”。克拉克看過這份文件后，認定“凱雷和其他公司利用貝克目前的職位，向科威特爭取會傷害美國利益的合約”。

　　我談論貝克的文章在《國家》雜志刊出一天后，凱雷集團退出這個銀行團，喪失得到10億美元的希望;幾個月后，貝克出脫凱雷集團的持股，辭去法律顧問的職位。但是真正的傷害已經造成：貝克擔任特使的表現很糟糕，沒有爭取到布什保證、而且伊拉克需要的債務豁免。2005與2006年間，伊拉克付出25.9億美元，賠償薩達姆開戰造成的損失，這些錢大部分賠給科威特，卻是應對伊拉克人道危機、重建國家所亟須的財源;而且在美國企業白白浪費援款、一事無成撤走之后，伊拉克更迫切需要這筆資金。貝克的任務是替伊拉克取消90%至95%的債務，結果只是重新安排償債期限，這些債務仍然等于伊拉克國內生產毛額的99%。

　　伊拉克政策的其他層面也交給自由之身的特使，讓他們的公司從這場戰爭賺到創記錄的利潤。前國務卿舒爾茲主持的伊拉克解放委員會，是2002年在布什總統的要求下成立的壓力團體，任務是協助政府，在民眾心中建立打伊拉克戰爭有理的印象。舒爾茲的確遵命辦事，因為他承擔的角色跟布什政府有所區隔，他可以完全不必提出證據或事實，就在民眾心中激起歇斯底里的心理，認定薩達姆構成的危險迫在眉睫。2002年9月，他以《立刻行動：危險迫在眼前，薩達姆必須下臺》 為題，投書《華盛頓郵報》，指出：“如果院子里有一條響尾蛇，你不會等到蛇發動攻擊，就會先采取自衛行動。”舒爾茲并沒有向讀者揭露他當時是貝泰公司董事、先前擔任這家公司總裁很多年。這家公司后來會從舒爾茲渴望摧毀的伊拉克，得到23億美元的重建工程合約。因此我們事后來看，似乎應該問舒爾茲呼吁世界“立刻行動”時，是以關切國事的元老政治家的身份說話，還是以貝泰公司的代表、或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代表身份說話?

　　根據非營利監督團體“政府監督計劃” (Project on GovemmentOversight)執行理事布萊恩(Danielle Brian)的說法，“你不可能知道政府的界線在哪里結束，洛克希德的勢力從哪里開始。”要知道洛克希德的勢力在哪里結束，伊拉克解放委員會的權限從哪里開始，更是困難。舒爾茲主持的這個宣揚作戰的團體是由杰克遜(Bruce Jacks~)n)擔任召集人，他三個月前還是洛克希德馬丁公司負責策略與規劃的副總裁。杰克遜說， “白宮里的人”要求他組織這個團體，但是他召集洛克希德公司的舊同事，組成這個委員會。除了杰克遜之外，洛克希德的代表包括負責太空與戰略導彈業務的副總裁庫波曼(Charles Kupperman)，以及負責防衛系統的洛克希德董事葛蘭姆(Douglas Graham)。雖然這個委員會的組成是出于白宮的明白要求，希望作為戰爭的宣傳機器，卻沒有一個委員必須離開洛克希德，或是賣掉自己的股票，這點對委員會成員的確是好事，因為洛克希德的股價靠著他們協助發動的戰爭，躍漲了145%，從2003年3月的41美元，漲到2007年2月的102美元。

　　此外還有支持皮諾切特發動政變的基辛格，開啟這場反革命的人就是他。 《紐約時報》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2006年的《一概否認之國》 (State of Denial)書中透露，切尼每個月和基辛格會晤，布什和基辛格則是大約兩個月見面一次;切尼告訴伍德沃德： “他變成布什在外交事務方面最常咨詢的外界顧問。我跟基辛格談話的次數，很可能比跟任何人談話的次數還多。”

　　但是在所有這些最高級的會晤中，基辛格代表誰?他像貝克和舒爾茲一樣，當過國務卿，但是已經離職30年了。從1982年他創設未上市的神秘公司基辛格公司起，他的工作就是代表一大堆客戶，據說客戶包括可口可樂、永備化學(Union Carbide)、韓特石油(Hunt Oil)等公司在內，也包括贏得金額最大的伊拉克重建合約的工程巨擘福陸公司(Fluor)，甚至包括他在智利秘密行動中的老同伴ITT公司。因此他和切尼會晤時，身份是元老政治家，還是代表石油與工程業客戶的高價說客?

　　2002年11月，布什任命基辛格主持9·11委員會時，基辛格強烈顯示出他是對誰效忠。這個職位可能是任何愛國人士從退休狀態復出所能擔任的最重要角色，但是受害者家屬要求基辛格提出他的企業客戶名單，指出這些客戶和調查之間可能有利益沖突;他拒絕合作，不愿意做出這種代表公信力與透明度的基本姿態。他沒有揭露客戶名單，而是辭掉這個委員會主席的職位。

　　基辛格的朋友和事業伙伴珀爾在一年后，將會做出同樣的抉擇。珀爾在里根總統期間曾經任職國防部，拉姆斯菲爾德請他主持國防政策局。珀爾接任前，國防政策局是無聲無息的顧問單位，負責把過去政府的知識傳承給現任政府。珀爾把這個單位變成自己的平臺，利用自己動人的頭銜，在新聞界強力主張對伊拉克先下手再說。他也以其他方式利用國防政策局，根據《紐約客》雜志記者赫什(Seymour Hersh)的調查報道，他以個人的官銜為號召，為自己新創的公司吸引投資。事實上，珀爾是第一批后9·11災難資本家之一，攻擊發生才兩個月后，他就設立了創投企業三聯伙伴公司(TriremePartners)，專門投資一些開發國土安全與國防相關產品及服務的公司。三聯公司在一封招攬業務的信中，夸稱公司的政治關系： “經營階層中的三位成員目前任職美國國防政策局，擔任美國國防部長的顧問。”這三個人是珀爾、他的朋友希爾曼(Gerald Hillman)和基辛格。

　　波音是珀爾最初的投資者之一，波音是五角大樓的第二大包商，投資了2000萬美元，讓三聯公司得以推展業務。珀爾變成了直言無隱的波音迷，撰寫讀者投書，支持波音和五角大樓之間引發爭議、價值170億美元的運油機合約。

　　珀爾雖然把他在國防部的所有關系告訴投資人，他在國防政策局的幾位同事卻說，他沒有告訴他們這家公司的事情。在有關這家公司的聽證會上，有一個人說這家公司“在倫理規范的邊緣，或是根本不符倫理規范”。最后，所有的沖突問題困住了珀爾，他必須像基辛格一樣做出抉擇，是繼續制定國防政策，還是從反恐戰爭中獲利。2003年3月，就在伊拉克戰爭剛剛爆發，包商的好運正要開始時，珀爾辭去了國防政策局主席的職位。

　　最讓珀爾生氣的是，有人說他之所以贊成用無限度戰爭總結所有的邪惡，是由于他個人可以從這種主張中獲得驚人利益。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布里澤(Wolf Blitzer)質問珀爾，說赫什認為“他設立了可以從戰爭中獲利的公司”。這似乎是不證自明的正確說法，但是珀爾勃然大怒，痛斥普利策新聞獎得主赫什，他告訴布里澤： “最接近恐怖分子的東西就是美國新聞界，坦白說，我不相信一家公司可以從戰爭中獲利;說我的觀點跟國防工業投資的潛在報酚隋關，完全是一派胡言。”

　　這個說法很奇怪，如果你設立創業投資公司，投資從事安全與國防業務的企業，卻設法不從戰爭中獲利，一定會讓投資人失望。像珀爾這種人所扮演的角色有個更大的問題是，這些人在灰色地帶生存，在災難資本家、公共知識分子和決策官員之間的灰色地帶。如果洛克希德或波音經理人像珀爾一樣，上福斯電視臺，主張改變伊朗的政權，他們明顯的自私自利會否定他們所提出的主張。但是大家介紹珀爾時，繼續說他是“分析師”、是五角大樓顧問，也可能說他是“新保守派”，但從來沒有人說他可能只是能言善道的軍火商。

　　這個華府幫派的成員只要受到置疑，說他們和他們支持的戰爭之間有經濟利益關系時，他們一定都像珀爾一樣回答：整個說法既荒謬又愚蠢，有點像是恐怖分子的攻擊。包括切尼、拉姆斯菲爾德、舒爾茲、杰克遜在內的新保守派(我認為基辛格也是其中一員)花了非常多的精神，顯示自己是蛋頭學者或鷹派的務實分子，背后的動力是意識形態和宏偉的理念，而不是像利潤這么俗氣的東西。例如杰克遜說，洛克希德不贊同他業外的外交政策工作;珀爾說，他跟五角大樓的關系對他的業務造成傷害，因為“這樣表示其中有些你不能說、不能做的事情”。珀爾的合伙人希爾曼堅持說，珀爾“不是理財動物，完全沒有追求財務利得的意愿”。費斯(Douglas Feith)擔任國防政策次長時宣稱： “副總統過去跟哈利伯頓的關系，使政府官員不愿意發包合約，不熱衷發包合約，即使實際上應該把合約交給哈利伯頓旗下的凱樂布朗魯特公司。”

　　即使是在新保守派最堅定的批評者筆下，這些新保守派看起來都像是真正的堅信者，動機完全是決心維持美國和以色列勢力的超強地位，這種決心極為強烈，以致他們準備犧牲經濟利益，換取“安全”。這種區分既虛假又健忘，追求無限利益的權利一直是新保守派意識形態的核心。9.1l以前，激烈民營化的要求和對社會支出的攻擊，助長了美國企業研究所、傳統基金會和卡托研究所等智庫推動以弗里德曼學說為核心的新保守派運動。

　　新保守派在反恐戰爭上，并沒有放棄政商財團主義的經濟目標，而是找到更有效的新方法來達成這些目標。華盛頓的鷹派當然決心維持美國的世界帝國角色以及以色列在中東的帝國角色。然而，你不可能把這種軍事目標和災難資本主義體系的利益區隔開來，前者要在國外不斷茁壯，在國內維持警察國家，后者則依據這種假設，建立了規模數百億美元的產業。這種政治和獲利目標合而為一，表現最清楚的地方是在伊拉克戰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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