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1921年間，45000被俘的紅軍戰士在波蘭被處死
未完成的紀念碑
波蘭當今政府的領導人和當代波蘭媒體總是喋喋不休地提醒蘇維埃俄國對1940年對波蘭戰俘的“卡廷森林大屠殺”所應負的道德責任。“卡廷”正是華沙對莫斯科施壓所用的王牌，尤其是當俄波關系處于低谷的時候。
此外，一些波蘭政客孜孜不倦地宣稱，卡廷森林和其他一些類似事件（在1939-1940年間，斯大林的蘇聯政府迫使波蘭人從波羅的海國家和原來的東波蘭向烏拉爾山、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移民）是一種針對波蘭人民的種族滅絕行為。這對于俄國的國際形象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多虧了波蘭政治分析人士的支持，烏克蘭也開始試圖依樣畫葫蘆，將目光聚焦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饑荒。但是，華沙并不想銘記那些在1919-1921年間死于波蘭梅德諾耶地區集中營里的成千上萬的蘇俄俄紅軍戰俘。出于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蘇聯也不想喚起對這場悲劇的記憶，至于波蘭甚至連自我辯白都免去了，更別提什么道歉了。
不過，在1951年，斯大林和后來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共產黨）領導人貝魯特簽署了一份文件，預計不晚于1953年在Tuchola（盧布林附近，盧布林則屬于梅德諾耶地區）——20世紀20年代最大的幾個關押蘇軍戰俘的集中營之一就坐落與此——樹立一座紀念碑。為完成這項工程，活動于20世紀20年代的特別委員會的文獻資料以及綏拉菲摩維支（他是一位親歷了這些事件的蘇聯著名作家、歷史學家和記者）的文章被發掘出來。
一份死者名單，附帶著綏拉菲摩維支的社論，原定在1941年準備于《真理報》發表，以紀念結束1919--1921年俄波戰爭的里加條約簽訂20周年。但是，到了1941年3月（1921年畢蘇斯基的白色波蘭，與列寧的蘇維埃俄羅斯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簽訂停戰的《里加條約》20周年紀念日）他們已不可能完成這些，而是完全地考慮對波蘭抗擊納粹德國斗爭的支持。在四月，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德國攻占了巴爾干半島，二戰打斷了他們的工作。始建于1952年的Tuchola紀念碑則是在1953年3月7日就停工了，與斯大林的逝世（1953年3月5日）只隔了兩天。
波蘭：“從海（波羅的海）到波瀾壯闊的海（黑海）”
在協約國的政治經濟援助下，畢蘇斯基（曾經長期在沙皇制的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王朝軍隊中服役，1917年二月民主革命推翻沙皇制和羅曼諾夫王朝的統治后，畢蘇斯基前往波蘭組織和領導“波蘭獨立運動”，開始宣稱波蘭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并且開始被國際社會廣泛認同和支持。）的波蘭共和國的獨立主權地位，早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等人通過1917年11月的共產主義革命建立起蘇維埃政權之前，就早已經被那個通過1917年2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羅曼諾夫王朝統治，后來又被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推翻了的俄國臨時政府的領導人----亞歷山大.克倫斯基等人，于1917年夏秋之際所完全承認了。但是新獨立的波蘭政府根本不滿足于僅僅統治波蘭一個國家，也不滿足于其領土范圍僅僅局限在波蘭境內，他們懷念和追憶著14世紀末到17世紀中期之間的那個無比強大的“波蘭立陶宛大公國”的輝煌歲月，他們向往著像當年的波蘭立陶宛大公國一樣去占領和控制整個現代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領土，甚至像1612年的那些波蘭飛翼騎兵那樣一路進攻，直到攻擊到莫斯科城下！到了1919年，趁著列寧的蘇維埃俄國正在與反共產主義的尼古拉.鄧尼金、弗蘭格爾、亞歷山大.高爾察克、尤登尼奇等“白衛軍”將軍們激戰正酣難分勝負，俄羅斯內戰（1917--1921）的最終勝利還難有分解，俄羅斯的前途暗淡不明之時，畢蘇斯基的新獨立建國的波蘭共和國的領導人們，對原波蘭-立陶宛共同體的故土提出主權要求。也就是說，波蘭向莫斯科提出了一條新的國界線，完全循著17世紀時那個正處在最鼎盛最強大歲月時的波蘭立陶宛大公國的舊貌，讓波蘭的領土可以一路繼續蔓延延伸，從斯摩棱斯克（今屬俄羅斯）再到基輔（今屬烏克蘭）再到維捷布斯克（今屬白俄羅斯）直到大盧基（今屬俄羅斯）。
波蘭于1918年秋正式建立起共和國政府的伊始就迫不及待地決定發表聲明，索要立陶宛的維爾紐斯地區、白俄羅斯和半個烏克蘭。最后一個幾乎在1920年秋的蘇波戰爭中波蘭打的最順暢最占上風時成為現實。但是，一個當年那些新獨立建國的波蘭的國家領導人們夢寐以求的“從海到波瀾壯闊的海”（從波羅的海到黑海）的波蘭，在蘇俄工農紅軍的不斷反擊中并沒有最終實現。
華沙希望蘇維埃俄國可以與畢蘇茨基進行談判，他們認定蘇維埃俄國肯定會答應談判的邀請，因為波蘭畢蘇斯基政府拒絕了本來有可能出現的波蘭--白衛軍聯盟。這個如意算盤在1919年看起來像那么回事，當時畢蘇茨基拒絕了對南方戰線上屢戰屢敗的俄國白衛軍的鄧尼金軍隊的支持。鄧尼金在他后來1938年于法國出版的名為《俄國內戰史》的回憶錄中寫道，畢蘇斯基的波蘭，從他們這些忠誠于俄國舊宗教和舊制度的俄國白衛軍身上竊取了勝利果實。此外，畢蘇斯基還把他的這一決定告知了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見《畢蘇斯基：傳說與真相》，華沙，1987）。
但是，波蘭在協約國（美國英國法國等）和梵蒂岡的羅馬天主教廷支持下的向東擴張并沒有就此打住。蘇俄也并不打算改變其在東歐進行一場革命戰爭的意圖（至少在1921年出現允許私有經濟的蘇俄新經濟政策開始實行以前）。這就是1920年戰爭爆發的原因。
根據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所出版的《列寧傳記》（莫斯科出版社，1977-1978），和赫魯曉夫時期出版的《列寧：戰爭信件》分冊（莫斯科出版社，1956）和波蘭的包括了波蘭統一工人黨（共產黨）執政時期（1947--1989）的出版物（例如A.Leivand，Polska Partia Sotsialistytszna vobets voiny polsko-radzietskiej，1919-1921. - 華沙，1964）在內的史料，聯共（布）中央委員會的領袖們計劃在波蘭實行快速蘇維埃化并建立布爾什維克的統治。在1920年7月，列寧要求“大力加強對波蘭的施壓”。
那場戰爭的結果被載入史冊。在1920年夏，國際聯盟嘗試進行調停，并給沖突雙方以一條“種族邊界”。這條邊界被冠以劃定它的英國政治家的名字：“寇松線”，它位于現在的白俄羅斯與波蘭、烏克蘭與波蘭邊界以西。但是，蘇俄紅軍在華沙戰役中的完敗讓波蘭人可以提出向東移動邊界的要求。1921年3月18日締結的里加條約讓波蘭獲得了西白俄羅斯和四分之一個烏克蘭。
“消滅赤狗……”
作為這場戰爭的犧牲品，在蘇俄戰俘和移民身上發生了什么呢？根據俄國歷史學家I.Sukhov的數據，蘇俄人民國防委員會報告了14萬戰場之外的失蹤、傷病和死亡。而被關押的蘇維埃俄國、蘇維埃烏克蘭和蘇維埃白俄羅斯公民的數目為66000，被拘留的數目則為50000。根據俄國和白俄羅斯1920年-1922年間的移民來源數據（包括“蘇維埃俄羅斯工農紅軍第三軍”和紅色的“白俄羅斯人民志愿軍司令部”的報告），當時在波蘭有超過73000名蘇軍戰俘。
問題初步暴露于1918年11月，時任波蘭外交部長的L.Vasilevskiy針對蘇維埃俄國的莫斯科可能對波蘭代表團進行的扣留（這決不可能發生！），正式警告莫斯科，華沙將對在波蘭的俄國公民采取一定的措施。到了1919年春，幾乎所有的蘇俄大使館被遣返人員，以Veselovsky為首，都在華沙被殺害（見“Tribune Communistichna”,1920年2月9日；1921年5月22日，莫斯科）
以外交人民委員Manuylskiy為首的蘇維埃俄羅斯-蘇維埃烏克蘭（當時蘇維埃制度下的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包括格魯吉亞、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在內的外高加索還沒有統一成一個主權國家，直到1917年十月共產主義革命之后五年有余，也就是直到1922年12月30日，蘇維埃制度下的蘇維埃俄羅斯、蘇維埃烏克蘭、蘇維埃白俄羅斯和蘇維埃外高加索才宣布合并，成為一個獨立的單一主權的國家，即“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簡稱“蘇聯”）代表團試圖尋找在1921-1923年間被關押的戰俘和被關押者的命運，代表團的最終正式報告指明“波蘭政府把他們當作奴隸一樣看待……在一些集中營里，被關押者在死亡威脅下被強迫搬運他們自己的糞便而不是馬糞，刑罰……是北非式的嚴酷。因為波蘭代表團的破壞，談判毫無進展”（見，例如蘇俄人民外交委員會全權外交代表1922年8月10日在華沙的調查）
蘇維埃俄國當時的《真理報》和《消息報》的華沙前線特別通訊員亞歷山大·綏拉菲摩維支也報道了對紅軍戰俘所施加的滅絕人性的刑罰：“對紅色俄國戰俘的酷刑和侮辱令施暴的波軍士兵都感到不寒而栗，但是，軍官們異口同聲‘消滅赤狗！消滅俄國侵略者！’。俄國統帥部試圖讓華沙人道對待戰俘和當地居民，未果。我國嘗試向國際聯盟和波蘭的鄰國呼吁以改善境況，未果---因為白色波蘭的阻撓。”
上述代表團在1922年下半年改組為一個特別委員會。但是，它的工作被托洛茨基、圖哈切夫斯基和加馬爾尼克領導的“進攻”華沙所妨礙。這些制訂蘇俄軍令的領袖們（托洛茨基等人，沒有斯大林，斯大林當時的級別還不夠高，還不能夠參與到制訂蘇俄紅軍軍令）對于遣返波蘭戰俘表現得興趣索然。甚至普通的紅軍戰士都知道這些，而那些后來成功逃到德國和立陶宛的士兵把這些說了出來。
在紅十字會、綏拉菲摩維支、共產國際和波蘭共產黨的協助下，這個委員會最終得以完成一份名單，仍被波蘭關押、已被殺害抑或是在行動中失蹤的官兵中有80%都赫然在列。他們曾計劃將這份名單出版或者至少遞交給波蘭方面。但是，最終決定將其封存在蘇維埃檔案館。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流亡海外的白俄（或忠誠于沙皇專制的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王朝，或忠誠于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俄羅斯共和國臨時政府，或有自己獨特的政治觀點，但都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點----憎恨和反對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的蘇維埃政權，因此在1917年十月共產主義革命后全部都不得不流亡海外離開俄羅斯的大批人群，被稱為是“白俄”）名人們，諸如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俄羅斯帝國羅曼諾夫王朝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兄，1917年十月共產主義革命后流亡美國）和弗拉基米爾·基里洛維奇（尼古拉二世的表親，流亡法國），孀居的太后瑪利亞·費多羅夫娜（尼古拉二世的母親，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的妻子，德國人，1917年十月共產主義革命后流亡丹麥），鄧尼金將軍（1918--1920年在南北高加索和烏克蘭南部，主要是克里米亞半島堅持抵抗蘇維埃俄國，1920年失敗后逃亡法國的白俄將軍），弗蘭格爾將軍（和鄧尼金一起在高加索和烏克蘭堅持反對蘇俄，1920年中取代鄧尼金的領導地位，1920年底克里米亞半島被蘇俄工農紅軍占領，他逃亡法國）和安東尼大主教（后來成為代表所有流亡海外的“白俄”的宗教組織----海外俄羅斯正教會的頭目）試圖說服華沙的波蘭畢蘇斯基政府至少能把在俘虜營里死亡的蘇俄工農紅軍戰俘，以較為人道主義的方式文明埋葬。但是，他們的呼吁被華沙的畢蘇斯基完全無視了。
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先驅
波蘭司令部慘無人道的命令招致一些波蘭軍官的抗議。波軍聯合參謀部的一名少校I.Matushevsky（馬圖舍夫斯基）在1922年2月報告華沙的畢蘇斯基：“……圖措拉集中營被囚犯稱為死亡營，在那里有整整22000名蘇俄戰俘被殺害……”
波蘭、俄國、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史料證明存在著四個這樣的營地。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涌現的極端恐怖可怕毛骨悚然的奧斯維辛--馬伊達內克--卡廷等集中營的先驅，正是這最駭人聽聞的兩個波蘭人造的死亡集中營：在Stashalkovo和Tuchola。
波蘭人在戰俘營里把戰俘和平民當作奴隸使用，讓他們住在用鐵皮搭成的房子里，給的食物根本不能達到基本的生存標準。而且“戰俘們被抓后馬上就被扒掉軍裝，常常只能穿一條內褲在圍滿鐵絲網的集中營內勞動。他們常常遭到毒打，犯一點錯誤就會招致致命的懲罰。集體外出做工時要自己保存自己的排泄物。他們在行進時被踢進爛泥坑里，然后被要求爬起來繼續行進，起不來的就被毒打。”
集體屠殺戰俘是當時波蘭人經常做的事情，還是這那個馬圖舍夫斯基管理的圖措拉集中營，在他管理之前，從1921年2月到5月，三個月當中，因傳染病死亡戰俘6491人，因其他原因死亡12294人！后來二戰期間被納粹德軍擊敗不得不流亡英國的波蘭流亡政府總理西科爾斯基，在當時（1921年）曾經下令一次槍斃300名蘇聯戰俘，另一個名叫比亞謝茨基的將軍也曾經下令集體屠殺戰俘！
根據最新的波蘭、俄國、德國和立陶宛史學家研究，12-13萬名蘇維埃紅軍戰俘于1919-1921年間被關押在波蘭，其中的65000到70000人回到了布爾什維克黨的蘇維埃俄國，超過6000人成為了流亡海外的反對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政權的俄國白衛軍（流亡在波蘭、德國、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成員，2000人成為波蘭居民并加入國籍。所以，總共有超過45000人在死亡營里化作累累白骨。
真相會被找到？
最后，給那些愿意自發地做一點研究并查閱記錄大屠殺的文獻的人們一些建議。關于“波蘭卡廷”的實用數據可以在俄國和烏克蘭的國防部中央檔案館找到。或許綏拉菲摩維支的個人檔案館也藏有這樣的文獻：他花費了很多時間在這項研究上。綏氏所有的著作和書信都已經被出版。1921-1923年，1950-1951年所做的調查的信息大概可以在波蘭檔案館找到。
在1994年，葉利欽時期的俄羅斯聯邦的《選舉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基于當年1919--1921年蘇波戰爭中畢蘇斯基的波蘭軍隊文件的文章聲稱，當年的波蘭司令部對軍官們下令，不抓一個活的，要把那些在押的、受傷的等等統統殺掉。對此，1989年推翻了作為蘇聯傀儡政權的波蘭統一工人黨（共產黨）的“波蘭人民共和國”政權而建立起的當代的“波蘭共和國”的政府當局，對此置若罔聞，不發一言，沒有發表一點評論。
再看看另外的幾篇文章 ：
波蘭，這個畸形的國家，在兩次大戰之中的休戰期依靠法國等的支持，肆意欺負身邊的弱小鄰國（如捷克斯洛伐克）。而后在被德軍占領后，又以一副被侵略者的姿態向世界乞討。
1938年10月根據《慕尼黑協定》德國侵占了捷克的蘇臺德地區，并進一步準備占領整個捷克斯洛伐克的時候，這時目光短淺的波蘭不但不幫助捷克人，反而跟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合作，出兵占領了捷克北部數千平方公里的土地。這個當時自詡為歐洲第三陸軍強國的波蘭，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險，結果在德軍發動對波蘭的入侵后，僅僅17天就被徹底打敗。
波蘭曾是莫斯科眼中的死敵
波蘭歷史學家扎盧斯基在1986年出版的著作《接近真實之路》中指出:“1920年蘇波戰爭讓華沙成為莫斯科認定的理所當然的死敵。”確實，對蘇聯來說，至少在1933年德國納粹黨（德意志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第三帝國”勢力崛起前，畢蘇斯基的波蘭是威脅蘇聯國家統一與團結的“核心敵人”。即便是作為生活在俄羅斯的波蘭族人的蘇聯最早的秘密警察機構（契卡，全程是“全俄羅斯肅清反革命和消除怠工現象特別委員會”，1917年12月創立。其后1924年組成為“蘇聯政治保衛局”，1926年改組為“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1934年改組成“蘇聯人民內務委員會”，簡稱NSKD。1954年3月，在斯大林逝世一年后又改組成“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即“克格勃”，KGB）的創始人捷爾任斯基，也不否認這一點。他在一封寫給副手明仁斯基的信中說:“我認為白色波蘭是紅色蘇維埃政權最最危險的敵人，它將其所有軍事和間諜力量針對我們。波蘭的反蘇活動不局限在國內，它還利用自己與羅馬尼亞、土耳其的特殊的外交關系，在別國領土上進行針對我們的大量破壞活動……”
1928年春，蘇聯工農紅軍總司令部出版的學術著作《未來戰爭》明確指出，波蘭、捷克斯洛伐克與羅馬尼亞締結的“小協約國”聯盟（以波蘭為軸心和領袖），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是蘇聯的主要安全威脅。至于蘇聯內部保衛部門下發給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多數命令中，無一例外地把波蘭當成最現實的敵人。與此同時，蘇聯報紙也熱衷于將波蘭塑造成“劫匪”、“闊老爺”、“地主資產階級”的形象和侵略成性的國家。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波蘭在納粹德國國防軍和蘇聯工農紅軍的兩面夾擊下，快速敗亡。在納粹德國向蘇聯移交的波蘭國防軍總參謀部第2處的秘密檔案中，蘇聯安全部門發現波蘭間諜已經掌握了蘇軍在西部的大量核心機密。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蘇聯紅軍和內務人民委員會邊防部隊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所有連以上干部的姓名、家庭情況和技術背景，在波蘭國防軍總參謀部第2處的檔案里都記得清清楚楚。據報道，當內務人民委員會總負責人拉夫拉季.貝利亞將這一情況匯報給斯大林時，斯大林感慨地說:“要不是希特勒的入侵，不知道波蘭人還會套取多少蘇維埃國家機密。”
殊不知無所不能的蘇聯情報部門早已在華沙布下大網，安插在波蘭外交部及總參謀部的蘇聯間諜及時洞悉了這一陰謀，并搞到了相關材料。
索茨科夫指出，“如今，偽造歷史在波蘭已上升到國家層面。波蘭政府歪曲事件真相，其主要目的無非是想將二戰爆發的責任推到蘇聯頭上”，將蘇聯與法西斯德國等同起來。而“波蘭無疑應對二戰爆發承擔部分責任。所以華沙急于歪曲歷史”。
他指出，當年波蘭政府與法西斯主義的納粹德國沆瀣—氣，給波蘭人民帶來了無盡的災難。在他看來，或許不能將所有政治責任都推給波蘭。但正是當年的波蘭領導人堅決反對與蘇聯、英國、法國聯合簽署聯合軍事協定．錯失了在1939年成立反希特勒的聯合陣線的機會。
他說，早在納粹德國頭目赫爾曼.戈林1935年及1937年兩次訪問華沙期間，雙方就達成了協議。波蘭支持取消對德國發展軍力的限制，而德國則同意與波蘭共同抵御蘇聯。
索茨科夫表示：“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德國軍隊將主權國家波蘭從地圖上抹去，令其淪為德意志第三帝國的占領區。這便是波蘭政客極端短視的代價。其實如果當時的波蘭跟斯大林的蘇聯政府合作的話，那么原本是有機會鉗制德軍，將納粹德國的潛在威脅消除于未然的。”
波蘭不接受俄羅斯所提交波前總統空難調查報告
來源：京華時報 圖斯克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參加歐洲聯盟首腦會議時說，報告內容“無疑不可接受”。
他告訴波蘭一家電視臺：“(報告)存在遺漏、錯誤，對波蘭提出的要求未作出足夠正面回應。由于這些原因，我們認為，一些結論站不住腳。我不是說它們不真實，而是說它們未經證實。”
波蘭時任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和一批政府高官乘坐的專機4月10日在俄羅斯斯摩棱斯克市失事，96人全部遇難。
俄羅斯10月20日向波方提交事件調查報告草案，共200頁。波蘭有60天時間回應報告內容。波蘭內政部16日說，已提交俄方150頁厚的評價意見。
圖斯克說：“這不是我們對整個報告內容的看法，我們尚未作出最后決定。”
看見了嗎？！這叫什么？！俄羅斯這么一個歷史上長期強大無比令人震撼顫抖的大國，竟然落得了給波蘭獻媚討好撒嬌，波蘭都根本不理會反而回手就給俄羅斯一巴掌，讓俄羅斯下不來臺尷尬丟人囧的要命的地步！這就是弗拉基米爾.弗拉基米耶維奇.普京的所謂的“硬漢英雄”的形象嗎？這就是普京和梅德韋杰夫政府的所謂的“真正的俄羅斯民族主義”嗎？這就是在普京統治之下經歷了“十年高速發展”后強大起來的俄羅斯嗎？歷史事實給予我們的，唯有無盡的反諷和諷刺，唯有無盡的笑話和恥辱！！
2010年11月3日，針對俄羅斯聯邦停止向伊朗交付S-300型防空導彈系統，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指責俄羅斯的梅德韋杰夫--普京政府是向“魔鬼撒旦（指美國、以色列和西歐各國）”屈服。
內賈德是在當天接受伊朗國家電視臺采訪時作出上述表示的。“有些人（暗指俄羅斯）受到了撒旦的影響。他們認為伊朗將因他們單方面停止或者非法取消與我們（伊朗）簽訂的防務合同而受到損害，”內賈德說。盡管他沒有直接點出名字，但顯然應該指的是俄羅斯總統梅德韋杰夫和其總理普京的政府。
內賈德表示，伊朗向俄羅斯購買S-300防空導彈系統的合同依然有效，“他們（俄羅斯）必須兌現，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伊朗將要求獲得賠償以維護自己的權利”。
伊俄之間S-300防空導彈系統的合同于2007年簽訂，俄羅斯本應向伊朗提供5個防空營的裝備，涉及總金額約8億美元。
但是今年6月梅德韋杰夫簽署政令宣布，俄羅斯聯邦將根據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定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實施制裁的第1929號決議，停止向伊朗出口包括S-300防空導彈系統在內的重型武器裝備。據俄羅斯國家技術集團公司總裁謝爾蓋.切梅佐夫透露，俄羅斯將向伊朗退還已經收到的約1.7億美元貨款。
S-300防空導彈系統是目前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俄軍）最先進的防空導彈系統之一，具有攔截巡航導彈和戰術彈道導彈的能力，其最大攔截距離可達144公里，最大攔截高度為兩萬七千米。它可以極大地提高伊朗的防空能力，因而以色列和美國方面均強烈反對俄羅斯政府想要將其賣給伊朗的行為，對俄羅斯政府的這種想法加以外交譴責和制裁威脅。
還有一個問題，朝鮮半島問題，也看出了當今俄羅斯的普京和梅德韋杰夫政府的脆弱和對外能力有限，并且俄羅斯普京--梅德韋杰夫政府已經“專門以出賣盟友”為樂。在2010年11月23日“朝鮮炮擊韓國延坪島”事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既沒有譴責朝鮮也沒有指責韓國。而是表示了“巨大的遺憾”“巨大的錯愕”，還表示“十分痛苦”于“朝鮮半島上解不開的困局”，要求朝鮮和韓國雙方都要“冷靜冷靜再冷靜，克制克制再克制”，立即召開包括美國、俄羅斯、中國、日本、朝鮮和韓國組成的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的各代表團團長的緊急磋商會議。俄羅斯聯邦的梅德韋杰夫----普京政府，則由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和副部長博羅達夫金公開譴責了朝鮮炮擊韓國，稱這是“對無辜平民犯下的戰爭罪行”“應該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譴責”，俄羅斯的態度幾乎跟美國、日本、韓國和整個西方世界都是完全一致的，與美國僅有些不同的是，俄羅斯在承認朝鮮應該受到譴責的同時，認為韓國不應該加以報復，認為韓國政府不應該把“朝鮮對此事件道歉謝罪賠償”列為是重啟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的先決條件，俄羅斯政府跟中國政府一樣主張朝鮮和韓國都要繼續保持冷靜克制，支持中國政府提出的立即召開朝鮮核問題六方會談各代表團團長緊急磋商會議。從這個角度來說，俄羅斯和中國全都比以前程度更大的向美國妥協退讓，比以前更嚴重的出賣了朝鮮。尤其是俄羅斯，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在遠東的軍隊，12月8日在遠東的濱海邊疆區，也就是俄羅斯和朝鮮邊境附近增強警戒程度和軍備力量，這不僅不是中國的某些盲目親俄崇普京的無知憤青們所說的什么“俄羅斯對朝鮮戰友的巨大幫助”，反而是俄羅斯的普京--梅德韋杰夫政府，想要進一步向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表明自己與朝鮮沒有任何瓜葛沒有任何合作關系的“自白自清”的“向美國、日本與整個西方世界拋媚眼”的“拋棄朝鮮”的舉動，這讓朝鮮搞到了危險，朝鮮反而開始猜疑俄羅斯是否想要與美國、日本和韓國共同對朝鮮采取“某種聯合軍事行動”。所以朝鮮不得不做出一定的暫時的階段性的讓步，那就是在最近，在2010年12月20日時那些韓國軍隊在延坪島西南面向韓國一側海域進行實彈射擊軍事演習，朝鮮人民軍沒有進行對韓國軍隊的實彈射擊，表達出來了一定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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