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對象閻學通，現為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
積極競爭的對手，消極合作的伙伴
作者《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鄧媛發自北京
先驅語錄
互補的經濟利益決定了中美之間主要是買賣伙伴，是顧客與賣主之間的關系，還不是共同投資的合作伙伴。
中美關系不穩定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雙方不愿公開承認雙方的沖突性利益大于共同利益。雙方都想維持目前這種虛假的友誼，而這種假朋友關系讓中美關系非常不穩定。
明確了在什么問題上中美是競爭對手，在什么問題上是合作伙伴，這有助于雙方理解對方的政策底線，避免越底線的行為，這樣危機就不容易發生。
訪談動機
2010年1月的達沃斯論壇上，來自中國的國際問題學者閻學通與美國負責經濟、能源和農業事務的副國務卿羅伯特·霍馬茨被分在同一個小組發言。聽眾中很多人問，中美將在金融危機和全球治理方面提供一個什么樣的共同計劃？
看到羅伯特·霍馬茨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閻學通接過問題：“你們的這個問題就說明你們對中美關系的性質還不清楚。中美不是朋友，利益上有許多沖突和對立。這樣的中美關系怎么可能在全球治理方面提出一個共同的方案呢？”
會后有人對閻學通說：“您的回答非常現實主義。”
這段插曲很快就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被人淡忘。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中美關系告別了一年光景的“陽光燦爛的日子”：美國政府借谷歌退出事件攻擊中國，借著宣布對臺軍售，之后奧巴馬又在華盛頓會見達賴喇嘛，現在大家預測，中美關系下個月肯定會就匯率操縱問題展開新一輪的唇槍舌劍——沖突成了近期中美關系的關鍵詞。
到底中美關系的本質是什么？我們耳熟能詳的“合作大于分歧”似乎難以解釋。
在閻學通看來，應是時候重新討論中美戰略關系的性質問題了。畢竟，搞清這個問題，才更有助于維護至高無上的國家利益。
對抗成分大于友好成分
《國際先驅導報》：您提出討論中美戰略關系的性質問題，在中美關系當前比較緊張的形勢下討論這一問題有何意義？
閻學通：早在克林頓時期，中美關系的性質問題就是討論的焦點。因為只有明確了雙方戰略關系的性質，決策者才能決定制定怎樣對待對方的政策。如果兩國是朋友，就要相互幫助對方；如果是競爭對手，就要勝過對方；如果是敵人，就要想法防范、遏制和打擊對方。對中美關系性質問題的認識，關系到兩國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應對對方的立場問題。當時討論形成了“非敵非友”這個定義，這一說法日后成為中美制定針對對方政策的基礎。
今天，中美關系性質再次成為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因為“非敵非友”的說法已經沒有意義了。現在中美雙方需要明確的是“中美關系是敵大于友，還是友大于敵”。
Q：那您認為中美關系究竟是敵大于友，還是友大于敵呢？
A：我覺得中美之間沖突和對抗的利益遠遠大于共享和互補的利益。
從利益的層面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美之間的互補性利益主要在經濟層面，我們需要美國市場創造中國的就業機會，美國需要中國產品維持日常生活；我們需要美元作外匯儲備，美國需要中國購買美國債券以恢復經濟。互補的經濟利益決定了中美之間主要是買賣伙伴，是顧客與賣主之間的關系，還不是共同投資的合作伙伴。我們想買美國的高新技術，美國都不給我們。商店里售貨員與顧客并不認識，他們也做買賣交易。這樣的關系談不上是朋友。即使在經濟領域，中美之間有也沖突性的利益，例如匯率問題和貿易不平衡問題。
在安全方面，中美之間沖突性的戰略利益遠大于共同利益。美國對臺軍售以防止中國統一臺灣，中國反對美國售臺武器以實現國家統一；美國對中國沿海進行全天候監察，防范中國海軍力量，以保持其在東亞，特別是海上的軍事主導權，而中國需要發展自己的海軍增強海防安全，特別是東亞海上安全；美國組織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防范中國挑戰美國的全球軍事霸主地位，中國要加快國防現代化，縮小和美國的軍事差距。與這些直接性的安全沖突利益相比，在世界其他地區防止核擴散、反恐和維和的共同利益顯得非常間接了。
在政治層面，中美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不一樣。即使雙方擱置意識形態分歧，美國至少要向達賴、“臺獨”、“疆獨”等分裂勢力表示同情，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美國還是要支持這些分離主義勢力。美國政府不一定直接參與到所有的分裂活動中去，但它希望中國像前蘇聯一樣分裂的心理是無法改變的。因此，當它看見有人分裂中國時，美國必然是報著樂觀其成的態度。然而從維護國家主權和政權生存的角度講，中國無論如何不能讓分離主義成功。因此，在政治方面，中美關系以沖突性利益為主，只在很少的問題上具有共同利益。
從三個不同層面看，中美沖突性利益集中于高政治層面，互補性利益主要是在低政治層面。這意味著中美核心利益是沖突性的，所以雙邊戰略關系的性質是對抗大于友好成分。
中美“合作”不等于中美“友好”
Q：您的意思是現在對中美戰略關系性質的定位出現了偏差？
A：我還不敢肯定地說雙方定位出了偏差，我是說人們把中美之間“合作”誤解為是“友好”。
中美關系不穩定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雙方不愿公開承認雙方的沖突性利益大于共同利益。雙方都想維持目前這種虛假的友誼，而這種假朋友關系讓中美關系非常不穩定。假朋友的關系會提升雙方對對方的期望值。當對方不能滿足自己的期望值時，雙方就發生意想不到的摩擦。
由于雙方不愿意正視雙方戰略關系的本質是敵大于友，因此雙方的政策目標與措施之間就缺乏了一致性。例如，雙方都說其政策目標是改善雙邊關系，而不說是維護自身利益。把改善關系視為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標，雙方就會認為對方應關心本方的利益，認為對方采取妥協的政策才最有利于改善雙邊關系。其結果是雙方都認為對方的行為不友好。
外交政策是用來維護國家利益的，建立友好關系是為了更大程度地實現國家利益的方法，而不是目的。改善中美關系對中國有好處，我們就應改善，改善中美關系對中國沒好處，我們就不應該改善。這個道理對美國同樣適用。
中美關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這是一個事實。但是，其重要性不完全來自于雙方的合作，而更主要源于雙方的對抗。
Q：那么定位應該如何表述才不容易被誤解呢？
A：我以為中美關系是“積極競爭的對手，消極合作的伙伴”。簡單的說法就是“敵大于友”。現在中美關系的不穩定從很大程度上是“非敵非友”這個說法掩蓋了中美關系敵大于友的本質。今天的中美關系與當年的美蘇關系不同。中美之間是競爭關系，由于沒有發生武裝沖突的可能，因此對抗程度不高，而美蘇當年是對抗性關系。我以為，“敵大于友”的戰略關系定位有利于中美關系的穩定。
采取明確戰略，對我國有好處
Q：基于“既是競爭對手又是合作伙伴”的判斷，您認為中國對美政策應該如何進行調整？
A：我覺得中美都應采取明確戰略而不應采取模糊戰略。90年代中期臺海危機后，克林頓政府提出“模糊戰略”。這一戰略和“非敵非友”概念一樣被中美戰略界所接受，認為模糊戰略的決策空間大。而實際上是模糊戰略不斷帶來危機。
我覺得采取明確戰略，對我國有好處。中美實力對比是美強我弱。模糊戰略給強者提供的決策空間比弱者多。對強者來講，模糊就意味著更多的強硬，對于弱者來說模糊意味著更多的妥協。也就是說，模糊戰略使美國誤以為在雙方利益沖突時我會作出更多的妥協，這就提高了美方的期望值。這不利于雙邊關系的穩定。想要一個穩定的中美關系，最好采取明確戰略；采取模糊戰略，就不要冀望中美關系穩定。明確了在什么問題上中美是競爭對手，在什么問題上是合作伙伴，這有助于雙方理解對方的政策底線，避免越底線的行為，這樣危機就不容易發生。
Q：我的感覺是，如果明確承認中美既是競爭對手又是伙伴，是不是意味著中國對美在一些方面采取強硬態度時顯得更順理成章？
A：采取明確戰略與采取強硬政策不是一回事。明確戰略是指政策的確定性，強硬政策是指不做任何妥協。例如，美國宣布售臺武器后，美國一位官員在公開場合明確講：“我們不認為中方反應會超過我們的預期”。美國的認識是建立在中國只口頭反對售臺武器，不會采取行動反對售武器。當中國說要采取行動對美國公司裁制時，美國覺得意外，認為中國的政策比以前強硬了。“模糊戰略”造成美國認為中國不會以行動反對售臺武器。如果中國明確表達，對任何售臺武器的國家中國都以行動進行報復而不僅僅停留在口頭抗議，美國對中國的制裁就不會感到意外，就不會認為中國強硬了。
Q：采取“明確戰略”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遏制美國侵犯中國核心國家利益？
A：明確戰略有利于中美關系的穩定，但不能決定有防范美國侵犯中國核心利益的作用。上世紀80年代，美國能執行“八一七”公報中有關減少售臺武器的規定，是因為那時中美戰略是戰略盟友關系。現在雙方沒有那種戰略友好關系了，因此原有政策就失效了。我們現在需要根據中美關系性質不是朋友的現實重新制定對美政策，特別是針對美國售臺武器的具體政策。上世紀80年代之后，中國針對售臺武器的政策都沒有阻止美國不斷地售臺武器，因此繼續這種政策將仍無法阻止。我們需要新的政策。
“假朋友”關系仍會繼續維持
Q：您可否預測一下，接下來中美關系的走勢，明確“敵大于友”的可能性大嗎？
A：我估計中美雙方不太會明確雙邊關系敵大于友，仍繼續維持假朋友的關系。奧巴馬執政期間，中美關系不會改變時起時落的特點。中美關系的假朋友性質不變，突發矛盾就必然不斷。矛盾產生后，雙方再想法修復。
奧巴馬執政，中美關系的假朋友性質會更突出。奧巴馬是個善談合作，但不善履行承諾的人。他可以迅速提高中國對美國的期望值，但很快又能使中國對他大為失望。從程度上講，奧巴馬執政時期中美關系的不穩定性可能會比小布什第二任更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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