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危局”困在何處？》

               前進頻道（IS3494329） 學習紀要

法國留學生 泰山

   虛舟： 最近埃及民眾反政府示威游行持續了一周，從　1月25日　以來，埃及國內連續發生反政府抗議活動，現已造成100多人死亡，上千人受傷。　1 月31　日進入第七天。隨著危機的加劇埃及政局出現“動蕩”和“亂象”。 埃及局勢引起的國際和國內的高度“重視”。埃及怎么了？“突尼斯事件”、“埃及騷亂”會不會引發國家政治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對于當前處于“維穩”高壓下的中國政局有何警惕和啟示？我們請到留學法國的泰山同志，就《埃及“危局”困在何處？》給大家做專題演講。

泰山：謝謝大家。就在前幾天，如果有人問我對埃及的了解，我會首先想到埃及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超過五千年。如果問還了解什么，我最多還能想起金字塔、蘇伊士運河、孟菲斯古城、法老胡夫這些在中學課本中學到的名字，剩下的都還給我老師了。當然，整天看新聞聯播的習慣還讓我能想起埃及的總統薩達特和穆巴拉克，但他們有什么政治觀點和政績，我可就一無所知了。我想網上的很多朋友可能都和我差不多，也許有些軍迷還能講出中東戰爭和一些埃及將軍的名字，但也僅此而已。埃及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是個遙遠和陌生的國度。在我們大多普通人看來，埃及和我們沒什么關系。

   一、埃及與西方有歷史上的“糾葛”　　

理解埃及歷史，有助于我們解讀當前埃及危局的背景和成因。一提起埃及，西方人總是帶著一種極其復雜的情感。因為，和其它幾大文明古國不同的是，埃及文明和西方文明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圣經》（舊約）中就記載了摩西如何帶領著以色列人逃離埃及的殘暴統治。還有，埃及歷史上有非常有名的女王克麗奧佩特拉——被稱為“埃及艷后”，她和其整個家族統治埃及兩三百年，但卻都是希臘人，根本不會說埃及話。公元前11世紀至前7世紀，相繼被亞述人、波斯人、馬其頓人和羅馬人所征服。公元4—7世紀埃及曾并入東羅馬帝國。后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征服了埃及，將埃及作為它的一個行省并派駐了總督。1798年—1801拿破侖占領了埃及并統治了三年。1882年，英國人又占領了埃及。1914年英國成為埃及的保護國。期間，在1858年至1869年，在法國人費南德 德 勒賽普的主導下蘇伊士運河公司成功地開鑿了蘇伊士運河。英法兩國在占有了該公司95%的股份，獲得了巨大的收益。直至今日，蘇伊士運河的收益依然是埃及的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之一。1922年2月28日，一戰結束以后，英國被迫承認埃及獨立，但仍保留著領事裁判權直到1952年法魯克王朝被推翻、埃及共和國的成立。正是這種密切的聯系使得西方人對埃及和埃及文化有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親近感，都多少有一種埃及“情結”。前年底去年初，在巴黎的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曾經舉辦了一場為期半年的波拿巴和埃及的展覽，幾乎天天門口排著的長隊就說明了這一點。所以，有關埃及的這個話題，盡管我們不會上溯到久遠的年代，但也不是幾句話就能說得清的。

今天的話題我們還要從二十世紀初埃及的殖民地時期談起，因為今天的這些問題都是昨天那些歷史的延續。

   二、埃及擺脫殖民地經濟的“后遺癥”　　

1882-1922，埃及淪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成為了大英帝國的“被保護國”。在這個時期，埃及經濟的主導產業是農業，農業就業人口占勞動力的68%，并吸收了70%的社會總投資。而今天，農業在經濟中的比重則下降到15%。這期間，貫穿始終的一根主線就是埃及的工業化進程。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后，這根主線還伴隨著國有化和私有化的運動。

    這一時期，埃及的經濟完全是殖民地式的經濟。埃及傳統上盛產棉花和糖，已經完全淪為了英國的棉花等原材料的生產基地。國內市場幾乎是完全對外國產品開放，特別是對英國產品。對國內工業產品的稅收是8%，這和進口產品的最高關稅是一樣的。正是由于缺乏基本的市場保護，民族工業很難生存下來。另外，由于沒有一個發達的金融市場，民族工業也缺乏必要的資金保證。與此同時，正是由于埃及不生產絕大多數工業品，幾乎所有的工業產品都需要從外國進口，埃及政府為龐大的債務所困擾，根據伊薩維的研究，一戰之前，埃及政府一半的預算都要用于支付其債務的本息。而且，英國人對埃及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一直采取的是敵對的態度。所有這些極大地抑制了埃及民族工業的發展。

一次大戰之前，根據泰格諾爾的研究，外國（主要是英法）在埃及的投資達到了兩億埃及磅，在經濟上處于主導地位，這使得這些國家可以任意對埃及的國內事務指手畫腳。正是由于缺乏經濟上的支持，1922年埃及在擺脫了英國的“保護”之后，迫不及待地要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另外，發展民族工業也有很多的現實原因：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國際市場上的工業產品出現了匱乏，埃及所依賴的進口工業產品供應不足。第二、農業人口增加，出現了人多地少的現象，在加上農業欠收，有轉移一部分農業人口的要求。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英法這些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在歐洲戰場忙得焦頭爛額，放松了對埃及的經濟控制；工業產品進口的減少使得政府債務減輕以及私人銀行儲蓄的增加，這些都為埃及民族工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三、埃及民族化、國有化、工業化運動的“輝煌”成績　　

上述原因和條件使得以伊斯邁爾 ·西德奇為代表的埃及精英階層產生了走工業化道路的愿望。1916年，伊斯邁爾· 西德奇主持成立了埃及政府貿易和工業委員會，并在1918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中明確指出：“提高人口和土地比率的唯一途徑就是工業化”。報告同時提出了要創建工業發展銀行，以及政府在工業化過程中應起到的作用是關稅保護、改革稅收體制以及提供政府補貼。這份報告直接催生了在埃及工業化進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兩個機構：埃及銀行（1920）和埃及工業聯合會（1922）。由于在當時，外國在埃及有著龐大的投資，發展民族工業必然會影響到外國資本的利益，所以后者在當時的一個主要作用就是緩和外國資本和民族資本的對立。

埃及政治上的獨立并沒有使他擺脫歐洲經濟上的桎梏。一戰前，資本在五萬埃及磅以上的大型現代企業有20家，分布在糖、紡織、鹽、煙草、啤酒和水泥等幾個行業。這些企業大多為外國資本所控制。獨立之后，這個局面并沒有得到改觀，埃及的民族工業企業大多為中小企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可憐的不到5%。

前面提到了殖民地時期埃及的進口關稅最高才8%，這極大地限制了埃及民族工業的發展。到了1930年，伊斯邁爾 ·西德奇成為了埃及首相。埃及政府頒布了一部法律將進口商品的關稅劃分為四個等級：1、原材料進口的關稅為4%；2、半加工或粗加工產品的關稅為6－10%；3、制成品或精加工產品的關稅為15%；4、對于某些奢侈品，如：卷煙、酒精飲料和香水的關稅為20－30%。這部法律的直接結果就是歐洲工業產品進口的急劇下降，比如，從歐洲進口的紡織品占進口產品的比重從1920年 的40 % 降到了1939年的 16,5 %。上述關稅稅率調整或(下調）以后，一直到五十年代，都在逐步提高，使得埃及的民族工業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力得到了加強。

我們看到，從埃及獨立之后到二次大戰開始之前這段時間，埃及主要采取的是政府對經濟進行有限干涉的是現代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在二次大戰中，埃及政府加強了對市場的干涉，主要措施有：對生活必需品進行補貼和對進口商品實行許可證制度。二次大戰結束后，由于受到民族主義運動和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影響，埃及人對本國內存在的外國資本和猶太資本越來越敵視，產生了經濟“埃及化”的要求，埃及政府通過立法加強了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在1947年的一部關于股份有限公司埃及化的法律中規定：一個公司中至少要有40%董事為埃及人，至少四分之一的新發行股票必須在埃及金融市場上流通，而且至少51%的股票持有者必須是埃及人，公司中至少75%的職員以及90%的工人必須是埃及人。結果：到了1948年，埃及境內所有股份有限公司39%的份額都掌握在埃及人手里，埃及的民族資本主義勢力在這個時期迅速地膨脹起來。到了五十年代，這些對大型工業企業埃及化的措施通過了一系列的法律得到了加強，但由于這些措施無法限制資本的集中，并沒有真正地使企業掌握在埃及人手里，關鍵的位置仍然為外國人所把持。這一點為埃及的民族主義者所詬病。這也使埃及最終選擇走上了國有化的道路。

納賽爾和自由軍官運動的組織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雖然這個由年青軍官組成的組織從本質上來講代表的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但有著一定的左傾思想，這從它在他的綱領中可以看得出來：反對封建主義、結束殖民統治、反對資本對于政治生活的控制、建立社會公正、穩定的民主生活以及強大的國家軍隊。1952年，這個組織在納賽爾的帶領下發動了軍事政變，推翻了法魯克蘇丹王朝。納賽爾雖然只作了內務部長，但他在當時實際掌握著政權。1954年他成為了埃及總理，1956年他作為唯一的候選人成為埃及共和國第二任總統。

納賽爾當政后主要實施了以下措施：

第一：加強了中央集權、將權力集中在總統的手里；

第二：對私營企業實施國有化；1957年成立了經濟委員會和國家計劃委員會；1958年的法律規定了一切工業企業的建立、擴展、搬遷以及生產的改變都必須取得國家的同意。

第三：實施農業改革；對私人擁有土地進行限制，超過200費當要劃歸國有；限制土地的租金和租期；政府建立農村合作社規定農民的最低工資

第四：修建一些大型公共工程，如阿斯旺大壩。

上述措施不可避免地和外國資本勢力產生了沖突。于是美英背棄了自己的承諾，取消了給予埃及建造阿斯旺大壩的貸款，這樣就產生了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為了彌補資金的不足，埃及政府在1956年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這直接引發了英法以三國針對埃及的蘇伊士運河戰爭。戰爭的結果是英法以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不得不撤軍。第二、最終使得埃及倒向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后來是蘇聯提供了技術和一部分資金幫助埃及完成了大壩的建設。納賽爾的一系列政策和成功使得他在阿拉伯社會中的威望迅速提升，形成了影響整個阿拉伯世界的“納賽爾主義”。許多人把納賽爾看成是阿拉伯世界的領袖，一個阿拉伯政治嶄新時代的代表。同時，納賽爾的名字也成了“泛阿拉伯主義”的代名詞。“泛阿拉伯主義”強調建立一個有力的阿拉伯政府，以面對具有“帝國主義本質”的西方，呼吁阿拉伯國家的資源應該由阿拉伯人使用而不是讓西方人受惠。正是在這一思想影響下，1958年，在敘利亞的要求下，埃及、敘利亞和也門組成了阿拉伯聯合共和國。這時納賽爾也達到了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頂峰。　　

應該指出，阿聯的成立除了一種“泛阿拉伯主義”的民族主義情緒之外，并沒有牢固的政治和經濟基礎。很快由于種種矛盾激化，1961年敘利亞軍隊嘩變，聯盟被迫解散。接著，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阿方戰敗。心疲力竭的納賽于1970年10月5日因心臟病病逝，從此，埃及歷史上的薩達特時代開始。　　

四、埃及選擇自由化、私有化為方向的“全面改革”　　

無論什么立場的學者都必須承認的一個事實是，納賽爾時期的國有化給埃及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然而這種蘇聯式的國有化也帶來了一定的副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使企業失去了自主性，從而限制了生產的多樣性并引發了政府財力的匱乏。這使得薩達特在其上臺之后，于1974年開始了他的經濟改革。

薩達特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經公民投票通過永久憲法。憲法第一條規定埃及是“以勞動人民力量聯盟為基礎的民主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這部憲法在薩達特遇刺的前一年進行了第一次修改，主要有：一、取消了憲法第77條對總統只能連任兩屆的限制；二、修改了憲法第5條關于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是唯一執政黨的條款，規定埃及的政治體制為多黨制。1972年7月，薩達特下令驅逐蘇聯軍事顧問和專家，宣布蘇聯在埃及領土上建立的一切設施和軍事裝備移交埃及管理使用。1973年10月，埃及發動了第四次中東戰爭并取得了勝利。戰爭的勝利使得薩達特穩定了他的政權，于是他著手實施他的經濟改革計劃。

   除了政治、經濟上的改革外、在外交和國家意識形態上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第四次中東戰爭后的《十月文件》中提出了新的政治觀念：這份文件并不否認社會主義和泛阿拉伯主義，但在當時的體制中加入了私有經濟的成份，為私人投資的發展提供了空間。于是，從1974年開始，埃及進入了她的“開放門戶”時期。這個時期一系列政策的主軸就是鼓勵外商的投資。1974年6月的開放政策基本法規定，鼓勵外國投資的措施分四個方面：特殊的優惠稅收制度、放寬資本及其利潤離開埃及的限制、非國有化的保證以及外資在埃及從事經營活動的一些特權。1976年，宣布廢除埃蘇《友好合作條約》，禁止蘇聯軍艦使用亞歷山大港。1977年11月，薩達特親自前往耶路撒冷同以色列總理貝京會晤，打開了埃以直接對話的渠道。1978年9月，在美國總統卡特的斡旋下，薩達特同貝京在美國簽訂戴維營協議。從此，埃以打成了和解。巴勒斯坦人和巴解組織成了這個和解協議的直接受害者，也正是因為如此，薩達特走上了不歸的黃泉路。薩達特的政策激怒了阿拉伯民族主義者，　1981年10月6日　薩達特在閱兵儀式上遇刺身亡。從此開啟了長達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時代。　　

穆巴拉克執政后強化了自由化的經濟政策，他強調生產，在政府制定和實施的五年計劃中重新定義了國家的作用：國家維護社會和經濟的基本構架，剩下的部分應該放開讓私有經濟來發展。他的目標是減少埃及對于外部援助的依賴，并實現在生產和經營領域的長久增長。在他執政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主要的措施是將用于消費的政府財政轉向投資以減少經常帳目下的不平衡；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在1989年通過了一部法律將私有經濟的發展放到了優先的地位：允許外資完全擁有制造性企業；外資企業在經營的目的下可以購買土地。　　

穆巴拉克這個時期的“開放”政策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外資并沒有像預想的那樣大量涌入，1990年，外資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7%；其次，投入的外資都進入了金融、石油和旅游業，而沒有進入埃及人所希望的制造業；再次，私人投資者大多從事的是投機交易，而不是長久性的生產投資。　　

   五、全面開放后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的埃及　　

穆巴拉克這個時期的“開放”政策并沒有給埃及的工業結構和發展帶來任何變化，但卻給埃及的經濟結構帶來了很大的變化。　　

第一、  埃及經濟結構畸形化發展

農業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5%，擁有31.2%的就業人口。工業占大約三分之一（33%），擁有22%的就業人口，而以旅游也為主的第三產業為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貢獻達到50%以上（52%），并吸納了46.6%的就業人口。埃及外匯的主要來源是：旅游、本國僑民在境外的匯款、蘇伊士運河的通船費和天然氣和石油的收入。僅僅法國每年去埃及旅游的人數就達到了60萬人次。（即使動亂發生后，截至前天，法國滯留在埃及的國民仍有近4000人。）

前面說過1974年以后的私有化并沒有提升埃及的工業發展水平，唯一的結果就是發展了私有經濟。私有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政府財政的困難。九十年代后埃及不得不求助于西方，求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海灣戰爭上站在美國一邊，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些條件，這包括取消了對所有出口產品的限制和大大地減少了對進口產品的限制等等。　　

第二、         以喪失主權為代價獲得經濟援助　　

1991年的第一次海灣戰爭，埃及站在了美國一邊，也因此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利益：先后有20多個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向埃及提供貸款和緊急援助。另外，美國免去埃及所欠軍債，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和卡塔爾也取消了埃及所欠債務。同年5月，巴黎俱樂部債權國免除埃及約110億美元的債務。埃及經濟困難得到了緩解。其親美立場也受到阿拉伯世界的非議和不滿。　　

第三、限制中小企業發展，失業人數增加。　　

穆巴拉克主政的第三個五年計劃(1992-1997) 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其目的是要在經濟方面提高生產能力，在投資和生產方面加大市場的作用和提高私有經濟的比重。具體來說就是：一是國有企業私有化，另一是投資領域的自由化。當然，私有化改革一開始只是針對的是一些小型企業，私有化的速度也是比較緩慢的，直到九十年代末，國有經濟相對于私有經濟的比重只是以每年0.3%的速度遞減。不管怎樣，這些措施的實施被西方學者成為“投資環境”的改善。這時外資和私人投資才開始向制造業轉移。外資和私人資本投資的主要方向除了石化產業外，就是紡織業、金屬產品制造業和農產品加工業。應該說，這些措施還是給埃及的制造業帶來了一定的發展，但也有一個不可忽視的結果，就是這些措施對大企業有利，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小企業的發展。在制造領域，中小企業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增加值和吸納的就業人數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減少，這也為今天的動亂埋下了隱患。　　

   第四、經濟形勢持續惡化，貪腐影響社會穩定。　　

2002年的第二次海灣戰爭給埃及經濟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在此之前，埃及是中東以及北非經濟發展最穩定的國家之一，經濟年增長率一直保持在4－5%。這個記錄在阿拉伯國家中是很驕人的。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埃及的國內生產總值一直排在沙特之后，在阿拉伯國家中排第二位。2002年的海灣戰爭使得埃及國內生產總值降到了2.5%，2003年更是降到了1.7%。埃及遭遇了空前的經濟危機，2003年被阿聯酋超過，2004年又被阿爾及利亞超過，目前排在阿拉伯國家的第四位。這也就是穆巴拉克政府在2004年進一步推行以私有化為主導的經濟改革的原因。　　

2004年7月，穆巴拉克任命了新的總理納吉夫來推動改革。根據西方媒體的報道，內閣中像外貿、投資等這幾個關鍵的部長都是他的長子加馬爾 穆巴拉克的親信。因此，有傳言，穆巴拉克的家族在這次改革中，獲得了巨大的利益。　　

第五、私有化改革副作用日益顯現，埋下動亂的禍根。　　

2004年經濟改革的主要措施：一是減稅和簡化稅收制度以鼓勵私人投資，二是對大型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改造。這些措施的確帶來了GDP的增長，2005年埃及的GDP就回升到了4.5%。2007到2009年之間埃及的GDP甚至超過了7%。2010年的上半年也達到了5.8%。但這一增長也同時伴隨著不可忽視的副作用。2004年的經濟改革的副作用：1、高通貨膨脹：2008年11.7%，2009年16.2%，2010年11.7%，今年預計仍將超過10%。2、高失業率：2008年8.1%，2009年9.0%，2010年9.2%，今年預計將達9%。3、分配極為不均：絕對貧困人口達18%。由此可見，這幾年埃及經濟的所謂發展并沒有改善大多數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相反，卻打擊了生活在社會中下層的百姓。　　

第六、服從個人意志的幾次修憲，喪失意識形態的凝聚力。　　

2005年，埃及第二次對憲法進行了修改，規定總統經全民普選產生。西方政府依然對埃及的這次憲法修正褒賞有加，認為這是埃及真正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也就是在同年，穆巴拉克再次以超過80%的得票率當選埃及總統。當然，盡管一些西方的許多團體和組織指責這次大選有舞弊，可讓人奇怪的是西方政府對這些指責是一直默不作聲。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說到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埃及國內動亂的出現是有著充分的社會條件的，是埃及政府自1971年以來私有化改革的必然結果。埃及政府的幾次修憲也造成了意識形態的混亂，徹底地打開了控制這場洪水的最后閘門。這才是產生埃及這次動亂的最根本的內因。

六、媒體失控和惡意炒作，諉發和加劇社會動亂。　　

據西方媒體的報道說埃及的這場動亂是從互聯網上發起的，有人在facebook上發信息，揭發穆巴拉克家族的腐敗，號召人們起來推翻穆巴拉克政府。信息很快在網上擴散開來。先是在多個大城市青年人走上了街頭，和警察發生了沖突。很快，市民也加入了進來，有人被打死，于是局勢失控。政府實行了宵禁，封閉了互聯網，并停運了facebook 和twitter，但為時已晚，矛盾已被激化，憤怒的火焰以被點燃。所有這些信息無非是要讓人們形成這樣一個觀念，那就是這場動亂是民眾中自發形成的，沒有任何人是幕后的黑手。而且美國政府一開始裝出了一副一無所知和震驚的樣子，并沒有像以前那樣張牙舞爪地指手畫腳。然而，動亂發生幾天后，我們看到，巴拉迪以一種很“自然”的方式出現在了媒體上，然后又以一種很“自然”的方式回到了埃及。巴拉迪，這個國際原子能組織的總干事，在伊朗核問題上緊跟美英向伊朗施壓，他的出現總給人無限的聯想。果然，緊接著，我們注意到美國人突然提高了他的調門，要求埃及必須有“秩序地轉移”為民主政府。難道埃及不是民主政府了嗎？難道他們以前對埃及民主制度的肯定都是在放屁嗎？我這里不想對埃及的這次動亂是否是陰謀、是什么人在背后策劃的這些問題妄加猜測，我只是想說，蒼蠅從來不叮無縫的蛋，你不扎好自己家的籬笆，那么早晚有一天都要遭到別人的算計。

我的發言就到此結束。我的演講只是“埃及騷亂事件反思話題”的開始，給大家分析一下埃及社會發展變革的大體脈絡，參考的資料因其立場不同，也不一定是埃及現實的全面客觀的反映。所以，如果講錯了，大家多批評指正。很多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思考。

虛舟：謝謝泰山同志給我們奉獻了一場很好的演講，他詳細介紹了埃及的過去和現實，分析了埃及全面改革政策及帶來的后果，這種分析堅持了唯物主義的立場和基本觀點。對我們分析當前埃及政局亂象的根源有很大的幫助。由于資料和信息的不完備，我們不可能掌握更多的細節，這種宏觀歷史的尺度，反而更有利于把握來龍去脈。關于這個問題張宏良老師今天在（2011年2月1日星期二）《向趙東民同志致敬——關于趙東民新春致辭的按語》中談了對這件事的評價。

第一：提出對非洲中東“亂局”和中亞發生的政權“更替”要作區。【非洲中東的“鮮花革命”與中亞“顏色革命”有一個根本不同，它不再是親美勢力改變和控制當地政權的一種政治工具，而是人民大眾反對富人、官人和洋人獨占經濟發展成果的大眾革命運動，街頭革命的口號不再是什么民主自由這些虛頭巴腦的東西，而是實實在在的民生要求。】過去在中亞發生的“顏色革命”存在“去前蘇聯化”的背景，是美俄在中亞爭奪勢力范圍的較量。因為這些國家有社會主義的“經歷”，“顏色革命”意味著“去社會主義化”，“去紅化”，是西方和平演變的“繼續”，反映了中亞國家親西方化的民眾情緒和對西方開放作為戰略選擇。與發生在非洲中東的事件不同，埃及是親美的，埃及是全盤開放的，與西方國家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這些國家的動亂不一定對美國有利。所以張宏良老師定義為“人民大眾反對富人、官人和洋人獨占經濟發展成果的大眾革命運動”。

第二、經濟危機背景下的大眾民主要求，是自發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張宏良講“今年一開始，突尼斯和埃及等國就爆發了要求民生的大眾政治運動，再次證明了我們關于當今世界正在進入由精英政治向大眾政治轉變的文化轉型期的判斷是正確的。”但“由于突尼斯和埃及等國沒有共產黨這塊牌子的政治和組織基礎，沒有復興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文化準備，它的革命要求只能限于許多具體的民生要求，而不可能提出解決民生的根本措施。”

第三、雙重因素共同作用，中國當前形勢錯綜復雜。　張宏良　老師講：【中國毛派共產黨人和左翼愛國力量必須保持高度清醒和警惕，中國既存在非洲中東“鮮花革命”的因素，也存在中亞“顏色革命”的條件，而這兩種革命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性質，具有完全不同的歷史前景，一旦左右合流陰謀得逞，把兩種“革命”混在一起，變成反對共產黨和解體共和國的“革命”，中華民族的空前浩劫將不可避免，13億中國人民被西方資本集團作為垃圾人口消滅的悲慘命運，將不可避免。】

第四、防止策略失誤、自毀長城，提出了中華民族應對當前各種危機和挑戰的正確策略。張宏良講到【目前中國唯一正確的歷史選擇，仍然是此前我們一直強調的三個不能丟——共產黨這塊牌子不能丟，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基本制度不能丟，五星紅旗這個政治聯合不能丟。那些高喊著無產階級革命的抽象口號，要把五星紅旗變成一星紅旗的所謂革命派，其實是一些形左實右的反革命派，是一些與極端右翼勢力完全相同的“沉船派”】　　

歡迎大家就以上問題進行探討。 　　

文字整理：泰山、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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