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伊始，阿拉伯世界接二連三地發生暴動。這場“阿拉伯之春”會帶來阿拉伯世界的第二次覺醒嗎？還是如我在《第三世界的覺醒》一書中所提的第一次覺醒一樣，這些反抗也將止步不前、歸于失敗？如果前一種假設成立，阿拉伯世界的進步必將載入全球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光輝篇章；如果失敗，阿拉伯世界則會繼續徘徊在被主宰的邊緣地帶，無法成為重組世界的積極力量。

把這一地區泛稱為“阿拉伯世界”而無視各國客觀條件的差異是非常不合適的。所以，我以下的思考主要針對埃及——不可否認，它一直都在該地區的發展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埃及是資本主義邊緣地帶中第一個試圖“崛起”的國家。早在日本和中國之前，19世紀初，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就制定并實施了一項旨在振興埃及及其馬什里克（Mashreq）近鄰的改革計劃。這項偉大的實踐持續了三分之二個世紀，直到19世紀70年代伊斯梅爾總督（Khédive Ismail）執政后半期才停滯不前。分析失敗原因，當時工業資本主義的主要勢力英國的殘暴入侵不能不提：1840年入侵兩次，70年代控制財權，1882年軍事占領。英國鍥而不舍地要把一個現代化的埃及扼殺在搖籃中。

崛起中的埃及被打敗，又在被統治的邊緣地帶徘徊了近40年（1880—1920）。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對其施加改造，以便服務于自身積累的需要。這種強制性倒退不僅打擊了埃及的生產制度，也破壞了原有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它還不斷強化保守反動的思想文化，以便把埃及控制在從屬地位。

但埃及從來沒有接受這種地位。因為這種執著的抗拒，接下來半個世紀（1919—1967），埃及出現了聲勢浩大的運動浪潮。它有三重目標：民主、獨立、進步。雖然它們的表達方式有時狹隘而混亂，但它們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隨著1919年華夫脫黨的成立，埃及半世紀解放斗爭的第一階段側重于民族獨立和（資產階級民主立憲的）政治現代化。這一設想的民主形式使埃及在去宗教化方面取得了進步。“正常的”選舉不僅使科普特基督徒得到穆斯林的選票支持，更讓他們得以擔任國家要職。

但英國和由君主派、大地主及富農組成的國內反動集團合力阻撓華夫脫黨領導下的埃及民主進程。20世紀30年代，西德基•帕夏（Sedki Pacha）的獨裁統治（廢除了1923年民主憲法）遇到了當時作為反帝民主斗爭先鋒的學生團體的堅決抵抗。所以，英國使館和埃及王室支持以新“政治伊斯蘭”中最反動的思潮（原教旨主義）為理論根源的穆斯林兄弟會的成立（1927年）并不是偶然。

面對意大利占領埃塞俄比亞和世界大戰即將爆發的前景，英國不得不對民主勢力做出讓步：允許1936年華夫脫黨重新上臺執政，并于同年簽訂《英埃同盟》。二戰讓很多矛盾退居二線。1946年2月21日起，隨著學生工人聯合會的成立以及共產主義者的加入和工人運動的發展，斗爭浪潮再次高漲。受到英國支持的埃及反動勢力殘酷鎮壓起義力量，并且動用支持西德基•帕夏第二任獨裁統治的穆斯林兄弟會，但沒能使運動噤聲。華夫脫黨重新執掌政權，宣布廢除1936年的《英埃同盟》，蘇伊士運河占領區內的游擊戰爭也蓬勃開展，這些努力直到1951年“開羅縱火案”后才宣告失敗。

“自由軍官組織”1952年的第一次政變和1954年標志著納賽爾掌權的第二次政變終結了這一階段風起云涌的斗爭浪潮。納賽爾主義抹煞了1919—1952年的埃及覺醒史，只把“埃及革命”定位于1952年7月。當時很多共產主義者否認這一思想，認為1952年和1954年的政變旨在結束日益激化的民主運動。他們沒有錯，因為納賽爾主義直到1955年4月萬隆會議后才轉變為反帝綱領。它不僅“缺乏民主”（禁止民眾組織社團），也“取消”了所有形式的政治生活，由此產生的真空有利于政治伊斯蘭乘虛而入。1955—1965年的短短10年，這一綱領就失去了活力。埃及發展遲緩給了改由美國統帥的帝國主義可乘之機，它以以色列為軍事工具破壞埃及運動。埃及1967年的軍事失敗標志著它長達半世紀的運動高漲形勢正式結束。納賽爾選擇了向右妥協的道路（“向資本主義全球化”開放），運動浪潮轉入低谷。繼任的薩達特加重了右傾趨勢，把穆斯林兄弟會納入專制統治內。穆巴拉克也在這條道路上越走越遠。

接下來的運動低潮持續了近半個世紀（1967—2011年）。受制于自由主義全球化和美國戰略的埃及不再扮演地區和全球的積極角色。美國的主要盟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占據了當地舞臺。以色列在埃及和一些海灣國家的默許下，在巴勒斯坦擴張殖民勢力。

納賽爾時代的埃及制定了一套雖有爭議但和諧統一的經濟社會制度。納賽爾大膽發展工業化，希望擺脫埃及棉花出口國的殖民地位。這一制度下的收入分配對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有利，但也沒有使普通民眾陷于貧困。薩達特和穆巴拉克卻摧毀了這一生產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企業最大限度追求利潤基礎上的極其松散的制度，而那些企業很大部分只是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加工商。30年來備受世界銀行稱贊的所謂高增長率其實毫無意義，并且極端脆弱。與此同時，社會不平等加劇，失業率激增（年輕人首當其沖）。埃及形勢一觸即發；它也的確爆發了。

美國吹噓的“制度穩定”建立在龐大的警察機器上，這導致了粗暴執法、罪行頻發。帝國主義宣稱：這一制度可以避免埃及成為伊斯蘭國家。這只是一個粗鄙的謊言：這一制度已經把反動的政治伊斯蘭納入政權體系，給它教育、司法和國家電視廣播的管理權。美國的表里不一正是為其目的服務的：對政治伊斯蘭的實際支持摧毀了埃及社會應對世界現代化挑戰的能力；對它“濫用職權”（如殺害科普特基督徒）的偶然揭露又證明了美國以“反恐”為名進行軍事干涉的合法性。在窮人和中產階級能夠大規模移民到石油國家的情況下，這一體制似乎還可容忍；但當亞洲移民取代阿拉伯移民的勞工位置時，反抗活動就重新開始了。2007年的工人罷工，因為土地資本化而導致有可能被剝奪地權的小農的頑強抵抗，中產階級內部民主抗議社團的形成（如凱法雅運動[Kefaya]和4月6日運動），預示了革命的爆發不可避免。我們由此進入了解放斗爭高漲的新階段。

民主運動的組成部分

埃及這場聲勢浩大的人民運動包含三支活躍力量：“重新政治化”的青年、激進的左派和民主中產階級。

青年（100萬左右）是運動的先鋒。激進左派和民主中產階級隨后迅速加入。最初四天呼吁抵制游行的穆斯林兄弟會（以為游行很快會被鎮壓）在發現運動吸引了1500萬民眾后才參加進來。

青年和激進左派有三個共同目標：恢復民主（結束軍警制）；制定有利于民眾的經濟社會政策（不再屈從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實行獨立的國際政策（不再屈從于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它控制全球的軍事部署）。他們呼喚的民主革命是反帝的、社會的民主革命。

中產階級的團結基本以民主為唯一目的，對當下的“市場”機制和埃及的國際關系并不一定持否定態度。

三大力量發出的游行號召很快得到了全埃及人民的響應。政府最初幾日的瘋狂鎮壓（1000多人死亡）并沒有使青年及其盟軍退縮。他們的勇氣帶動了1500萬城鄉民眾走上街頭示威抗議。這一聲勢浩大的場景改變了局勢：希拉里和奧巴馬意識到他們應該放棄支持穆巴拉克了；軍隊領袖也打破沉默，拒絕參加鎮壓，并最終舍棄了穆巴拉克及其主要幕僚。

運動的普及也帶來了新的挑戰，因為各個階層遠沒有形成“和諧的陣營”。工人階級的加入（500萬勞動者）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他們通過一次又一次罷工不斷完善2007年構建起來的組織形式。全國已有50多家獨立工會。小農階級因為取消土改有可能被剝奪地權，也進行了頑強抵抗，加劇了運動激化的趨勢。還有數量眾多的“窮人”，他們積極參加了2011年2月的示威游行，又往往在街區的人民委員會中任職以“捍衛革命”。競賽由此展開：是兄弟會及其伊斯蘭盟軍還是民主聯盟能與這些不明方向的民眾結成有效的同盟？

在民主派與勞動者構建統一陣線方面，埃及取得的進步無法忽略。五個社會主義傾向的政黨（埃及社會主義黨、人民民主聯盟、勞動者民主黨、革命社會主義者黨、埃及共產黨）已于2011年4月組成“社會主義力量聯盟”，為共同目標而奮斗。與此同時，參與運動的各個政治與社會力量（社會主義傾向的政黨、各個民主黨派、獨立工會、農民組織、青年社團、社會機構等）組成了“國民議會”。穆斯林兄弟會和右派政黨拒絕加入該議會，再次證明了它們反對運動深入下去的立場。國民議會大約有150名成員。

反對民主運動的反革命陣營

正如過去斗爭的高漲階段一樣，這次的反帝社會民主運動也遇到了強大的反革命陣營。

反動集團由埃及的資產階級領導。他們不是世界銀行口中的成千上萬個“創新型企業家”，而是與國家機器相勾結大肆斂財的百萬富翁、億萬富翁，屬于買辦勢力。他們積極支持埃及融入當代帝國主義全球化中，是美國的絕對盟友。在它的陣營里，有軍隊和警察的將領，有與國家和執政黨（民族民主黨）緊密相聯的“文職人員”，還有宗教人士（穆斯林兄弟會的所有領導人都是億萬富翁）。當然，也有作為中小企業家的資產階級存在，但他們已經成為買辦資產階級詐騙制度的犧牲品，往往處于加工商的地位，受到地方壟斷集團的控制，而地方壟斷集團又是外國壟斷勢力的傳送帶。這部分由真正企業家組成的資產階級對民主運動抱有好感。

農村的反動勢力也不容小覷。它由富裕的農民組成。這些富農是納賽爾土地改革的主要受益者，取代了之前的大地主階級。納賽爾時期的農業合作社把小農和富農結合在一起，因此運行時主要對富農有利，但納賽爾的體制還是設置了限制富農壓迫小農的預防措施，是薩達特和穆巴拉克在世界銀行的建議下廢除了這些措施，使得富農得以加速淘汰小農。富農在現代埃及歷史上總是充當反動角色，現在更是變本加厲。他們是保守伊斯蘭教在農村的主要支持者，并且憑借與政權及宗教代表的緊密關系，主宰著農村的社會生活。此外，城市里的中產階級很大一部分直接來自富農階層。

這一反動集團擁有為之服務的政治工具：軍隊、警察、國家機構、特權政黨（薩達特創立的民族民主黨）、宗教機構、政治伊斯蘭流派（穆斯林兄弟會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美國給予埃及軍隊援助（每年15億美元）從來不是為了增強埃及國防，恰恰相反，是為了借助腐敗消除它國防強大的危險。憑此“援助”，軍隊高層得以掌控買辦經濟的重要環節。因此，負責執掌過渡時期的軍隊領袖并不是“中立的”，雖然他與鎮壓行動劃清界限，希望保持中立形象。他執掌下的“文職”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旨在阻止運動深化的反動措施，例如，反對罷工的法律（借口恢復國家經濟），嚴格限制成立政黨的法律（目的是只讓因受舊制度支持而組織完備的政治伊斯蘭派別有機會參加選舉）。但是，雖然如此，軍隊在最后關頭的態度依然無法預測。因為雖有干部貪污，也不是每個人都沒有民族感情。此外，軍隊實際上一直被排除在有利于警察的政權之外。加上運動明確表示不希望軍隊進入國家領導層，軍隊最高統帥很有可能在將來退居幕后，放棄推出人馬參與競選。

不同于其他國家機器（新領導依然是舊制度下那批人），警察機構保持完好（沒有對警方負責人提起任何訴訟），民族民主黨的確在暴風驟雨中消失不見了，最高法院已經宣布了它的解散。不過，相信埃及資產階級很快就會讓它的新政黨以這樣或那樣的名字重新誕生。

政治伊斯蘭

穆斯林兄弟會是國家政權不僅容忍其存在、并積極支持其發展的唯一政治勢力。薩達特和穆巴拉克讓它管理教育、司法和電視三大基本機構。穆斯林兄弟會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溫和”，更談不上“民主”。它的領袖是自封的，整個組織建立在對領袖命令的服從和執行上，不允許任何討論。領導層完全由極度富裕的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特阿拉伯、也就是美國的金融援助）組成，外圍是中產階級中的蒙昧主義者，基礎是宗教協會通過慈善服務招募的平民（同樣由沙特阿拉伯贊助），至于打擊力量則是從流氓無產者中雇用來的非正規軍。

穆斯林兄弟會贊同以市場為基礎、完全依賴外部的經濟體制，它實際上是買辦資產階級的組成部分。它反對工人階級大罷工和農民為保留地權進行斗爭。穆斯林兄弟會只在兩方面“溫和”：它拒絕提出一個經濟社會綱領，所以不反對反動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它實際上接受美國在全球和該地區的軍事控制部署。它是美國的有效盟友。（美國還有比沙特阿拉伯更好的盟友嗎？而它正是兄弟會的幕后老板。）

但美國不能承認它在該地區的戰略是建立“伊斯蘭”政權，它必須假裝伊斯蘭勢力讓它“感到害怕”，這才能賦予它“長期反恐戰爭”的合法性。而這場戰爭的實際目的是：軍事控制全球，保證美國—歐洲—日本獨享世界資源。這種兩面派手段還有另一優勢：引發民眾的“伊斯蘭恐慌癥”。歐洲對這一地區并沒有特殊戰略，只是日復一日追隨著美國的腳步。目前最急迫的是揭穿美國的兩面派手段——它有效地操控了民意，讓民眾上當受騙。美國（以及尾隨其后的歐洲）最害怕的是埃及真正實現民主化，因為一個民主化的埃及必然質疑經濟自由主義和美國及北約的侵略戰略。美國一定會千方百計地阻撓埃及民主化，并以此為目的，不遺余力地支持穆斯林兄弟會。

帝國主義與政治伊斯蘭在埃及的勾結既不新鮮也不特別。穆斯林兄弟會自1927年創立以來，一直是帝國主義和當地反動陣營的有利盟友，也一直是埃及民主運動的兇暴敵人。政治伊斯蘭同樣是美國及其盟友北約在穆斯林國家的戰略伙伴。美國為塔利班提供武器和資金，在他們反對“共產主義”人民政權時（蘇聯進攻阿富汗前后）形容他們是“自由戰士”，在他們關閉“共產黨”創立的女子學校時宣稱應該“尊重傳統”！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受到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支持。原教旨主義者是極端分子，制造了很多起謀殺科普特基督徒的罪行。沒有國家機器、尤其是司法體系（主要由兄弟會掌控）的默許，這樣的行動是很難想象的！這種奇特的分工有利于穆斯林兄弟會裝出溫和的嘴臉；美國方面也假裝相信這一點。但埃及伊斯蘭教派內部對未來的走向還有激烈的斗爭。埃及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伊斯蘭教派是蘇菲派，現在擁有1500萬信徒。蘇菲派開放、寬容，強調個人信仰而非宗教儀式。它一直受到政府的猜忌，但胡蘿卜與大棒并用的政府又避免直接卷入針對該派的戰爭。海灣地區的瓦哈比教派與此相反：因循守舊，提倡儀式，把持異見者視為敵人。瓦哈比派發動了旨在消除蘇菲派的戰爭，受到了政府的支持。今天的蘇菲教徒已經去宗教化，他們號召政教分離，是民主運動的盟友。瓦哈比主義20世紀20年代由拉希德•里達（Rachid Reda）引入埃及，1927年后受到穆斯林兄弟會的推崇，但直到二戰后海灣國家石油收益大增從而獲得更多資金援助才活躍起來。

美國的策略：巴基斯坦模式

1967—2011年，主宰中東舞臺的三大力量是美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它們是非常親密的盟友，都不愿意看到一個民主埃及的崛起，因為一個民主的埃及必定反對帝國主義，拒絕自由主義全球化，降低沙特阿拉伯和海灣國家的地位，重振阿拉伯人民的團結，迫使以色列承認巴勒斯坦國。

埃及是美國控制全球戰略的絆腳石。美國及其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埃及的民主運動流產。為此，它們愿意看到由穆斯林兄弟會領導的“伊斯蘭政權”的出現，這是永久控制埃及的唯一方法。

為了讓兄弟會政府合法，大家一直談論土耳其模式。但這仍是障眼法。因為位居幕后的土耳其軍隊雖然并不民主，還是北約的忠實盟友，卻可以有效保證國家的“世俗化”。華盛頓方面公開宣布的計劃來源于巴基斯坦模式：（“伊斯蘭”）軍隊位居幕后，（“文職”）政府由一個或多個“選舉出來的”伊斯蘭政黨負責。很明顯，這種設想下的“伊斯蘭”政府不會反對自由主義，不會推翻有利于以色列領土擴張的所謂《和平條約》，只會致力于實現“國家和政治伊斯蘭化”，并繼續殘殺科普特基督徒！沙特阿拉伯自然會千方百計（從財力上）支持這一計劃，因為它想擁有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霸權，就必須把埃及削弱到無足輕重的地位。

這種伊斯蘭化模式是否可行？也許吧，但代價將是慘痛的暴力沖突。爭論集中在舊政權憲法第二條：伊斯蘭教法是國家立法的來源。這是埃及政治史上的新事物：無論是1923年憲法還是納賽爾憲法都沒有提到這一點，是薩達特在美國（“尊重傳統”）、沙特阿拉伯（“《可蘭經》取代憲法”）和以色列（“以色列國是猶太國”）的三重支持下把這一條款加進了他的新憲法。

穆斯林兄弟會希望建立神權政治（它對薩達特/穆巴拉克憲法第二條的擁護可以證明這一點），最近又提議設立“伊斯蘭學者委員會”，負責審查所有法案是否與伊斯蘭教法相符。那時，唯一的宗教政黨把持政權，所有要求世俗化的政黨變成“非法”，非穆斯林信徒（如科普特基督徒）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盡管如此，美國和歐洲還煞有其事地鄭重對待兄弟會最近“放棄”神權政治的聲明——

一個機會主義的欺騙性聲明（根本沒有修改綱領！）。難道中情局專家不懂阿拉伯文嗎？結論很明顯：美國希望建立兄弟會政權而非民主派政權，因為前者可以保證埃及依然留在美國懷中，而后者很可能質疑埃及的從屬地位。新近成立的“自由正義黨”只是兄弟會的工具。兄弟會還轉守為攻，成立了“工會”、“農民組織”和各種名目的“政黨”，唯一目的就是分化工人、農民和民主人士正在構建的統一陣線，為反革命陣營服務。

埃及民主運動能在將來的新憲法中廢除這一條款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頭審視一下現代埃及史中出現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爭論。

我們發現，斗爭高漲時期，公開表達的觀點層出不窮，“宗教”問題退居二線。19世紀從阿里到伊斯梅爾的三分之二個世紀便是如此：“現代化”問題占據了歷史舞臺。1920—1970年同樣如此：沖突主要在“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共產主義者”之間進行。納賽爾主義廢除了這場爭論，代之以民眾主義的、泛阿拉伯的、現代化的思潮。這一制度的矛盾為政治伊斯蘭的回歸開辟了道路。與此相反，斗爭低潮時，言論多樣性消失，伊斯蘭復古主義在政權授意下把持了話語權。1880—

1920年，英國通過流放埃及現代主義思想家和行動家構建起這種復古態勢。受其影響，里達在該時期末寫出了極其反動的文章，班納加以利用，創建了穆斯林兄弟會。1970—2010年同樣如此。薩達特和穆巴拉克政權的官方言論實際上也是伊斯蘭主義的，證明就是“伊斯蘭教法”被寫入憲法，穆斯林兄弟會被授予實權。我們不能低估這一時期去政治化的危害。

目前埃及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所面臨挑戰的“文化”（實際上就是伊斯蘭）內涵。積極的現象是：幾周自由討論之后，“伊斯蘭教解決問題”的口號就在所有游行中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有關社會變革的具體要求（自由發表意見，自由成立政黨、工會和其他社會組織，擁有工作權、土地權、教育權，拋棄私有化、實行國有化……）。但對手同樣知道對“民主危險”組織反擊：由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挑選的伊斯蘭主義者組成的委員會對憲法做了無關痛癢的修改，然后匆匆忙忙在4月的全民公投中批準通過，但這些修改根本沒有涉及第二條款。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預計2011年9月/10月舉行。民主運動還在努力爭取更長時間的“民主過渡”，以便自己的主張可以真正為不知所措的普通民眾所知道。但奧巴馬在暴動第一時間就作出選擇：過渡簡短有序（即不動搖國家機器），舉行選舉（讓伊斯蘭主義者獲得期望的勝利）。無論是在埃及還是在別處，“選舉”往往不是奠定民主的最好方式，卻是終結民主進步活力的最好方式。

最后一點關于“腐敗”。“過渡政府”強調會揭露腐敗，威脅對相關人士提起訴訟。這一言論自然廣受好評，尤其是很大一部分天真的民眾。但只要分析一下深層次原因就會明白：“腐敗”是資產階級發展中必不可少的有機成分。這不是埃及的特殊情況，而是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現象：與國家政權相勾結是買辦資產階級崛起的唯一方式。

風暴區

毛澤東沒有錯，他說資本主義沒有給亞非拉人民帶來任何好處，發展中國家由此成了“風暴區”——反復斗爭的地區，這些斗爭有可能（但僅僅是可能）帶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革命進步。

“阿拉伯之春”就處于這樣的現實中。它是有可能實現制度轉變的社會斗爭，可以載入社會主義的發展藍圖。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能容忍其發展的原因。它會動員所有不穩定因素，施加經濟和財政壓力，甚至進行軍事威脅。它會根據情況，或者支持法西斯或親法西斯的解決方案，或者支持軍事獨裁政權的建立。帝國主義三巨頭（美國、西歐和日本）領導人的話語中永遠充滿了兩面性。

這篇文章里，我不想仔細分析阿拉伯世界的每一項運動（突尼斯、利比亞、敘利亞……），因為各國運動的組成部分不盡相同，它們融入帝國主義全球化的方式及它們的現行體制結構都各有差異。

突尼斯政變打響了第一槍，是對埃及人民的極大鼓舞。突尼斯運動的優勢在于：布爾吉巴開創的半世俗化制度可能不會受到從英國流放回來的伊斯蘭主義者的排斥。但突尼斯運動似乎沒有能力改變本國已納入自由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外向型發展模式。

利比亞既不是突尼斯，也不是埃及，它們各自的敵對雙方沒有任何相通之處。卡扎菲一直都像小丑，從《綠皮書》就可以看出他毫無思想。自由主義加劇了社會困難，為最終的爆發提供了條件，而這種爆發又立刻被該國的政治伊斯蘭和地方分裂勢力所利用。利比亞從來就沒有以一個民族的形式真正存在過。從地理上看，它位于馬格里布和馬什里克的交界處，兩者的分割線正好從它中間穿過。昔蘭尼加歷史上屬于希臘，后來歸為馬什里克；的黎波里有拉丁淵源，現在屬于馬格里布。因此，利比亞一直存在滋生分裂勢力的土壤。目前還不知道班加西的“全國過渡委員會”有哪些成員，可能有民主人士，但肯定有伊斯蘭主義者，最糟糕的是還有地方分裂分子。利比亞運動從一開始就是武裝反抗的形式，而不是平民示威游行。此外，它馬上向北約求援，為帝國主義軍事干涉提供了可乘之機。它們的目標肯定既不是“保護平民”，也不是“實現民主”，而是控制石油、獲取重要軍事基地。當然，自從卡扎菲接受“自由主義”，西方就已經控制了利比亞的石油。但有卡扎菲在，我們永遠不確定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更嚴重的是，卡扎菲從1969年起就要求英美撤出二戰后建在該國的軍事基地。美國最近需要把位于斯圖加特的“非洲司令部”（美國全球軍事部署的重要一環）轉移到非洲，但非洲聯盟拒絕接受，而一個馴服的利比亞自然會無條件接受美國及北約的一切要求。

目前為止，敘利亞起義派還沒有宣布綱領。也許復興黨接受新自由主義、面對以色列霸占戈蘭高地毫無作為是民憤爆發的根源，但不能排除中情局的介入（聽說有軍隊從約旦進入德拉）。穆斯林兄弟會幾年前挑起了哈馬和霍姆斯的暴動，這次估計也不會與美國的陰謀毫無關系。美國的目的是終結敘利亞和伊朗的聯盟，因為它是對黎巴嫩真主黨和加沙哈馬斯的有力支援。

“阿拉伯世界的反抗”并不是“風暴區”內部不穩的唯一體現。

曾有一波“革命”浪潮掃除了亞洲（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非洲（馬里）的一些獨裁政權（由帝國主義和當地反動集團建立），但帝國主義勢力又扶植了接受新自由主義、符合它們外交利益的政府，以保證主要形勢不變。

南美解放運動取得了實際進步，主要體現在：國家與社會民主化；繼續采取反帝立場；實行進步的社會改革。

媒體喜歡把第三世界的“民主革命”與柏林墻倒塌后終結東歐“社會主義”的革命相提并論，這是赤裸裸的欺騙。因為無論當時東歐革命原因如何，革命前景都是該地區被西歐帝國主義吞并。事實上，之后淪為發達資本主義歐洲“邊緣地區”的東歐國家也將迎來自己真正的革命。前南斯拉夫就已經有信號發出了。

預計三大洲都會發生可能帶來進步的運動，成為前所未有的“風暴區”。但進步要變為現實，這些運動必須克服諸多障礙：一方面，克服運動自身的軟弱，找到各組成部分的共同點，制定并實施有效戰略；另一方面，挫敗帝國主義三巨頭的干涉（包括武力干涉），即使打著“人道主義”旗號也應摒棄，因為帝國主義不可能希望看到這些國家的進步與民主，它干涉成功后設置的傀儡政府將依然是民主的敵人。

國際輿論號召實行《國際法》：如果一國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踐踏，原則上同意外來干涉。但向此方向努力的條件并不具備。“國際社會”并不存在，代表它的是美國大使以及緊隨其后的歐洲大使。難道需要列出長長的單子說明這些干涉帶來的后果是多么慘痛甚至殘忍嗎（例如伊拉克）？

第三世界人民的春天和資本主義的秋天

被我稱為第三世界人民第二次覺醒浪潮的“阿拉伯之春”（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在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反攻下失敗）具有多種運動形式：或是矛頭直指獨裁統治的民憤爆發，或是新興國家對國際秩序的質疑。“阿拉伯之春”與“資本主義之秋”（全球化、金融化的壟斷資本主義正在衰落）恰好重合。和上世紀一樣，這些運動的出發點是使位于制度邊緣的國家和人民重新獲得獨立。所以，它們首先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僅僅潛在反對資本主義。如果這些運動與帝國主義內部勞動者的覺醒相結合，全人類社會主義的曙光就可能出現了。不過，這不是白紙黑字寫下的“歷史必然”。資本主義的衰落可以開啟向社會主義的長期過渡，也可以帶領人類走上野蠻之路。美國及北約軍事控制全球的計劃，帝國主義中心國家民主的衰落，正在反抗的第三世界國家希望民主拒絕復古的態度，都對未來的走向發揮著作用。在人類解放與普遍野蠻兩種前景相互較量的現在，世俗民主化的斗爭具有決定意義。

補充閱讀：

Hassan Riad，L'Egypte nassérienne，Minuit，1964.

Samir Amin，La nation arabe，Minuit，1976.

Samir Amin，A life looking forward，Memories of an independent Marxist，Zed，London 2006.

Samir Amin， L'éveil du Sud；Le temps des cerises，2008.

Gilbert Achcar，Les Arabes et la Shoah，Actes Sud，2009.

Samir Amin，La crise，sortir de la crise du capitalisme ou sortir du capitalisme en crise?；Le Temps des Cerises，2009.

Samir Amin，La loi de la valeur mondialisée；Le temps des cerises，2011.

Samir Amin，Pour la cinquième internationale；Le temps des cerises，2006.

Samir Amin，The long trajectory of historical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New York，february 2011.

Gilbert Achcar，Le choc des barbaries，Ed Complexe，Bruxel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