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球聚焦美國風起云涌、并漫延到整個西方社會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之時，北約對利比亞發起的、持續七個月的軍事行動終于以卡扎菲的身亡劃上了句點。盡管美國并沒有站在利比亞戰爭的第一線，但陷入困境的奧巴馬卻這樣聲稱：“卡扎菲之死彰顯美國領導全球力量”。說來巧合，當英國先是倫敦、繼而全國發生騷亂之時，也是利比亞轉移了全球的目光：反政府軍在北約的支持下攻入首都的黎波里。這里不妨調侃調侃：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危機還遠沒有結束，哪么當類似于倫敦或華爾街的運動再發生時，西方靠什么轉移視線呢？

卡扎菲如他早就聲稱的戰死疆場并不意外。從內部角度講，伊斯蘭國家向來缺乏寬容和包容的傳統，任何一方熱衷的都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戲。卡扎菲是靠政變（盡管不流血）奪得權力，而他的倒臺也同樣是被武力推翻的。當民變出現之初，卡扎菲祭出的法寶還是血腥的暴力，當民變成為內戰之時，占據優勢的卡扎菲絲毫沒有想到過妥協或者對話，一定要將對方斬盡殺絕。而等到西方卷入，反政府軍漸漸獲得優勢之時，他們也同樣從未想到過妥協或者對話。客觀來講，任何一方都是卡扎菲：一樣的思維、一樣的手段。所以卡扎菲的敗亡，雖然標志著卡扎菲印記個人時代的結束，但對利比亞來說卻只不過是另一個卡扎菲時代的開始。卡扎菲今天的命運就是明天利比亞的命運。當然，根據歷史經驗，在另一個卡扎菲出現之前，這個國家將陷入空前的動亂和失序，直到新的強人出現。現在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就是處于國家的動亂和失序階段----不同之處在于美國還沒有完全撤軍，一旦外部勢力完全離開，這些國家將進入正常的歷史演變軌道，進入全面的“自由動亂”時期，直至另一個薩達姆式或塔利班式強人、強權出現。

從外部角度講，則是西方國家利益置上的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和對敵人絕不寬容的做法。眾所周知，冷戰后所有所謂西方的敵人都曾是西方的盟友甚至親密戰友。如本拉登、薩達姆。就是今天的卡扎菲一年以前還是西方的座上賓。現在看來令人感到極為匪夷所思的是，貴為英國首相的布萊爾竟然還親自幫助卡扎菲在英國留學的兒子修改論文，以助其畢業，其交情之特殊可見一斑。然而，一旦這些人觸怒西方，西方則必將之置于死地而后快，哪怕他們已經被推翻被活捉，也一定要肉體消滅。這就是為什么美國要派特種部隊越境進入一個主權國家將本拉登擊斃，這也是為什么美國扶持的伊拉克政府一定要將薩達姆處以絞刑----而實際上如果想赦免薩達姆是很容易的，根據伊斯蘭傳統，老人不能被處死刑，而只要再過幾個月，薩達姆也就符合這個標準，再一個根據《古蘭經》，不能虐殺戰俘（倒是信奉基督教的美國在關塔拿摩基地虐囚）。當然，如果連西方的盟友都不是而得罪了西方，其下場更為不堪。如前南斯拉夫總統、為捍衛國家統一而與北約對抗的米洛舍維奇。他選舉下臺后（他可是百分之百合法的民選領導人），西方威逼利誘新政府將之交出，最后橫死獄中。所以，卡扎菲既然走向與西方對抗的道路，其命運則已被注定。哪怕他中途向西方投降也改變不了其最終結局。米洛舍維奇在北約的空襲下是屈服了，薩達姆在西方的壓力下也妥協了，但最終如何？所以單方面指責卡扎菲一意孤行、戀權或者被支持者蒙蔽是不公正的。在西方主導的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下，要么你甘心成為西方的棋子，要么被西方毀滅。

利比亞的“朝代”更替現在算是塵埃落定，但卻有許多值的反思之處。首先就是西方介入的合法性問題。西方主要的依據就是“人權高于主權”。但這一規則并未成為全球共識，也沒有成為全球公認的國際標準。仍然只是西方主導下的個案。畢竟，今天的國際秩序就是以主權國家為基礎建立的。如果主權原則可以否定的話，這個世界將陷入混亂。因為從理論上講任何國家都可以種種理由和借口侵犯另一個國家的主權（今天的土耳其越境進入伊拉克打擊庫爾德人就是一例）。更何況，西方對利比亞動武的人權理由在許多國家同時存在，如敘利亞、巴林、也門。但面對同樣的人權問題，西方對利比亞大打出手，而對巴林的血腥鎮壓卻采取默許的態度，對敘利亞和也門則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譴責。一個規則要想能夠被普遍接受，必須有同一標準。西方這種“我是他非”的雙重做法，本身就是對“人權高于主權”這一新原則的否定。

其次，利比亞的動蕩是從民生訴求引發的。而這一波全球經濟危機又是西方制造的。從這個角度講利比亞和許多其他中小國家一樣，都是西方制造的經濟危機的受害者。不僅如此，經濟危機也在西方造成了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倫敦的騷亂、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的抗議和騷亂、以色列持續數月的抗議示威。而面對民眾的示威，西方從媒體上封鎖（或者消極報道或者不報道或者干脆負面報道）、政治上的污名化（美國共和黨人士稱參與“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民眾是“暴民”，英國從政界到媒體統一口徑般的以“暴民”稱呼抗議者）以及武力彈壓。英國抓捕數千人，連未成年人也不放過。紐約警方曾經一天之內就抓捕七百多名抗議者。英國的司法也不顧“程序正義”打破常規，連夜審理重判。而對哪些通過網絡號召的組織者更是施以重刑（一名青年人僅僅在臉書上號召就獲刑四年）。雖然西方這一次還沒有像卡扎菲一樣動用軍隊（僅僅是形勢的發展還不需要，政界和民間認為在局勢需要的時候支持動用軍隊。如果我們看看西方的歷史，特別是美國，只要形勢需要，會馬上派軍隊實彈開槍鎮壓：不管是工人、大學生、黑人、退伍軍人），但其鎮壓的實質是相同的。所以從這個角度講，西方和利比亞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西方有什么資格干預利比亞呢？要知道，倫敦發生騷亂的時候，支持英國民眾的人不僅僅有利比亞、伊朗，還有希臘人民。

當然解答這些疑問還是非常的簡單。這不過是西方利已的國家利益置上的體現罷了。和它們唱的人權高調無關，更和道義無關。在西方看來，班加西派是否代表正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符合西方現在的需要。就如同當年的本拉登是不是極端恐怖主義分子、薩達姆是不是邪惡政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扶持它們符合西方的國家利益。所以今天班加西派可以成為西方的盟友，明天就可能會反目成仇。從這個角度看，利比亞的未來不僅受其傳統不寬容文化的影響，更受與西方的潛在沖突相關。

埃及革命爆發之時，穆斯林和基督徒在解放廣場攜手并進共存亡。而當穆巴拉克下臺之后，雙方立即血腥沖突。最嚴重的一次造成數十人死亡，整個革命期間都沒有介入的軍隊都不得不武力干涉。這一方面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是排他性極強的一神教，而且就是對同屬一個宗教的其他教派也都缺乏寬容（像什葉派與遜尼派、昔日新教與天主教的戰爭，今天的美國不是新教教徒是幾乎沒有可能競選總統的）。伊斯蘭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也是絕難相容。代表基督教文明的民主制度也絕難在伊斯蘭這個土壤中生存。但西方出于意識形態的需要，卻必然要在后卡扎菲時代移植它們的民主制度。其后果不過有二：一是要么伊斯蘭政黨獲勝，利比亞從一個世俗國家演變為一個伊斯蘭國家。這就是伊朗革命的翻版----革命期間反抗國王的力量也是高舉民主大旗，革命成功后卻擁抱伊斯蘭，成為西方的眼中釘。二是各政治力量和部族（利比亞有一百六十多個部落）借助民主的外殼傾軋，各不相讓，一片亂局。頗像中華民國北洋軍閥時期。最后強人出現，建立世俗或世襲的伊斯蘭政權。這也是為什么奧巴馬聲稱，他對利比亞邁向民主之路，并不存在幻想。

當然利比亞是否成為下一個阿富汗或者伊拉克，對于中國來說并不重要(或者說很重要,西方又背上一個包袱)，這是西方要面對的艱巨挑戰。但值的中國警惕和借鑒的是西方對待它潛在對手的立場和手段。自冷戰后，中國和西方的同盟關系就告終結。不管如何包裝，比如戰略合作伙伴關系，雙方都明白中國是唯一可以挑戰并取代西方的文明和模式。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除了其潛在的國家實力（土地、人口、資源），更重要的是中國經過一百多年的艱難探索和付出巨大的代價之后所開創的、卓有成效的改革開放獨特模式(不管這種模式有多少需要完善之處，但它卻是中國進入近代以來最為成功的模式，就是放眼全球，特別是經濟危機下各國的表現，中國的模式也同樣是最值的肯定的)。要想消除中國對西方的威脅，只要打斷中國的改革開放即可。這就如同，當清朝的洋務運動取得成效之時，日本入侵及要求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李鴻章擔任議和代表，而令中國的洋務運動夭折。如果回顧這三十多年的歷史，改革開放也曾兩度受到嚴重的威脅。如果不是鄧小平于八十年代末采取果斷手段粉碎右派的干擾、92年南巡擊退左派的影響，中國的改革開放真的有可能就此中斷。

西方取得冷戰勝利后，一度心態極為膨脹，動轍親上一線以武力干預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但進入二十一世紀后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碰了釘子，陷入兩個戰爭泥潭。于是當利比亞變局出現后，力不從心的西方采取了扶持反對派同時進行空襲的方式。這既可避免自己的傷亡，又可將戰爭經費轉嫁到戰后的新政府，還可以省去派駐占領軍維持秩序和戰后重建的艱巨任務，可謂一舉數得。西方這次嘗試得手，恐怕日后將成為顛覆異質國家的主要手段。也許對于西方來講，利比亞模式能夠在中國重演將是它們夢寐以求的。只是誰將成為中國的班加西派呢？如果以史為鑒，反對改革開放的力量都有可能為西方所親睞。我們應該還記得，當袁世凱執政的時候，日本不僅支持他，還支持保皇黨、立憲派和孫中山的革命力量，并用之做為籌碼對袁世凱施加壓力（日本就曾威脅，如果不簽署二十一條，就將與孫中山合作）。在日本看來，只要中國保持各派對立和內亂，就有機可乘，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這也是為什么當國共內戰的時候，日本沒有全面侵華。而當西安事變爆發，國共攜手、團結一致，日本就發動了全面侵略戰爭。

應該說，當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中國和西方有著巨大的共同利益，但西方無法接受中國的崛起原因除了中國文明有取代西方文明的潛力，還有一個原因是中國并沒有屈服于西方的壓力。不僅在事涉自己核心利益的事情上對西方說不，就是西方干預他國事務，中國也頻頻發出不同的聲音。我們不妨想想，當年的清政府如此腐敗無能，何以就能得到西方的全力支持，而對倡導革命以西方為師的孫中山冷漠視之？原因就在于，清政府已經被西方打服了，成了西方掠奪中國利益的工具罷了。顯然在西方看來，一個文明不同、規模巨大、而又不以西方馬首是瞻的中國崛起，怎不令之如芒刺在背、必除之而后安呢？而我們中國呢？不僅要警惕西方的用心，還要警惕西方的“利比亞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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