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網：大眾民主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2011年11月02日 08:35:32

　　來源： 新華國際

　　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11月1日刊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題為“大眾民主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以下為文章主要內容。

　　全世界中產階級聯合起來對付金融資本，可能是個必然的趨勢。這并非沒有可能。

　　今天世界經濟的危局來自于西方世界所面臨的兩大矛盾。本欄上周論述了西方資本主義內部，工業資本主義和金融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西方所面臨的第二大矛盾，存在于大眾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在西方，資本主義和民主政治一直被視為是一對孿生體，它們互為關聯，互為保護。民主被視為是保護資本主義的最好政體，同時資本主義也被視為是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的確，在西方民主政治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里一直是精英民主，即資產階級的民主。馬克思認為民主政治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民主所產生的政權只是資產者資產的看門人。美國歷史學家摩爾(Barrington Moore Jr.)的名言：“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民主”，也說明了這種關聯。

　　在歷史上，西方民主政體的產生的確和商業階層和資本主義的興起有關聯。資產者通過早期資本主義工商業活動積累了財富，成為了舊制度的主要納稅人和債權人，自然要和傳統貴族分享政治權力。這是民主的開端。近代西方的政治和法律體系，也的確是以私有財富為中心的。例如對私有產權的保護，最初出自資產者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說，政權就是資產者所建立，是為資產者的利益服務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資產者和其產生的政權之間不僅沒有什么大的矛盾，而且是相互配合。

　　大眾民主改變政治性質

　　但是，在大眾民主產生之后，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的并且是質的變化。工業資本主義產生的第一個群體就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獲得選舉權是大眾民主的第一步。之后，隨著婦女、少數族群等獲得參與政治的權力，西方民主從精英民主轉型成為大眾民主。隨著這種政治轉型的，就是西方經濟從赤裸裸的原始資本主義轉型成為福利資本主義。經濟上的這種轉型不是資本本身的邏輯，而是民主化的結果。

　　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的目的就是自我積累，而不是財富的分配。只有在大眾民主的壓力下，財富分配才成為可能。因為勞動階層的崛起和大眾民主是同一個過程，政府就不能和從前一樣光站在資方一邊，而必須超越資產者的利益，表現為比較中立的立場，在資本和勞動者之間，調解這兩者的利益。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西方發展出了勞(動者)、資(本)、政(府)三者之間的平衡。在學術上，人們把這樣的政府稱之為“法團主義”(corporatism)的政府，這類政府的確在調和資本和勞動的矛盾、維持社會和諧等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政府的這種角色調整，在客觀上促成西方中產階級的成長。

　　現在人們所看到的西方中產階級主要有幾個部分組成，包括資產者(或者企業家)和為資產者服務的專業管理者。但更大的群體是由產業工人轉變而來。在馬克思和狄更斯時代，產業工人是典型的無產者，依靠出賣勞動力而生活。但隨著勞動工資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產業工人的大部分進入中產階層，至少從收入上來說。而政府在勞動工資的提高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政府為什么要通過立法來提高勞動者工資?這當然是因為來自勞動者的選票的壓力。

　　不過，大眾民主也很快產生出對資本不利的因素。在大眾民主下，因為政權的基礎不再局限于財富，而是選民的選票，政府很快向民眾傾斜。道理很簡單，如果沒有足夠的選票，就很難取得政權。當政權基于選票之上的時候，政治人物必須把選票作為優先的考量。因此，在西方，大眾民主越來越具有民粹主義色彩。這樣的情況下，社會福利不但不能減少，而且還不得不繼續擴張。民主往往成為福利政策的“拍賣會”。

　　的確，在一些民主國家，大眾民主往往造成公共品(public goods)的過度供應，造成極大的浪費。很多政治人物為了選票，只管向選民作無限的許諾，而不管經濟體能否支撐日益擴張的福利。被民主政治假定為“理性”的選民，在復雜的政治里面往往是處于“無意識”狀態，也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顧自己的長遠利益。

　　寅吃卯糧的政治生態

　　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面就是稅基的枯竭。與中國不同，西方國家的稅制是以直接稅為基礎。隨著以規避納稅著稱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崛起，歐美國家的稅基已經在不斷流失。20年來實際生活水平沒有提高的中產階級，出于自身利益考慮又堅決拒絕增稅，反而積極追求減稅，于是就陷入了經濟蕭條必須減稅，經濟景氣也必然減稅的怪圈。

　　在經濟體不能創造龐大的財富來支撐福利和公共開支，但國家又無法增加稅收的時候，西方政府就走上了靠國債度日的赤字財政，向人民借錢、向國外借錢，向未來借錢。這就是歐洲等國家債務危機的根源。就是說，大眾民主的壓力促使西方各國政府不能恪守財政紀律。

　　除了大眾民主，西方經濟的轉型也為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過去，西方政府也必須考量經濟發展問題。經濟發展不好，選民不滿意，政治人物就很難獲得選民的選票。因此，政府必須在討好選民和討好資本之間作一平衡。但現在，要取得這種平衡越來越難。很多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把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對本國的就業產生負面影響。同時，資本主義的半邊江山已經從產業轉向金融，金融業也不產生就業。盡管一些新興產業例如信息產業正在崛起，但高科技產業需要的主要是少數高端人才，所以對本國就業并沒有多大的正面影響，反而通過產業鏈的全球化，將本國許多中低端制造業轉到國外去了。

　　所有這些因素，都在促使著社會朝著兩極分化趨勢發展，即社會只有富豪和窮人，少有中產階級。今天，原來由工業資本主義培育出來的中產階級，生存空間正在縮小。社會貧富分化加劇、中產階級縮小，必然導致社會的不滿。政府是否可以通過傳統的征稅方式來對付呢?實際上，這方面西方政府也面臨著新的困難。在全球化時代，政府對資本缺少有效的制約，如果對富人征稅，富人很容易出走他鄉，財富流出到其他國家。為了對付財政危機，政府往往選擇繼續向中產階級征稅，這導致人民更大的不滿。

　　這樣，政府、人民和資本三者之間的關系就變得非常緊張。今天，沒有一個西方民主國家能夠產生一個強有力的政府。無論是社會還是資本，都不能做出讓步。政府要么討好人民，要么討好資本，但這兩者都難以產生有效政府。無論是社會福利方面的問題，還是資本運作方面的問題，都要求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干預，要不節制資本，要不節制社會的民粹傾向。如果不能產生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干預經濟，西方經濟就會在很長歷史時期里在危機、衰退和滯脹之間擺動。

　　社會自救力量取代無能政府

　　金融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大眾民主和資本主義，這兩大矛盾在西方國家普遍存在，但矛盾的尖銳程度在各國的情況有所不同。金融資本發達的英美國家，主要表現為金融資本和實體經濟之間的矛盾;歐洲大陸主要表現為社會福利過度，即大眾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

　　資本自己不會糾正自己的錯誤，政府無能或者無力糾正錯誤，社會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了。今天的西方發達社會并不見得比發展中國家更為穩定，社會抗議運動也在那里頻繁發生。最近發生的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具有指標性意義。長期以來求穩定的中產階級，發覺自己不能再沉默下去了。在馬克思時代，是制造業資本主義，因此馬克思號召全世界工人階級(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今天“占領華爾街”的人們面臨的是金融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傳統中產階級。已經有人說，全世界中產階級聯合起來對付金融資本，可能是個必然的趨勢。這并非沒有可能。

　　在工業資本的早期，資本主義的矛盾主要表現為內部階級矛盾。但后來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提高和社會政策的確立，如前面所討論過的，產業工人轉型成為中產階級，西方的社會矛盾得到緩和。當然，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工業國家對外實行的殖民主義也扮演了一個重要作用，因為通過殖民主義，西方國家把大量的財富轉移到了自己的手中。

　　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討論的是資本主義中心地帶和邊緣地帶、富國與窮國、北方與南方的矛盾，而不是西方內部的階級矛盾。不管怎么看，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存在，一直是西方社會穩定的社會基礎。但現在的情況變化了。西方中產階級同樣感覺到了金融資本主義的威脅。也值得指出的是，西方中產階級開始有了這個意識，他們的運動開始有了聚焦。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西方盛行反全球化運動，針對的是自由貿易，但今天人們指向了金融資本。這種變化的意義不可低估。

　　西方社會或出現強人政治

　　怎么辦?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政治人物，似乎已經黔驢技窮。現在他們所做的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加深問題的嚴重性。例如，防止滯脹和衰退，光靠QE(量化寬松)政策解決不了任何問題。事實上，QE是建立在過時理論上的錯誤政策，因為以前的“實體”和“貨幣”經濟的兩分法已經不再奏效，政府雖然能夠一如既往注入流動性，但卻不能改變金融資本成為自利的經濟體系中心這個現實，所以QE在很大程度上會惡化問題，大量的資金流向哪里?它們流向了金融業和銀行，而不是社會和窮人，也不是流向實體經濟。現在的金融業并不缺少資金，金融業對實體經濟沒有貢獻，就是因為金融業和實體經濟的脫節。通過QE方式向金融業注入資金，并不會促使實體經濟的復蘇;相反，這種方式反而增加了金融業的破壞能力，也會加劇社會的貧富分化。美國這樣做對國際經濟的負面影響不可低估。美國通過其控制的金融和貿易體系，一方面向外輸出通脹壓力，另一方面通過“流動性”過程把財富從他國轉移到美國。當然，應當指出的是，大量財富轉移到美國并不見得對美國整體社會有好處，因為財富只掌握在絕少數人手中，加劇貧富分化。

　　同樣，西方對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認知和追求的解決方式也大多是政治化的，因而是無效的。的確，世界經濟是失衡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富國和窮國之間，美國和中國之間。但是，世界經濟失衡是各國內部經濟失衡的外部表現。從前面的討論中，人們可以看出西方內部的經濟是高度失衡的，表現在各方面，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制造業和金融業之間、投資和消費之間、政府和市場之間等等。但是，西方政府無能面對和解決國內經濟失衡問題，而是把矛頭對準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似乎經濟結構的失衡是發展中國家造成的。西方一些國家于是通過各種途徑，例如貿易保護主義、炒作人民幣匯率等來向發展中國家施壓。這種方式的結果是在惡化問題，而不是在解決問題。

　　從目前的情況看，沒有人知道西方能夠如何應付每況愈下的經濟。西方的選擇似乎不多。從歷史上看，不管是社會危機還是經濟危機，最終必然轉化成為政治危機。從歐美社會抗議的狀況來看，經濟危機已經開始政治化。然而這也未必不是好事情。因為危機最終也必須通過政治方式來得以控制或者解決。如果政府受制于方方面面的壓力，無論是來自資本還是社會，那么政府會繼續弱化，直到更大的危機發生。當然，也可能出現強人政治來應付危機和解決問題。政治強人可以利用民粹主義來節制資本;如果是這樣，就可能出現左派政權。但政治強人也可以利用資本的力量，來壓制民粹主義;如果是這樣，就可能出現右派政權。

　　英國已經有很多人開始懷念丘吉爾首相時代。這當然是好的愿望，丘吉爾首相是個正面人物。但也不能排除壞的情況的發生，極右或者極左領袖出現的可能性也是有的。時勢造英雄。歷史上，經濟危機不僅造就了像丘吉爾、羅斯福那樣的正面英雄，也造就了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樣的反面人物。人們不應當忘記，希特勒也是被當時的德國人選舉上臺的。人們常說，亂世出英雄。在危機時代，如何造就出正面英雄而避免反面英雄，還是人類面臨的一大挑戰。(作者是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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