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這場運動來勢迅猛，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國社會達致今日貧富分化、經濟失衡、失業率高居之局面，還要從上世紀80年代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金融自由化說起。這些政策造成了美國社會階級關系和結構的改變，當然也是這些變化所推動的。另一方面，社會運動也絕非是獨立的過程。相反，歷史一再證明，社會運動的消長起落正是和這些結構性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一、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原罪
對于2008年金融危機的成因和后果，媒體和學術界可謂是異說競起，莫衷一是，這里也無需贅述。然而，大多數的論斷僅僅追朔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新經濟時代”結束后的矛盾與調整，而缺乏對于較長時段的政治—經濟周期運動的理解和考察，也忽略了與之密切相關的階級關系的變化和公民社會力量的消長。簡言之，金融危機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力量分化組合，階級關系變化的反映。
事情還要從里根1980年擊敗民主黨總統卡特說起。這一政治結果標志著美國民主黨引領的“民權”時代在經歷了七十年代的痛苦調整之后最終結束，也意味著戰后美國精英和主要社會階級之間政治妥協方案的崩潰。從此，里根開啟了一個共和黨領導的新周期。從八十年代到2008年的金融危機為止的近三十年間，美國國內的主要政策制定基本上是在共和黨的政治平臺內展開的。期間也有民主黨短暫的政治勝利，比如克林頓從1992年到1998年一直代表民主黨執政，但其政策和思路無不受限于共和黨的政治框架。從1993年中期選舉之后，民主黨同時失去了參眾兩院的多數席位，克林頓一時成為孤立無援的“光桿司令”。而他從準備競選時期就開始籌備的全民醫療保險改革，此時也成為了他的“滑鐵盧”之役。
所謂的共和黨的政策框架，簡單來說就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簡言之，這一政策范式包括以下幾個主要方面：重新倡導市場制度和競爭理念，以取代戰后的國家干預政策；國家的功能隨之全面退卻，產業政策收縮，放松對行業的管制；大幅度減稅，稅收結構從累進變成累退，公共政策支出大幅度削減；金融自由化，金融交易的一系列樊籬被拆除，等等。
按照大衛•哈維的說法，這一系列政策最早是從70年代末紐約市政府遭遇財政危機之后逐漸發展起來的。依照相同的理念，里根用緊縮的政策應對1981-82年的經濟危機，之后又逐漸把這一套政策在各個方面推進。
其中，早在1981年里根任期之初，里根就推動了所謂的“經濟復蘇稅收法案”（ERTA），把全美最富裕階層的稅率從70%降到了50%。隨后在1986年的另一次稅收改革中，這一稅率更是戲劇性地下降到了28%。而同時期，美國低收入階層的稅率卻從11%上漲到15%。富裕階層和企業稅率的大幅下調依據的是所謂供給學派稅率和稅收呈倒U型關系的理論，但本質卻是累退的，且國家收入在刨去經濟增長的因素以后，并沒有實質的增長。在產業管制方面，里根削減了很多產業管理機構的職能和預算，比如管理企業的環境保護機構（EPA）等等。而一直以來調控美國產業結構的“反壟斷法”及其實行機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也做出了一系列政策修正，大大減少了訴訟量，對很多并購案例采取放任態度。里根還削減了很多社會福利項目，比如一系列社區層面的反貧困項目，食物補助項目和公共住房項目。聯邦對于地方政府的資助也削減了60%。最后，在金融方面，金融機構分業經營的限制被取消，70年代以來美元離岸市場的沖擊也促使資本流動進一步自由化。一時金融創新掀起高潮，金融資本存量和金融業占GDP的比重不斷攀升。
這一系列政策在九十年代克林頓政府時期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修正，畢竟此時民主黨在兩院全面失勢，實力不足以逆轉乾坤。而新經濟發展的喜人形勢似乎也在為新自由主義政策背書。1999年通過的Gramm-Leach-Bliley法案進一步放松了對于金融的管制。隨后小布什助共和黨奪回政權，他在政治經濟主要方面無非是因循前例，只有他的反恐戰爭值得一提。這三十年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有兩個極為重要的后果，直接關乎美國目下的困境和矛盾。
二、金融精英的良方乃是大眾的毒藥
首先，金融部門的精英取代了戰后的產業精英全面攫取了權力；全國性的精英進一步排擠了地方精英壟斷了政治和經濟權力。很多當下的評論認為這是金融政策的直接后果，其實不然。實際上，金融精英的崛起得益于一整套新自由主義政策。反過來，美國政府能夠推行這些政策，也正是由于共和黨和這些精英達成了政治上的聯盟。
在上世紀50-60年代，美國的金融業和實體經濟深深扎根于地方的政治—經濟網絡之中。在全國性的大銀行之外，各種地方性和區域性銀行百花齊放，不一而足。在全國和地方的兩個層面，金融精英和產業精英通過銀行和企業董事會之間的復雜聯系而成為利益共同體。銀行特別是地方銀行的主要業務是為企業貸款，支持產業資本的發展。而70年代持續的經濟低迷、滯漲和國外競爭的壓力使得這些聯盟很快分崩離析了。到了八十年代，隨著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發展和擴張，金融業的諸多管制和限制被拆除，而反壟斷法也大幅度廢弛。銀行業首先掀起了大規模的兼并運動，并在八十年代后半期達到高潮。光是1987年，美國就發生了七宗規模較大的銀行并購；1988年也有八宗。銀行業兼并的結果是，地方性銀行，也就是支持實業發展的主力，大部分被全國性銀行所代替。另一方面，實體經濟部門也掀起了兼并浪潮。電信、公用事業、零售業、媒體、農業和能源行業等等自80年代以來通過并購等各種方式催生了很多全國性的多元化超大型公司。僅1988年，美國的并購交易總額就達2469億美元，平均每起并購的交易額為1.09億美元，其平均交易規模是1968年的10倍。這種經濟結構的重組使得地區性的企業數量急遽下降，無法保持它們在地方政治—經濟網絡中的影響力。
彼時，美國主要工業由于國際競爭、技術進步放緩和核心競爭力的減退等各種原因，平均利潤率已經遠不如戰后的黃金時代了。相應地，傳統的銀行業務利潤也徘徊不進。很快，金融行業把精力集中到投資銀行業務和金融衍生產品的交易上來，以追求更高的利潤。也許更有意思的是，實體經濟部門的兼并浪潮和60年代相比也發生了本質變化。后者多是統一產業鏈的縱向一體化兼并，而前者轉而依靠杠桿收購，其目的不在于提高經濟效率，而在于用更高的價格轉售資產。由此可知，金融機構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別是一些專門從事杠桿收購的投資銀行。
這種趨勢在隨后的二十年繼續發展，使得金融部門的精英進一步戰勝了產業部門的精英。90年代由互聯網發展所推動的新經濟說到底也是金融精英操作的結果；其后泡沫破滅，而美國經濟當時能夠“軟著陸”，很大程度也是因為華爾街的金融家們找到了新的工具：次貸及其衍生金融產品。而金融業天生是壟斷性的，必然導致全美甚至全球資本的壟斷。全國性的精英取代地方的精英，也是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結構性的變化，從長春藤畢業生的去向上也可以管窺一斑。五六十年代這些名校畢業生最中意的職業往往是醫生、律師、企業管理也許還包括大學教授；而從八十年代以來，華爾街成為了不二的選擇。
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另一個重要后果是，戰后的不同社會階級之間的政治妥協終結，中產階級和底層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下降。一方面，產業精英喪失了原有的地位，他們和工人及其他階級分享經濟利益的政治方案已無法維持。以金融精英和跨國公司高管為代表的新精英為了維持整個體系的運轉，不得不在市場和效率的名義下將其他階層的利益首先犧牲掉。如上所述，新自由主義政策在稅收方面是明顯偏向富裕階層、壓制底層的。前者的實際稅負通過各種避稅操作，比28%更低。里根上位之后采用緊縮的政策，失業率一度接近10%。克林頓時期經濟情況較好，失業率下降，但此后又不斷上升。奧巴馬現在面臨著9.6%的失業率。而勞工的實際工資率在經歷了戰后的快速增長后，近三十年也幾乎是在原地徘徊。同時，里根時期還調低了全美的最低小時工資標準，小布什在位期間進一步下調，創歷史新低。這些都極大地影響了美國社會財富的分配。美國的基尼指數從80年代開始一路上升，2000年之后更是達到0.4以上，而同期主要發達國家指標保持在02.-0.3之間。
另一方面，由于公共職能的退卻和萎縮，國家也無力保護被市場邏輯忽略的弱勢群體。社會保障網絡的拆除，社會福利項目的削減，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就把社會底層拖入一種無望的境地。很多公共政策機構一時無法取消，里根遂采用壓縮預算的方式，餓其體膚，最終使得政策無法落實，機構人員凋敝。這后來進一步成為國家干預和公共政策無效率的口實。同時，國家也無法繼續促成各社會階層之間達成政治妥協和聯盟。地方政治—經濟精英長期以來維護著社區的穩定和繁榮，代表著跨階級的利益，而此時其政治權力也無法和全國性的精英相比。
因此，金融精英和共和黨的政治—經濟方案，是一個拋開其他階級的方案，是一個導致階級關系斷裂的方案。然而，美國一直以來公民社會都很活躍，是除卻市場和國家之外的一個強大的社會領域。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在晚近的三十年來，公民社會內部的社會運動無法有效阻止新自由主義政策和金融精英的擴張，直到最近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才有所爆發呢？這還要從美國公民社會和社會運動自六十年代末的結構性變化說起。
三、社會運動的衰落
按照美國政治社會學家斯考切波的看法，上世紀六十年代社會運動的高漲著實帶來了一些意料之外的結果。首先，大規模的性別和種族平權運動極大地沖擊了從二三十年代延續到戰后黃金時期的公民社會組織方式：即以社區基層組織為堅實基礎的，且分性別分種族。歷史年代的“進步時代”之后的社會組織，大多是跨性別跨種族的，但凝聚力已被稀釋。另一方面，它們的組織和籌款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電視廣告和郵寄廣告開始替代基層的組織活動成為籌款的主要渠道。相應地，這些公民社會組織的地方基礎開始萎縮，建立在大城市的總部職能擴張，擁有MBA學位的專業管理人員開始替代基層領袖成為組織的領導者。這種組織和人員的調整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吸引中產階級和富裕階層的捐款，而不是真正代表廣大民眾的利益和訴求。這一系列變化還有一個重要的副產品，即社會組織本身的目的和議題也隨之嬗變。為了吸引眼球，在多如牛毛的捐款廣告中脫穎而出，很多組織開始宣傳一些特定的議題，比如某類珍稀動物的保護，某種兒童疾病的治療等等。逐漸地，只有這種煽情且具體的話語才能吸引那些沒空參加社會運動但偶爾想獻點愛心的中產階級。然而，那些關乎社會廣大民眾的一般性議題，比如勞工權益的保護，改善社會底層的境遇，完善社會保障網絡等等，此時卻被冷落了。而和這些傳統議題相聯系的公民社會組織，比如工會等，也很快衰弱下去。70年代以后，工會的數量下降很快，參加工會的工人只有12.3%。
換言之，公民社會及其社會運動也逐漸脫離了廣闊的社會土壤，不再扎根于基層社會，也不再代表大多數的美國民眾。因此，公民社會喪失了可貴的批判精神，社會運動也陷入低潮，無法對于政治—經濟精英形成有效的限制。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政策和金融精英能夠暢行無阻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同時期，美國社會運動和黨派政治之間的聯系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六十年代風起云涌的社會運動之所以能夠引發實質性的社會改革，主要是因為各種進步社會組織和民主黨之間有充分的聯系和互動，因此社會運動的訴求可以進入實際的政治過程，轉變成政策。進步社會組織和民主黨之間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過程，前者會利用自己的組織資源支持民主黨各級的候選人，后者在政策取向上反映前者的訴求。
然而70年代以來，昔日的進步組織紛紛細化了議題，改變了組織結構，和民主黨的聯系就變得不那么重要了。這些組織為了尋求NGO的身份，以便享受稅收優惠，更進一步和政治黨派撇清了關系。相反，共和黨因為有金融和其他精英的支持，在資金上相對充裕，因而有能力培育諸多保守的社會組織，幫助共和黨開展選舉活動，宣傳其意識形態。而很多中產階級也的確對六十年代的平權運動和收入的再分配政策產生了逆反心理，轉而支持保守主義。這是共和黨能夠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社會基礎。
四、占領華爾街
共和黨從80年代開始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了美國經濟逐步受控于金融資本，最終引發了危機。同時，美國社會的階級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金融精英急遽上升，兩級分化嚴重。而社會運動自70年代以來陷入低潮，公民社會和民主黨已無法阻擋階級關系的斷裂。政治力量的分化和組織力的削弱使得他們無力反抗。因而，2008年由次貸引發的經濟危機并沒有立即引發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有趣的是，從2009年開始，全美掀起了聲勢浩大的茶黨運動。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保守運動，要求政府進一步減稅，減少公共開支。如果我們進一步探究共和黨重要人物和茶黨運動之間的關系（比如前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Sarah Palin幾乎成為了茶黨的教母），就不理解保守運動的強勢了。而直到上個月“占領華爾街”運動在美國民眾中間自發興起，事情才真正起了變化。這一方面說明進步社會運動的長期衰落，在危機過后三年，以奧巴馬為首的民主黨政府難以扭轉局勢的情況下才得以爆發；另一方面，這也說明社會的不滿情緒由來已久，反抗的能量不斷積蓄，終究是要尋找發泄的通道的。
時至今日，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是，這場運動到底能走多久？單純的預測沒有太多的意義但是依照以往社會運動的歷史經驗來看，答案似乎是樂觀的。首先，社會運動往往是在全球或區域范圍內集中出現的。從今年以來，歐洲由于經濟的持續衰退、債務危機和移民問題引發了一系列社會運動，幾乎是此起彼伏，一浪高過一浪。而中東和北非地區也掀起了大規模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反抗威權主義統治及其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似乎預示著，全球社會運動正在逐漸回暖，可能會走向另一個高潮。而網絡新媒體的運用也為運動的發展增添了新的動力。“占領華爾街”運動是否會成為這一撥社會運動浪潮的主要組成部分，我們拭目以待；但可以肯定地說，世界其他地區和美國國內其他的進步社會運動（比如威斯康星州反對共和黨單方面決定預算的運動）一定有助于當下“占領華爾街”運動走的更遠。
然而，這場社會運動要對政治領域和政策制定發揮實質性的影響，在明確訴求和發展組織力量之外，還必須找到自己的政治盟友。Dumenil和Levy在最近出版的《新自由主義的危機》一書中指出，解決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危機必須依靠政治力量的重組。一種可行的道路是，普通社會大眾和產業精英重新組成政治聯盟，打破金融精英的壟斷。然而，美國產業精英在經濟結構巨變，經濟持續不景氣的局面下是否有能力重組政治結局，筆者持相當的懷疑態度。盡管如此，民主黨和這場社會運動相互呼應似乎是目下最有可能的一種聯盟方式。說到底，社會運動必須建立進入政治過程的渠道，否則只有破而沒有立。而民主黨也可以借社會運動之勢，并發動一定的社會組織來引導和組織這場運動，以便重建社會基礎，積累反對共和黨的社會資本。
注：此文修改版已在《社會觀察》發表。文中多處借鑒了Harvey，Skocpol和本人導師Lachmann的觀點，不再一一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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