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化”東方的使命，又來了？

Hayrettin Yucesoy著

劉伯松譯

二戰結束后，民族解放運動轟轟烈烈地把殖民主義統治者趕走，“去殖民主義”曾經瘋狂一時，獨立自主的熱情也曾經高峰一時。但接著面對殖民主義統治者遺留下來的爛攤子，手空空無一物，新興國家真的無從著手；加之此時一場意識形態的美蘇冷戰暴發，很快也吹向亞非拉，國家剛剛起步，好不容易擺脫殖民主義，現在再次遭遇不必要的挑戰，發展路子再次被歪曲。

冷戰結束后，中國、印度、巴西等所謂“第三世界”國家迅速發展，起飛崛起，成為一股阻擋不了的新興勢力，四處找資源找市場，驚動了享受殖民主義帶來長期穩定和繁榮的西方各國，并大大地削減了他們對高高在上的理念和制度的信心，一種不服氣的情緒在知識界和政界慢慢地形成一種風氣。

于是有人說，利比亞戰爭是一場知識分子的戰爭。有人解讀為這是理想主義的人道干預或戰爭，也有人解讀為這是務實主義的國家利益戰爭。但與相應歷史對話方式去解讀這場戰爭倒是新鮮的。尤瑟索教授提出“文明使命”去解讀西方的利比亞戰爭。

殖民地已成為歷史，但殖民主義思想仍在。當前利比亞戰爭最出力的法國、英國和意大利都是利比亞的前殖民者，法意兩國承認反政府勢力是不是顯示殖民主義幽靈再現？在此，特別譯介尤瑟索教授的文章如下：（劉伯松）

正如英國首相卡梅倫最近所宣布那樣，英、德、法、美等5國已開始談判，如何支持利比亞脫離暴力專政，并幫助創造條件讓利比亞人可以選擇自己的未來。

看來，由于他們對于突尼斯和埃及的革命措手不及，美國和歐洲列強后來決定采取主動了。

利比亞軍事干預背后的推理，不禁讓我想起1885年，當時的殖民列強在柏林會議的一項聲明：

“聯合一起看管本土部落的保存，并照顧他們道德和物質福祉條件的改善...教導本地人和帶給他們文明的祝福。”

如今談及中東政策時，似乎沒有多大的變化！

在挫折的時刻，我真想回讀吉卜林的“哦，東是東來西是西，兩者永遠要分離”的名言去找尋慰藉，并解釋為什么美國和歐洲列強，那么熱情、那么匆忙發動軍事行動。

但是，西方主義，就像它的姊妹“東是東”一樣虛假，嚴重歪曲了世界常被稱為“西方”的部分。

因此，問題的根源不是“西方”，而是一種特殊的政治-經濟-軍事機器；一個帝國，采取所有必要的手段，在世界各地尋求主權而不是合法性，不理自己人民的志愿，令他們和世界上任何其他人一樣容易受到政府政策的傷害。

合法性問題

看著美國和歐洲的政策在該地區展開各種形式的自發、自邀、不受歡迎的利比亞干預，我對政治道德要提出一些問題。

究竟是什么促使軍事干預，對美國和歐洲而言，是可取的、適合的、熟悉的，盡管其性質是粗野的、出奇務實的、自私的、傲慢的和無禮的？

為什么政府冒稱有發動軍事攻擊的特權，盡管事實上，他們的行動是缺乏國內合法的民意支持和利比亞人民的明顯需求？

在近代歷史上，有什么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美國和歐洲列強政策制定者的思維方式？

我們知道眼前的答案是什么。我要排除人道主義和利他主義的理由。他們都是靠不住的。

美國和歐洲列強在該地區確有一些平凡的、具體的、務實的國家利益。他們認為該地區對他們簡直太重要而不能不理的。

明顯的是，北約行使權力者除去卡扎菲后如何努力光榮爭取份額、嵌入在利比亞的最終分配自己的合同里、為可能為干預敘利亞和伊朗造成一個先例、設計和主導中東的變化浪潮、并把歐洲轟轟烈烈地注入世界政治。

國際政治語言重視民族國家利益為國際空間的通用語，那里最終是由強大的武力和/或權力平衡所主宰的。但我不想談這個問題，讓那些比我更有資格的分析員去闡述吧。

“白人的負擔”

下面是一個更精細、更無處不在，而且更危險的暗流——在利比亞聯盟的干預里，可見到一種特定的態度和心態：柏林會議參加者的心態。

我在這里特別指的是“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的論述，我認為這是19世紀歐洲治國文化的深層基礎。

這種論述有助于為殖民政策辯護，同時，也減輕了殘暴殖民事業造成的道德和認知的失調。

無論是公開或暗示的表述，“文明使命”一直被看作為一種模式，方便書寫殖民化人民的歷史、重塑身份、文化、社會經濟和政治結構，這樣可使殖民者理解和使用。

目前在利比亞企圖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正進行中）正是這種類似殖民主義的過程。

通過監護模式，美國和歐洲列強公布，以防止獨裁者傷害利比亞人（我注意到，這涉及到其他獨裁者，但我不打算討論這個雙重標準），并安置一個友好政府，不會構成在該地區危害他們的利益。

因此，利比亞的軍事干預傳達一個信號，回歸“半魔鬼，半孩子”的心態論述，而“幼稚化”（infantilises）殖民地人民：阿拉伯人不能代表自己，他們必須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不能夠解決他們的問題，需要文明國家為他們解決。

他們以這種慈父般的照顧和保護，必要時，強制和懲罰，目的在一步一步培育阿拉伯人（和穆斯林），這樣可使他們能夠克服他們的文化（單數）負擔和不發達。

更新干預論述

正如羅蘭·巴黎分析了國際和平建設和文明使命之間的關系，設計的革命，也似乎代表一個更新版本的“文明使命”，或殖民時代的概念，即“高級”的歐洲國家有道義上的責任，“文明化”他們殖民地的土著社會。

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心態。正因為它根本令人作嘔、自私、自大，只能導致美國和歐洲中東關系的不健康前景。

從短期來看，它剝奪了革命者的道德高點，削弱了他們事業的信譽，并鼓勵了獨裁者依賴國家、部落和仇外敘述來團結及支持自己。

從長遠來看，它為新形式的殖民主義和和依賴性打開了大門，并在美國和歐洲列強的公民之間，通過歪曲干預和其結果，傳播一種無罪甚至自豪的錯覺。

因此，解讀干預有幾種可能。人們可以解讀為無私的，真正目的是在幫助革命者。你也解讀為務實的，干預目的旨在保護美國和歐洲列強在利比亞和該地區的切身利益。

雖然這兩種解讀都是合理的，但它們卻在暗示和回聲另一個長期的敘述。

因此，我傾向于把干預當做對話來解讀。在其相應的歷史以外，人們無法理解軍事干預和它所引起的敘述，這就是殖民地文明——白人的負擔。

我還沒看到另一個對軍事干預可行的另類解讀，對這方面有清楚的分析。

無論是人道主義或務實，利比亞的政策和該地區的形成是根據“文明使命”的，直至及除非決策者作出合理的決定，想通、搞掂和放棄殖民地的遺產。

看到披著羊皮的狼，幾乎錯過了美好的舊圣戰心態，雖有令人厭煩的野蠻，倒有足夠的勇氣和誠實的俠義把它的敵人稱為敵人。

（Hayrettin Yucesoy博士是美國圣路易斯大學歷史副教授，近作《中世紀伊斯蘭帝國的彌賽亞信仰與政治》（Messianic Beliefs and Imperial Politics in Medieval Islam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本文原名“A mission to ‘civilise’the East again” 發表于半島電視臺網站 2011-04-11）

二戰結束后，民族解放運動轟轟烈烈地把殖民主義統治者趕走，“去殖民主義”曾經瘋狂一時，獨立自主的熱情也曾經高峰一時。但接著面對殖民主義統治者遺留下來的爛攤子，新興國家兩手手空空，真的無從著手；加之此時一場意識形態的美蘇冷戰暴發，很快也吹向亞非拉，國家剛剛起步，好不容易擺脫殖民主義，現在再次遭遇不必要的挑戰，發展路子再次被歪曲。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