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因埃及總統穆爾西解除總檢察長職務，以及頒布埃及新憲法聲明，規定在新憲法頒布和新議會選出前，埃及法院無權更改總統令，引發埃及司法界和不少民眾大規模抗議活動，由此使埃及陷入自穆爾西當選以來最嚴重的政治挑戰。

　　其實，穆爾西擴權舉動完全可以理解。當初埃及民眾起身抗議穆巴拉克統治，并最終將穆爾西推上總統寶座，簡單地說，就是期待過上更好的日子。但經過一年多的政治折騰，本就脆弱的埃及經濟更加風雨飄搖，疲弱不堪。而埃及要恢復和發展經濟，前提條件是總統應樹立相當權威，提高政府的決策和執行能力。眾所周知，埃及2011年所謂的“二月革命”實際是“換湯不換藥”，除總統和內閣職位換人外，軍隊、司法體系乃至行政機構中，基本仍是舊政權原班人馬。這批勢力與穆爾西等政治新貴互不買賬，相互掣肘，致使新政府難以令行禁止。而埃及要真正實現經濟發展，根本改善民生，就需要強行打破現行階級特權，變革不合理社會生產關系，這又需要強人統治和高度集權。由此不難理解，為何穆爾西政府上臺后一直致力于權力集中化，包括此前更換軍隊高層及這次更換司法首腦。

　　問題在于，埃及當初實行民主化的基本前提，實際就是默認現行政治經濟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對現行結構進行根本性變革。而埃及多數民眾因剛剛擺脫了穆巴拉克集權統治，對類似重新集權的舉動，本能地懷有抵觸和反感情緒，將穆爾西擴權舉動視為是“比穆巴拉克更貪婪的新法老”。

　　從理論上說，埃及當前這種政治困境，實際是一種“民主化的煩惱”。西方經濟學者阿羅曾總結出一條“不可能定律”：假定社會中每個成員能夠做出理性選擇，社會選擇要么是由民主程序(多數票決定規則)達到，但不滿足理性條件;要么是滿足理性條件，但由獨裁者做出。換言之，政治多元表達與政府效能不可兼得。當前埃及民眾既要求穆爾西政府采取措施切實改善民生，又不允許其充分施展權力，這實際就是“既要馬兒跑得快，又要馬兒不吃草”。由此擺在穆爾西面前的，是一樁近乎“不可能的任務”。埃及在實現政治變革后，已經變成每個階層都可以任意表達政治意見和意志的“普力奪社會”，其結果就是沒完沒了的政治爭吵、抗議和內耗。尤其在貧富分化明顯、世俗與宗教勢力對立嚴重的情況下，穆爾西無論集權還是分權，對前政府勢力嚴厲還是寬容，經濟實行自由化還是加強管制，總會引起特定人群的不滿和抗議。這決定了埃及重建與轉型進程將充滿坎坷。

　　從更大范圍看，2011年以來風起云涌、寓意深刻的中東劇變，正被有意無意地引導為一場“民主與專制”的對決，這種話語的潛臺詞就是，似乎阿拉伯國家只要由“集權”走向“民主”，阿拉伯人民就將過上幸福的生活。但當前埃及、利比亞乃至此前伊拉克等國的民主化實踐卻一再打破這個神話。埃及在阿拉伯轉型國家中條件算是最好的，但一旦移植西式民主，仍不免亂成一鍋粥，讓人有“淮橘成枳”的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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