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領華爾街”：一切都是因為貧富分化

    

    “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在全美范圍愈演愈烈，并波及加拿大、英國、荷蘭等國。隨著這場抗議活動的聲勢和范圍不斷擴大，媒體的關注程度不斷上升，美國各界及其他國家對這場運動的反思也在不斷深化。

    在美國新澤西州雷克伍德鎮，記者沿著一條高低不平的土路走進叢林深處，來到了這個遠近聞名的“帳篷城市”。這里生活著70多名無家可歸者，他們身無分文，只能依靠帳篷和簡易板屋遮風避雨，靠附近教堂和好心人施舍的食物果腹。而幾年前他們中的一些人曾生活在城市，過著有尊嚴的中產階級生活。但一場金融和經濟危機奪走了他們的一切。
    生活在“帳篷城市”的瑪麗蓮•博朗茨威格兩年前失業，原本是個設計師，年薪10萬美元，丈夫是電臺記者。她說：“金融危機是我的噩夢。”而她的困境在美國并不罕見。很多中產階級原本收入頗豐，但卻沒有儲蓄習慣，很多人甚至處于負債狀態。因此，一旦失業就不得不為生計發愁。
    目前，美國的失業率依然保持在9.1％。據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亨利•法伯的研究，經濟衰退期的失業人群再就業時，薪資水平平均比之前低17.5％。另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調查結果，到2011年6月，剔除通脹因素后，美國中等家庭收入為49909美元，兩年間減少了6.7％。
    “華爾街得到救助，我們卻在變賣資產。”從9月底開始，華爾街上的抗議者非常憤怒。2010年，共有14.3％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6.3％深度貧困，收入不到政府貧困線的一半。到今年5月，全美共有4580萬人申請政府的“營養補充援助計劃”，必須依靠政府救濟才能填飽肚子。與此同時，依靠政府援助渡過難關的華爾街卻在大肆分紅：富國銀行首席執行官約翰•斯頓夫去年拿到1760萬美元，保德信金融集團總裁約翰•斯特朗費爾德拿了1620萬美元，高盛首席執行官勞埃德•布蘭克芬拿到1410萬美元。就連仍處困境的美國銀行都給前首席財務官薩莉•克勞切克發了600萬美元“遣散費”。
    一邊是中產階級在經濟衰退期間失去工作、失去房屋、失去所有積蓄和生活來源，一邊是危機的始作俑者仍在給高管派發大紅包。這種巨大的貧富反差，正是“占領華爾街“運動風起云涌的主要原因。
    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研究，2009年，美國1％最富有家庭的資產是普通中產階級家庭的225倍，創歷史最高。走進“占領華爾街”抗議人群，我們聽到最多的是“我們代表99K的社會”。這正是99％對l％的不滿。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與發展》雜志最新公布的報告，在本輪經濟衰退之前，美國最富有的1％人群享有整個社會財富的23.5%（上世紀70年代時僅10％），2008年金融危機后，這一比例略有下降，但到2009年升至約40%。而80%社會中下階層人群僅享有社會總財富的7%。
    “我們的社會在分化，分化成兩個階級，”抗議者詹姆斯•魏澤貝說。在他看來，華爾街大銀行已開始盈利，但對普通人來說，情況卻越來越糟。“我有個兒子，已經21歲了，卻找不到工作。”
    美國世界政策研究所主席烏克對記者說：“金融危機后，政府采取的救助措施有效阻止了華爾街大規模破產，卻未能讓普通美國人受益，美國社會正在分化。”


相關鏈接：“我想要一份工作”
    “我是玩朋克的”，這是42歲的卡皮諾對記者說的第一句話。他已經流浪街頭20年了，并習慣稱自己為朋克一族。
    卡皮諾的打扮具有有濃烈的“朋克風”：橘紅色雞冠頭，耳朵上一串別針式耳釘，眉骨上還扎著一個銅眼，膀子上纏繞著一大堆彩帶，手指上套著骷髏戒指，腳蹬馬丁靴。“最讓我自豪的是這件夾克”，卡皮諾強調說，并得意地秀出自己的手工活——夾克上所有的鉚釘都是他自己敲上去的。
    “謝謝！祝您擁有愉快的一天！”卡皮諾對每一位施舍者都會表示感謝。他每天上午10點準時在市中心“開工”，一只已經褪色的黑包、一塊格子布、一只用來裝錢的小筒是卡皮諾的全部家當。據他自己稱，平均每天的收入能達到30~40歐元，“我不酗酒，也不吸毒，這些錢足以支撐我的生活”。“如果沒有足夠的錢，我才會去收容求助中心。那里有免費餐欽，晚上也可以在那里過夜。”在德國，流浪漢一般都可以申請生活救濟金來維持最低的生活標準。他對街頭生活表示無奈，但又不想靠政府的救濟過活。持有“鐵路維修”職業資格證書的卡皮諾，從畢業后就因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至今，卡皮諾都搞不明白，找一份工作怎么就那么困難。
    卡皮諾說：“政府向其他階層提供了許多幫助，但是對流浪人員卻沒有提供足夠的就業幫助。我對自己的未來真沒有抱什么希望。”他認為，政府高官不應該一邊掙著巨額年薪，一邊只想著從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們手中征稅，“政府應該付給社會工作者更多的工資，讓他們能為流浪人員提供更好、更有效的幫助”。
    卡皮諾說，眼下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政府能給他安排一份工作，而且他對此滿懷信心。
    （《環球視野》摘自2011年10月17日《國防時報》）


                            別把占領華爾街當“美國之春”

                                       包麗敏

    帶有濃厚左翼色彩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出乎許多人意料，并未止步于小打小鬧，反而從紐約向全美其他城市蔓延，并溢出美國，波及英國、意大利等眾多國家和地區，形成巨大聲勢。
    雖然批評者稱，這些草根行動的參與者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卻不知道想要什么，更提不出明確具體的措施，看起來像一場只破壞、不建設的盲目行動，但恰恰因為這種模糊性，這場“嘉年華”反倒吸引了多樣人群的參與，有失業者、邊緣底層人群、無政府主義人士、工會組織、自由派、環保分子，各表各的訴求。
    美國一些保守派人士將抗議者稱作“好吃懶做的家伙”、“被寵壞的孩子”甚至“暴徒”。但隨著抗議滾雪球般蔓延，人們逐漸承認，這場運動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時代》周刊一項民調顯示，54%的美國人對此運動表示贊許，只有23%的人對此有負面印象；而全國廣播公司和《華爾街日報》的一項聯合調查也顯示，37%的受訪者傾向于支持抗議者，只有18%的受訪者表示反對。
    一方面，行動者將怒火、不滿和挫敗感潑向華爾街這一資本主義的象征之地，導致觀察人士擔憂這是對自由市場的極端化誤讀和傷害，但另一方面，運動對于華爾街的貪婪，以及財富向少數人集中、金錢影響政治等現狀的抨擊，卻也贏得了跨越黨派的廣泛同情。正如《時代》周刊的調查顯示的，對此次抗議運動，66%的民主黨支持者和55%的中間派表示贊同，就連三分之一的共和黨支持者也表贊同。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引用的數據顯示，美國20%的富有人群掌握著逾80%的財富。金融危機以來，失業率長期徘徊在9%以上，中產階級受到擠壓淪落到下層，而華爾街人士不僅無需為金融危機負責，反倒依舊領著令普通民眾咋舌的高薪，這些都點燃了占領者的怒火。
    國內外許多論者由此將“占領”運動與“阿拉伯之春”相提并論，但其實兩者并不相同。“占領”運動不以更替政權和變更制度為訴求，同時示威民眾和公權力行事之時也都保有界線，更不以流血為代價。這種理念和利益的博弈過程，恰恰是在美國憲法確立的民主制度框架下展開。
    要了解這一點，看看另一場同樣由草根自發形成、聲勢浩大的“茶黨”運動，會有所助益。與左翼人士通常要求向富人增稅、加大政府監管、增加民眾福利等主張不同，金融危機爆發后發起的右翼“茶黨”運動，對政府權力的擴張保持極度警惕，批判政府權力干預經濟和個人自由，抵制增稅，等等。這兩場都帶有民粹意味的草根運動的勃興，基本是美國社會長期以來左右互搏、相互制衡和協商的脈絡延續。
    民眾用大規模街頭運動的方式來表達政見和訴求，進而影響選舉。“茶黨”運動便在去年美國中期選舉中成功助力共和黨拿下眾議院多數席位。而“占領”運動是否能助力奧巴馬向金融界“開刀”，目前還未可知。
    占領華爾街，正是民主制度允許民眾以這樣的方式，讓社會贏得自我修正的可能。正如紐約市議員斯蒂芬•萊文在評價“占領”運動時所說的：“這就是民主的本質。”
    正是有不甘接受現狀、起而行動表達自身訴求的民眾，有憲法條款對表達權利的保證，美國歷史上才有了以大規模示威游行方式進行的勞工運動、婦女運動、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等等，一步步拓展民眾權益，推動社會良性發展。
    目前還無法預測，占領華爾街運動能否像過去那些民眾運動一樣產生深遠影響。或許，示威者接下來能明確和細化目標，進而推動立法進程；又或者，這場運動可能不了了之。
    但可以確定的是，這場運動通過對財富鴻溝、金錢權力等“頑疾”的警示和批判，將在全球范圍內對“平等”、“公正”等核心價值進行一次強有力的伸張和推廣。
    （《環球視野》摘自2011年10月20日《青年參考》）

                           世界文化名流大規模聲援占領華爾街

                                        康慨

    眾多世界著名作家聯署公開信，呼呈支持正在進行的占領華爾街運動（OWS）。
    在公開信上簽名的有印度裔英國大作家薩爾曼•拉什迪，兩次布克獎得主、加拿大女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普利策獎得主、《紫色》的作者艾麗絲•沃克，以及憑借《打手隊來訪》獲得今年普利策獎的女作家珍妮弗•伊根。
    公開信簡潔明快，僅一句話：“吾等簽名作家及后續加入者支持占領華爾街運動和全世界的占領運動。”
    兩位美國記者杰夫•沙利特和姬拉•菲爾德曼發起了此次簽名。截至本周二下午，在“作家占”網站上簽名的人數已逾九百人，堪稱壯觀。
    “市里的工友和老師們動起來了，音樂人動起來了，那作家們也要做些事情吧。”沙利特告訴《赫芬頓郵報》，“可啥動靜也沒有。后來星期天（10月9日）晚上，我在推特上看見了拉什迪，我不認識他，我只是給他發了條留言，問他‘要是有封信，您簽嗎？’他馬上就回了我，既熱心又有想法。我就寫了封信，按照我的通訊錄發出去了。就這么著，雪球滾起來了。”
    作家們可在網站的頁面上簽名，再由一個志愿者團隊進行身份驗證后便可公布。

                                  文化名流在行動

    簽名的九百位作家大部分只是動動嘴，但不少知識分子已經付諸實際行動。《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書的兩位作者邁克爾•哈特和安東尼奧•奈格里已經開始了深入探討。作家和紀錄片導演邁克爾•摩爾，加拿大女作家、《No Logo》的作者娜奧米•克萊思，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以及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均參與了街頭抗議，并發表公開演說。美國大學教授協會本月發表了立場聲明，哥倫比亞大學逾200位教員亦聯署請愿書，以示支持。學術界春潮涌動，以至于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不得不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解釋自己為什么不能逾越倫理界限，前往曼哈頓下城被抗議者占據的祖科蒂公園－一從前的自由廣場。
    杜克大學教授邁克爾•哈特在自由廣場表示，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忽視了大眾。“針對法人貪婪和貧富不均的憤怒既真且深。但針對政治代表權匱乏或失敗的抗議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他說。
    哥倫比亞大學的杰弗里•薩克斯批評美國政府無能：“要么我們的政府完全變成縮頭烏龜或是失去功效，要么我們就要開始重逢文明。”
    薩克斯的哥大同事斯蒂格利茨說：“我們正在承受他們的罪行釀成的苦果。現在是這樣一種制度，我們一直在將損失社會化，將利益私有化。這不是資本主義；這不是市場經濟。這是一種畸形的經濟。”

                               齊澤克發動人肉麥克風

    10月9日，擁有明星地位的斯洛文尼亞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斯拉沃熱•齊澤克穿著紅汗衫，在自由廣場登臺，對抗議群眾發表演講。
    “我們什么也不要摧毀，”他說，“我們只是在見證體制的自我摧毀。”在一個小時的演講中，齊澤克的言辭通過“人肉麥克風”（Humari Microphone）——即我們常說的“廣播靠吼”，前排聽眾一句句大聲重復，使人人聽聞——達于兩千名熱情的群眾，期間伴隨著陣陣掌聲和歡呼。“我們現在別管禁令，因為統治者總是在壓制我們的夢想能力。想想我們看過的那些電影吧——很容易就能想像出世界末日，一顆小行星摧毀了全部的生活，可你沒法子想像資本主義的終結。那咱們在這兒干嘛呢？”他說。
    “他們告訴你們，我們是夢想家，”齊先生說，“我們不是夢想家。我們正在從一個要變成噩夢的夢里醒來……這就是我們現在做的。我們在告訴華爾街那幫家伙——嘿，看看下面！”
    他對群眾說：他們會說你們不愛國，可你們都是圣靈，華爾街那幫人才是崇奉假偶像的異教徒；他們還會說你們是暴徒，沒錯，占領嘛，你們的確是暴徒，可這樣一來，甘地也就成了暴徒；他們把你們叫作社會主義分子，可是在美國，只有富人的社會主義。

                           沒有目標、綱領和領袖的革命

    大胡子齊澤克的講話極富鼓動性，可惜未能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民指明前進的方向，即：我們知道我們不想要什么，可我們到底想要什么？
    “良辰佳地，大家休要自戀。”齊先生警告群眾，不要貪圖一時的革命快感，而忘記了遠大的革命目標，“狂歡是廉價的，真正有價值的是日后留下的東西，是我們的日常生活將得以改變。要愛這艱辛而長久的工作——我們是開始，不是結束。我們傳達出了一個基本的信息：禁忌被打破了，我們并沒有生活在一個可能最好的世界；我們得到了允許，也被要求，去思考可替代的選擇。路還很長，我們很快就得面對真正困難的問題——不是關于我們不想要什么，而是我們到底想要什么的問題。哪種社會組織能夠取代現存的資本主義？哪種類型的領袖是我們需要的？”
    他還說，“我唯一害怕的是，某一天我們會卷起鋪蓋回家，然后某一年我們會在見面時，一邊喝著啤酒一邊懷舊，遙想當年我們在這兒過得多么愜意。我們必須對自己保證，決不這么干。”
    齊先生回顧了冷戰期間兩種社會制度的對抗，進而譴責了目前最野蠻的一種資本主義。他同時勸告革命群眾善待茶黨：“他們也許很蠢，可別把他們當作敵人。”
    在演說的最后，他講了一個老笑話，有個東德工人要去西伯利亞打工，他知道他的信一定會受到審查，所以他告訴朋友，他將采用一種簡單的暗語：用藍墨水寫真話，紅墨水寫假話。過了一個月，他的第一封信寄來了，通篇以藍墨水寫成，熱情地贊美了當地明媚歡欣的生活：“這里一切都棒極了：商品琳瑯滿目，食物充足，宿舍又大又暖和，電影院放映著西方影片，還有好多漂亮姑娘隨時等著和你搞對象——只有紅墨水買不到。“
    “這不就是我們目前的狀況嗎？“齊先生說，”我們擁有了一個人想要得到的所有自由——而唯一找不到的東西是紅墨水：我們感到自由，是因為我們缺少精確的語言，來清晰表述我們的自由。缺少紅墨水意味著，今天我們用以命名當前沖突的所有主流名詞，如‘反恐戰爭’、‘民主和自由’、‘人權’等等，都是偽名詞，它們把我們對現狀的感知神秘化了，它們不允許我們對現狀進行思考。”
    “現在，你們，”齊先生大聲說，“你們將把紅墨水帶給我們所有人！”
    我們看到，到目前為止，占領華爾街仍然是一場沒有目標、沒有綱領、沒有領袖的革命，政治學者和經濟學家們也未能提供有望實現的藍圖。但作為一種憤怒情緒的表達，運動已從北美蔓延到了全世界，且多與當地的社會現實相結合，產生出了五花八門的政治和經濟訴求。活動是和平有序的，往往充滿了節日氣氛，只是羅馬等極少數城市出現了打砸搶燒等暴力行為。
    （《環球視野》摘自2011年10月19日《中華讀書報》）

                          “占領華爾街”中的幾個文化問號

                                李鶴琳  王位  楊柳

    9月17日，一些通過互聯網組織起來的美國民眾聚集在紐約曼哈頓進行示威，意在表達對金融制度偏袒權貴和富人的不滿，聲討引發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此次示威活動被命名為“占領華爾街”，由加拿大非營利雜志《Adbusters》于2011年7月發起倡議。10月8日，“占領華爾街”呈現升級趨勢，千余名示威者在華盛頓游行，抗議活動由此發展成為席卷全美的群眾性社會運動，波士頓、亞特蘭大、丹佛、芝加哥、洛杉磯、舊金山等100多個城市都出現了運動的模仿和支持者。日前，加拿大、比利時、丙班牙、葡萄牙、挪威、英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家的主要城市也舉行了類似的示威活動，聲援“占領華爾街”。在這場來勢洶洶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背后，既有美國乃至資本主義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深層原因，又有特殊的社會背景和局勢來觸發和推進，而隱藏其中的一些文化問題，也引發著人們的思考和探求。

                            美國媒體為何一度集體失語？

    自“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爆發一個月以來，其一直是全球媒體關注的焦點，并被許多國外媒體稱為“美國式的革命”。法國法新社稱：“由于對政治和商業精英的幻想破滅，現在該抗議運動似乎決心繼續走一條極具特色的道路。”英國路透社則評論說：“如果‘占領華爾街’運動演變成強大的力量，可能會影響到2012年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及國會選舉。”新加坡《聯合早報》指出“‘占領華爾街’運動已經從最初的只是一個無組織的散漫街頭行動，發展成蔓延美國各地、聲勢越來越大的運動。專家指出，事態發展表明，美國神話正逐步粉碎，美國不再是以往的天堂樂園。”
    該事件在其他國家頻頻見諸報端，相比之下，美國各大主流媒體卻一度集體“失聲”－－從一開始的視而不見，到事態擴大后的輕描淡寫，此般反應與他們在別國發生類似事件時的興奮、積極截然不同。據了解，直到運動發生后的第二周，美媒才“不得不”零散地對游行進行了報道，但仍將其描述為“街頭話題”，企圖以此拖延和控制活動的社會影響。10月1日，“占領華爾街”才真正作為一條新聞登上《紐約時報》頭版的下半部分；而對于10月1日下午紐約700多名抗議者在穿行布魯克林大橋時因涉嫌阻礙交通被捕一事，第二天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均未報道；向來以開明著稱的美國國家公共電臺（NPR）直到游行第9天都沒有報道，而對抗議者的投訴，NPR臺長的回應是“沒有新聞價值”，因為“參加人數有限、沒有名人參與、沒有影響城市運作，也缺乏清楚目的”。
    美國媒體一向熱衷報道他國的動亂、革命，為何在此次事件上表出如此態度？其實，在資本當家作主的政治經濟制度下，各媒體已淪為資本的奴隸，成為供利益集團驅使的工具。華爾街作為金融資本的大本營，從來都是媒體的老板，而不是受媒體監督的對象。美國媒體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的表現，深刻揭露了其為資本服務的本質，戳破了所謂“新聞自由”“客觀公正”的假面具。
    面對美國媒體無視本國制度弊病和社會矛盾的作為，以及其所體現出的美國新聞輿論的真實狀態，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生特里普說出了許多抗議者的心聲：“我們不像人們想象中那么自由。”和其他人一樣，特里普表示無論是否有主流媒體的參與和支持，都會努力把這場抗議活動堅持下去。值得一提的是，抗議活動開始后，在美國著名的慈善網站Kickstarter上，一條“為9 9％的人們創造自己的媒體”的創意迅速獲得了支持。項目介紹稱，“占領華爾街”運動是一種全新民主的開始，這是由99％的美國人領導的民主，而民主的實現迫切需要擁有代表99％的人們的媒體。項目的發起人是一群支持“占領華爾街”的記者、編輯，他們打算先做一份4頁單面報紙，聚焦參加活動的人們以及人們參加抗議活動的真實原因，還打算通過長期的報紙、尖銳的海報、大膽的貼紙以及盒片、傳單等繼續宣揚屬于99％人群的民主，讓更多的人關注他們的真實心聲。

                            “美國夢”不具備現實意義？

    1931年，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如此定義“美國夢”：“每個人的生活都會變得更美好、更富有。每個人都享有均等的取得成功的機會，這與他們的社會階級、生活環境等無關。”對美國人來說，“美國夢”是一種民族信仰，是全社會的理想。奧巴馬當選總統一度被認為是美國夢“美夢成真”的證明。
    然而，“占領華爾街”運動的爆發卻讓人們驚醒并發現，美國夢似乎只是一個美好的夢，距離現實依舊非常遙遠。“美國夢距離我們越來越遠了……在我們父母的時代，也就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實現美國夢比現在容易很多。”來自紐約布魯克林的抗議者詹姆斯說。
    經濟危機以來，美國實體經濟的低迷、居民失業率的陡增以及收入差距的擴大是此次事件直接的導火索。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認為：“人們對現在的經濟狀態相當不滿……當然，9％的失業率以及非常緩慢的經濟增長速度確實不是一個好的狀態。”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行長更進一步指出：“我們的收入狀態相當不平衡，大部分人感受到強烈的挫敗感。”此外，金融機構的無良以及政府在經濟危機中無節制地救助金融機構的行為徹底激怒了人們。“金融危機爆發后，布什政府拿出7000億美元‘救市’，其實是用納稅人的錢去救濟華爾街，為投機商的巨額壞賬買單。”北京某高校一位經濟學教授對記者說，“奧巴馬在競選時就曾表示要懲罰華爾街，立法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這是美國普通民眾的共同意愿。然而，奧巴馬政府醞釀的金融監管法案一再受到共和黨的阻撓，最終，于2010年7月通過的金融法案的核心內容已經被抽調，華爾街的問題基本沒有觸動。”華爾街頻繁傳出的金融高管“天薪”的新聞也刺激著人們，并最終促使示威人群選擇華爾街作為抗議的目標。當然，“我們并不是針對那些通過辛勤勞動取得房子、汽車等財富的人，而是針對那些因不當收益，發家致富的人，包括互相勾結、濫用權力的政府人員以及金融高管。”一位名為“失意者”的發帖者在“占領華爾街”論壇上發表的言論迅速獲得了6000多人的支持。
    有意思的是，“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并不是嚴肅乏味或者劍拔弩張的，唱歌跳舞的人群、從遠方趕來拍照留念的人們，志愿者免費發放食物的“臨時廚房”……這一切讓不少人懷疑示威人群的目的是否鮮明、決心是否足夠。其實，這種“嘉年華”式的抗議形式也是由美國的文化特點決定的，信奉“造物主賦予每個人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自由以及對幸福的追求”的美國人一直崇尚自由、快樂，以及追求實現他們的美國夢。盡管抗議活動已讓不少人對美夢的現實意義產生了質疑，但或許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放慢美國夢漸行漸遠的腳步。

                          文化藝術界人士何以沖鋒在前？

    2010年，一部名為《華爾街：金錢永不眠》的好萊塢電影席卷全球票房。影片中，由奧斯卡影帝邁克爾•道格拉斯飾演的男主角出獄后準備重新投身到華爾街的商戰中，但他很快就無奈地發現自己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步伐，因為現在的華爾街比當年更加貪婪和兇險。電影中的經典臺詞如今想來猶在耳邊－－“華爾街必須給全世界一個說法”。影視作品作為現實生活的折射，反映了人們的想法和訴求，對于這場聲勢漸長的抗議活動，究竟有哪些人支持，哪些人反對呢？
    “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的動力源自美國社會底層民眾，他們多為各行各業競爭中的失業者。隨著活動的不斷擴大，知識界、政界、工會等也紛紛表明自己的態度。值得關注的是，受金融危機和經濟不景氣影響，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的中產階級加入到了活動中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認為，現實的失業者和潛在的失業者發起了這場抗議，其內在訴求具有合理性，而抗議所表達的社會情緒，美國很多中產階級都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一月來，多位學界和文藝界名人表態支持該運動并參與其中。向來以“向權力講真話”著稱的語言學大師喬姆斯基、黑人哲學家康乃爾•威斯特、加拿大女作家納歐米•克萊思等都向抗議者表達了自己的支持。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還現身祖科蒂公園，對抗議活動表示贊同。他說，美國經濟正處于一個扭曲狀態，“金融系統正在讓美國社會承受損失而使得私人獲利。”約翰•列儂的遺孀大野洋子也在個人微博上留言：“我很高興看到‘占領華爾街’。正如約翰所說，‘一個英雄無能為力，我們每個人都得成為英雄！’”不少好萊塢明星也加入到普通民眾的隊伍中并肩作戰，如知名唱片制作人拉塞爾•丙蒙斯、喜劇演員亞力克•鮑德溫、紀錄片導演邁克爾•摩爾、奧斯卡影后蘇珊•薩蘭登等。熱衷社會運動的薩蘭登還向抗議者就“如何更有效地組織行動”提供了不少建議。“對于華爾街本身，我知道的并不多。然而，如果我是一家企業的主管，自己犯下嚴重錯誤而讓很多員工蒙受損失，那我就一定不會去拿年終分紅。”她說。
    對于一些曾經極力鼓吹美國價值觀和“美國夢”的文化藝術界人士也加入到“占領華爾街”的行動中，本刊評論員諸葛龍認為，少數精英用大多數人的財富去“冒險”，通過犧牲大多數人的利益獲取自己的利益和舒適生活，這種損人利己的“價值觀”和做法已經讓越來越多的人心生不滿。文化藝術界人士“沖鋒在前”，既從側面反映了美國的價值觀體系已經引起人們的普遍懷疑，也可以通過文化藝術的感染力和文化名人的影響力，引發更多人的關注和思索。
    不過，據美國媒體報道，美國民間也存在著對“占領華爾街”的反對聲音。如一批保守派人士創建了一個名為“我們是53％”的網站，寓意全美只有53％的人交稅，而參與“占領”行動、在“占領”行動的網絡陣地“我們是99％”網站上活躍的人群中，很多人是不用交稅的46％。這撥“53％黨”以網站為陣地，強烈批判“占領”行動只是無用的抱怨。
    （《環球視野》摘自2011年10月20日《中國文化報》）

                              1%的“民有、民治、民享”

                              【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編者按 本文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原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師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5月發表在美國知名雜志《名利場》上的一篇文章。作者猛烈抨擊金融壟斷寡頭對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全方位控制，認為美國具備社會動蕩的客觀因素。果然，在本文發表4個月后，“阿拉伯之春”演變為“華爾街之秋”。9月17日，美國爆發“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喊出“美國早該來一場革命了”的口號。作者于10月4日來到紐約示威者聚集地聲援抗議。現將全文主要內容刊登如下：
    美國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財富
    美國上層1%的人現在每年拿走將近1/4的國民收入。以財富而不是收入來看，這塔尖的1%控制了40%的財富。他們人生的財運節節走高，25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是12%和33%。對這個現象有一種解釋，認為是創新和積極性給這些人帶來了好運，并聲稱大河有水小河滿，所有人都沾了光。這種解釋是誤導性的。塔尖1%者的收入在過去10年增長了18%之時，中產階層的收入卻在下降。僅有高中文化程度者的收入下降尤其明顯——在過去25年里，下降了12%。最近幾十年來的所有經濟增長及其他好處，都匯集到了塔尖人手中。就分配平等而言，美國落后于曾被小布什總統嘲笑過的“老的”、“僵化的”歐洲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我們地位相當的是寡頭政治的俄羅斯，還有伊朗。當拉美許多不平等的老牌中心如巴西最近幾年快速發展，成功改善窮人的困境、縮小收入差距時，美國卻在放任不平等狀況加劇。
    經濟學家很久以前就試圖合理化在19世紀中期時顯得非常棘手的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簡言之，這一理論把高收入與高生產力和對社會貢獻大聯系在一起。富人一直對這種理論情有獨鐘，然而，能證明這種理論的證據卻少得可憐。眾多企業高管對過去三年的經濟衰退難辭其咎——他們的“貢獻”無論對社會還是對他們的企業都是極其負面的——卻照樣大領紅包。有時，公司還不好意思管這筆錢叫做“績效獎”，因此美其名曰“留任分紅”（即使唯一留住的只是糟糕的業績）。那些為我們社會貢獻了偉大而積極的創新的勞動者，從遺傳研究的開拓者到信息時代的先鋒，他們的所得與那些幾乎毀滅全球經濟的“金融創新”的發明家們相比，不過是一點殘羹冷炙而已。
    有人聳聳肩，覺得收入分配不公是常態嘛。我贏你就輸，你想怎樣？這話打骨子里就錯了。理由如下：
    首先，分配不公的增長會導致機會不平等。無論何時，機會平等的減少，都意味著我們不可能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使用我們最有價值的一種財產——人。
    其次，許多導致分配不公的扭曲做法——如支持壟斷勢力和優待特殊利益集團的稅收政策——侵蝕經濟活動的效率。而這種新的不公又會繼續制造新的扭曲，對效率的侵蝕更勝一籌。舉一例，太多能干的年輕人為了追求天文數字的薪酬，寧愿擠進金融界，也不愿意到那些能塑造富有創造性的和更健康的經濟領域工作。
    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現代經濟需要“集體行動”——它要求政府投資于基礎設施、教育和科技。美國及世界都從政府資助的研究中受益匪淺，這些研究使互聯網得以誕生、提高了公眾健康水平，等等。但是美國長期遭受基礎設施、基礎研究和各級教育上的投入不足之苦。未來這些領域的經費還將遭進一步削減。
    這并不令人驚訝。一個社會在財富分配方面的差距越嚴重，富人就越不愿意在公共需求上掏錢。富人無須在公園、教育、醫療和個人安保方面依賴政府，他們完全可以用錢為自己買到這一切。久而久之，富人就脫離了群眾，背離了人民。富人還都害怕大政府——大政府會動用權力調節平衡：取走他們的部分財富并投資于公共利益。塔尖的1%也抱怨我們現有的美國政府，現在這個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縮手縮腳，內訌不斷，除了減稅什么也辦不成，其實他們擁護它還來不及呢。
為什么美國社會不公會愈演愈烈
    經濟學家并不知道如何充分解釋美國的社會不公為什么愈演愈烈。一般的供求規律肯定有一定影響：節約人力的技術減少了對許多“有益無害的”中間階層的需求，也減少了藍領崗位。全球化創造出一個世界市場，使昂貴的美國低技能工人與便宜的國外低技能工人競爭。社會變化也是造成不公平的原因之一——以工會衰落為例，它曾代表1/3的美國工人，而現在只有大約12%是其成員。
    但是，之所以出現如此巨大的不公，主要是因為那1%的塔尖者希望如此。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稅收政策。富人的很大一部分收入來自資本收益，下調資本收益稅率相當于讓最富有的美國人搭乘免費順風車。
    從上世紀初的洛克菲勒到上世紀末的比爾•蓋茨，壟斷和準壟斷企業一直是經濟權力的一個來源。對反壟斷法的馬虎執行，對于1%的塔尖者來說不啻為意外之福。今日不平等的狀況很大程度上應歸咎于金融行業對金融系統的操縱，這一操縱由金融行業花錢改變規則得以實現——這是它有史以來最好的投資之一。當其他手段都失效時，政府會貸給金融機構幾乎無息的貸款，以優惠條件提供慷慨的救市資金。監管機構對金融市場缺乏透明度和利益沖突則視而不見。
    當你審視這個國家塔尖1%者掌握的巨量財富時，就不禁會感嘆我們日益擴大的收入差距是一個典型的、世界一流水平的美國“成就”。而且我們似乎還要在未來的日子里擴大這一“成就”，因為它會自我鞏固。錢能生權，權又能生更多的錢。在上世紀80年代的存貸款丑聞中——這樁丑聞的涉案金額以今天的標準來看真是少見多怪微不足道——銀行家查爾斯•基廷被一位國會議員訊問，他花在數位當選要員身上的150萬美元是否能買到權勢時，查爾斯回道：“我肯定希望如此。”最高法院在最近市民聯盟訴聯邦選舉委員會一案中取消了競選經費上限，賦予企業買通政府的權利。現在代理人與政治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了。事實上，所有美國參議員和大多數眾議員赴任時都屬于塔尖1%者的跟班，靠塔尖1%者的錢留任，他們明白如果把這1%者服侍好，則能在卸任時得到犒賞。大體而言，美國歷任貿易和經濟政策的重要決策者也來自這一人群。當制藥公司獲得萬億美元的大禮時——通過立法禁止作為最大藥品采購方的政府討價還價——也就沒有什么大驚小怪的了。除非給富人大幅減稅的條款已經到位，否則一份稅收法案就不會在國會出現。鑒于塔尖兒的能量，這才是應該預料到的體制運作方式。
不平等扭曲了美國社會
    美國的不平等以每一種可以想到的方式扭曲著我們的社會。比如，大肆宣揚的生活方式效應。先富帶動后富的“滴漏型經濟”可能是一個妄想，但行為作派的向下“滴漏”卻已經實現了。
    社會不平等極大地扭曲了我們的對外政策。塔尖1%者很少有服過兵役的——事實是“全志愿兵”軍隊的工資吸引不了他們的子女，他們的愛國主義也就那么多。此外，最富有的階層在戰時也不會為高額稅收頭痛：多發國債不就行了。對外政策，從定義來看，是實現國家利益與國家資源之間的平衡。可當家的1%者不知柴米貴，什么均衡、約束，全扔到窗外去了。沒有什么險是我們不能冒的，企業和承包商等著發財。
    經濟全球化的規則似乎也是為富人受益而量身定做的：以鼓勵國家間商業競爭為名壓低企業稅率、弱化公眾健康和環保要求、侵蝕過去視為“核心”的包括集體協商權在內的勞工權利。或者更準確地說，塔尖1%者認為他們無須關注這些，他們為我們社會帶來的最嚴重代價或許莫過于：對我們身份認同感的侵蝕，其中公平競爭、機會平等和社區意識都是如此重要。美國長期以來都以“人人皆有可能”的公平社會而自豪，不過統計數字可不這么認為：貧窮的美國公民，甚至中間階層的公民，能擠進美國上流社會的機率比很多歐洲國家都要低很多。他們手里抓的可不是什么好牌。正是人們對一個沒有出路的不公制度的意識釀成了中東亂象：食品價格上漲和青年長期失業率高企只不過是導火索而已。美國青年失業率約在20%左右(某些地區和某些社會族群為40%)；每6個需要全職工作的美國人中就有一個找不到所需就業機會；每7個美國人就有1個要靠食物券生活(受“食物無保障”之苦的人是同樣的數字)——所有這些就足以證明，有什么堵塞了那種吹噓的能從塔尖1%者手中“滴漏”給所有人的好處。從而疏離感的產生就可想而知了——20-30歲人群在最近一次選舉的投票率僅為21%，與失業率相當。
    最近數周(指2010年底到2011年初)，我們看到數以百萬計的中東民眾上街，抗議他們所在不公社會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當我們注目這些街頭民眾的力量時，一個問題浮上腦海：什么時候美國也會這樣？我們國家在很多重要方面已經和某個遙遠的動蕩之地差不多了。
    法國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托克維爾曾描述過他眼中的美國社會獨有的主要優勢——“適度的利己主義”。“適度”兩個字才是關鍵。每個人都有狹隘的利己主義：我要我想要的東西，馬上!“適度的”利己主義則不同，它意味著重視所有人的個人利益——也就是公共福利——事實上是實現個人最終福利的前提。托克維爾并不認為這一觀點有什么高尚或者多理想主義，事實正相反，他認為這是美式實用主義的標志。狡猾的美國人明白一個基本事實：替別人著想不僅有益靈魂，對錢袋也有好處。
    塔尖1%者擁有最好的房子、最好的教育、最好的醫生和最棒的生活方式，但是有一件事看來是金錢買不來的：即意識到他們命運和其余99%的人生活得怎樣息息相關。這就是歷史上塔尖兒們最終都懂得了的道理，但往往為時已晚。美國人民已經看到對不公政權的反抗，這種政權把巨大的財富集中到一小撮精英手中。然而在我們的民主制度下，1%的人取走將近1/4的國民收入，這樣一種不平等最終也會讓富人后悔。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6期，網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