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爭端宜未雨綢繆

［薛理泰］　(2010-09-29)

　　東京早先決定，明年3月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25個離島登記為“國家財產”，此舉完畢之日，即標志著日本業已接近完成對釣魚島實現法理占有的程序。……倘若屆時北京、臺北打算對日本予以反制，則“宜未雨綢繆，毋臨渴掘井”。

　　日本在本月24日決定釋放中國漁船船長以后，中方隨即要求日方就釣魚臺（釣魚島）海域“扣船押人”事件進行道歉并作出賠償。26日，日本首相菅直人予以斷然拒絕，聲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因此“不考慮謝罪或賠償”。

　　如果日方同意就此對中方道歉并賠償，則無異承認是非法拘押了中國船長，接踵而來的是日方強調對釣魚島擁有主權的主張的合法性遭到質疑。可見這宗事件并未隨著船長獲釋而告解決，這一爭端未來走勢格外引人注目。

　　24日下午沖繩那霸檢察廳宣布釋放中國船長，據稱是考慮到“日本國民以及日、中兩國關系”，才作出這項決定?？梢娙辗绞浅鲮墩慰剂坎抛鞒鰶Q定，同司法裁定程序無關。日本突然作此決定，事前連日本內閣部份成員以及執政黨高層都不知情。與其不待走完司法程序就放人，豈不如當時不必延期拘押船長？究竟是什麼關鍵因素迫使東京倉促作此決定？

　　中國采取了系列性反制措施，卻不是東京最終考慮在此刻釋放船長的決定性因素。東京決定延期拘押船長之前，已經將中國反制措施考慮進去。況且，日方也不是沒有相應的反制措施。否則，又何必反復強調將基於日本主權和國內法對船長履行刑事手續？

　　據日本《產經新聞》披露，這宗風波峰回路轉，背後與美國施壓有關。23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會見日本外相前原誠司，她表示《日美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同時希望日、中能在事態惡化之前，盡快解決雙方之間的爭端。報道還引述希拉里身邊人士的話指出，美方直截了當地希望“日方在24日前解決問題”。就時間點而言，中國反制措施起到了加溫的作用，而美方直接介入則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當然，中國反制措施逐步升級，也是促使美方直接介入爭端的關鍵因素。

　　至于北京和臺北的相關立場，在現階段，均無意以強力介入的方式，對于日本低調控制釣魚島的現狀提出挑戰。問題在于，未來短則一年，長則數年，日本對釣魚島已經不滿足于低調控制了，其立場將由低調控制迅速過渡為法理占有，并且是以一步到位的方式處理此事，誠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這是不依北京、臺北息事寧人的態度為轉移的。

　　屆時北京、臺北面對這枚苦果，實在無法吞下，又不能因此大動干戈，確實為之煞費躊躇。由此可見，在將來某個階段，日、中兩國因釣魚島主權歸屬而引起的爭端，甚至不免呈現激烈化的局面。當然，日本和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國，雙邊關系又受到大國關系的制約，未必會為此觸發軍事沖突。由于兩國的主張沒有調和余地，此項爭端勢必出現長期化的趨勢。

　　這次北京迫使東京中斷司法程序，釋放了中國船長，東京引用國內法處理在釣魚島海域發生的爭端的圖謀即告破功?？磥砣毡驹噲D實現法理占有的嘗試暫時遭到了挫折。然而，東京早先決定，明年3月將包括釣魚島在內的25個離島登記為“國家財產”，此舉完畢之日，即標志著日本業已接近完成對釣魚島實現法理占有的程序。諺曰：“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日后東京對釣魚島實現法理占有的圖謀，即可略見一斑。

北京危機處理事倍功半

　　倘若屆時北京、臺北打算對日本予以反制，則“宜未雨綢繆，毋臨渴掘井”。這次釣魚島爭端狂飆迭起，從北京、臺北的因應措施著眼，似乎事前對此類爭端并沒有作好周全的準備。

　　就北京而言，在危機醞釀階段，對事態惡化的可能性往往估計不足，缺乏應有的準備工作，而在危機爆發以后，則憑藉一黨執政、中央集權的體制的有利條件，在全國范圍內調動政治、經濟和人力資源從事危機處理。即使最終北京收到較好的效果，畢竟也是事倍功半。

　　舉例說明一下。廣州軍區前參謀長周德禮將軍在其回憶錄中指出，北京早就獲悉河內把中國視為假想敵，卻遲遲沒有制定任何應急計劃。軍委在1978年夏決定對越南用兵。9月初，總參謀部通知廣州、昆明兩軍區各自挑選一組人員待命，并派飛機把這兩組人接到北京，出席軍委召開的作戰計劃會議，并于11月底再次派飛機把這兩組人接到北京出席對越作戰計劃會議，初步完成作戰計劃。軍委前后費時五個半月，才完成這份計劃。

　　情況之所以如此，是當年中國反常的政局所致。毛澤東在晚年時專注于處置國內層出不窮的“階級斗爭”，而其他領導人囿于傳統的“同志加兄弟”的說法，又懔于毛澤東關于“誰講出不能幫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斗爭的話，那就是叛變”的屢次告誡，根本不敢主動提出什么建議，一切都等著毛澤東的決定?！　　≈劣诮曛袊饨徊砍闪⒌膽毙〗M，由一名副部長統籌領導，專職處理外交上的緊急事件和國際危機，該小組由地區司、業務司和黨委會的官員組成。這個小組屬于“辦案”性質，成天忙于處理各種已經發生的緊急事件亦即“短線”性質的危機評估，卻無法從事務性工作中脫身而出，也根本無暇貫注于中、長期亦即“長線”的戰略評估。

　　至于其他研究院及大學設置的智庫，中國政府各部委認為它們“信息不對稱，研究成效有限”，對其研究過程督導不力，對其研究成果也不重視。實際上，這些智庫對中央決策的影響力相當有限。

　　看來，今后北京智庫體制要改弦更張了。否則，如何應付波詭云譎的世局呢？

作者是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員

《聯合早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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