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北非劇變所引發的地區動蕩局勢已經持續了一年多時間,一波尚未平息,一波又在繼續,不僅那些發生政權更迭的國家尚未恢復秩序,新的更大的風暴也在不斷的醞釀發酵之中。敘利亞、伊朗在西方強大的壓力下正面臨生死關頭。當我們把審視的目光投向這場混合著硝煙與動蕩的阿拉伯世界時,看到的是一幅世界變化呈現出的另類圖景,
阿拉伯世界謀取自主發展道路的訴求:難
中東北非劇變引發的混亂與炮火讓我們見證了作為第三世界的阿拉伯國家要維護和實現自主發展面臨的真正難題。盡管對誘發“阿拉伯之春”的原因眾說紛紜,但不可否認的是,阿拉伯世界劇變的本質是這一地區國家要解決它們長期不發展或畸形發展的問題,是一場內生性的變革運動。
當前,阿拉伯地區存在的諸多矛盾問題,盡管種類復雜,原因也很多,但歸根到底,是由于發展不充分、不平衡帶來的。由于不少國家經濟結構相對單一,嚴重依賴外部市場,抵御外部沖擊扣輸入型危機的能力較弱。近年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和糧價上漲等因素的影響,不少國家經濟和民生困難加劇。加上這些國家長期存在的高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和高出生率等問題積重難返,以致民怨沸騰。窮則思變。阿拉伯地區民眾要求改革的呼聲與訴求早已如潛藏在地下的巖漿,奔涌沸騰,尋求著突破。當突尼斯因一小販的死亡推倒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后,最終掀起一場幾乎席卷整個阿拉伯地區的政治風暴。
阿拉伯地區遭遇的發展難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釀成的惡果。由于中東北非地區極為重要的地緣戰略位置和豐富的石油資源,美國一直將控制這一地區和它的全球霸權戰略連在一起。在美國政界流傳著這樣一句話:“誰控制了中東和它的石油,誰就擁有世界。”長期以來,為了控制這一地區,美國和西方在阿拉伯世界下了很大力氣,培養親西方,希望其“盟友”唯美國和西方馬首是瞻,為西方提供石油資源。阿拉伯地區被區域外大國勢力控制壓抑了太長時間,因此迫切希望探求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當美國由于受金融危機及阿富汗、伊拉克兩戰爭影響導致戰略實力受損,開始在中東地區實施戰略收縮時,這一地區長期被壓抑的變革訴求開始抬頭。
2011年春季開始的中東北非劇變表現出的突然性和傳導性,超出了多數人的意料,國際社會的反應甚至都跟不上局勢的發展變化。包括美國在內的多數國家都是一邊觀望,一邊調整自己的立場。觀望之后,美國和西方國家還是趁亂動手,一方面要把阿拉伯世界的變局向著有利于它們的方向引導,另一方面是要防止“阿拉伯復興主義”的抬頭與坐大,以便繼續控制和主導對世界經濟命脈至關重要石油產區。
美國與西方在這場劇變中,一方面直接支持一些忠實于他們的國家對民眾動亂進行鎮壓,另一方面則通過制裁施壓、甚至不惜直接運用武力來助推其眼中的“另類國家”的政權更迭,并以此來警示阿拉伯各國首腦:順西方者昌、逆西方者亡,美國和西方仍然是這個世界的主人。除了它們,阿拉伯世界沒有任何力量可以依靠。阿拉伯世界要“改變”也不是不可以,但這種“改變”不能危及美國和西方的利益,必須是它們主導下的“改變”。
盡管歷史已經表明“炮艦政策”不得人心,但西方列強百余年因襲下來“強權即公理”的邏輯卻沒有改變,對待第三世界國家的強權做派也沒有改變,一定程度上看,在尚不均衡不公正的國際格局與國際秩序中,西方的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與新干涉主義正日益融為一體,對外干涉的理由與形式也是花樣翻新。
對利比亞軍事打擊和對敘利亞、伊朗的施壓表明,西方大國正試圖通過武力來證明它們仍然是當今世界的操控者和主導者,必要時完全有決心有實力以任何形式來達成既定目標。中東北非劇變標志著阿拉伯世界探求自主發展道路的大幕已經拉開,但這幕大戲將如何收場卻難以預料。經過一年多的調整與適應,美國和西方已經給阿拉伯地區國家和人民準備好了精心編導的“劇本”,至于劇情是否會按照美國和西方的需要上演,這對阿拉伯地區國家和人民將是一場嚴峻考驗。
外部力量介入他國內部事務引發的后果:亂
中東北非劇變引發的亂局表明,穩定始終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基石,而穩定的基石不能建立在松軟的政治沙灘上。
阿拉伯世界是一個慣于誕生和依賴政治強人的地區,不少國家的領導人在帶領人民實現國家與民族獨立和提振國際地位等方面發揮過重要歷史作用。這些“政治明星” 也都曾在國際舞臺上叱咤風云,影響世界。但是,他們個人長期執政所形成的權力壟斷,也引發了很多負面問題,不僅使大量社會精英無緣參與國家管理,推動社會進步,而且使所有權力依附于個人權威,社會進退取決于個人愿望、能力與安危。長期執政、大權獨攬使阿拉伯國家深陷老人政治的死水與泥潭,了無新意和活力。這種依附于個人權威的制度使這一地區國家的政治生態嚴重單一化和脆弱化,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阿拉伯地區一些看起來固若金湯的政權,在長期僵化體制的內部早已經是危機四伏,“阿拉伯之春”原本表現為這些國家國內民眾要求對長期僵化體制進行變革的訴求,但這種要求變革的激進方式一旦為外力所利用和推高,就導致了“嘩啦啦大廈傾覆”的后果。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是無論如何也挽救不了的。阿拉伯世界大佬們的晚節不保,再次證明一個著名論斷: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
當我們探討中東劇變的內生性與阿拉伯性時,也不能忽視美國和西方的幕后推手。一定程度上說,正是美國和西方的“選擇性介入”導致阿拉伯地區混亂局勢的加劇與升級。動蕩發生后,美國和西方對親美親西方的政權積極進行扶持,幫助其度過危機。而對于傳統上反美反西方意識強烈的國家,像利比亞、敘利亞、伊朗等國家,它們旗幟鮮明地站到反對派一邊,支持和幫助他們推翻現政府。美西方借助混亂清除“異己”做法,不僅加劇了這一地區局勢的混亂,也使形勢變得更加復雜和危險。
劇變發生之前,一些發生劇變的國家與美國和西方的關系一度十分“親密”,突尼斯的本•阿里政府1987年上臺以來就一直奉行親西方的政策,長期被當作是學習西方價值觀的“模范生”。埃及穆巴拉克被看作是領導著“一個溫和且親西方的政權”。利比亞卡扎菲政府2003年通過主動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換來了與歐美關系的改善,2005年開始與美國恢復外交關系,2008年美國對利比亞派出大使,利比亞甚至被塑造成接受美國布什政府“改造”的“好榜樣”,還一度被奉為西方政客的“座上賓”。但隨著這些國家國內矛盾的尖銳凸顯,西方國寥緊跟著就玩起了“變臉”。本•阿里的逃亡,穆巴拉克的被捕,卡扎菲的消失,無不表明,表面的親熱并不妨礙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背后下黑手。
從披露的資料來看,美國和西方一直在做著影響和爭取阿拉伯地區國家精英人群與軍隊的工作。從結果來看,埃及、突尼斯軍隊在動蕩之初都宣稱效忠總統,但隨著動蕩局勢加劇,它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不作為甚至反作為,這是兩國政權迅速崩潰的重要原因之一。從媒體披露的細節可以看出,在西方的長期滲透與灌輸下,這兩個國家的軍隊早已成為西方民主的忠實信徒,早已經從精神上繳械了。利比亞軍隊高層更是有人直接脫離政府成為反對,派軍事領袖,與政府軍直接作戰。
戰后幾十年的歷史已經表明,外部勢力插手地區和別國內部事務,不僅不能帶來和平,反而會帶來更大的混亂與不穩定,“阿拉伯之春”的“民主結果”遙遙無期,擺在這一地區國家和人民面前的卻是無休止的流血和動蕩。這樣的結果發人深思。
資本主義“按照自己的面貌創造世界”的行為:險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今天的發達資本主義大國的資產階級正像160年前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那樣,不停地按照自己hej面貌改造世界。它們四處推銷自己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策動顏色革命,甚至不惜發動戰爭來推行西化、分化戰略,鞏固扣加強西方霸權體系。中東劇變中美國和西方的所作所為表明,它們正一刻也不停地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
“9•11”事件發生后,美國開始從“文明沖突論”和“民主和平論”兩個視角來審視這一地區。在美國人看來,由于這一地區存在著一個民族與文明都與西方截然不同的伊斯蘭世界,這里成為敵視西方、滋生針對西方的恐怖主義大本營,要消除這一地區的“反美恐怖主義”,只有進行民主化改造,并為此專門制定了“大中東計劃”。為了推行這一目標,小布什政府針對不同國家采取了兩手做法。一是直接發動“反恐”戰爭,推翻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政權,試圖在美國刺刀的保護下樹立起中東“民主化樣板”。阿富汗、伊拉克持續到現在的亂局說明了這一政策的失敗,另一手就是對伊斯蘭世界推行民主化改造,在美國精英看來,只要伊斯蘭世界接受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就可以消除對美國的敵對情緒。
美國為推進“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可以說是不遺余力。2002年10月,為了傳播美國的民主和價值觀,美國政府拔專款開設了樓薩瓦廣播電臺和電視臺,全天候向中東國家播放節目。美國還以“人權”為借口,逼迫一些國家推行“民主改革”,資助和培養這些國家內部的民主、人權等組織。以援助為手段,向中東國家施壓,強迫其改變政治體制,建立西式民主選舉模式。把經濟援助與人權、民主掛鉤,強迫接受援助的國家接受美國的民主價值觀。隨著美國“大中東民主計劃”推行,一段時間里,“民主”成了伊斯蘭國家媒體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其中2004年更成為老百姓爭相說 “民主”的年頭。
美國還借助國內的一些非政府組織,對阿拉伯地區一些所謂“人權”、“民主”和“非暴力”的人士與組織進行扶植與培養。通過舉辦各種“研討”與“文化交流活動”,對他們進行較為系統的培訓,使他們成為這一地區宣揚西方民主、價值觀的主力軍。這些人也成為許多國家動蕩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在美國“反恐”戰爭和“民主改造”的雙重壓力下,阿拉伯世界早已經埋下了大動蕩、大改組和大變革的種子。
重要歷史關頭,最能夠暴露事物的本來面目,也最能擦亮世人的眼睛。冷戰結束后,雖然領土爭端、宗教沖突、民族矛盾、資源匱乏等問題成為引發地區矛盾沖突、甚至是局部戰爭的表面原因,但是要清醒地看到,在當前以及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在世界范圍內,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仍將繼續存在,攫取和控制別國的資源與市場,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目的與行動還可能有更加強烈的表現。在導致戰爭的眾多表面原因中,起深層次主導作用的還是某些國家奉行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戰后國際關系一直遵循的基本準則是不干涉別國內政,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受侵犯,國際上發生爭執由聯合國進行調停和處理。但美國和西方一直把這些原則視為對自己手腳的束縛,并在冷戰結束后逐步推出了一條“美國式的國際關系準則”。以民主、人權高于國家主權,人道主義原則高于領土完整原則為標準,把一個國家的內部問題看作“國際問題”,
有人說,世界上有兩種民主,一種是美國人喜歡的,一種是美國人不喜歡的:世界上有兩種獨裁政權,一種是美國人喜歡的,一種是美國人不喜歡的。所以,不是他國政權性質的問題,而是美國國家利益的問題。羅斯福當年就曾這樣評說中美洲那些獨裁者,“我知道他們是些婊子養的,可他們是我們的婊子養的。”
對那些美國和西方認定的“暴政國家”國內出現的“不民主”、“違反人權”的現象,就可以采取任何形式的干預,而不必顧及什么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當然,誰來裁定一個國家是否“暴政國家”,有沒有“違反人權”,自然是由美國說了算。裁定的標準是他們的利益:符合其利益,無論多么違反民主原則,都是合理的:不符合其利益,就是“無賴國家”,是國際安全的威脅。先是通過施壓制裁迫使對方屈服、更迭政權、改變國家性質:如果施壓無效,無聯合國是否同意,均由美國出頭糾集幾個盟國,堂而皇之地以“國際社會”的名義予以武力推翻。
按照西方這種邏輯方式演繹下去的結果將是,所有那些西方認為不符合其標準或利益需求的國家都將面臨威脅。資本家以自己的面貌改變世界的舉動開創了很多惡劣的先例,不但動輒以武力干涉他國內部事務,而且在國際事務中大搞雙重標準,偏袒一方壓制一方,在世界許多地方播下了怨恨的種子,導致一些極端分子以恐怖手段與其抗爭。
世界如此之大,文明與發展模式的多樣性并存才使這個世界變得豐富多彩。世界上各個國家有根據本國的國情以及自己的意愿,選擇適合自己特點和需要的社會制度與發展道路的權利。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65期,摘自2012年5月8日《中國國防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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