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經濟困局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田文林

伊朗伊斯蘭革命迄今已經30年了，檢討這段不算短的歷史，經濟成效如何是個繞不開的主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伊朗經濟狀況都不容樂觀:從產業(yè)結構看，伊朗歷經巴列維王朝、伊斯蘭革命、兩伊戰(zhàn)爭，及當前改革派與強硬派對立時期，但始終未擺脫過分依賴石油出口的局面。[1]目前伊朗政府收入80%來自石油出口，當周圍許多阿拉伯國家（如阿聯(lián)酋、卡塔爾、科威特）盡力實現(xiàn)經濟多元化，減少對石油收入依賴時，伊朗卻越來越依賴石油收入。這使伊朗比任何中東國家都更多地承受著“石油詛咒”：經濟發(fā)展深受油價漲落影響，政府財政收入難以預期，經濟發(fā)展起伏不定，尤其因依賴石油收入而抑制了其他產業(yè)的發(fā)展。結果，除出口石油外，伊朗幾乎制造不出世界市場所需的東西。目前能為伊朗賺取大量外匯的，除了石油，就剩下地毯、開心果和藏紅花等農產品了。即使在石油工業(yè)領域，伊朗因技術落后，資金不足，石油生產和加工能力落后，每年都不能完成石油輸出國組織確定的配額，其汽油消費40%的需要甚至要從國外進口，出現(xiàn)了“產油國進口油”的怪現(xiàn)象。從經濟指標看，伊朗當前GDP比巴列維時期下降1/3，人民生活水平下降30%。當前，伊朗經濟面臨三大民生難題：高通脹率、高失業(yè)率和貧富懸殊。據(jù)官方統(tǒng)計，目前伊朗失業(yè)率和通貨膨脹率均在15％以上（實際超過30%），40％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10％的人口處于赤貧狀態(tài)，4.5％的家庭只有一個人就業(yè)，3.7％的家庭完全靠社會救濟。[2]伊朗石油和天然氣儲量均居世界第二，人均耕地大大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年輕人受過良好教育，國際商業(yè)傳統(tǒng)也很悠久，按理說國家應該很富裕才對，但實際狀況卻如此不盡人意。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源到底是什么，這一問題及相關答案，對同樣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中國來說極有借鑒價值。
 
未完成的革命：經濟困境的深層根源
 
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使伊朗從中東最世俗化的君主立憲制，驟然轉向最傳統(tǒng)保守的政教合一政體。一般來說，“革命”不同于其他類型的沖突和轉型過程，就在于它是社會結構變遷與階級突變同時進行。[3]而伊朗的伊斯蘭革命看似是改天換地的顛覆性變革，實則只有政治政權和意識形態(tài)轉型，而沒有實現(xiàn)階級統(tǒng)治的革命性變革。伊斯蘭革命前，統(tǒng)治伊朗的是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王室集團；而伊斯蘭革命后，取而代之的則是傳統(tǒng)色彩很濃的教士集團。本質上說，這不是先進階級取代落后階級，因而不涉及生產關系的革命性變革。這種不徹底的變革，從一開始就為伊朗經濟發(fā)展埋下隱患。
伊朗伊斯蘭革命并非因經濟而起，但經濟因素無疑是加劇巴列維政權垮臺的重要因素。[4]事實證明,在伊斯蘭世界中，哪國的經濟建設搞不好,哪里就容易引發(fā)原教旨主義的興起乃至泛濫。[5]某種程度上,正是一國經濟建設的不成功為原教旨主義的興起提供了大好機會。伊朗伊斯蘭革命同樣是對此前經濟模式失敗的文化和民族主義式的反應。[6]有意思的是，伊朗的宗教階層利用原政權的經濟困頓的“負面合法性”登上政治舞臺,但新政權的意識形態(tài)取向卻是政治—文化性的，而非經濟性的[7]，其主要旨趣不在如何促進經濟發(fā)展，而是構筑國家大廈的政治—文化框架和追求社會公正。綜觀該國伊斯蘭學者的理論綱領及著作言論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著墨最多的，便是對“伊斯蘭發(fā)展模式”合理性的論證,以及探討怎樣將伊斯蘭原則與現(xiàn)行社會制度進行嫁接和融合。而涉及到社會經濟問題,則語焉不詳,除了幾條原則性綱領,少有切實可行的經濟復興方案。[8]
從深層看，伊斯蘭教實際是一種第三世界宗教。它作為伊朗新政權的立國意識形態(tài)，歷史上從未進行過類似歐洲那種帶有資產階級啟蒙性質的宗教改革，沒有受到隨著都市化、工業(yè)化、大眾社會和富足社會而來的現(xiàn)代腐蝕劑的全力沖擊，因而該意識形態(tài)在物質與精神關系上，強調物質不足精神補，強調堅定信仰的重要性。體現(xiàn)到社會發(fā)展觀上，就是強調價值本位。在伊斯蘭主義者看來，經濟實力與財富并不是獲得政權的必要前提。“穆斯林”的稱號意味著對安拉意志的服從，這種服從能夠帶來真正的回報，并會因虔誠信仰和按安拉意愿行事而感到滿足。[9]霍梅尼就認為，真正的伊斯蘭社會必須更強調神學信仰，而不是物質因素。他還說，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弘揚伊斯蘭，而不是更便宜的瓜果。[10]社會問題的解決和人們不幸的解除要求以信仰與道德為基礎，僅僅得到物質力量和財富，征服自然和空間在這個問題上不起作用。人在世上可以享受的幸福并不限于這些，因為他的最后目標在于現(xiàn)世之外的另一個世界。[11]這種政治價值觀，使伊斯蘭政權的很多領導人看起來更像不事俗務的政治清流。他們在談論和處理政治和文化問題時舉重若輕，游刃有余，但面對復雜繁瑣的經濟問題時卻茫然失措，捉襟見肘。霍梅尼如此，內賈德同樣如此。
從策略角度看，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建設相比,經濟建設更多的是一種事務性和連貫性的工作,它不可能憑借幾句響亮的政治宣傳和精神說教便能迅速崛起。相比之下,著力于政治—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開拓,手段簡單得多,而且也很容易“出彩”。這使得大部分伊斯蘭政權的當政者，傾向于避重就輕，強調政治和社會的“伊斯蘭化”，而回避、忽略或簡單化地處理經濟發(fā)展問題。
對世界現(xiàn)代化進程的歷史考察表明，現(xiàn)代化多大程度能取得成功，首先取決于這個政權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是少數(shù)精英的利益，還是多數(shù)民眾的利益。伊斯蘭革命前，統(tǒng)治伊朗的巴列維王朝本質上是個買辦資產階級政權，它代表的是王室和親信等少數(shù)人，乃至某些西方大國的利益。這使其大張旗鼓推動的現(xiàn)代化很容易演變?yōu)樯贁?shù)人掠奪多數(shù)人財富的權貴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這種現(xiàn)象在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fā)展中非常普遍,而且危害也很大。[12]伊朗“白色革命”后期，巴列維家族及其親信大臣，以政治特權謀取暴利，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據(jù)《金融時報》開出的一份王室家族插手經濟的清單，國王、他的姐妹和王親國戚至少在105個企業(yè)的財政上插了一腳，合股經營了17家銀行和保險公司，25家冶金和礦山公司，近50家建設公司和食品廠。此外，巴列維家族還壟斷了旅游業(yè)、公寓居住區(qū)、商業(yè)中心及其相關產業(yè)，并在許多工廠擁有股份。[13]權貴化的現(xiàn)代化使社會財富日益集中到少數(shù)人的私囊中，并導致貧富懸殊、民怨沸騰，乃至最終伊朗爆發(fā)伊斯蘭革命。
但吊詭之處在于，取代巴列維王朝的伊斯蘭政權并非代表先進生產方式的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而是代表傳統(tǒng)生產方式的教士階層。在伊朗傳統(tǒng)社會中，神職人員階層（如伊瑪目、烏里瑪、毛拉等）政治上制衡王權，經濟上擁有大量財產和土地，還掌握著精神話語權，因此屬于典型的利益既得集團。[14]直到巴列維國王大張旗鼓進行“白色革命”，倡導政教分離和世俗化，才使神職人員至高無上的政治和宗教地位日益喪失；而土地改革則直接威脅到了擁有大量捐贈財產的宗教集團利益，由此導致教士階層與王室集團反目成仇，水火不容。伊斯蘭革命的勝利使宗教集團卷土重來，并借政權力量鞏固和加強其原有經濟地位。
伊朗1979年伊斯蘭革命勝利后，伊斯蘭政權打著恢復“社會公正”的旗號，沒收巴列維王朝和國王的個人財產，并建立諸多基金組織，用來管理查沒的財產。經過幾十年掌權，伊神權政權內部形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伊朗經濟牢牢掌握在毛拉政權手中，幾乎所有業(yè)務都直接間接地經過宗教精英之手。據(jù)統(tǒng)計，伊大約有120個宗教基金組織。這些基金會樹大根深，控制了石油、建筑、航空、金融、汽車、食品、電子產品進口等所有賺錢行業(yè)。強大的基金會動用政治關系來抑制競爭，從而使大部分社會財富流入了這些壟斷、半壟斷機構的囊中。如“伊瑪目禮薩基金會”，擁有霍拉桑省90%的可耕地；“被壓迫者與自我犧牲者基金會”擁有的企業(yè)資產高達120億美元，雇員超過40萬，年營業(yè)額甚至超過整個國家的稅收。有估計稱，伊斯蘭基金組織控制著大約90％的現(xiàn)代工業(yè)和剩余經濟的60％。[15]這些經濟組織初衷是為了救濟窮人，共享財富，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成了“掌勺者私分大鍋飯”，真正從中大發(fā)橫財?shù)闹饕菗胃邔又鞴艿纳衤毴藛T及其家人。經濟史學家奧爾森認為，這種特權利益集團的主要目的，就是重新分配國民收入，而不是去創(chuàng)造更多的總收入，因此它們的存在會導致全社會效率與總產出的下降。[16]換言之，唯有打破這種壟斷性利益集團，才可能使社會真正回歸公平，促進經濟健康發(fā)展。否則，一切改革都只能是揚湯止沸。
與此同時，政府實現(xiàn)社會公正主要靠配給、經濟管制等非經濟手段，結果導致配額商品成本遠低于市場價格，農民幾乎沒有動力去增加產量，制造業(yè)也因價格管制和外資短缺的雙重束縛無力發(fā)展壯大。在管理混亂和官僚控制下，企業(yè)要想獲利只有靠權力介入市場，因此伊朗經濟效益最好的都是具有官方背景、帶有壟斷經營性質的國有或基金會下屬的企業(yè)。這種管制經濟極大窒息了社會經濟活力，使沒有權貴背景的民間資本很難發(fā)展起來。在這種情況下，私人資本普遍對生產性長期投資缺乏興趣，而更多喜歡從事與商業(yè)、服務業(yè)相關的非生產性投機活動。[17]整體經濟形勢的蕭條，使政府汲取稅收的空間大幅減少，最終不得不加重對石油出口的依賴，而石油工業(yè)作為一個封閉性很強的部門（雇工很少、從國外獲取技術，產品用于出口），其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非常有限。[18]同時，經濟不景氣直接影響了社會就業(yè)，普通民眾要么難以就業(yè)，要么就業(yè)也只能拿很低的工資，由此使伊朗經濟陷入一種日趨黯淡的境地。
 
不徹底的改革：經濟調整頻頻失靈
 
為突破經濟困局，伊朗領導層從20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改革謀變，探索經濟改革之路。歸結來說，主要嘗試了兩種辦法：一種是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為代表的、強調效率的自由市場改革路線；另一種是內賈德為代表的、強調公平的經濟管制路線。但因未能觸及權勢集團，結果均以失敗告終。
拉夫桑賈尼（1989—1997年擔任總統(tǒng)）是伊朗革命后首次致力于經濟發(fā)展的政府領導人。他的執(zhí)政路線概括起來就是，政治上奉行精英治國；經濟上推行私有化、市場化和產業(yè)多元化；外交上主張與西方緩和關系。在他任內，伊朗制定了伊斯蘭革命以來第一個五年計劃，有限的經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會生產力，經濟指標有了明顯提升。1988-1993年間，伊朗GDP年均增長8%，同期石油產量也由1988/89年度的每天260萬桶，上升到1992/93年度的390萬桶/日。[19]這也為政府發(fā)展新產業(yè)提供了前提條件。但是，由于這些改革措施遭到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竭力反對，而拉夫桑賈尼也不愿冒險與其對抗，導致產業(yè)多元化改革半途而廢，只能繼續(xù)依靠石油出口。
20世紀90年代中期石油價格疲軟，伊朗經濟遭受重創(chuàng)，經濟繁榮就此終結，伊朗更加依靠出口石油償債。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拉夫桑賈尼推行的改革路線代表的是少數(shù)政治新貴的利益，因此伊朗經濟沒走向繁榮并不影響與該政府關系密切的權貴借機“先富起來”。拉夫桑賈尼擔任總統(tǒng)期間大搞裙帶風，其家族成員及門徒在經濟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中大肆攫取國家財富，公開參與一些有利可圖的產業(yè)，并迅速變成伊朗首富。例如，伊朗是全世界最大的開心果出口國，而拉氏家族就是伊朗最大的開心果經銷商。伊朗有種開心果的品牌就叫“拉夫桑賈尼”。在其執(zhí)政期間，伊朗首次出現(xiàn)“高干子弟”一詞，專門用來描述高官家庭成員借機牟利的現(xiàn)象。[20]
1997年上臺的改革派人士哈塔米起先在經濟改革方面也雄心勃勃。他主張進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場化、放松管制、加強與外部經濟聯(lián)系。但伊朗壟斷企業(yè)大都屬于高層官員或被其掌控，他們希望維持現(xiàn)狀，拒絕放棄現(xiàn)有特權。哈塔米經濟改革措施難以實施，只有極少數(shù)得以完成。同時，在“改革”中，哈塔米為首的政府精英與前任一樣，又中飽私囊，把大部分石油財富裝進了自己的口袋，使既存的貧富分化問題更加糟糕。[21]
拉夫桑賈尼與哈塔米持續(xù)十幾年的改革實踐表明，簡單的經濟自由化和有限改革，并沒有提高伊朗經濟效率。除了讓改革者“先富起來”之外，伊朗經濟困境并未得到根本解決，反而進一步加劇。
內賈德上臺后，摒棄拉夫桑賈尼和哈塔米的改革路線，致力于追求公平。其政策源流可以追溯到伊斯蘭革命初期。伊斯蘭革命勝利后，“社會公正”是伊斯蘭新政權喊得最響的口號之一。[22]霍梅尼經濟思想的中心就是追求社會正義而不是物質進步，實現(xiàn)公平分配而不是經濟增長。在他設想的完整的伊斯蘭社會中，正義將主宰一切，穆斯林將完全平等。[23]而2005年上臺的內賈德，某種程度上延續(xù)了霍梅尼的平民路線。他本人生活簡樸，以“平民總統(tǒng)”自居，并嚴禁政府成員搞特權，并帶頭率領部長們降薪。在社會經濟政策方面，內賈德政府明顯向中低收入階層傾斜，許諾要“斬斷操縱伊朗石油工業(yè)的幕后黑手”，“將石油收入放到每個家庭的餐桌上”，增加下層勞動者工資和對中低收入家庭補貼力度，擴大醫(yī)療保險范圍，為農村地區(qū)提供更多的發(fā)展資金等等。他甚至設立了總額13億美元的“愛情基金”，專門用于幫助貧窮的年輕人尋找工作和結婚。
內賈德為提高民眾生活水平煞費苦心，但經濟績效仍然乏善可陳，內賈德施政第一任期內，伊朗經濟基本面非但沒有好轉，反有局部惡化跡象。一是通貨膨脹率不降反升。2008-09年度伊朗通脹率從上任初的15%增至30%；二是失業(yè)率依然居高不下。2008年中期伊朗公布的官方失業(yè)率為11.9%，年輕人失業(yè)率高達24%，而實際數(shù)字遠高于此。三是繼續(xù)依賴石油出口。內賈德自己也承認，經濟問題是其執(zhí)政最薄弱環(huán)節(jié)。
內賈德經濟政策不成功的最主要根源，仍是未觸動導致財富分配不公和經濟發(fā)展的結構性問題，即權勢集團尾大不掉的問題。內賈德雖非宗教人士出身，自身也非常清廉，但他本人是保守派，上臺靠的也是宗教集團支持，因此他上臺后進一步強化了保守派在各個系統(tǒng)的勢力。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在生產關系領域，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資料所有制。誰在生產資料中占據(jù)主導，必然在財富分配領域獲得最多。但內賈德縱然強硬，也無力改變這種狀態(tài)。在不觸動權勢集團利益和現(xiàn)行分配格局情況下，內賈德只能在分配和消費等下游領域和“邊邊角角”地方打轉轉，利用手中掌握的新賺得的石油收益，推行“撒錢”式的惠民政策，這樣做只會造成更多更大的問題：
首先是掏空了經濟長遠發(fā)展?jié)摿Α荣Z德上臺正趕上油價暴漲，油價連續(xù)5年年均上漲30%，2008年油價為2003年的3.5倍。伊朗因此賺得缽滿盆滿。2007-2008年度伊朗石油收入大約為800億美元，比哈塔米第一任期4年總和還多，這本可為伊朗調整產業(yè)結構提供良機。但內賈德為兌現(xiàn)“將石油收入放到每個家庭餐桌上”的承諾，將大量石油收入直接用于政府補貼，如住房、就業(yè)、面包、大米、藥品、汽油等。據(jù)IMF統(tǒng)計，伊政府補貼和公益開支2005-06年度為98萬億里亞爾（約合110億美元），2008-09年度增至252萬億里亞爾（大約250億美元），占當年度財政開支的28%。[24]這種“輸血式”惠民，雖為內賈德政府贏得親民的好口碑，但使政府財政支出不斷增長，嚴重損害了伊朗長遠經濟潛力。根據(jù)法律，政府本應將多余石油財富存放于“石油穩(wěn)定基金”（OSF），以實現(xiàn)豐存歉補。但為了填補財政缺口，內賈德解散了負責監(jiān)管該基金的委員會，多次動用該基金用于政府開支。因此盡管油價不斷上漲，但該基金實際數(shù)額卻不斷下降。一旦國際油價回到早期水平，其他阿拉伯產油國可能因擁有龐大主權財富基金而防患于未然，而伊朗卻可能面臨直接威脅政權生存的經濟危機。[25]此外，政府將大量收入用于補貼，無形中減少了對生產領域投資，使產業(yè)結構得不到有效提升，多數(shù)民眾仍然沒有就業(yè)機會，不能成為社會經濟的貢獻者和生產者，而依舊是依靠政府救濟的乞食和寄生者。
其次，“撒胡椒面”式的補貼政策，非但未實現(xiàn)均貧富，反而加劇了貧富分化。政府進行全民補貼的本意是讓窮人受益，但實際上70%的補助卻被占社會30%的富人和中產階級享有。[26]這不難理解。舉個例子，政府花費巨資進行汽油補貼，但實際擁有汽車（特別是大排量汽車）的多數(shù)是有錢人，因此汽油補貼的好處大部分被富人所占有。此外，在基本消費品(如食品、住房)總量相對給定的情況下，大量增加用于消費的貨幣量，勢必要引發(fā)物價快速上漲，加劇通貨膨脹。據(jù)伊央行報告，2008/09年度伊通脹率高達30%，其中食品類商品年通脹率達到50%，房價增長甚至達到“歷史性的”125%。[27]高通脹和失業(yè)率抵消了民眾從政府補貼計劃中所獲的大部分好處。結果，普通民眾社會生活狀況沒有根本改觀，政府卻花光了大部分財政盈余，甚至連準備留給子孫后代的“石油穩(wěn)定基金”也花費殆盡。這表明，要想真正實現(xiàn)社會公平，僅對窮人懷有同情或廉價恩賜是遠遠不夠的。沒有生產關系變革，任何親民政策都只能是揚湯止沸。在歷史上，很多國家統(tǒng)治者都曾試圖在不觸動特權集團利益前提下，解決多數(shù)人的民生問題，結果無一例外都失敗了。
這樣，伊朗經濟改革陷入一種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改革派設法提高經濟效率，但效率沒提高多少，卻加劇了分配領域不平等；保守派矢志實現(xiàn)社會公正，但公平問題未解決，效率也出了問題。這種困局與中國古代社會經常面臨的發(fā)展怪圈極其相似：抑兼并（提倡平均）則“國富民窮”，不抑兼并（倡導效率）則“國與民均貧，而官先富”。[28]伊朗當前就同時面臨“做大蛋糕”與“分配蛋糕”的雙重難題。
 
余論：走出發(fā)展怪圈
 
在20世紀很多發(fā)生過社會革命的國家，其權力和自主性遠超過革命前的狀態(tài)，如革命后的法國頃刻間就變成了歐洲大陸的一個征服性強國，俄國革命則產生了一個工業(yè)和軍事性超級大國，中國革命后也成為一個初步工業(yè)化的強國。[29]相比之下，伊斯蘭革命后的伊朗更像一幢未完成的大廈。表面上看，當前的伊朗處在革命30年來最強大的時期——國際高油價使石油美元滾滾而來，國際地緣政治地位改善使其外交政策（包括核外交）咄咄逼人，但這更多是客觀因素使然，其實際經濟狀況卻依舊在原地徘徊。
究其根源，無論是伊朗的王權，還是教權，都不代表先進階級與先進生產力，因此他們實際是利用舊制度的瓦礫來建立新社會的大廈。[30]這使其經濟發(fā)展始終難以擺脫周期性循環(huán)的怪圈。若干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深刻揭示了伊斯蘭復興運動的這種周期性特點：“市民富起來了，他們沉湎于奢華的生活，對遵守‘律條’滿不在乎。生活貧困并因此而保持著嚴峻習俗的貝都因人，則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來看待那些財富和享受。于是，他們就團結在某個先知，即某個馬赫迪的領導下，去懲罰背教者，恢復對禮儀、對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財富作為給自己的獎賞，而收歸己有。自然，過了一百年，他們又處于這些背教者所處的同樣的地位；又需要來二次信仰凈化，又出現(xiàn)新的馬赫迪，戲又從頭演起。”[31]在不改變統(tǒng)治階級性質以及服務對象的情況下，無論是強調效率還是公平，無論推動“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統(tǒng)治集團都將是最大受益者，而試圖在不觸動現(xiàn)行結構情況下謀求效率或公平，到頭來都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當前，伊朗各政治派別都認為，伊朗經濟需要痛下猛藥，甚至連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也要求政府率先搞好經濟。但不觸動既得利益集團，伊朗經濟始終難以擺脫過度依賴石油的窘境。[32]某種程度上，內賈德的上臺以及其立足民眾、大刀闊斧的內外政策，成為伊朗鏟除積弊，恢復革命生機的最大希望。但由于其對伊朗經濟癥結所在認識不清，導致其推行了一條“撒錢式”惠民政策，這使其在試圖解決部分問題時，又制造出更多的問題。
從世界范圍看，一個國家要真正走出經濟困境，無非靠兩種途徑：一是效仿當年的西方國家，靠外部殖民掠奪和剝削他國來彌補國內財富不足。伊朗顯然不具備這種條件；二是優(yōu)化本國產業(yè)結構，提高其在世界經濟產業(yè)鏈中的地位。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的基本前提是必須樹立“政權為多數(shù)人服務”的立場，打擊那些既束縛生產力發(fā)展，又妨礙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既得權勢集團。伊朗要真正實現(xiàn)地區(qū)崛起夢想，舍此別無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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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imrod Raphaeli，Plummeting Oil Prices – Iran's Options，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October 30, 2008
[2]Patrick Clawson，Iran's Vulnerability to Foreign Economic Pressur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網站，July 22, 2009
[3] （美）西達·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學東譯：《國家與社會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5頁。
[4]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xiàn)all 2008, pp.15-26
[5]田文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社會發(fā)展陷阱》，載《寧夏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
[6]Jahangir Amuzegar, Iran’s Economy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 I.B.Tauris & Co Ltd Publisher, 1993, p.16
[7]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xiàn)all 2008, pp. 15-26
[8]Jahangir Amuzegar, Iran’s Economy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 I.B.Tauris & Co Ltd Publisher, 1993, p.18
[9]Rodney Wilson,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and NewYork,1995p.99
[10]Jahangir Amuzegar, Iran’s Economy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 I.B.Tauris &Co Ltd Publisher, 1993, p.17
[11]（澳）海因茨·沃爾夫岡·恩斯特著，唐宇華、吳良健譯：《經濟發(fā)展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84頁。
[12] “權貴資本主義可對經濟發(fā)展產生多種危害：一是導致錯誤的資源配置。某些特權集團在沒有安全風險的前提下獲取高額利潤回報。二是經濟行為短期化。裙帶體系導致經濟發(fā)展依靠個人關系和政府官員，因此投資者很難進行長期投資。三是加劇貧富分化。權貴集團獲得高額利益回報，意味著其他社會成員財富的減少，因此它不利于國民收入公平分配。參見Stephen Haber, Introduc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rony Capitalism, Hoover Press, p.xi.
[13]（奧）海因茨·努斯鮑默著，倪衛(wèi)譯：《霍梅尼：以真主名義造反的革命者》，世界知識出版社，1980年，第75-76頁。
[14]巴列維王朝恢復的1906年憲法中規(guī)定：什葉派的十二伊瑪目教派教義為伊朗國教，只有該派信徒才有資格擔任國王、大臣和法官；國王有義務弘揚十二伊瑪目教義，并在精神上尋求宗教學者的幫助。1907年憲法補充條款還明文規(guī)定，議會通過的任何法案只有經過由5名高級宗教學者（穆智臺希德）組成的立法監(jiān)護委員會審核才能生效。雖然這些條款未得到認真執(zhí)行，但畢竟肯定了宗教階層的至高無上地位。參見吳云貴、周燮藩：《近現(xiàn)代伊斯蘭教思潮與運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10頁。
[15]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xiàn)all 2008, pp. 15-26
[16]（美）曼庫爾·奧爾森著，呂應中等譯：《國家興衰探源：經濟增長、滯脹與社會僵化》，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55頁。
[17] 王新中、冀開運：《中東國家通史·伊朗卷》，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369頁。
[18]（美）斯塔夫里亞諾斯著，遲越、王紅生等譯：《全球分裂》下冊，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705頁。
[19]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xiàn)all 2008, pp. 15-26
[20]  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xiàn)all 2008, pp. 15-26
[21]Patrick Clawson，The Islamic Republic's Economic Failure，Middle East Quarterly，F(xiàn)all 2008, pp. 15-26
[22]Bijan Khajehpour, Iran’s Economy: Twenty Years after the Islamic Revolution, Edited by John L.Esposito and R.K.Ramazani,Iran at the Crossroads, PALGRAVE, 2001，p.109
[23] 錢乘旦、劉金源：《寰球透視：現(xiàn)代化的迷途》，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5頁。
[24]Patrick Clawson，Iran's Vulnerability to Foreign Economic Pressur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網站，July 22, 2009
[25]Nimrod Raphaeli，Plummeting Oil Prices – Iran's Options，The Middle East Media Research Institute, October 30, 2008
[26]“國家強硬掩蓋下伊朗百姓:多項補貼被砍生活困難”，中國網，2009年11月05日
[27]Patrick Clawson，Iran's Vulnerability to Foreign Economic Pressur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網站，July 22, 2009
[28] 秦暉：《傳統(tǒng)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4-55頁。
[29]（美）西達·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學東譯：《國家與社會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頁。
[30]（法）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9頁。
[3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頁腳注。轉引自馬福元：《馬克思、恩格斯論阿拉伯文化》，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41頁。
[32]Patrick Clawson，Iran's Vulnerability to Foreign Economic Pressure，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網站，July 2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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