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領華爾街”戳破了美國神話

    
                               社會不公 憤怒民眾要變革

    【美國之音電臺網站10月9日報道】在紐約發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目前已經擴散到美國各地。現在已有1067個城市舉行類似示威活動，其中包括首都華盛頓、波士頓、芝加哥和洛杉磯等地。
    這場抗議企業貪婪、社會不公、戰爭和經濟欠佳的運動正在美國逐漸擴大。
    【法新社華盛頓10月9日電】數百名抗議者今天進入華盛頓。由于全國各地的人紛紛來到首都，“占領華盛頓”運動似乎在擴大。
    有200多名抗議者游行到白宮附近的自由廣場。另一場示威活動中，抗議人群則前往華盛頓西北部的一個公園。
    “占領華盛頓”的官方網站說，該運動是仿照“占領華爾街”運動進行的。這兩個運動團體都對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出現的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感到憤怒。
    “占領華盛頓”在其網站上說：“我們抗議的重點是經濟、我們體制中的企業腐敗。”

                              看法迥異兩黨開打口水仗

    【路透社洛杉磯10月9日電】針對華爾街和美國經濟不平等現象的抗議活動愈演愈烈，有關局勢今天在美國政治家中引發熱議。
    共和黨潛在總統候選人赫爾曼•凱恩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面向全國》電視節目中說：“這是反對美國的行為。我們的確面臨挑戰，但我認為抗議活動的矛頭尤其指向了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經濟。”
    他說：“我們知道工會和一些與工會有關的組織在幕后支持著華爾街和美國其他地區的抗議活動。他們相互協調發起上述活動，從而將人們的注意力從本屆政府執行的失靈政策上轉移開。”
    與凱恩一起在節目中出鏡的另一位共和黨潛在總統候選人紐特•金里奇說：“我認為，遺憾的是，這是奧巴馬發起階級斗爭的必然結果。”
    但眾議院民主黨領導人南希•佩洛西在美國廣播公司播出的《這一周》節目中說：“我支持(抗議人群)向權勢集團傳遞的信息，無論是向華爾街、政權集團還是其他社會權力機構。變革一定會發生。”
    【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10月10日報道】“占領華爾街”運動已經從最初的只是一個無組織的散漫街頭行動，發展成蔓延美國各地，聲勢越來越大的運動。
    有專家指出，這次規模龐大的抗議活動已逐步向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演變，暴露出美國在經濟、政治和社會領域中存在的諸多深層次問題。
    專家說，事態發展表明，美國神話正逐步粉碎，美國不再是以往的天堂樂園。

                            危機重重深層次問題暴露

    【美國《紐約時報》10月9日報道】對所有自經濟衰退以來一直關注局勢的人來說，有關的信息和解決辦法都是清楚明白的。經濟衰退還在繼續打擊中產階級，而富人卻已經獲得復蘇和繁榮。問題在于華盛頓沒有人傾聽抗議者的聲音。
    此次抗議活動傳達的信息是：收入不平等正在折磨中產階級，貧困的等級在上升，美國社會可能出現一個穩定的由有能力和意志卻沒有工作的人構成的下層階級。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抗議者(其中大部分是年輕人)在表達失去機會的一代的心聲。
    然而這些抗議活動不僅僅是青年暴動。這些抗議者自身的問題正是說明目前美國經濟不能讓大部分美國人受益的例證之一。抗議者說，由于監管機構和官員的共謀，金融部門在信貸泡沫中不斷膨脹并獲益，而信貸泡沫破裂卻導致千百萬美國人失去工作、收入、儲蓄和房產。他們說的是完全正確的。由于不良時期無法結束，美國人對重新調整經濟和復蘇失去了信心。
    極端不平等是機能失調的經濟的標志。投機、欺騙和政府支持同富有成效的投資一起推動著美國的金融部門。這樣一個金融部門主宰著美國經濟。
    怪不得“占領華爾街”對不滿者來說已經成為一項極具吸引力的運動。美國需要將公共政策的重點從保護銀行轉向扶持全面就業，包括用于創造工作崗位的政府開支，以及發展一種長期的有力戰略來加強國內制造業。
    起草法規不是抗議者的工作。那是國家領導人的工作。如果國家領導人做好了這項工作，或許就不需要這些游行和集會了。華爾街的做法使美國陷入一場經濟危機，迄今美國尚未從中擺脫出來。（摘自2011年10月11日《參考消息》）

                          占領華爾街:折射美國政治的扭曲

                                      鄒強

    進入10月,隨著工會等團體加入“占領華爾街”的行動,示威活動不斷升級并向包括首都華盛頓在內的全美多個城市蔓延。“占領華爾街”是許多民眾在美國夢褪色后的無奈之舉,其根源則是美國政治在經濟危機沖擊下的扭曲不定。也有分析認為,如果抗議活動持續發展,或許能促成有利于勞工階層的新立法,或者至少能讓富人承擔更多的稅賦

                                    失業之痛

    “示威者需要什么,需要的是工作。”針對在美國愈演愈烈的反華爾街示威活動,喬治•梅森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杰克•戈德斯通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多數參與反華爾街示威活動的民眾都深受失業困擾,其中又以年輕人居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顯示,全美8月份的失業率為9.1%,失業人數達到1400萬。高達9%的失業率,自今年4月以來沒有好轉的跡象。在失業大軍中,成年男性占8.9%,成年女性為8%,而青年男女則高達25.4%,居失業群體之首。
    示威活動最早在7月由一家名為《廣告克星》的網絡雜志發起,起初只有幾十個年輕人在紐約證券交易所門前抗議,隨后規模不斷擴大,演變為轟動全美的“占領華爾街”行動。
    “過去三年來,房價下跌形成經濟困境,就業市場又一直不景氣,民眾為此苦不堪言。”戈德斯通對本報記者指出,這是反華爾街浪潮的深層原因。
    戈德斯通說,美國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在經濟困境中變得衰弱,民眾也就難掩不滿和憤怒情緒。紐約26歲的木匠麥克斯•里奇曼則直言:“美國夢已經破滅或正在消亡。”里奇曼最初只是一名無動于衷的看客,現在成了“占領華爾街”的一員。
    民眾的不滿首先直指華爾街的“貪婪”,人們無法容忍當他們忍受著經濟危機的煎熬時,華爾街的金融貴族仍大派紅利。有輿論指出,“仇富情節”正在美國社會悄然滋長。
    “我對民眾的怨恨深表同情。”在經濟危機中仍大獲其利的“金融大鱷”索羅斯說,正是華爾街銀行的自私行為,給從“茶黨”到“占領華爾街”的反對現行體系的活動提供了誘因。
    10月6日,奧巴馬總統首度就“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發表講話稱,他從電視上看到民眾因經濟危機受到的傷害,但確實有一些制造了問題又不負責任的人在阻撓政府打擊腐敗的行動。奧巴馬坦言,“我認為人民很無奈”。

                                    政策之失

    抗議民眾對政府政策的疏漏同樣感到不滿。戈德斯通說,人們原本期待奧巴馬總統上臺后能夠改變經濟困境,但促成危機的銀行體系最終卻被政府救贖了。失望的人們現在只能通過采取抗議的直接行動,試圖改變自己的命運。
    《華盛頓郵報》指出,“占領華爾街”的示威者認為,金融資本家受到腐敗政客的暗中支持,他們打破了經濟體系的平衡,使得這一體系過度服務于權勢階層,草根階層因此深陷債務漩渦,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奧巴馬政府投入了巨額資金,拯救了一批“大得不能倒”的華爾街銀行,隨后又采取了兩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2010年7月21日,奧巴馬總統還簽署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個人消費者保護法案”,這是上世紀大蕭條以來美國出臺的規模最大的金融監管法案。
    但是,奧巴馬政府的諸多施政舉措并沒有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今年第一和第二季度,美國經濟僅增長1.9%和1.3%,而失業率則一直徘徊在9%的高位。有分析認為,奧巴馬總統在2012年大選前很難使失業率大幅降低,不僅如此,人們對美國經濟是否會“二次探底”的擔憂也有所增加。
    由紐約華爾街發端,抗議活動目前已蔓延到華盛頓、舊金山、洛杉磯、波士頓和丹佛等全美50多個城市,各地的示威人數也由最初的數百人上升到數千人。而根據一個名為“一起占領”網站披露的計劃,組織者希望在10月份將示威活動推廣到全美931個城市。
    對社會運動頗有研究的戈德斯通對本報記者表示,“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不會演變成中東那樣的動蕩局面,因為示威者只是希望政府的政策能有“較大的調整”。
    “如果抗議活動持續發展,或許能促成有利于勞工階層的新立法,或者至少能讓富人為聯邦政府承擔更多的稅賦。”戈德斯通說,“但這種情形,現在看來還言之過早”。

                                    利益之爭

    從“占領華爾街”這一社會現象背后,人們不難發現美國兩黨利益博弈的影子。
    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就業法案受阻以及今年夏天以來國會兩黨始終未能讓聯邦政府擺脫“預算門”的困擾,是促成全國范圍抗議活動最直接的因素。”戈德斯通對本報記者表示,“示威者希望迫使政府打破預算僵局,并采取一致行動解決經濟社會問題”。
    為推動4470億美元的就業法案,奧巴馬總統在全美奔波了數周進行宣講,但在國會山卻難以與共和黨達成一致。
    10月3日,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坎托稱,眾議院只會通過就業法案的部分內容。坎托還說:“我認為此時的華盛頓運轉已經十分失常,我們必須把注意力放在能夠取得進步的事情上。奧巴馬政府和國會都想做大事,但問題是雙方看問題的方式有天壤之別。”
    美國媒體公布的一項民調顯示,55%的美國人預計共和黨將重掌白宮,只有37%的人認為奧巴馬會贏得連任。奧巴馬總統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承認,他在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目前“身處下風”。
    但10月6日,奧巴馬又發出強硬口吻,誓言在2012年會對付那些阻止包括就業法案在內的經濟改革日程的人。
    “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到兩黨的政策取向,還有待進一步觀察,這取決于奧巴馬和共和黨方面對如何才能獲取更多選票的判斷。
    對抗議活動本身,美國公眾和輿論可謂喜憂參半。叫好者認為將美國從華爾街的手中拉回正軌的日子終于來了,政府應該再度確立并推行1932年的《格拉斯-斯蒂高爾法案》,但也有人認為抗議活動雖然得到廣泛響應,但缺乏有效的組織和領導,最終可能成為無政府主義者、反全球化者、反阿富汗戰爭和環保活動者的“大雜燴”舞臺。（摘自2011年10月11日《法制日報》）

                                 99%為什么反對1%
                                       眾石
    美國紐約的“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已經持續三周。最初，這被認為不過是一場失業青年發泄不滿的“鬧劇”，華爾街人士甚至諷刺說，這是“一群無事可干的人聚起來開一場PARTY”而已。但局勢發展正在超出很多人的想象。如今，抗議活動已由紐約蔓延到洛杉磯、波士頓、芝加哥等50多個大城市。活動的發起人甚至宣稱要發起一場全球運動。
    毋庸置疑，美國的游行抗議活動將目標鎖定為華爾街，旨在表達對美國金融體系的不滿，的確暴露了美國社會所面臨的最急切的現實問題。正如抗議者的口號“我們代表社會的99%，我們不再忍受那1%的貪婪與腐敗”。然而問題是，99%為什么要反對1%？
    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認為，過去20年間寬松的貨幣政策，制造了數額巨大的投機資本。因為全球經濟的規模有限，不足以支撐投機資本的預期回報水平，投機資本只能制造大幅度的市場波動，來“掠奪其他凡夫俗子的財富”。
    在他看來，華爾街上的抗議活動同前一陣倫敦街頭的騷亂都源于同樣的理由：政府削減財政赤字的做法，讓窮人最先蒙受了損失；而金融投機制造巨大的市場動蕩，獲利來源主要是中產階層，投機者利用他們的無知或者無助，奪走他們的財富；各國央行打著刺激經濟的旗號，拼命增發貨幣，同樣也在侵蝕中產階層的儲蓄，降低普通老百姓的購買力。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江涌認為，過去十年美國最大的失誤就是投入曠日持久的“反恐戰爭”。冷戰過后，美國原本可以“馬放南山”、“鑄劍為犁”，充分享受和平紅利。但這種思維不符合美國不斷擴張的戰略需求，他們選擇了“以暴易暴”，從此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在財政捉襟見肘的今天，美國每天還要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地燒掉4億美元。
    他認為，“美國病”包括產業“空心化”、經濟“虛擬化”，政府收入萎靡有限，支出剛性無限，財政赤字不斷創新高，接近GDP的100%。若加上美企、家庭與個人債務，美國負債已到天量，人均負擔18萬~25萬美元。如果沒有美元“印鈔機”的特權，如果沒有債權國持續“給錢”，美國早就破產。
    其實，早在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美國民眾對華爾街金融集團就怨聲載道了。2009年美聯儲推出量化寬松政策時，就有美國網友評論：“看吧，‘金融肥貓’們已經把上一輪票子吃光了，今后肯定還有第三輪、第四輪……”
    曾多次預測金融泡沫風險的美國經濟學家林登•拉魯什說，美國經濟事實上被一個強大的金融利益集團控制，他們從20世紀60年代就在美國掌握了各種權力，美國從此開始走向頹廢，從一個奮發向上、不斷發明創造的生產制造業國家，變為一個食利國家，人人都指望不需要努力就可以發財，靠剪“外國羊毛”——剝削別國為生。 
    這一切，更取決于美元是全球性貨幣。雖然它越來越不守信用，但地位無人撼動。既然“錢能生錢”，印錢就能換來商品和服務，那么還有什么必要繼續發展工業，或繼續進行科技創新活動？多年來，美國企業一邊把大量制造業轉移到勞動力便宜的新興發展中國家，造成美國本土的產業“空心化”；一邊又在企業內部大力拓展金融業務，在賺取超額利潤的同時，加劇美國經濟的“泡沫化”。
    資本的基本屬性就是貪婪和不勞而獲。在資本還處于早期擴張年代時，馬克思就給它定了性。到今天一點沒有改變。在傳統的實業領域，產業資本的利潤率一般在10%以下，例如長期以來美國汽車產業利潤率只有5%，從事這種又臟又累的“倒霉的事情”對于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來說毫無吸引力，因為從跨國產業轉移和金融衍生品交易中可以賺到幾倍甚至幾十倍的利潤，它們當然不愿意回到發展物質產品生產的老路上去。
    今天，美元依靠其世界貨幣的地位，已經把這種“金融癌癥”傳染到了全世界。據統計，目前全球每年的貨幣交易額高達700萬～800萬億美元，其中與商品生產和流通有關的部分只占1%；全球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額超過2000萬億美元，而世界GDP總額只有50萬億美元，與商品生產和流通相關的金融活動僅占2.5%。通信與信息革命加快了這一進程。本質上，那些在金融市場虛擬衍生出來的“貨幣”，不過只是一些電子符號。就像賭場里的籌碼一樣，它們不代表任何真實的價值。
    從某種程度上說，在全球經濟大危機之前，美國經濟體系的金融部門已經形成“一個自我膨脹、自我循環的體系”，如同一個大毒瘤，吸取著經濟肌體的血液和營養。這樣，整個經濟的投機賭博氣氛越來越濃厚，一有風吹草動，就可能瞬間崩潰。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這種巨幅“波動”不但使美國經濟自身無法持續發展，受到連累的還包括新興發展中國家在內的全球經濟。
    經濟學家李才元認為，不論是美國還是中國，包括世界各國在內的全球經濟正在經歷一場“金融內戰”：經濟結構中，實業是造血的骨骼，資源和金融是吸血的皮肉，二者必須有個合理的比重；世界經濟如今就像得了“肥胖病、高血壓”的人，早已氣喘吁吁。對各國來說，走出大危機的惟一出路是“止血加造血”——抑制資源泡沫、限制金融炒作、管住貨幣濫發、扶持實業和科技創新。
    但他表示，這個“沉重的共識”還遠遠沒有達成。如果強勢利益集團不能改邪歸正、以身作則，全球經濟的根本問題就很難解決，或許民眾的抗議會讓各國的決策者更加清醒，并真正做出正確的抉擇。
    中國更應該從“美國病人”身上學到些教訓和經驗。拉魯什曾警告美國貨幣當局，貨幣的幻影讓人們失去了理智。“錢生錢”游戲遲早會終結，人不能變成貨幣的奴隸。本質上，任何貨幣金融系統都不過是一個“紙面的系統”，從長遠看，人類的文明和社會的進步取決于可持續發展的實物經濟(physical economy)。 
陷入華爾街式的金融化賭局，或者陷入“惟GDP論”的數字幻覺，都不是可持續發展之路。因為最終，人們將不得不面對“99%反對1%”的困局，不但經濟肌體無法健康生長，社會生活也可能陷入動蕩和危局。（摘自2011年10月11日《中國青年報》）

                             華爾街因何成了眾矢之的
                                      眾石
    美國的“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愈演愈烈。10月6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記者會上稱，“美國民眾經歷了‘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全國各地、各行各業都遭受重大損失，但至今金融行業仍充斥著不負責任的行為，這些抗議運動表達了美國人民對金融系統的不滿。”
    如今聯合汽車工會、運輸工會與教師工會等工人組織加入了示威隊伍；全美75所高校開始響應游行活動；好萊塢的明星加入進來慰問示威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來到紐約，表示支持抗議者，聲討銀行的貪婪和無恥的投機。國際金融“大鱷”、量子基金創始人喬治•索羅斯也表態，“同情和支持”示威者。
    到目前為止，大多數參加者看來都是絕對的“和平抗議者”。最初有數百人因干擾交通被捕，但早已獲釋。一位參加游行的美國大學生在博客中稱，在大多數抗議者聚集的地區，警察和抗議者之間彌漫著很大的善意，“在早晨，他們還會分享咖啡和多納圈”。
    “占領華爾街”運動組織最近發布的第一份正式文件稱，怨憤不僅僅屬于年輕人，也屬于許多其他的美國人，“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將利潤置于大眾之上，自私自利置于法律之上，壓制置于平等之上，企業界掌管著政府的時代。我們行使自己的權利在此和平集會，就是要讓這些事實大白天下。”
    對此，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認為，“我們的金融市場承擔重要的角色，他們應該分配資本和管理風險，但他們已經分配不當并產生風險，而我們卻要承受其劣跡的成本。金融系統正在讓美國社會承受損失而使得私人獲利。這不是資本主義，不是市場經濟，這是一個扭曲的經濟。如果這種形勢繼續下去，我們不能夠實現增長，不能讓我們成功創造一個公正的社會。”
    當“股神”巴菲特上個月公開呼吁對美國國內富人增稅，以幫助美國政府削減預算赤字時，奧巴馬欣然表示贊同，并打算把這條建議稱作“巴菲特規則”。     
    在美國，政府規定投資性收益的征稅比例要低于工資性收益，這就造成了美國國內富人的納稅額要低于普通勞動者的現象。不過，這個向富人增稅的建議能否通過還是個未知數。美國國會的反對者大有人在，已經有議員表示，向富人增稅將損害美國小企業主的利益，還將間接擾亂美國就業市場。
    但人們意見并不統一，紐約市長布隆伯格10月7日嚴辭批評“占領華爾街”示威者，認為他們的訴求是“不現實”的，“沒有建設性”，對紐約經濟有害。他的理由是，示威者趕走金融企業，最后的結果只能是讓紐約失去眾多工作機會。他聲稱，勞工組織的示威者“是從被他們辱罵的公司老板手中拿工資”。
    美國人口普查局9月發布的報告，對金融危機三年來美國經濟社會狀況做出了悲觀的分析。報告顯示，2010年美國貧困率為15.1%，貧困人口達到4620萬人，為52年來最高；收入在貧困線一半以下的“深度貧困”人口為2050萬人，為36年來最高；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數量從2009年的4900萬人上升至2010年的4990萬人。同時，美國的貧富差距也在進一步拉大，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所得，相比1999年下降了12.1%，收入最高的10%的人同期只下降了1.5%，而同期收入顯著增長的唯一人群是最富有的1%的人群，他們擁有總收入的約1/5。
    這簡直就是給“占領華爾街”游行的正當性，提供了最精確的統計數據支持。
    對美國社會影響最大的“中產階級”在過去的十年更是遇到“發展的難題”，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還不及上世紀90年代末，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同樣都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被日益邊緣化。《赫芬頓郵報》創始人阿里安娜在其新著中指出，美國中產階級受到了金融界和大企業的“背叛”，而金融界和大企業又在不斷侵蝕著政界人物。她形容美國工業的基礎已經被“抽空”、教育體制“分崩離析”、基礎設施“破敗不堪”。
    對比而言，美國那1%的富人卻繼續著揮霍浪費的生活。據統計，今年以來美國奢侈品消費連續10個月呈現上揚態勢。美國媒體稱，購買9000美元一件的香奈爾外套需登記排隊，奔馳車今年7月比以往5年內任何一個7月都要賣得火。
    顯然，從某種程度上說，當越來越多的人都感到自己屬于99%時，對于另外1%的反抗和戰爭就不遠了。正如戴維德•格瑞伯的反思，“我們被告知的過去十年中的每件事都變成了謊言。市場不會自己運行，金融工具的創造者們不是從不犯錯的天才，債務并不真的需要償還——實際上，金錢自身已成為一種政治工具，如果政府或中央銀行需要，數萬億美元的錢可快速地在一夜之間流進流出。甚至連《經濟學家》雜志也有這樣的標題——資本主義：是一個好主意嗎？” （摘自2011年10月11日《中國青年報》）

                        “占領華爾街”再撬美金融監管神經

                                      王勇

    目前全美各地爆發的民眾“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反映出美國金融監管法案仍有改革的空間，同時在落實方面亟待加強。 
    美國經濟不景氣，華爾街成為了眾矢之的。9月17日至今，紐約乃至全美各地爆發了民眾“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希望改變美國只對富人有利的金融制度以及美國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的格局。筆者認為，華爾街制造出的紛繁復雜的金融衍生品，早就為美國的經濟危機埋下了伏筆。后危機時期，經過政府的援助，華爾街的金融大佬們剛剛緩過勁來，就又想重操舊業。看來美國的金融體系確實存在嚴重問題，美國的金融監管制度必須重修。 

                       虛擬經濟條件下的監管方式需根本改變

    長期以來，美國金融體系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虛擬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遠大于實體經濟。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上，一方面，虛擬經濟的發展確實為實體經濟帶來了好處，如美國貨幣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及與之相關的收入流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真實的購買力，金融、保險、房地產部門對美國GDP的貢獻遠比制造業大；另一方面，當金融創新和金融市場自由化蓬勃發展的同時，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卻開始下降，新世紀這10年的產出增長率下降到了上世紀60年代的2／3左右。 
    但虛擬經濟的總規模卻已經大大超過實體經濟。90年代中后期至今股票市值與GDP的比例達130%，債券市值占GDP的比例達150%，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與實體經濟呈現明顯的脫離狀態。而金融衍生品就更加嚴重，2000年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量已是美國GDP的8倍。從2003年到2007年，華爾街信用類衍生產品的金額從不到3萬億美元猛增到60萬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由美國五大銀行控制，摩根大通占有30萬億美元，美國銀行和花旗銀行各有10萬多億美元。這樣看來，美國每天流動的資金中只有極少部分用于實體經濟，其他絕大部分都在金融市場上進行著投資、投機這些錢生錢的過程。而虛擬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極容易產生系統性風險，乃至最終釀成金融危機。 
    可以說，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美國利用房產泡沫玩弄規模龐大的金融衍生品而產生的危機。不過今天，美國的虛擬經濟終于現了原形。因此，與個別風險的管理相比，虛擬經濟條件下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更艱難、更復雜。 
    過去，美國對付系統性風險的主要監管措施之一就是將金融市場明確分工并相互分割開來，如“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在商業銀行與其他金融服務業之間設置“防火墻”，禁止混業經營。但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市場自由化的影響，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之間的區分變得越來越模糊，以及金融市場全球化和一體化的程度日益加深，使得不論是國家間還是國際上，所有分裂的部分現在正緊密地相互依存著。尤其是在現代金融市場上，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金融創新活動越來越活躍，以前從未發生或從未預見到的事件也不斷發生，而往往正是全新的事件導致了最大的風險，最大的風險最終釀成金融危機。這就使得金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方式和理念受到了進一步的挑戰，傳統的分割使得監管機構對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及其他金融機構的風險控制計劃和行動越來越困難、越來越無效了，需要監管理念、監管制度進行根本的改變。 
    2010年7月15日，美國國會參議院最終通過了《多德——弗蘭克法案》，并于2010年7月21日由奧巴馬總統簽署生效。該法案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以來規模最大、最全面、最嚴厲、政府介入最深的金融改革法案。該法案內容涉及高管薪酬、風險交易、衍生品、消費信貸規則等。此次改革的重點就是新設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還計劃成立一個消費者保護機構即消費者金融保護署，保護消費者免受住房抵押貸款以及信用卡濫用等失當金融行為的傷害。法案還要求將之前缺乏監管的場外衍生品市場納入監管視野。上述方案，可以說，基本上能夠適應現代經濟金融條件下美國金融監管的需求。 

                        美國金融監管法案仍有改革的空間

    不過，目前全美各地爆發的民眾“占領華爾街”的抗議活動，又反映出美國金融監管法案仍有改革的空間，同時在落實方面亟待加強。 
    首先，未來美國金融體系改革，將使金融監管當局能夠通過可變利潤率及資金要求來控制信貸的可活動性。所以，法案中應增加特定的金融工具也需要改革的內容，其中包括重組或禁止信用違約掉期（CDS）和觸碰失效期權等部分衍生品交易。如果時機合適，還應限制或禁止這些衍生品。 
    其次，應充分發揮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和消費者金融保護署的監管作用。使這些監管機構通過加強金融監管，將美國的金融體系的主營業務引導到更多地支持實體經濟方面去，加大對金融欺詐的法律制裁力度。通過支持實體經濟，讓美國從過去的過度消費經濟模式中調整過來，使美國經濟和金融真正走上良性循環的軌道。決不能坐視華爾街在用了廣大納稅人的錢修復了金融系統后，卻又重新激活虛擬經濟，把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衍生品重新玩轉起來；更不能縱容金融巨頭利用金錢收買政治，而罔顧絕大多數納稅人的利益。 
    再次，為了確保單個的投資決策者不僅考慮其個體面臨的風險，而且將整個社會面臨的風險考慮在內，為此，金融監管法案能否增添如下內容：或者可以通過要求銀行部門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資本充足率達到一定標準，或者也可以嘗試直接對投資者的行動做出某些限制，如通過對短期資本流動收取一定的費用，迫使私人部門將其成本與短期資本流動可能對一國經濟造成的社會成本一并考慮在內；在某些情形下，監管者甚至或者可以對特定的資本流動實施直接管制。 
    另外，金融監管法案必須具有某種靈活性，必須基于風險管理的原則、而不是基于事先設定好的規則框架實施監管。其根本原因在于，作為現代經濟系統核心的金融系統，不再是一個簡單的服務系統，而是綜合考慮風險管理和自身發展的系統。因此，監管也就不能僅限于對金融業務、職能的管理，而應該堅持全面風險管理的原則。同時，監管者必須堅持基于市場變化的靈活性，對市場變化做出迅速的反應，因為任何約定俗成的規則和基于某些產品制定的規則，都不可能適應日新月異的金融市場的變化。 （摘自2011年10月11日《中國經濟時報》）

                  “占領華爾街”美國深層社會矛盾現“冰山”一角

                                      棕合

    美國民眾“占領華爾街”的抗議已經蔓延到舊金山、華盛頓、波士頓、丹佛等50多座大城市，示威者稱他們將在本月占領近150座美國城市，并準備在室外過冬，打一場持久戰。迅速升級的事態讓“占領美國”取代“占領華爾街”成為這場新世紀美國最大規模民眾運動的新口號，揭開了美國社會的“瘡疤”，由社會矛盾堆積的“冰山”浮出水面。

                               為什么要占領華爾街

    示威者自稱代表99％的社會民眾，要和1％的所謂精英階層對話。他們抗議華爾街“貪婪”無止境、指責政府救助少數金融機構而使多數人陷入經濟困境。
    失業率居高不下似乎是觸發示威的最主要導火索之一。在抗議的人群中，不少人在高呼“要工作！要工作！”根據美國勞工部公布的最新就業數據，8月份全美有30個州的就業人數下降，其中紐約州就業人數下降最多，當月紐約州雇主裁員2.2萬人，凸顯紐約州經濟和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對于就業率下降和經濟低迷，紐約市市長布隆伯格憂心忡忡稱，美國政府不采取措施擴大就業，美國國內就可能發生類似埃及和西班牙的街頭騷亂。而此次游行的參與者，大多數都是青年失業者，包括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示威者說，他們希望通過這次示威“顯示民眾的力量”，迫使華爾街的金融巨頭們吐出他們“霸占人民的財產”。
    深層次原因在于，美國有相當一部分公眾普遍認為美國政府對華爾街金融大亨的監管不到位。比如，針對美國政府巨資救援華爾街的同時，華爾街竟然一方面接受救援，另一方面卻高額分紅照分不誤。2008年美國華爾街金融企業員工獲得了總額達184億美元的高額分紅，相當于2004年金融業鼎盛期的水平。由于華爾街是此次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這就相當于某個人在捅了簍子之后未受到任何懲罰，反而按照最佳的業績分紅，而這分紅的錢還間接來自于簍子的受害者。
    之所以能夠按照最佳業績分紅，主要是由于美國政府的救市行為。究其本質，是用納稅人的錢救濟華爾街，為投機商的巨額壞賬埋單。與此同時，以華爾街為代表的資本家們憑借手里的金融衍生工具大肆撈取錢財，整體所繳稅率卻遠低于中下階層。美國的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公平正義遭到擠壓，美國公民們怎能不憤怒？

                              誰縱容了華爾街的貪婪

    一名抗議者這樣說：“在美國，1%的富人擁有著99%的財富。我們99%的人為國家納稅，卻沒有人真正代表我們。華盛頓的政客都在為這1%的人服務。”而這1%的代表，就是華爾街。華爾街無節制的貪婪，引發了抗議者們的不滿和嚴厲批評。
    三年前，美國政府信誓旦旦地要追究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要華爾街的大銀行為他們的所作所為負責。一年后，被稱為“大蕭條”以來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經奧巴馬總統簽字后生效，但是，受到兩黨政治和華爾街金錢游說的影響，這一法案不但做出了諸多妥協，更沒有給出破解大型金融機構“大而不能倒”困局的答案，一出生便先天不足。
    當局對華爾街整肅的無力令美國民眾不滿，更令民眾不安的是，面對現狀，他們認為呼聲并未得到政府積極回應。面對低迷的經濟和嚴重的失業問題，國會上和華盛頓不斷上演政治博弈，一再推出的國會議案和政府措施流于形式，難見成效。與此相伴的是華爾街陳習的留存和貪婪的依舊。
    正如《華盛頓郵報》網站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華爾街存在問題，但華爾街只是問題的－部分，需要審視并真正改革的，是華爾街（連通的）的制度鏈條。”

                               如何平息民眾的憤怒

    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之初，并未引起主流社會的討論與重視，在當地的主流媒體上也未見到相關的深度報道。不料這場運動以星火燎原之勢不斷展開，引發全世界的關注。
    美國“金融大鱷”喬治•紹羅什說，他能理解華爾街示威者的憤怒，對他們的抗議活動表示同情。《華氏9•11》導演邁克爾•摩爾和女演員蘇珊•薩蘭登還到示威者陣營探訪，以示聲援。事實上，這把火也已經燒到其他國家，甚至還通過網絡，準備在10月15日發動全球性的抗議活動。
    民眾的聲音顯然也驚動了總統奧巴馬，他在最近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對示威者的理解：示威者的一部分不滿意也是他的不滿意，那就是很多大銀行的行為不應當被允許，這些行為違反了法律，也造成了很多負面影響。因此需要制定嚴格的金融監管來制止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和魯莽的決定。
    有評論人士指出，無論如何，“占領華爾街運動”都給世界各國和地區以巨大警示。首先，必須遏制貧富懸殊擴大的趨勢。這對于亞洲新興經濟體國家是非常現實的警示。特別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的中國，絕不能走兩極分化、貧富懸殊過大的路子。其次，對于金融業的監管一定要跟上。管好貨幣投放，防止通脹；管好匯率，防止熱錢入侵；管好金融秩序，防止過度投機炒作和高利貸蔓延。特別是管好金融高管們的薪酬。如果金融高管們的薪酬長期無充足理由畸高，必將引發更大的民眾不滿情緒，因為，美國金融企業都是私營的。（摘自2011年10月12日《中國社會報》）

                       “占領華爾街”戳中了美國社會痛處

                                     楊川梅

    在美國，已持續20多天的“占領華爾街”抗議示威活動仍在發酵，并開始向全美蔓延。此次抗議示威活動以美國底層民眾的情緒宣泄為顯著特征，矛頭直指當前美國社會的種種弊端，其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已不容美國政府甚至國際社會忽視。目前西方國家經濟遍布陰霾，全球經濟面臨“二次探底”風險，美國也處于大選前的關鍵時期，這場運動很可能影響美國政府今后一段時期在醫療、保險、福利、稅收、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政策取向，并對美國經濟政策帶來一定影響，進而影響全球經濟。
    金融業是美國最具全球競爭力并最能產生全球性影響的行業。華爾街是美國金融的象征，是美國繁榮的表向。但是當前這場名為“占領華爾街”的運動，卻以直觀的口號宣泄著美國民眾對華爾街的不滿。
    一邊是財富的過度集中，一邊是整個國家層面的經濟不景氣。從口號中可以看出抗議者的訴求――“99%的社會民眾要和1%的精英階層對話”。這樣的口號可以說是當前美國社會矛盾的寫照，它戳中了美國社會痛處。應該看到，這場表面上針對美國金融界的抗議，其本質卻是美國普通民眾對改善生活的渴求，對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的不滿，以及對國家經濟前途的擔憂。金融危機爆發3年來，盡管美國政府出臺一系列應對措施，但美國經濟卻并沒有走出衰退。今天的美國有著怎樣的經濟狀況呢？最底層的人們感受最為直接：就業市場難以好轉，社會保障體系入不敷出，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此次游行人員最初以失業者、士兵、學生為主，他們并不是美國社會的中流砥柱，在美國的政治生態中也處于最容易被忽略的底層。但在當前全球經濟暗淡無光，美國經濟也面臨巨大壓力這一宏觀經濟大背景下，示威者們對華爾街這一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的控訴，以及對國家經濟前途的擔憂，卻引發了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美國全社會的共鳴，并引起全球的強烈關注。
    而在政治層面上，美國新一輪大選正處于關鍵時期，面對大規模抗議活動，美國兩黨如何借勢而為，很引人關注。此次抗議活動，兩黨其實都是矛頭所指。打著變革口號上任的奧巴馬，沒有交出解決經濟問題的滿意答卷。而共和黨在是否對富人減稅等方面的主張，顯然也與底層民眾的期望有一定距離。事實上，此次抗議活動的最終著眼點是對生活質量的訴求，兩黨是否會為了選票而在社會福利、稅收、醫療、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做出討好選民的改變？是否又會帶來美國經濟政策的變動？這些都引人關注。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時期，除了美國，英國、法國、希臘、葡萄牙等西方國家也都爆發了不同規模的抗議活動。后危機時代，大部分西方國家實體經濟復蘇遲滯，結構性失業難題短期無法解決，銀行資產和家庭財富縮水，私人消費與企業投資萎靡，更有一些國家在財政赤字與債務的陷阱中難以自拔。對未來生活的沮喪和國家經濟信心的缺失，正是當前西方世界所面臨的共同社會心態。對中國來說，有必要關注兩方面國際變化所帶來的影響：一方面，西方世界也許正醞釀著一場深層次的社會變革；另一方面，更要做好西方國家向新興經濟體“轉嫁”危機的準備。 （摘自2011年10月11日《中國經濟導報》）

                            貧富分化——99%美國人的痛

                                    喬繼紅

    “金融危機是我的噩夢”。
    “我們代表99%的社會”。
    “華爾街得到救助,我們卻在變賣資產”。
    “政府采取的救助措施有效阻止了華爾街大規模破產,卻未能讓普通美國人受益,美國社會正在分化”。

記者手記
    在美國新澤西州雷克伍德鎮,記者沿著一條高低不平的土路走進叢林深處,來到了這個遠近聞名的“帳篷城市”。這里生活著70多名無家可歸者,身無分文、只能依靠帳篷和簡易板屋遮風避雨,靠附近教堂和好心人施舍的食物果腹。而幾年前他們中的一些人曾生活在城市,過著有尊嚴的中產階級生活。但一場金融和經濟危機奪走了他們的一切。

                            “金融危機是我的噩夢”

    生活在“帳篷城市”的瑪麗蓮•博朗茨威格兩年前失業,原本是個設計師,年薪10萬美元,丈夫是電臺記者。她對記者說:“金融危機是我的噩夢。”而她的困境在美國并不罕見。很多中產階級原本收入頗豐,但卻沒有儲蓄習慣,很多人甚至處于負債狀態。因此,一旦失業就不得不為生計發愁。
    目前,美國的失業率依然保持在9.1%。據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亨利•法伯的研究,經濟衰退期的失業人群再就業時,薪資水平平均比之前低17.5%。另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調查結果,到2011年6月,剔除通脹因素后,美國中等家庭收入為49909美元,兩年間減少了6.7%。

                             失去工作與派發大紅包

    “華爾街得到救助,我們卻在變賣資產。”從9月底開始,華爾街上的抗議者非常憤怒。2010年,共有14.3%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6.3%深度貧困,收入不到政府貧困線的一半。到今年5月,全美共有4580萬人申請政府的“營養補充援助計劃”,必須依靠政府救濟才能填飽肚子。
    而與此同時,依靠政府援助渡過難關的華爾街卻在大肆分紅:富國銀行首席執行官約翰•斯頓夫去年拿到1760萬美元,保德信金融集團總裁約翰•斯特朗費爾德拿了1620萬美元,高盛首席執行官勞埃德•布蘭克芬拿到1410萬美元。就連仍處困境的美國銀行還給前首席財務官薩莉•克勞切克發了600萬美元“遣散費”。
    一邊是中產階級在經濟衰退期間失去工作、失去房屋、失去所有積蓄和生活來源,一邊是危機的始作俑者仍在給高管派發大紅包。這種巨大的貧富反差,正是“占領華爾街”運動風起云涌的主要原因。

                               99%對1%的不滿

    根據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研究,2009年美國1%最富有家庭的資產是普通中產階級家庭的225倍,創歷史最高。走進“占領華爾街”抗議人群,我們聽到最多的是“我們代表99%的社會”。這正是99%對1%的不滿。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金融與發展》雜志最新公布的報告,在本輪經濟衰退之前,美國最富有的1%人群享有整個社會財富的23.5%(上世紀七十年代時僅10%),2008年金融危機后,這一比例略有下降,但到2009年升至約40%。而80%社會中下階層人群僅享有社會總財富的7%。
    “我們的社會在分化,分化成兩個階級,”抗議者詹姆斯•魏澤貝說。在他看來,華爾街大銀行已開始盈利,但對普通人來說,情況卻越來越糟。“我有個兒子,已經21歲了,卻找不到工作。”
    美國世界政策研究所主席烏克對記者說:“金融危機后,政府采取的救助措施有效阻止了華爾街大規模破產,卻未能讓普通美國人受益,美國社會正在分化。”（摘自2011年10月12日《新華每日電訊》）

                 外媒：“占領華爾街”將成民主黨競選利器？

    【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站10月10日報道】題：民主黨接受“占領華爾街”運動，共和黨繼續打擊
    民主黨與“占領華爾街”運動保持距離的日子看來要結束了，而共和黨仍在頻頻攻擊抗議者。
    有那么一段時間，民主黨方面似乎把這一運動看作一個瘋狂的親戚。不過10日民主黨眾議院的競選機構明確表示支持這一運動。
    民主黨國會競選委員會官員羅比•穆克在給支持者的一封電子郵件中說：“抗議者正在紐約和全國聚集，為的是讓億萬富翁、石油大亨和大銀行家們知道，我們不會讓最富有的那1%的人把嚴酷的經濟政策強加于普通民眾，并對重要的福利項目進行大幅削減。”
    電子郵件請收件人簽名表示對抗議的支持，這說明過去幾天民主黨高層對這一運動的態度發生了可以說是突然的變化。
    先是副總統拜登和總統奧巴馬表示他們同情這一運動。接著眾議院民主黨領袖佩洛西10日表示了全面的支持：“我支持他們的訴求，不管是對華爾街還是政治領導層又或是其他什么，改變是必須的。”
    【俄羅斯《消息報》10月10日文章】“占領華爾街”運動如今正如火如荼。人數不多、缺乏嚴密組織的團體捕捉到了當前美國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思潮，拋出了自身訴求，也戳中了國家的痛處。
    運動矛頭主要對準的是大公司、大財團的貪婪。的確，近30年來，美國大企業及基金公司負責人的收入上漲了數倍，而普通工人的收入卻仍停留在上世紀80年代的水平。
    推動人們走上街頭的另一個因素是失業率居高不下。近9%的失業率維持了太長的時間，而且問題一直無法解決，與此同時，眾多企業以資金困難為由，紛紛在最近宣布裁員。
    有專家認為，目前的美國局勢有些類似“阿拉伯之春”，但事實并非如此。沒有人提出要推翻政府。人們只是呼喚美國價值觀。該運動已進入第4周，但并未發生沖突。局勢仍在掌控之中。
    至于該游行對奧巴馬的選情是利還是弊，目前尚難預料。游行者中有眾多奧巴馬的擁躉。他們支持奧巴馬、擁護他的改革。隊伍中甚至打出了“奧巴馬是我們的總統”的口號。客觀來講，競選活動已經拉開帷幕，這對奧巴馬是有利的。
    國會中的共和黨人早就定下目標――讓奧巴馬淪為“只干一屆的總統”。國會目前將主要精力集中于同奧巴馬的明爭暗斗上，而不是處理當前亟須解決的問題，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如今，此起彼伏的街頭抗議一定會對國會產生影響。因為這一運動反應了美國社會的呼聲，國會必須重視，因為明年不僅有總統選舉，眾議院的全部、參議院的1/3席位都面臨改選。（摘自2011年10月12日《參考消息》）

                     美國媒體為何對“占領華爾街”失聲失焦

                                   甑言 曉剛

    自9月17日以來，一場名為“占領華爾街”的游行抗議運動在美國愈演愈烈，波及上千美國城市，聲勢日益浩大，加入抗議的社會組織和民眾日益增多，政治訴求十分明確：改變美國不公平不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美國人民已無法忍受長期被資本操控的命運。
    但奇怪的是，這場席卷全美國的抗議風暴卻被美國媒體“忽略了”。一反他們一貫唯恐天下不亂的風格，實行低調處理。美國各大主流媒體要么視而不見，要么輕描淡寫，與他們在別的國家發生類似事件時的表現完全迥異。當自己家爆發了“華爾街革命”的時候，美國所謂的“新聞自由”哪兒去了？
    現實情況是，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走上街頭，呼喊著“我們代表99％”、“華爾街需為一切危機負責”、“將金錢踢出選舉”、“要工作，不要戰爭”、“現在就革命”、“重塑美國”等口號，目標直指華爾街毫無節制的貪婪、美國政府不負責任的放縱，以及民生維艱的蕭條現狀。示威者將不滿的怒火噴向深陷貧富懸殊、金權交易、黨派惡斗、戰爭泥淖的美國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體系。他們坦言，“組織這些抗議活動就是要告訴民眾，美國目前的體制已經行不通了”；而活動發起者則將其與“中東北非革命”相提并論，明確表示“跟我們在埃及、希臘、西班牙和冰島的兄弟姐妹一樣，我們計劃使用群眾占領這一革命戰術，恢復美國的民主”。對于這些人，美國警方不僅戒備森嚴，多次進行大規模拘捕，還使用噴射辣椒水，甚至發生暴力沖突。
    美國媒體在不得不說的窘境下，把“占領華爾街”運動描述為“小打小鬧的街頭話題”，說什么是烏合之眾，沒有什么現實意義，缺乏明確的政治訴求。總之一句話，不值得關注。在他們眼里，示威者是一些“只考慮眼前利益的膚淺之輩”，是一群“無所事事、癡心妄想的傻子”，警方拘捕700多名示威者只不過是因為“交通占道問題”，完全不應受到批評。如果發生在別國，拘捕幾個人就是暴政，就是殘酷鎮壓了。明明美國大眾已經對制度完全失望了，美國媒體卻說這套制度沒出任何問題。
    一直以來，美國媒體對別國的群體事件極為關注。一有風吹草動，在第一時間就開動全部輿論機器，不惜版面、頻道、時段，不惜添油加醋、造謠抹黑、移花接木，越亂越令他們亢奮。在他們的報道中，別國的示威者往往是政治訴求明確而正當，手段和平而合法，政府和警方的行動則往往是無視人權的鎮壓和屠殺，鉗制民主自由的反動舉動，等等。美國媒體熱衷于插手別國事務的這種表現，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常識”，但很明顯，好像這并不適用于美國自己。
    不僅美國媒體在內外事件的報道上表現虛偽，美國不少政客同樣慣于使用雙重標準。如果其他國家發生類似的“占領運動”，美國這些政客無不會祭出民主、自由、人權等口號，搖旗吶喊、說三道四，借機牟利。但對待本國民眾的“占領華爾街”運動，這些政客卻又是另一副面孔。在他們嘴里，示威者是一群“失敗者”，是“刁民”、“暴徒”，“這是一場危險的階級戰爭”。雖然美國總統奧巴馬以及其他民主黨人士對抗議人群表示出一些同情，但個中頗有安撫意味，更多的是出于維護自身黨派利益和近期選舉考量。從各種聲音中不難發現，兩黨對華爾街的偏向和袒護異曲同工，并沒有人真正傾聽廣大民眾的抗議訴求。
    美國媒體完全無視本國積重難返的制度弊病和日趨激烈的社會矛盾，表現出一種驚人的“政治正確”，令全世界再次見識了美國新聞輿論生態的真面目。在資本當家作主、資本說了算的美國政治經濟制度之下，各類媒體完全淪為資本的奴隸，成為供利益集團驅使的工具，而華爾街作為金融資本的大本營，從來都是媒體的老板，而不是受媒體監督的對象。美國媒體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的表現，深刻揭露了其為資本服務的本質和功能，戳破了美國所謂“新聞自由”、“客觀公正”的假面具。要知道，華爾街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和金融體制的象征，很明顯，“占領華爾街”就是要對這個制度和體制發出抗議，美國媒體怎么可能為此助陣？
    實際上，美國媒體一直是美國資本利益和政治經濟制度的鼓吹者和捍衛者。他們把美國制度描繪成普適的、終極的、不可逾越的，而對資本和軍工財團操控政治、縱容欺詐、權錢交易閉口不談。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泡沫破滅，但美國媒體卻從未對華爾街的罪惡和自己國家存在的制度性問題進行深刻反思。反而不斷地進行各種辯解制造謬論，自夸美國永遠強大、信用永遠3A，不惜大印鈔票、以債養債、打腫臉充胖子，一方面堅定地維護和鞏固華爾街資本的利益，同時不斷地將國內問題和責任轉嫁栽贓到其他國家身上。一貫標榜自己監督政府、守望社會的美國媒體，自始至終沒有發出過有價值的調查和拷問，反而不斷地為華爾街和美國政府的所作所為進行辯護。此次“占領華爾街”運動的興起，直白地將美國政治經濟制度弊病和社會深層次矛盾揭露在世界面前，但面對資本利益，美國媒體惟有不敢觸及、不愿觸及、無法觸及，這是由其鮮明的本質立場和根本功能所決定了的。說白了，美國媒體是端人家飯碗，就給人家打工賣命，就服人家管。
    一段時期以來，國內有一些人對美國所謂的“新聞自由”羨慕贊賞、頂禮膜拜，新聞界有一些人也將其視為樣板，鼓吹引進照搬過來。事實上，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完全是另一套標準：從北京奧運會到上海世博會，從拉薩“3•14”事件到烏魯木齊“7•5”事件，從人民幣匯率到中美貿易，從南海問題到對臺軍售，從社會穩定到互聯網管理，美國媒體不斷在有關的中國話題上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甚至無中生有地制造事端，甚至不惜導演無聊的“行為藝術”，并加以放大。而華爾街成千上萬人喊著“革命”口號上街的大規模抗議，卻在美國媒體那兒淪為不值一提的“八卦話題”。這里頭看不到什么“新聞自由”，看不到什么“客觀公正”，真正看到的不過是美國媒體基于資本利益、美國利益所一貫嚴格恪守的“政治正確”而已。這難道不是活生生的教材嗎？
    一場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其后發生的故事告訴我們，華爾街資本泡沫破滅了，美元霸權地位破落了，美式制度神話破產了，西方自詡不可動搖的價值觀也動搖了。對于中國新聞媒體來說，就是要認清所謂西方“新聞自由”的極端虛偽性，打破西方媒體壟斷國際輿論傳播秩序的現狀，打破西方媒體營造的新聞“鐵幕”和“鴻溝”，讓中國的聲音在全球化時代和世界媒體競爭中愈發響亮。（摘自2011年10月11日《北京日報》）

                           美國人如何看“占領華爾街”
                                      凌朔

    眼下仍在美國紐約上演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聲勢浩大，但對于看慣了示威活動的美國人而言，似乎不算新鮮。當然也有人不這么認為。一些上了年紀的美國人把“占領華爾街”運動與上世紀６０年代的抗議華爾街活動相提并論，認為它標示著一個新示威時代的開始。
    保羅•弗里德曼今年６４歲。當他在華爾街邂逅那群著裝不整、抗議不平等的年輕人時，旋即想起了自己的學生時代。上世紀６０年代時，弗里德曼還是個學生。從１９６４年開始，他持續１１年參加在華爾街舉行的示威活動，從一名普通參與者變成活動組織者。當年，他們抗議越南戰爭，抗議種族歧視。
    在他看來，如今的這幫年輕人們與當年的他們頗有一些相似。“占領華爾街”抗議高失業率，抗議政府不作為，抗議政府救市、救金融、就是不救失業者，抗議政府縱容富人越富窮人越窮。而且，與當年打著越戰一樣，如今的美國在外背負兩場戰爭的經濟負擔。 “我內心發現，這與６０年代的情形非常相似，人們缺少機遇，人們丟失希望，這種經濟正如出一轍地表達出來。”
    所以，１０月５日這天，弗里德曼和一幫輟學學生、失業年輕人一道，在華爾街游行。他以自己當年持續１１年的示威經歷判斷，已持續三個星期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剛剛開始。
    ６０年代后，美國掀起多場大規模示威游行浪潮，包括８０年代抗議政府對中美洲國家政策、９０年代抗議自由貿易、２００３年抗議伊拉克戰爭。但路透社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與那些示威潮相比，“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初衷更像６０年代的那些活動。理由是，后來的諸次示威潮都有一個“固態”的理想或口號，通常是為國家而示威，而“占領華爾街”和６０年代的示威潮都具有一個特點，那就是“為了自己”。
    ６０年代時，許多美國人走上街頭是因為他們對生活的各種不確定持懷疑態度，因為不知何時，你的男朋友或者兄弟或者兒子就會被送到越南戰場為總統打仗；而如今，許多年輕人心中的“不確定”是，不知何時，自己就會因債務而輟學，就會因畢業而失業，就會因裁員而無所依附；尤其可恨的是，身邊的富翁們可以享受低稅率，享受政府救助，享受待遇保護。
    路透社采訪不同領域的人士后發現，這場運動出人意料地獲得廣泛理解與同情。美國達拉斯儲備銀行行長理查德•費希爾說，這場游行示威是對持續高失業率的合理反應。 “我同情他們，沒想到吧，”費希爾說，“我們有太多人失業太久了，他們非常失落，我們理解他們的失落。”
    曾在２００８年接受政府救助的通用電氣資本公司總裁邁克爾•尼爾說：“如果我現在是失業大軍中的一員，我也會滿腔怒氣。現在有許多心存怨氣的人，卻沒有什么鼓舞你的理由。”
    不過，一些立場中立的分析師認為，這場運動可能不會產生多大的效用，因為，運動緣于一種“中產階級幻想”。所謂“中產階級幻想”，是指，許多美國人習慣于把自己預先設想為“中產階級”，一旦失業，幻想破滅，許多人難以承受心理落差。
在歐洲，工人通常敢于毫不隱晦地宣布他們是工人階級，而在美國，許多工人羞于承認這一點，在他們的“美國幻想”中，他們總覺得自己的美國工人身份就是世界的中產階級。正是因為這一意識上的偏差，引發心理落差，進而形成宣泄。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3期，據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