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民主主義有沒有前途？

作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上個月，兩個重要事件突顯了社會民主黨的現狀。在瑞典，9月19日，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慘敗。它獲得了30.9％的選票，是1914年以來表現最差的一次。 1932年以來，80％的時間都是它在治國，這也是自那時以來中右翼政黨首次贏得連任。更為不堪的是，一個極右翼的反移民政黨首次進入了瑞典議會。

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變化？ 1936年，馬奎斯·柴爾茲[Marquis Childs]寫了一本有名的書，題為《瑞典：中間道路》。柴爾茲認為，在其社會民主黨政權下，瑞典是介乎以美國和蘇聯為代表的兩個極端之間一條良性的中間道路。瑞典是一個把平等再分配與國內民主政治有效結合起來的國家。至少從20世紀30年代以來，瑞典一直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界典型代表，其真正成功的故事。這個形象似乎一直維持到最近。它現在已不再是典型代表了。

與此同時，9月25日在英國，愛德華·米利班德[Ed Miliband]后來居上贏得了工黨領導權。托尼·布萊爾領導的工黨曾在“新工黨”標簽下進行激進的政黨重塑。布萊爾認為，工黨也應該是一條中間道路—不是在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而是在當年經濟關鍵部門國有化的社會民主綱領與不受約束的市場統治之間的一條中間道路。這條中間道路與瑞典20世紀30年代以及后來的中間道路非常不同。 

工黨選擇了愛德華·米利班德而不是他的哥哥大衛·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后者是托尼·布萊爾的重要伙伴，無論在英國還是在其他地方，都被解釋為拋棄布萊爾和回歸到更“社會民主化”（更瑞典化？）的工黨。盡管如此，幾天后在對工黨大會首次講演中，愛德華·米利班德不遺余力地重申“中間”立場。但他確也用暗示“公平”和“團結”的重要性給自己的講演潤了色。他說：“我們必須擺脫舊思維，支持那些相信生活應當高于底線的人們。” 

這兩次選舉就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告訴我們什么？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個運動和一種意識形態，通常（可能也是正確地）可追溯到19世紀后期德國愛德華·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伯恩斯坦的基本觀點是，一旦他們擁有了普選權（他指的是男性普選權），“工人們”就可以利用選舉使他們的政黨即社會民主黨（社民黨）獲勝，并接管政府。一旦他們贏得了議會權力，社民黨便可以“立法建立”社會主義。因此，他得出結論說，有關起義是通向權力道路的言論是不必要的，也是很愚蠢的。 

伯恩斯坦定義的社會主義在許多方面并不清楚，但在當時看來仍然包括了經濟關鍵部門的國有化。從那時以來，作為運動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就是從激進政治緩慢而持續地轉化為以正中為導向的歷史。

1914年，社會民主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先后支持本國政府，拋棄了他們理論上的國際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些黨向美國看齊在冷戰中反對蘇聯。而在1959年，在其巴登·歌德斯堡[Bad Godesburg]會議上，德國社民黨正式地完全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它宣布，“社會民主黨已經從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變成了一個人民的政黨”。

德國社民黨和其他社會民主黨當時支持的是社會妥協，叫做“福利國家”。就這一目標而言，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世界經濟大擴張時期，它相當成功。并且，在那個時期，它一直是一種“運動”，即這些政黨得到本國很多人的積極支持和衷心擁護。 

但是，世界經濟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進入長期停滯，世界也進入了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時期，這時，社會民主黨開始走得更遠。他們放棄了對福利國家的強調，而變成了只不過是市場主導地位柔和版本的倡導者。這就是布萊爾“新工黨”的全部含義。瑞典社民黨抵制這種轉變的時間比其他國家的社民黨更長些，但它最終也屈服了。

這個轉變的后果卻是社會民主主義不再是一個能凝聚大批人強烈擁護和支持的“運動”。它成了一個缺乏昔日激情的選舉機器。

然而，如果社會民主主義已不再是一個運動，它卻仍然是一種文化偏好。選民們仍然想得到福利國家正在減少的福利待遇。當他們失去了一項又一項福利待遇的時候，他們經常抗議，這在今天不時發生。

最后談談極右翼的反移民政黨進入瑞典議會的問題。社會民主黨人在民族或其他“少數群體”權利問題上從來表現不強，在移民權利上則更弱。社會民主黨在各國往往是多數民族的政黨，他們捍衛自己的地盤反對其他工人，認為他們影響了自己的工資和就業。在沒發現存在競爭的時候，團結和國際主義的口號是有用的。瑞典直到最近都不需要認真面對這個問題。當它面對的時候，一部分社會民主黨選民直接轉向了極右。

社會民主主義有沒有前途？作為文化偏好，有；作為運動，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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