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與市場化是突尼斯事件根源——駁南都　　

葉勁松　　

2011年1月16、17兩天，許多網站都轉登了南方都市報的、名為《專家稱突尼斯政治發展長期滯后引發形勢失控》、《專家稱突尼斯變局沖擊阿拉伯地區傳統政治結構》的專訪。南方都市報作為我國一家最熱衷鼓吹向國際資本主義接軌的媒體，總是扮演西方資本主義的贊美唱詩班角色，總是要掩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資產階級對勞動大眾的剝削壓迫，掩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的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這在南方都市報的關于突尼斯的專訪中也充分表現出來。　　

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之后，其歷史就是剝削階級剝削和壓迫被剝削階級、被剝削階級被迫反抗剝削階級的剝削壓迫的歷史。突尼斯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必然產生的資產階級對勞動大眾的剝削壓迫，并產生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等勞動大眾的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是該國社會普遍的和必然的現象。而南方都市報一貫不敢承認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存在，不承認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利益對立，并力圖掩蓋國內外各種事件發生是階級利益對立的結果的真實情況。　　

因此，故意要掩蓋資本主義經濟剝削壓迫和階級斗爭的南都，其連續兩天的專訪報道中，都要通過報道標題，將突尼斯事件歸結為“政治發展長期滯后引發形勢失控”，“ 阿拉伯地區傳統政治結構”。南都企圖以此回避和掩蓋突尼斯資產階級（包括在突的外國資本）對突尼斯勞動大眾的剝削壓迫，掩蓋這剝削壓迫造成的階級利益對立最終引發了突尼斯事件這種激烈的階級斗爭的真實。在南都兩篇專訪的名稱，就可看出，南都企圖引誘人們作出這樣的結論：突尼斯現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即人剝削人的生產關系）與民眾進行反抗無關，只要改變“阿拉伯地區傳統政治結構”，就會使社會穩定。　　

但是，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等勞動大眾之間的階級對立和由此產生的階級斗爭，是產生人剝削人的生產關系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造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基礎上的上層建筑（包括上層建筑中政治制度部分），歸根到底是為維護這種人剝削人的生產關系服務的（即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包括上層建筑中政治制度部分）是作為資產階級統治勞動大眾的工具而存在的，它不能消滅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等勞動大眾之間的階級利益對立和由此產生的階級斗爭。上層建筑（包括上層建筑中政治制度部分）的改良，最多能稍微緩和階級矛盾、階級斗爭。　　

而被南方都市報等哈西方煤體吹捧為政治民主典范之一的歐盟內部，2010年在希臘、法國、英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等國，此起彼伏的的勞動大眾舉行的反抗資產階級削減工資福利的罷工、游行抗議，都表明西方“民主政府”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本性，也表明西方“民主”根本不能消滅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利益對立和由此產生的階級斗爭。　　

據《突尼斯_互動百科》講述： “1995年突與歐盟簽署聯系國協議后，突深化經濟結構調整，加快企業升級改造和私有化步伐，……2006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綜合競爭力排行榜上，名列世界第30位，居非洲、阿拉伯國家之首。突在全世界155國勞動環境領域排行榜上名列58位，領先意大利、中國和埃及等。貧困率下降至4%以下。至2006年底，外國在突共有2803家外資企業。2007年，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綜合競爭力排行榜上，名列世界第29位，仍居非洲、阿拉伯國家之首”。從這里可看出，突尼斯早就在進行我國主流經濟學家最熱衷鼓吹的“深化經濟結構調整”、“加快……私有化步伐”以及溶入全球化（這從“與歐盟簽署聯系國協議”，對外資開放，“至2006年底，外國在突共有2803家外資企業”中可看出）。因此總體上講，突尼斯經濟是按現今資本主義主流經濟學——新自由主義要求發展的。　　

西方國家操控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一再將突尼斯評為“全球綜合競爭力排行榜上……非洲、阿拉伯國家之首”，意味著突尼斯是被西方作為非洲、阿拉伯國家的經濟、政治模范推出的（因為西方國家其實很講政治，如你被它視為政治上敵對，它也不會把你作為典范推出。反之你被它政治上認可，即使你不是典范也會作為典范推出。達賴、劉曉波被西方國家操控機構授予諾貝爾和平獎，只是眾多范例之一）。　　

另外，突尼斯的民主制度，在與其它非洲、阿拉伯國家中相比較，也屬于最為接近西方的之一。我國《當代世界》雜志2005年第6期《突尼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做法》就講述說：突尼斯“逐步推進有控制的政治民主改革進程，以舒緩內外壓力。自1994年首次允許反對黨參加立法選舉后，又根據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逐步允許合法反對黨參加立法、市鎮和總統選舉，并相繼出臺和實行了總統兩輪選舉制，增設參議院、賦予憲法委員會監督選舉職權等新舉措，特別是 在議會和市鎮委員會中為反對黨預留了20％的保底份額，同意反對黨進入經社理事會、新聞委員會等咨詢機構，批準突第一家私人電視臺“汗尼拔電視臺”通過衛 星開播，以彰顯其政治民主改革成果。可以說，這些措施既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國內反對勢力的政治愿望，同時又為突實現長期穩定和建設民主、法治國家創造了有利條件”。如真是“為反對黨預留了20％的保底份額”，意味著反對黨即使只有遠不到20%的票數，也能得到“20％的保底”席位。這可是許多西方國家也沒有的“多元民主”措施。　　

有網友寫道：“在美國的評比中，突尼斯在政府透明、安全形勢等方面，也居非洲之首，哪里看得出一點腐敗？英國評比的幸福指數，突尼斯排名世界第29位，以民主為標準的政局安定榜上，突尼斯排名世界第32位。在政府廉潔指數上，突尼斯超過意大利……總而言之，在這次動蕩發生之前，突尼斯長期都是西方眼中的好孩子，乖孩子、模范生，各方面指標俱佳，頗為符合民主的神話”。 因此，南都關于“政治發展長期滯后”是突尼斯事件根本原因的說法是不成立的。　　

當然，如西方民主的階級性已經被其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確定一樣，突尼斯的民主制度也被其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所確定，這種所謂的民主主要是由資產階級所享有。即使在這次推翻了阿里后，原總理為組成聯合政府而召開的、似乎“很民主”的包括幾個反對黨參與的組閣談判，也排斥共產黨和宗教黨派參與。這說明，推翻了阿里后的“民主進程”，也只能是資本主義允許的黨派才能參與，否則就排除在外。　　

《當代世界》雜志的、名為《突尼斯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做法》的文章還曾講述說：突尼斯“中等收入階層占總人口比例已達80％。經過幾十年不懈努力，突已初步形成兩頭小、中間大、以中等收入階層為主的較為理想的橄 欖形社會財富占有模式，受到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和普遍贊譽”。 2007年8月15日，我國突尼斯經商處的《突尼斯投資環境分析 》寫道：突尼斯“中產階級占總人口的80%。77%的家庭擁有住房，35%的家庭擁有私人轎車”。這里的兩篇文章都企圖用中產階級人數比例大來粉飾突尼斯現狀。

我國的貧富懸殊、消費不振，完全是我國的剝削勞動大眾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但主流精英回避我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造成貧富懸殊、消費不振等等社會經濟問題的事實，胡說是什么我國是中產階級數量不夠，未能形成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狀社會結構（即所謂貧富兩端小，中間的中產階級大的社會結構），才造成我國的經濟、社會問題。按他們的觀點，似乎中產階級多了，社會不穩定、貧富懸殊、消費不振等等社會、經濟問題都能解決。例如，2010年南都網上有南方都市報的一文章就說：“一個社會階層呈橄欖形狀的社會才最為穩定，也最具持續發展能力。不僅因為數量龐大的中產階層可以最大程度地攪活生產力，更因為其可以帶來體量龐大的消費”。吳敬璉前不久也談，用“增加專業人員、所謂‘白領’的收入”來刺激消費，似乎有“專業人員、所謂‘白領’”收入增加，就能解決制約經濟增長的消費不足問題。　　

但是，中產階級、白領等稱呼，不過是資產階級學者為粉飾資本主義現實，掩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剝削、壓迫關系，模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敵對階級關系而編造的粉飾現狀的名詞。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這兩個詞，表明不同階級對生產資料的不同關系（無產階級不是沒有財產，是沒有生產資料類財產，只有生活資料方面的財產），表明雇傭與被雇傭、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而中產階級、白領等稱呼卻掩蓋了這些關系，以白衣領（白領）、辦公室內工作等表面現象來劃分階級。但是，被劃入所謂中產階級、白領中的絕大部分人，他們并不擁有生產資料，他們是被資產階級雇傭，因此他們實際上是屬于無產階級。《白領—百度全科》寫道：“ 最先在世界上叫響白領，是美國已故學者米爾斯。1951年，他出版的第一部成名作就叫《白領》。他根據戰后歐美社會結構的變化，宣告：一個新生的中產階級已經悄然降臨世界，其突出象征便是“白領”。 從這也可看出，脫離生產資料關系而以白色衣領（白頷）來劃分階級，是很膚淺的，不能揭示出所謂中產階級中絕大部分人被資產階級剝削，從而生活貧困的真相。

1996年3月29日，美國最大的資產階級報紙——《紐約時報》報道，蘭德公司經濟學家林恩.卡羅利在最近一期《牛津經濟政策評論》上發表文章說，90年代以來美國收入差距擴大趨勢進一步加快。在美國最富有者收入迅速增加的同時，占人口10%的美國窮人1993年的收入比1989年下降14%，占人口50%的美國一般人（這中間包括大量的“白領”或稱“中產階級”的人士）1993年收入也比1989年下降8%。據這些資料看，億萬包括所謂“白領”或稱“中產階級”的美國勞動群眾，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后的實際工資在下降，購買力已經是絕對縮小。　　　

  約10年前，吳敬璉曾鸚鵡學舌地講要用西方流行的資產階級辯護詞——機會均等來縮小中國的貧富懸殊。但美國學者愛.艾亨指出，美國“機會均等的宣傳，只是讓少數人變得更加富有，而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正匯入窮人大眾的洪流”（《國外理論動態》1996年合訂本第107頁）。林恩.卡羅利的數據和艾亨的話都證明，“白領”、“中產階級” 之類掩蓋資產階級對勞動大眾剝削的粉飾性字眼，，并不能使包括“白領”、“中產階級”在內的勞動大眾擺脫被資產階級剝削而貧窮的局面，也不能解決社會消費不足等經濟問題（1990年代至今的20年內，美囯就爆發了3次生產嚴重過剩為主要特點的經濟危機，就證明了這點）因而也不能消除包括“白領”、“中產階級”在內的勞動大眾與資產階級間的階級矛盾。　　

美國的“中產階級” 被剝削，突尼斯的“中產階級” 同樣。社會學家阿西夫·巴亞特在談突尼斯亊件時，對所謂中產階級的境況是這樣描述的：“有這么一大群人，我愿意稱其為中產階級窮人——他們有因特網和‘臉譜’ 網站等等，但是在目前的政權之下和當前的經濟之中，他們沒有任何機會，生活質量也無從談起”。因此，所謂中產階級遠不如南都等資本主義粉飾者們描述的那樣美好

突尼斯“中產階級占總人口的80%”， 但仍爆發因為民眾生活艱難而掀起推翻本·阿里政權的民眾運動。它說明，南都報等主流精英宣揚的中產階級數量多的“橄欖形狀的社會才最為穩定” 的說法是荒謬的。　　

突尼斯本·阿里總統是瞬間垮臺的，但使其垮臺的經濟基礎和不穩定的經濟狀況卻是一直存在的。　　　　

首先，突尼斯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本·阿里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對廣大民眾的剝削是不可避免的，廣大民眾和本·阿里（據報道，本·阿里家族擁有不少企業。因此本·阿里家族就是一資本集團，該家族必然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間貧富懸殊是不可避免的，廣大民眾和本·阿里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間的利益對立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產生反對本·阿里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剝削壓迫的斗爭的經濟基礎和階級關系，在突尼斯是一直存在的。而南都則力圖掩蓋本·阿里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事實，掩蓋本·阿里政權是資產階級政權的亊實，南都企圖將本·阿里政權塑造為超階級的、只代表家族利益的獨裁政權。　　

據埃及官方通訊社2月3日報道，在民眾壓力下，埃及政府被迫禁止政府最近改組后離職的3名前任部長和一名執政黨民族民主黨高級官員出境，“其中前內政部長被抗議民眾指責為采取殘酷手段鎮壓反對派，另外3人都是埃及的商界大亨”。 這條埃及官方通訊社的消息，無意間顯露出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和執政黨的高官，不少是由大資本家出任，也顯露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和他任主席的執政黨，必定代表資產階級利益。埃及政權如此，突尼斯政權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其次，突尼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不僅決定了包括突尼斯國家政權在內的上層建筑的階級性，也決定了突尼斯經濟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也決定了勞動大眾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生活更加困難，階級矛盾更加尖銳，更易爆發激烈的階級斗爭。　　

突尼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下廣大民眾被剝削，廣大民眾貧困(這貧困不是媒體、磚家說突尼斯“中產階級占總人口的80%” 就能掩蓋的)，使廣大民眾有支付能力的市場需求不旺（也就是我國媒體所常說的內需不振），突尼斯企圖用出口、吸引大量國外旅游者這種國外消費和外資的投資需求，來彌補國內消費低迷造成的需求不足，擺脫內需低迷對經濟發展的制約。這使突尼斯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國外消費和國外投資（例如突尼斯出口占GDP的 50%，這比嚴重依賴出口的我國的比例還高）。這種美其名曰“對外開放”、“溶入全球化” 的“現代”經濟，實質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束縛生產力發展、只能企圖用國外力量來推動經濟發展的表現。這表現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嚴重矛盾，也表明突尼斯經濟的半殖民性，表明經濟嚴重依賴外部經濟環境而顯得極為脆弱。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后，突尼斯經濟的脆弱性充分顯示出來。突尼斯的出口市場、旅游客源都主要依靠鄰近的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后，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以削減財政赤字為借口，大肆向歐洲勞動者的工資福利進攻，使勞動者的工資下降、福利減少。這意味著勞動者開支增大、購買力下降，歐洲勞動大眾的消費能力下降，歐洲勞動大眾只能減少消費和旅游開支。這使突尼斯向歐洲等地的出口受到很大打擊；來突尼斯旅游者數量也劇減，使作為突尼斯支柱產業的旅游業也陷入低谷。南都報也說, “突尼斯的經濟主要依賴旅游業。但卻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受到嚴重打擊”。這又使突尼斯失業人口增加（據報道，“突尼斯官方公布的失業率是14%，實際數字遠高于此”。 南都報也講, 突尼斯“失業率非常高，就連大學生也失業找不到工作”），勞動大眾生活更為艱難。南都報也說 “ 突尼斯的經濟主要依賴旅游業。但卻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受到嚴重打擊。在這種情況下，失業率急劇上升。從而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滿”。 南都在這話是扇向它那《專家稱突尼斯政治發展長期滯后引發形勢失控》的耳光，它們無意間承認，不是“突尼斯政治發展長期滯后”， 而是資本主義經濟“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滿”， 并引起突尼斯亊件的產生。

當突尼斯失業人口增加，勞動大眾工資趨于停滯乃至下降時（失業人數越多，工作崗位更為重要。為獲得或保住工作，勞動者間競爭越兇，資產階級此時更易實現打壓工人工資），勞動大眾的福利又遭削減。突尼斯作為鄰近歐洲的半殖民地國家，深受歐洲資本主義影響。近些年來，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都奉行新自由主義方針，加大向勞動者的工資福利進攻。突尼斯也奉行“與國際接軌”（ 即與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新自由主義方針接軌）的方針，據網上資料講，突尼斯“政府積極削減惠及民眾的福利補貼，提高國民經濟中的私有化比重”。 這必然使勞動大眾生活更加困難，資產階級更加富足，社會貧富懸殊進一步加大。　　

并且，突尼斯糧食產量只能滿足國內需求的一半左右（突尼斯每年糧食產量與糧食進口量，常各為200多萬噸），國際市場糧食漲價，使進口糧價與突尼斯國內所產糧食售價也隨之上漲，并帶動整個生活物價上漲（2010年，即便是官方掩飾物價上漲真實狀況的突尼斯前十個月價格指數，增幅也超過2009年，達4.5%）。當突尼斯失業人口增加，勞動大眾工資趨于停滯乃至下降、福利遭削減時，物價又高漲，勞動大眾生活更加困難。因此，自由市場經濟，實質就是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地以增大失業來降低工資并漲價等方式盤剝大眾以獲利的經濟。這種情況下，突尼斯階級利益矛盾加大，激烈的階級斗爭必然爆發。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看出，突尼斯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是造成突尼斯勞動大眾被剝削、社會貧富懸殊的根源，也是造成突尼斯事件發生的根源。南方都市報企圖以“突尼斯政治發展長期滯后引發形勢失控”之類的講述，來掩蓋真相，以利于它們繼續在中國鼔吹資本主義。這就是它們掩蓋真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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