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阿拉伯巨變：危機源自內力 訴求始于民生　　

　　

2011年04月09日 　　

　　

來源：新華網-國際先驅導報

　　

　　

【作者】《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 馬曉霖 　　

　　

（博聯社總裁、中東問題專家）

　　 

　　

【編者按】　　

　　

自去年底突尼斯變革以來，阿拉伯當前這場民眾運動已過百日。如何看待這場讓人始料不及、充滿爭議和前景莫測的阿拉伯“大地震”，是學者和政治家都頗為頭疼的課題，因為一千個人或許有一千個答案，更何況，它遠非蓋棺定論之時。《國際先驅導報》特邀中東問題專家、博聯社總裁馬曉霖撰文，為讀者勾勒這場“大地震”的圖譜。

　　 

　　

　　 

   一只蝴蝶，輕輕離開一朵花瓣，抖動翅膀，在浩瀚的亞馬遜河谷翩翩起舞，其渺小的蹤跡很容易被斑駁的陽光及細碎的水影所隱沒。但是，由于某種人類五官難以感知的聲波共振，這殊難察覺的蝶舞居然在幾周后喚醒一股巨大的張力，推動洋流排山倒海直擊數千里之外的大西洋彼岸……這就是氣象學上著名的“蝴蝶效應”。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失業大學生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絕望中引火焚身，不治而亡。他以反叛教義的極端方式，為生存和尊嚴自戕抗爭，旋即在突尼斯、埃及、北非、西亞乃至整個中東誘發翻天覆地的社會與政治海嘯：29天，突尼斯總統本·阿里棄國出逃；18天，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被迫辭職；也門總統薩利赫在示威者和兵變部隊夾擊下幾近下臺；巴林、沙特、約旦、阿曼陸續出現罕見的抗議風潮；一向控制很嚴的阿爾及利亞和敘利亞面對拼死抗爭，不得不相繼取消緊急狀態法。最讓人驚愕的是，這場海嘯居然催生利比亞空前內亂和西方主導的又一場地區局部戰爭！　　

　　

人言中東是帝國覆亡之地，我謂中東也埋葬預言家——沒有誰預料到一次粗暴執法能顛覆國家政權；一個青年自焚能誘發席卷阿拉伯世界的歷史嬗變，而這場嬗變依然處于震蕩的進程中和上升期，尚難預知其沖擊波止于何處何時，它誘發的各種矛盾重組和利益碰撞，無論是在各國內部，還是整個地區，甚至世界范圍，都充滿變數而令人眼花繚亂。

　　 

　　

一、一場典型的“三無”運動

　　 

　　

危機源自內力而非外力；訴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癥結在于整個社會系統需要改版升級而非簡單修補　　

　　

筆者認為，這首先不是一場令人諱莫如深的“顏色革命”，而是“本色革命”或“無色革命”。這是一場典型的“三無”運動——無明顯宗教主張驅動，無強大反對派組織，無明顯外來敵人唆使，特別是作為震源的突尼斯和埃及。　　

　　

宗教、反對派和外力都是街頭運動風生水起漸成規模后才陸續跟進，因勢利導。學界也有人用兩個“第三次浪潮”來概括這場阿拉伯“大地震”：這是新一輪經濟危機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始于金融泡沫誘發的美國經濟危機，跨越大西洋登陸歐洲衍生為主權債務危機，接著又南下地中海殃及彼岸的北非西亞。這也是新一輪地緣政治變革的第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的蘇歐巨變，其余震在數年前曾引發獨聯體和中亞國家的“顏色革命”，今年繼續向西聳動阿拉伯版塊隆起碎裂。　　

　　

無論如何，這是一場具有廣泛和深刻世界意義的地區變革。橫向看，其震蕩烈度、輻射規模和連鎖反應絕不亞于那場蘇東巨變，區別在于，蘇東巨變以眾多國家重獲獨立和重擇發展道路而告終，而這場變革并未導致國家主權易手和意識形態顛覆。縱向看，其社會和歷史意義堪比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獨立運動，區別在于，當時的政治潮流是反帝、反殖民及爭取民族獨立和自決，而當今的基本訴求是中低層群眾由爭取改善民生和保障公民權躍升為反不公、反腐敗和反專制。這是阿拉伯現代化進程的第二次跨越。　　

　　

這場變革具有明顯的自發性和內生性。　　

　　

它不同于以往自上而下的精英改良或軍事政變，完全是一場自下而上的公民運動，不僅事先了無跡象，“大風起于青萍之末”，而且起初缺乏統一的組織、宗旨、口號、綱領和目標，呈現明顯的盲動性和草根氣質，并在對抗與磨合中逐步形成更高、更清晰和更統一的政治訴求——變革政權。　　

　　

它也不同于以往異質文明進入而觸發的沖突，而是從地緣政治位置和經社發展水平都處于核心區域的兩個國家發軔，向周邊國家和外圍漸次傳遞，外溢效應迅速而顯著，在當代國際政治史上頗為罕見。　　

　　

自然地震主要是地殼內部力量的變化而引發。這場阿拉伯變革也只有從內部尋找成因才能理清來龍去脈。解剖突尼斯和埃及兩只已經落地的“麻雀”，我們可以發現太多共性，甚至可以找到其他阿拉伯“麻雀”的相似性和同一性。　　

　　

簡言之，危機源自內力而非外力；訴求始于民生而非民主；癥結在于整個社會系統需要改版升級而非簡單修補。

　　 

　　

二、“三高三低”映照民生多艱

　　 

　　

民生艱難的對面，卻壁立著萬億石油美元的海外資產及帝王將相窮奢極欲的排場奢華　　

　　

突尼斯和埃及并非阿拉伯地區經濟發展上的劣等生，相反，總的成績單不乏良好和優異的國際評語。但是，兩國的經濟改革成果未能及時轉換為百姓兜里的財富，反而因為世界經濟危機沖擊和本國經濟結構升級瓶頸限制，普遍存在高物價、高房價、高失業率“三高”現象。　　

　　

突尼斯的示威者最初利用暴力執法事件表達的是不滿物價上漲，高呼“要面包”“要黃油”“要石油”“要飲水”；埃及的街頭抗議最初被稱為“大餅革命”，因為政府補貼食品難以為繼，而黑市價格高得離譜。同時，飛漲的房價、房租與普通人的收入落差懸殊，導致大量青年無力買房甚至無力租房。　　

　　

高失業率也嚴重困擾著突尼斯和埃及。2010年突尼斯官方公布失業率約為14%，中立機構估算在20%，15至36歲就業骨干群體失業率高達30%，部分行業甚至高達60%。突尼斯每年有8萬名大學生畢業，卻僅有2萬人能找到工作。因此，城管人員羞辱毆打失業大學生并導致其自焚身亡，頓時引爆所有失業者心中壓抑的怒火。埃及的失業率也比較高，過去3年官方公布平均約為9%，實則不然。以2008年為例，20至24歲年齡段失業率為51.1％，25至29歲為22％，15至19歲為18.4％；另外，高中畢業生失業率大致在55％，大學畢業生失業率為31.7％。　　

　　

同時，這兩個國家低收入、低保障和低幸福指數的“三低”問題相當嚴重。40%的埃及人日均生活費不足2美元，低于聯合國規定的最低生活標準。換言之，3200多萬埃及人每天全部生活費用只夠在北京買一碗牛肉面。埃及公務員月薪大約600元人民幣，外企高級白領約為4000元人民幣。這樣的收入很難讓普通埃及人擁有必要的生活保障和幸福滿足感，甚至有報道稱，60%的適婚男性無錢買房、租房結婚，40%的適婚女性也因經濟拮據待字閨中。生計難保、幸福缺失的社會不滿情緒無處不在，而且經歲延年，積累到臨界點便一觸即發。　　

　　

民生危機還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也門、阿爾及利亞、利比亞、約旦、敘利亞等國。數年前的統計顯示，不足3億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貧困人口卻接近9000萬，至少73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000萬人失業，失業率甚至在沙特這樣富甲天下的王國也高達30%。民生艱難的對面，卻壁立著萬億石油美元的海外資產及帝王將相窮奢極欲的排場奢華。

　　 

　　

三、貪權戀棧導致政體僵化

　　 

　　

阿拉伯大佬們的晚節不保，再次證明一個著名論斷：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　　

　　

受東方文化、政治傳統和民族解放運動多份遺產的影響，阿拉伯國家在半個世紀前形成一批介于獨裁與民主之間的“基利斯馬”型權威領袖，如納賽爾、布邁丁、布爾吉巴、薩達特、薩達姆、阿薩德、阿拉法特、薩利赫、卡扎菲乃至剛剛倒臺的穆巴拉克和本·阿里，他們在帶領人民實現國家與民族獨立和提振國際地位等方面發揮過歷史作用，做出過杰出貢獻，進而長期成為國父般的精神和世俗領導，叱咤風云，影響世界。　　

　　

但是，由于政治體制僵化，除個別被迫中止職務外，這些領袖無一不長期執政，把崗位“坐穿”甚至把江山“坐癱”。這種權力壟斷，不僅使大量社會精英無緣參與國家管理，推動社會進步，而且加劇了統治集團的腐朽和無能，并變相綁架了國家與民族的命運，使所有權力依附于個人權威，社會進退取決于個人愿望、能力與安危。　　

　　

布爾吉巴統治突尼斯長達30年仍打算在總統崗位終其一生，最后引爆民怨被本·阿里奪權；一度中興突尼斯的本·阿里又連續執政23年并重蹈前任覆轍；穆巴拉克在位30年依舊不肯放權；也門總統薩利赫掌權33年戀棧不下；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上臺42年依然為權力而戰；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在位30年直到壽終正寢；伊拉克總統薩達姆幕后前臺操控國家35年直至被送上絞架；阿拉法特主持巴解組織近40年死而后已……　　

　　

長期執政、大權獨攬使阿拉伯國家深陷老人政治的死水與泥潭，了無新意和活力。老人政治的惡果不僅在于長期盤踞權力的金字塔尖，還在于大搞一言堂、獨角戲，家長作風十分嚴重。這種依附于個人權威的制度也使阿拉伯國家的政治生態嚴重單一化、脆弱化，政權內部、政黨內部均不能實現有序更替和新陳代謝，外部更缺乏有效監督與制衡，或將公平競爭、輪替上崗機制虛化為擺設和陪襯。突尼斯雖在1981年實行所謂改革，執政的憲政聯盟卻從未真正給予其他黨派參政機會。埃及民族民主黨執政32年，當局卻把憲法反恐條例和緊急狀態法當作兩道緊箍咒，長期壓制和排斥異己。　　

　　

在內無有效監督、外無有力制衡的情況下，阿拉伯共和體制下的領導人大興家天下，裙帶成風，后宮亂政，并且圖謀子承父業，倒行逆施，喪盡人心。穆巴拉克、薩利赫和卡扎菲一直拒絕設立副手，一心培養兒子接班，打造世襲王朝。巴沙爾接替父親阿薩德統治敘利亞已達11年；薩達姆生前培養二子接班早就不是秘密……　　

　　

如果本·阿里堅持最初的限制總統任期改革，如果穆巴拉克5年前進行公平、透明競選甚至這次提前主動宣布不再連任，如果薩利赫不修憲為終身總統鋪路，以他們的威望和貢獻光榮退休，頤養天年都應該不是問題。但是，歷史不能假設，歷史更不能推倒重來，歷史只厚愛順應民心和潮流的智慧統治者。阿拉伯大佬們的晚節不保，再次證明一個著名論斷：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

　　 

　　

四、權力高度壟斷必然導致高度腐敗

　　 

　　

貪污腐敗導致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國家政權貌似堅不可摧，實則已被蛀蟲從內部啃壞大梁與承重墻，只需一個偶發事件，便轟然倒塌　　

　　

壟斷權力又缺乏有效監督與制衡，也必然導致系統性的權力尋租和高層腐敗，這幾乎是一條鐵律。　　

　　

維基揭秘顯示，本·阿里家族利用特權大辦家族企業，瘋狂侵吞國有資產，甚至欺行霸市，第一夫人掌管的企業幾乎壟斷全國經濟，總統女婿控制著全國金融業和航運碼頭。本·阿里家族甚至一度借貸不還，放貸銀行幾近倒閉。美國外交官在秘報中形容本·阿里家族為“黑社會”和“腐敗核心”，估計其資產高達55億歐元。有報道稱，本·阿里出逃時還卷走黃金1.5噸。　　

　　

各種爆料顯示，穆巴拉克家族及前政府眾高官也是一窩碩鼠，系統性腐敗觸目驚心。英國《衛報》稱，過去30年穆巴拉克家族通過介入房地產等方式斂財約400億—700億美元。西方情報人員說，穆巴拉克二子在任何重要商業項目中都要抽取2%至5%的好處。美國媒體稱，穆巴拉克家資未必有數百億美元之巨，但也達二三十億美元。瑞士銀行宣布凍結穆巴拉克家族賬戶的決定，至少印證其海外存有資產的事實。　　

　　

一位在京阿拉伯人士向筆者透露，早在穆巴拉克擔任空軍司令并一戰成名的1973年“齋月戰爭”前后，其家族公司就已靠倒賣軍火大發國難財。卡塔爾半島電視臺稱，埃及以低于國內價格近1/3的優惠條件向以色列和約旦供應天然氣，其中也有穆巴拉克家族公司勾兌私利的交易。埃及街頭流傳著斥責穆巴拉克賣國謀私的政治民謠：“總統高于國家，收回西奈，出賣埃及。”　　

　　

其實，“打倒穆巴拉克”的口號2005年在其操弄選舉時就已回旋于開羅街頭。半島電視臺披露，埃及執政黨前組織秘書家產30億美元，前住房部長為17億美元，前旅游部長為22億美元，前商業部長為20億美元，前內政部長為14億美元。埃及20%的少數權貴擁有社會總財富的55%，而60%的底層民眾只擁有18%。　　

　　

即使“綠色革命”理論家卡扎菲也難脫高度腐敗嫌疑，安理會1970號決議宣布凍結其私人財產后，各國陸續披露的情況顯示，卡扎菲家族至少在全球擁有數百億美元的巨額資產。窺一斑而知全豹，僅從領導人及家族腐敗這一點，就可以回答這樣的質疑：僅有600多萬人口的產油大國怎么還有民生問題？石油主產區的利比亞東部為何成為反叛力量的大本營？　　

　　

政權腐敗不僅是突尼斯、埃及、利比亞等國的專利，而是阿拉伯國家的普遍現象。透明國際曾稱，中東北非的腐敗指數在全球各地區中僅次于南部非洲居于次席，阿拉伯國家2000年至2008年由于逃稅、洗錢、賄賂、揮霍而損失的資金達到572億美元。埃及在非法資金流動中居于非洲54國第二，突尼斯位列第九。　　

　　

“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貪污腐敗導致社會財富分配嚴重不公，國家政權貌似堅不可摧，實則已被蛀蟲從內部啃壞大梁與承重墻，只需一個偶發事件，便轟然倒塌，因為民心向背已經決定了政權的命運。

　　 

　　

五、內政無能外交失敗導致威信掃地

　　 

　　

眼見中國、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原本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國家紛紛崛起，阿拉伯的思考者與苦悶者似乎頓悟：不怪以色列和美國太壞，而是自己出了問題　　

　　

同屬東方世界的阿拉伯，也有“為尊者諱”的優良傳統。曾幾何時，那些德高望重并無可替代的“國父”們讓人高山仰止，惟命是從。然而，幾十年后，滄海橫流，這批領袖英雄遲暮，內治無方，外交無能，威望透支，特別是由于年齡與政治代溝的微妙作用，已構成阿拉伯人口絕對主力的當代青年不再因襲尊老敬長傳統而是輕慢、蔑視權威。　　

　　

從突尼斯街頭到開羅解放廣場，從的黎波里綠色廣場到薩那的變革廣場，他們幾乎口徑一致地向年邁的領袖們高喊“我們不走，你走！”。他們不僅拒絕承認“國父”們的執政合法性，甚至連體面下臺的機會都不再給。　　

　　

此外，由于突尼斯、埃及、也門、約旦、巴林、沙特等長期奉行“親美和以”政策，為一國之利乃至家族之私而犧牲對巴勒斯坦事業的真誠支持與呵護，嚴重挫傷阿拉伯公眾最樸素和最原始的民族和宗教情感，使得他們從“穆斯林皆弟兄”的平權角度，將這些見利忘義的領導人“出教”為異類，視為叛徒，轟其下臺。　　

　　

盡管這場風暴沒有出現成規模的反美反以口號，總體上也無穆巴拉克、薩利赫和卡扎菲嚇唬西方的那種宗教威脅實證，但是，開羅街頭將穆巴拉克“猶太化”的漫畫與標語，來自反美反以陣營國家或社會的慶祝與狂歡，以及美以試圖挽救、保護這些政權不倒的種種努力，都印證了他們外交失策失人心的事實。　　

　　

此外，網絡、手機、電視、好萊塢大片、星巴克咖啡、麥當勞快餐和“顏色革命”的花粉，都加速了外來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輸入，更何況阿拉伯曾是西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不僅緊鄰歐洲，且有千百萬僑民定居歐美。這些復雜背景使得自由主義、個性解放、公民意識日益在青年中成為主流價值觀和利益訴求，逆反傳統，抵制精英，求新扮酷成為其主流思潮和行為特征，普京、奧巴馬等平民青年才俊借助社會變革，通過選舉紛紛上臺執掌大國發展之牛耳，也激勵著阿拉伯青年的政治夢想。　　

　　

或許，9·11事件中，吮吸西方奶水長大的阿拉伯青年用自殺襲擊方式，摧毀美國權力、財富與霸權地位的象征紐約世貿雙子樓，標志著阿拉伯思考與苦悶者在民族積弱積貧、沉淪不起中的拼死抗爭，因為他們把阿拉伯民族的系統落后與失敗，歸罪于以色列及其靠山美國。但是，十年過去，眼見中國、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原本在同一起跑線上的國家紛紛崛起，阿拉伯的思考者與苦悶者似乎頓悟：“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原罪不能怪以色列和美國太壞，而是自己出了問題。　　

　　

確切地說，是領導國家和民族的領袖之禍，是制度設計和發展模式之誤。因此，只有顛覆現有制度和權威，才是解放自我和救贖民族的根本出路。由此，我們便很清楚理解，為何這場街頭運動具有“三無”特質，為何革命的洪水猛獸不是撕咬美以這對老冤家，而是推翻本國的政權堡壘。

　　 

　　

六、新媒體：當代“阿拉伯的勞倫斯”

　　 

　　

無論是開羅廣場四濺的鮮血，還是世界各地抗議與同情的聲浪，都借助互聯網等媒體實現了無縫對接與即時互動，進而形成滾雪球式的無限裂變　　

　　

有人將這場阿拉伯巨變稱為“維基革命”，既源于“維基揭秘”披露和傳播本·阿里家族腐敗內情的發酵作用，也源于網絡在整個巨變中的信息溝通、社會動員和行為組織。網絡的功能就是使溝通與傳播更加便捷、迅速、高效和低成本。　　

　　

無論是本·阿里家族的腐敗丑聞，還是布瓦吉吉等20多人舍命控訴的悲情；無論是開羅廣場四濺的鮮血，還是世界各地抗議與同情的聲浪，都借助網絡實現了無縫對接與即時互動，進而形成滾雪球式的無限裂變，推動事態朝著有利于民眾、有利于弱者的方向發展，也制約著軍隊的角色定位。　　

　　

突尼斯和開羅街頭的青年勝利者此次被譽為“臉譜青年”，而事實上，網絡只是個點石成金的工具，是幫助阿拉伯人革命成功的當代“勞倫斯”。但是，若把這場巨變歸咎為新媒體革命，無異于本末倒置，錯亂了內因與外因的辯證關系和基本邏輯。

　　 

　　

七、阿拉伯巨變，還是半島政變？

　　 

　　

從突尼斯事變，到埃及“廣場革命”；從海灣國家動蕩，到利比亞內戰，半島電視臺及其背后的卡塔爾政府扮演著致命的顛覆性角色　　

　　

也有人將這次阿拉伯巨變形容為“半島革命”。這是毫不夸張的事實。從突尼斯事變，到埃及“廣場革命”；從海灣國家動蕩，到利比亞內戰，半島電視臺及其背后的卡塔爾政府扮演著致命的顛覆性角色。　　

　　

系統梳理半島電視臺在整個事件中的立場、視角和情感傾向，足見其不僅完全站在各動亂國家政權的對立面，在信息選擇方面更是舍棄平衡、中立等基本原則，開足馬力宣傳、擴大甚至渲染事態，包括曝光權貴腐敗丑聞，夸大當局鎮壓事實，鼓動各地反政府示威、罷工等行動，發揮了非常明顯的推波助瀾作用，力度與效果遠遠超過CNN和BBC等國際強勢電視媒體。　　

　　

而卡塔爾在阿拉伯國家中帶頭出兵利比亞、率先承認其反對派，更顯示國家意志對所謂獨立媒體的操控，國家利益對媒體中立的異化。而且，卡塔爾以小博大、顛覆既有秩序與政治傳統，爭當阿拉伯新時代領頭羊的國家戰略定位從此一覽無余。

　　 

　　

　　

八、海嘯：沖擊豈止于阿拉伯？ 

　　 

　　

這場阿拉伯巨變的一大看點，在于充分暴露美國外交政策的實用性、兩面性和投機性，顯示其推行民主價值觀與確保本國核心利益的兩難選擇　　

　　

布瓦吉吉用雙臂撲向死神，卷起的政治海嘯擊潰突尼斯、埃及政權，撼動著整個地區危若累卵的社會內部矛盾，呈現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勢。　　

　　

截至4月4日，22個阿拉伯國家幾乎全部相繼發生不同程度的下爭民權、上反集權，既要飯碗，更要尊嚴的群眾和政治派別運動：　　

　　

——也門，總統薩利赫一退再退，先宣布2013年任滿不再連任，也不傳位給兒子，但反對派堅持其立即下臺；后宣布改變政體結構和國家制度并啟動權力移交程序，反對派依然不干；再宣布成立過渡政府年底前大選辭職，對手依然不干，而且軍隊出現分裂和對峙……　　

　　

——利比亞，從領導人卡扎菲最初被迫與人權活動人士對話，商討政治改革促進民生，發展到流血彈壓、內戰爆發和多國軍事干預，政權趨于分崩離析，國家面臨分裂……　　

　　

——敘利亞，宗教和世俗反對派提出改善民生和增加自由并釀成流血沖突，政府被迫取消長達半個世紀的緊急狀態法，并承諾逐步落實其他改革方案……　　

　　

——阿爾及利亞，在反對派強大壓力下，總統布特弗利卡被迫宣布將取消緊急狀態法。　　

　　

——約旦，民眾由不滿生計艱難,逐步上升為要求改變內閣產生方式甚至變革君主立憲制。　　

　　

——巴林，長期被統治在底層的什葉派多數要求平等政治權利和待遇后演化為流血沖突，并波及鄰國沙特的安定。　　

　　

——沙特，除全國戒嚴禁絕示威活動外，拿出上千億美元蓋房、設崗、補貼民眾以求息事寧人。　　

　　

——伊拉克，巴林什葉派遭彈壓引發同宗民眾抗議，迫于大環境的變化，民選總理馬利基竟主動宣布放棄謀求下屆連任，并降薪一半穩定人心……　　

　　

然而，阿拉伯民眾運動的頭號地區贏家居然是歷史冤家伊朗。在其歡呼、鼓動繼續在中東擴大“伊斯蘭革命”的當口，美國為了轉移壓力再次高調鼓動伊朗國內反對派起來造反，這一對決最后在巴林街頭延展為幾對矛盾體的碰撞：反美與親美力量，波斯人與阿拉伯人，遜尼派與什葉派，少數宗派的王權與多數宗派的百姓……最終，以美國默許沙特等國出兵干涉暫告平息。但是，“圍魏救趙”戰略使得伊朗暫時擺脫美國與西方陣營的核糾纏，迎來少有的寬松環境。　　

　　

這場變局的最大憂慮者居然是另一個世仇以色列。埃及政變導致30余年“南線無戰事”的絕佳戰略安全環境大有逆轉之虞，以色列被迫放棄高調宣稱的襲擊伊朗核目標計劃，轉入戰略守勢，并為其宿敵卡扎菲政府積極招募非洲雇傭軍，以免更可怕的敵人上臺統治利比亞。　　

　　

由于一系列世俗政權的垮臺和動搖，一條以“穆斯林兄弟會”為軸心的遜尼派激進力量正沿北非、西亞一線迅速崛起，既對峙于此前已成規模的“什葉派之弧”，也引發更多極端宗教黨派借民主之梯逐步登上阿拉伯國家權力之巔的憂慮。超脫于這場變革但曾統治阿拉伯世界500年的土耳其，則以其遜尼派宗主國地位，贏得更大騰挪空間和更多向美國和西方要價的籌碼。　　

　　

不僅如此，由于民主化趨勢的擴散和強權政治的削弱，中東地區的民族分離主義、國際恐怖主義或許會獲得新的縫隙，使反恐形勢更加復雜。而諸多產油國局勢動蕩及石油通道的隱憂已推高國際油價，拖累世界經濟復蘇的步伐。　　

　　

這場阿拉伯變革的一大看點，在于充分暴露美國外交政策的實用性、兩面性和投機性，顯示其推行民主價值觀與確保本國核心利益的兩難選擇。美國無力挽救盟友及無視、默許甚至縱容部分利益節點國家政府對民眾運動進行彈壓，彰顯其“為人權而戰”的虛偽性，重挫其地區威望，也必然使未來的阿拉伯新政權與其保持距離，不再百依百順。　　

　　

2011年，苦于美國戰略東移之圍堵、干擾和試探的中國，客觀上也因阿拉伯變革擾亂美國戰略部署和中東格局面臨全新機遇：繼1991年海灣戰爭、2001年9·11事件后，中國有望贏得第三個擺脫美國鉗制、安心謀求發展的十年戰略機遇期。　　

　　

阿拉伯世界，因其正處于歷史嬗變的黎明與陣痛，力量更加分散而微弱，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力量和影響反而順勢上升，但是，阿拉伯民眾的覺醒以前所未有的勢頭帶給世界新的希望，阿拉伯文明歷史復興的啟明星也以前所未有的光芒在歷史的天空閃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