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真寺與霍梅尼革命及其影響:伊朗核問題新解

《阿拉伯世界研究》

　　摘　要：從霍梅尼對清真寺的基本認知、堅守、支持和利用等進一步解讀伊朗伊斯蘭革命，旨在強調清真寺管道與伊朗內政外交的關聯性，進而凸現精神領袖在解決伊朗核問題中的深遠影響，尤其是國際社會更應正視圍繞伊朗核問題而形成的四種話語阻障了彼此的溝通與對話。因此，國際社會必須在暢通溝通與對話的前提下，不斷拓展外交解決此問題的空間與途徑，以期采取行之有效的解決措施。

　　作者簡介：馬麗蓉，在讀上外阿拉伯學博士后，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副所長，《阿拉伯世界研究》副主編(上海20008 3)。

　　　
　　“清真寺是伊斯蘭文化的象征，是廣大穆斯林向真主表奉衷心的圣堂和精神寄托之所。而伊朗的清真寺，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以其獨特的風格和形式承載了伊朗穆斯林民族的所有輝煌和苦難，寄托了他們所有美好的希望和心愿。因此，它名副其實地成為伊朗人民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社會的中心。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伊朗人民的生活都和清真寺緊密相連，凡有穆斯林聚居之地，必有清真寺建筑。”據統計，伊朗境內約有8萬座清真寺，被稱為伊朗“宗教首都”的圣城庫姆更擁有150多座風格迥異的清真寺，庫姆的神學院大多和清真寺連在一起，均由伊朗革命衛隊負責安全。圣城庫姆，培養了一批又一批伊斯蘭什葉派神職人員，這些駐寺階層大多成為推翻巴列維王朝的中堅力量，且在20世紀后期領導了一場震驚世界的伊斯蘭革命。因此，從霍梅尼對清真寺的基本認知、堅守、支持和利用等進一步解讀伊朗伊斯蘭革命，旨在強調清真寺管道與伊朗內政外交的關聯性，進而凸現精神領袖在解決伊朗核問題中的深遠影響，國際社會應正視伊朗這一特殊國情，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應對策略。
　　
　　一、霍梅尼對清真寺的基本認知
　　
　　20世紀七十年代，霍梅尼出版了代表作《法吉赫政府》，再版時改名為《伊斯蘭政府》，他的“教法學家統治和伊斯蘭政府”思想得以系統闡釋，其對清真寺的基本認知包括：
　　第一，伊斯蘭教進行宗教儀式的場所，實際上就是進行政治話語的場所。
　　霍梅尼關于“宗教儀式場所”即為“政治話語場所”的思想主要基于如下幾點理由：1　遵奉“伊斯蘭教同政治不可分離”的基本原則。伊斯蘭教的“兩世吉慶”思想被霍梅尼理解為，伊斯蘭教在精神和物質、靈魂和肉體、彼岸和此岸、出世和入世等問題上不只是并重，而是更重后者，這是伊斯蘭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本質所在，穆圣本人也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思想家。因此，霍梅尼設想，“伊斯蘭政府既非獨裁，又非專制，而是立憲的。所謂立憲，不是指通常意義上的法律須經人民的多數表決才能得以批準，而是指統治者在管理和執法中受神圣的《古蘭經》和先知的傳統中闡明的一系列法律的約束，這些是必須遵循和執行的伊斯蘭法令和規則。”2　教士應從清真寺走向社會。霍梅尼創造性地從什葉派教義中論證了教法學家的作用不僅在于解釋圣法，而且要執行圣法。因此，他倡導教士應從清真寺走向廣闊社會，既要愛教，更要愛國愛民。既要從事宗教、司法、教育等國家重要領域工作，更要進行反抗非伊斯蘭的“壓迫者”政權的斗爭。唯其如此，伊斯蘭法律即真主的訓誡才有可能充分指導每個人和伊斯蘭政府。事實上，霍梅尼本人不僅是宗教學家，也是政治領袖、民族英雄以及反政府斗士；3　實現法基赫(伊斯蘭教法學家)領導的伊斯蘭政府的政治理想。霍梅尼認為，在第十二伊瑪目隱遁期間，任何政府都是不合法的。其不合法性，不僅在于它們是“非伊瑪目”政權，更在于它們都是壓迫者的政權，先知、伊瑪目侯賽因、伊瑪目哈桑都反對君主的壓迫政府。因此，“為了阻止伊斯蘭教的衰落和伊斯蘭教法被束之高閣，必須由教法學家們充當人民的領導者。”他認為宗教領導是伊朗獨立與自由的真正基礎，但并不是宗教學者壟斷政權，宗教學家的作用在于立法的監督權、最高的決策權，教法學家在相互平等中實現集體領導國家的目的，需要專門知識的具體管理業務則由專家和官僚來操作；4　控制社會輿論，強化伊斯蘭話語權。霍梅尼要求“監視并防止新聞和出版媒介背離伊斯蘭教的正確方向和背叛國家利益的傾向。把年輕男女引向毀滅的西方‘自由’應受到伊斯蘭教的譴責，受到常識的譴責；收聽、寫作、演講、出版反對伊斯蘭教教義的文章與社會的道德和倫理原則背道而馳的反對國家利益的行為應受到禁止。”在他看來，蒙受文化帝國主義教育的大學生畢業后當了政府官員，就把國家引入任由外國勢力掠奪其財富的、朝西方文化方面發展的軌道。廣播、電視、出版媒介和電影院便成為用于反對伊斯蘭文化、反對民族文化，致使國家走向徹底毀滅的麻痹工具。因此，星期五聚禮日在清真寺向伊朗青年宣傳伊斯蘭文化也就成了防堵西方文化滲透的重要舉措之一。
　　第二，清真寺就具有政治活動的功能，禮拜與政治連在一起。
　　霍梅尼關于“禮拜與政治相聯系”的思想主要基于如下幾點理由：1　宗教領袖肩負著宗教和政治的雙重使命。霍梅尼認為，穆圣和伊瑪目阿里的生活經歷及其政治生涯，就印證了伊斯蘭教與政治不可分離性。穆圣強調“真主最親近的地方是清真寺”，作為伊斯蘭教“五功”之一的禮拜，又被伊斯蘭學者視為“伊斯蘭教的精髓”。因此，不僅普通穆斯林高度重視清真寺集體禮拜，就連著名學者也非常關注禮拜儀式的深遠影響，伊朗精神領袖哈梅內伊還撰寫了《禮拜的哲學意義》等專著。霍梅尼反對清真寺的伊瑪目只顧專心禮拜，讀經布道，不面對不留心緊迫的社會政治問題。因為，若他們只關心靈魂問題，不參與國家事務管理，將“會導致穆斯林國家的毀滅，會導致向血腥的殖民主義者敞開大門。”2　強調伊瑪目建立伊斯蘭政權的正當性。他認為，伊斯蘭教法是完美的、神圣的，在時間和地點上是無限的、永恒的。但若不建立政府機構保證神法的實施，那么，混亂與無政府狀態就會盛行。穆圣本人也曾建立并領導了伊斯蘭政府，后先知時代仍需由伊瑪目繼續維護伊斯蘭政權。霍梅尼認為“伊斯蘭和伊斯蘭政府都是神圣的統一體，它們的實現保證了今世的昌盛和后世的幸福。它能夠消滅不公平、專制、暴虐和腐敗，它能夠幫助人類達到高尚的目標。”在霍梅尼看來，倭馬亞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之所以不是真正的伊斯蘭政府，就是因為這兩個王朝是非伊瑪目的“壓迫者”政權：3　虔誠公正的信士應成為伊斯蘭的衛士。霍梅尼認為，在第十二伊瑪目“隱遁”期間，穆斯林不能消極地等待其降臨，而必須做伊瑪目想讓他們所做的一切，即建立公平的伊斯蘭統治。一個虔誠公正的信士還面臨重要的現實選擇：要么成為伊斯蘭的敵人，要么成為伊斯蘭的衛士，二者必居其一。霍梅尼號召廣大穆斯林應采取集體行動，推翻壓迫者政府，力爭成為真正的伊斯蘭衛士。因此，對每個普通穆斯林而言，清真寺整齊劃一的禮拜行為就是一種捍衛伊斯蘭政權的強有力證明。
　　第三，領拜人應利用在清真寺舉行宗教和社會活動的機會來動員和組織民眾。
　　霍梅尼主張要發掘和利用清真寺領拜人所擁有的動員和組織潛力，其中包括：1　利用什葉派烏里瑪教階制度和效仿制度來動員和組織民眾。烏里瑪既“指穆斯林國家有名望的教法學家和教義學家，在大法官領導下，對國家問題和民事糾紛提出“法特瓦(意見或判決)”，也指“由教法學家和教義學家組成的機構，往往由政府控制。”根據什葉派教義，沒有悟道的人在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要模仿已經悟道的先行者。所以，普通穆斯林仿效教士，普通教士仿效烏里瑪，烏里瑪仿效穆智臺希德，穆智臺希德仿效阿亞圖拉，阿亞圖拉仿效大阿亞圖拉。一個烏里瑪擁有的仿效者越多、擁有的聽眾越多，那么他的地位就越高，影響就越大。每個什葉派穆斯林必須仿效一個本地區活著的穆智臺希德；教徒還可以中止仿效，改換仿效對象。這種仿效與被仿效的關系形成什葉派烏里瑪的教階制度，其中，“大阿亞圖拉”的宗教威望最高，由此形成相對嚴密的組織體系，烏里瑪也因此具備了動員和組織民眾的能量。因為，烏里瑪以經訓為依據，運用公議、類比等理性思維的方法進行教法事務的處理，這無疑形成了伊斯蘭教自身的創新和活力，在權威和傳統的前提下挖掘和提高了伊斯蘭教的生命力；2　利用什葉派的伊瑪目信仰原則來鼓勵民眾投身伊斯蘭革命。除信安拉、《古蘭經》和先知穆罕默德等伊斯蘭共同信條外，信仰伊瑪目是什葉派的基本特點，并被定為信條之一。認為伊瑪目是繼穆罕默德之后穆斯林世界的領袖，伊瑪目的權力應屬阿里及其后裔。伊瑪目既“指穆斯林集體禮拜時，站在前面主持禮拜者”，也指“清真寺教長”，且“遜尼派用以稱穆斯林的領袖，與哈里發同義”或“用以稱著名的宗教學者和教法學派創始人。”什葉派認為，伊瑪目是安拉和世人的中介，在伊瑪目隱遁期間，要有經過專門培養的教法學家，據經訓原則和伊瑪目教訓來管理穆斯林的政教事宜；3　禮拜人利用“因墓而寺”的特殊文化場域凝聚了民心。由于什葉派信仰并尊崇伊瑪目，且有幾位伊瑪目是被政敵殺害或暗害的，因此認為這些伊瑪目既是超凡的領袖，又是以身殉道的先烈，從而十分敬重其陵墓，經常參謁吊祭，并為自己求取福澤。什葉派把阿里、侯賽因及其他伊瑪目視為圣徒，他們的陵墓即為圣陵，什葉派信徒要經常朝拜這些圣陵，尤其是每年的阿舒拉節，什葉派著名清真寺都要組織信徒舉行各類紀念活動。什葉派在人數上占少數，阿里、侯賽因皆遇害而亡，且在歷史上什葉派還長期遭迫害，所以什葉派有強烈的受難心理和凝聚力。因此，最能集中顯現什葉派信徒宗教情感狂熱，并具有強烈悲情主義色彩的莫過于每年阿舒拉節中自我鞭打的哀悼方式。
　　第四，朝覲不僅是宗教事務，更是政治事務。
　　霍梅尼“輸出伊斯蘭革命”的思想也表現在其將麥加朝覲政治化，具體包括：1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機會輸出伊朗式的“伊斯蘭革命”，遜尼派領袖國家沙特更是首選對象國。霍梅尼認為，伊斯蘭不僅是革命的手段，也是革命的目的；伊斯蘭不僅為伊朗服務，伊朗也應為伊斯蘭服務。換言之，伊斯蘭既是民族主義，也是國際主義，伊斯蘭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相互依托，構成有機的統一體。伊斯蘭革命在伊朗成功后，應以伊朗為根據地在全世界展開，在伊斯蘭中不存在由邊界劃分的民族國家，伊朗應該輸出伊斯蘭革命。1980年3月21日，伊朗新年時，霍梅尼說：“我們必須努力輸出我們的革命，我們應放棄不輸出革命之想法……所有的超級大國及列強一定要讓我們毀滅，如果我們停留在禁閉的環境中，我們將一定面臨失敗。”可見，他的“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外交思想既反映了伊朗人民對美蘇霸權主義及擴張主義的仇恨、抗拒，也反映了對由美蘇超級大國及西方操控的國際社會的不滿及失望，但也滲透著地區霸主的野心，首選沙特為重點輸出對象國后，霍梅尼演講的錄像帶和革命傳單被偷偷運進沙特，向擁有兩大圣地的遜尼派領袖國家“輸出伊斯蘭革命”；2　伊朗要求朝覲者在朝覲期間從事政治活動，通過示威游行來反對伊斯蘭的敵人，結果惡化了伊沙關系。在穆斯林到麥加朝圣一事上，霍梅尼與沙特持不同看法。霍梅尼等伊朗宗教人士認為，朝覲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大聚會，可以談論包括政治問題在內的一切有關伊斯蘭的問題，甚至認為朝覲本身就是一個政治行為。但沙特方面則認為，朝覲僅僅是一種宗教行為，不應涉及政治問題。1979年12月4日75名控制了麥加清真寺的伊朗穆斯林激進分子被沙特警察擊斃，幾十名沙特士兵也在槍戰中喪生；1987年7月31日伊朗朝覲者舉行反美游行示威，同警察發生沖突，402名朝覲者在沖突中死亡，649人受傷，且死者多為伊朗人；1989年7月9日兩顆炸彈在麥加爆炸，造成1人死亡，16人受傷。沙特當局指責此舉是伊朗支持的恐怖分子所為……特別是1979年11月麥加清真寺被痛恨沙特君主制的遜尼派好斗分子奪取和占領了長達兩星期之久，霍梅尼指控美國與此事有染，導致針對美使館襲擊事件頻發，結果惡化了兩個伊斯蘭國家的關系：3　伊朗伊斯蘭革命后伊朗和沙特的關系也遇到很大的困難。在霍梅尼看來，沙特的一切事務，當然也包括宗教事務，都受到了美國干涉，沙特信奉的已不再是“真正的、穆罕默德的伊斯蘭教”，而是“美國牌號的伊斯蘭教”，沙特阿拉伯的統治政權披著穆斯林外衣，但實際上卻代表著一種奢侈、輕浮和厚顏無恥的生活方式，他們從人民手中榨取財富后又肆意揮霍，整日沉湎于賭博、豪飲和狂歡作樂。”為了解救沙特穆斯林，霍梅尼認為必須向沙特輸出革命。在兩伊戰爭中沙特和科威特等海灣君主國向伊拉克提供了數百億美元的貸款或贈款，還幫助伊拉克出口石油和進口貨物，這更加劇了伊朗與海灣諸國特別是與沙特的關系劣度。而沙特政府擁有一支以烏里瑪(含清真寺伊瑪目)為骨干的穆斯林神職人員隊伍，通過不同層次的宗教組織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個龐大完備的宗教網絡，“這個宗教網絡對內使沙特王權獲得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合法性’，同時依靠伊斯蘭所固有的凝聚力將沙特王國的穆斯林及其居民吸引到沙特政府的周圍，從而確保沙特家族的長治久安：對外，它在傳播和弘揚伊斯蘭教的過程中不斷擴大沙特王朝在穆斯林世界的影響，使沙特王國在穆斯林世界扮演著伊斯蘭盟主的角色。”因此，沙特政府對霍梅尼“輸出伊斯蘭革命、建立伊斯蘭世界秩序并將伊斯蘭傳向全世界”的革命意圖極為警覺，尤其是伊朗歷任精神領袖都將伊斯蘭政治化的舉措令沙特等周邊遜尼派國家不安，影響到沙伊關系正常化，1988年11月14日。伊朗副外長貝薩拉提說，伊朗愿與沙特協商以消除1987年朝覲悲劇引發的“大誤解”，沙特也作出了積極回應，據報道法赫德國王曾下令讓沙特電臺、報紙停止攻擊伊朗，并希望解決兩國間存在的一切重大爭端。沙特國王阿卜杜于2007年12月正式邀請伊朗總統內賈德赴麥加參加朝覲，兩國關系出現更多溝通與合作的良好態勢。
　　總之，從霍梅尼清真寺觀來重審霍梅尼革命的精神依據和指導思想，旨在進一步體認清真寺文化對霍梅尼革命思想形成的重要影響，尤其是發揮清真寺宗教和政治功能的主張更對伊朗、對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霍梅尼對清真寺的堅守、支持和利用更印證了清真寺在霍梅尼革命發起、發展并獲成功的過程中所發揮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
　　
　　二、霍梅尼對清真寺的堅守、支持和利用
　　
　　伊朗的清真寺不僅數量可觀，還以圣城和首都為基點向外輻射，較為均勻地布設在全國的城市和鄉村，并形成了清真寺網絡。因此，手無寸鐵的霍梅尼之所以能夠成功推翻巴列維政府并確立伊斯蘭神權統治，與他本人立足清真寺來團結國內外什葉派信眾有關：1963年巴列維發動白色革命后，以土改為名剝奪了清真寺的大量土地，觸犯了宗教界的利益，引發宗教人士加入到反對白色革命的斗爭中；1963年3月霍梅尼在庫姆清真寺演講討伐“暴虐政府”，引發全國反政府浪潮；1965年10月他在伊拉克納杰夫神學院繼續指導國內反君主政權斗爭；1970年他又被伊朗48位阿亞圖拉擁戴為什葉派領袖后，主要借助清真寺管道向國內派遣人員和遞送其講話錄音帶來指揮反政府斗爭；1977年10月30日霍梅尼長子突亡，引發伊朗烏里瑪、巴扎商入學生和普通市民舉行游行示威，但遭警察開槍驅散；1978年1月7日，《消息報》刊登攻擊霍梅尼的文章又激起庫姆神學院4000名學生走上街頭示威抗議，警察向示威者開槍，造成約70人死亡，400人受傷的“庫姆慘案”。根據伊斯蘭傳統，人死后第四十天要舉行悼念活動，1978年2月18日，“庫姆慘案”發生后的第四十天，12個城市爆發了反國王的示威，示威者被軍隊打死100多人，600多人受傷；四十天后的3月20日，12個大城市又發生示威抗議，導致新的傷亡；四十天后的5月11日，35個城市發生騷亂……這種依托各地清真寺組織的、“每隔40日的悼念活動一次又一次動員了群眾，卷入革命洪流的人越來越多，革命的伊斯蘭色彩越來越濃，參加者的宗教情緒越來越強烈。利用宗教傳統節日動員組織群眾正是宗教領袖霍梅尼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綜合條件、實現政治目的高超之處。”在1978年8月，領拜人利用霍梅尼的錄音帶在清真寺進行齋月布道，宣講什葉派反抗暴政和殉道的信條，極大地提高了民眾的政治覺悟：1978年9月8日，15000名伊朗民眾在德黑蘭示威，軍隊向示威者開槍，打死87人，打傷205人，制造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五”慘案，流亡巴黎的霍梅尼號召為死難者舉行第四十天哀悼活動，要求神學院學生和烏里瑪去村鎮向民眾宣傳：“伊斯蘭站在窮人一邊，站在農民一邊。”結果， 1978年12月100多萬伊朗民眾走上德黑蘭街頭示威游行，并通過了決議：擁護霍梅尼為國家領袖，推翻君主制，建立伊斯蘭政府；1979年1月16日，國王出走；1979年2月1日，霍梅尼從巴黎返回伊朗，伊朗伊斯蘭革命獲得巨大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流亡海外的霍梅尼一直忙于教學、寫作、演講和發表聲明，密切關注伊朗國內的政治動向，支持反國王活動，并與在歐美的伊朗留學生組織建立聯系，接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代表團，還從事理論研究。與此同時，在國內的教士仍依霍梅尼的名義收取慈善費，并交給在庫姆的霍梅尼弟弟管理。這筆資金不僅用于支持教士、清真寺、神學院學生和伊斯蘭文化活動，而且資助反對派的政治活動。擁護霍梅尼的人通過各大清真寺建立了初步的聯系網絡，也有很多伊斯蘭社團單獨活動。再加上輾轉海外的霍梅尼通過書信和國內保持聯系并繼續領導著反國王的斗爭，分布在伊朗境內大大小小的清真寺自然成了伊斯蘭革命的反政府據點，霍梅尼的講話錄音、論著、書信等被帶回伊朗，主要通過各地清真寺迅速傳播，當他到達法國后，由于電視、電臺和報刊的廣泛宣傳，他被推到了政治舞臺的前沿，霍梅尼的聲音不斷傳回伊朗的大街小巷，他的畫像隨處可見……伊斯蘭革命大獲成功是幾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經濟危機為革命提供了背景：從農村進入城市的移民為革命提供了巨大的力量；散布全國的8萬座清真寺及宗教機構為革命提供組織基礎；大阿亞圖拉霍梅尼的領袖作用及其迎合各階級的政治主張凝聚和強化了革命力量：巴扎商人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全國性的大罷工讓巴列維王朝元氣大傷；美國強迫巴列維國王實行“自由化政策”孕育了反對派的成長壯大，巴列維國王有時實行鎮壓政策，又讓革命斗爭火上澆油；關鍵時候，美國又為了自己的戰略利益，拋棄了國王；一貫視為王朝支柱的軍隊因宣布中立失去了作用。相反，霍梅尼為首的反國王統一戰線審時度勢，再接再厲，勇往直前，用人民的力量淹沒了巴列維王朝。正是由于霍梅尼對“駐寺階層”的重視與依靠，才為伊斯蘭革命最終獲得成功奠定了扎實的群眾基礎和輿論環境。因此，革命后伊朗伊斯蘭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霍梅尼進一步鞏固其個人領導地位的過程，更是伊朗政治伊斯蘭運動逐步發展的過程。具體來說，“建立伊斯蘭政權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方面是政權伊斯蘭化，即政治制度伊斯蘭化；另一方面是伊斯蘭教制度政治化，即直接上升為政治制度，為政治服務。1979年以后，霍梅尼任命了所有城鎮的聚禮領拜人。這樣，領拜人常常也成為霍梅尼在該地區或該城市的代表，他們領導星期五聚禮，發表政治布道，以便讓真主的熱愛者聚在一起，‘粉碎敵人’，‘促進團結’。清真寺在領拜人的監管下，成為分配定量供給品、收集有關本地區情報的中心。大小城鎮的領拜人都在星期五聚禮中廣泛宣傳建立法吉赫伊斯蘭政府、反對美帝國主義、輸出伊斯蘭革命。他們宣傳讓邊遠城鎮的青年全身心地支持伊斯蘭政府，源源不斷地加入到伊斯蘭革命衛隊中去。1984年9月，組成聚禮領拜人書記處。10月，哈梅內伊總統稱領拜人為‘革命的偉大支柱、領袖的喉舌、全面動員的強大武器’。在動員人民支持政府方面，領拜人的作用甚至超過伊斯蘭共和黨。1984年3月4日，霍梅尼委托領拜人承擔起動員人民參加第二屆伊斯蘭議會選舉之重任。1987年6月，哈梅內伊總統和拉夫桑賈尼議長聯名致函霍梅尼，建議中止伊斯蘭共和黨的一切活動。信中肯定該黨為鞏固新政權所起的重要作用后說，伊斯蘭共和黨的基礎現已穩固，人民的政治覺悟已能使革命免受危害。因此，黨的存在已沒有創立初期的長處，相反可能成為派別糾紛的緣由，有損人民之間的團結。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停止黨的活動符合革命利益。霍梅尼復信表示同意。從此，由領拜人控制的清真寺成了社會團結和動員的重要組織。”總之，“在伊斯蘭革命前，產生了革命領袖霍梅尼，形成了反對國王專制獨裁的群眾基礎，通過各種伊斯蘭團體以及各地的清真寺，形成廣泛松散的組織網絡；通過收取慈善費，也為革命活動提供了一定的財力；通過布道演講、著書立說形成各具特色的革命理論；在反對國王的斗爭中，涌現出了許多寧死不屈、堅忍不拔的革命斗士，他們擁有革命勇氣和政治斗爭的經驗，成為1978年伊斯蘭革命的領導骨干和先鋒戰士，以后成為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干才。”換言之，清真寺在霍梅尼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而特殊的角色：依寺形成的民眾組織網絡、由寺募集的革命資金、借寺傳播的革命理論、駐寺階層成為革命的骨干……可以說，霍梅尼革命是一場“從清真寺出發”的革命，擁有先在的話語權威與社會動員優勢，是伊斯蘭政治化、政治伊斯蘭化雙向運作的獨特產物。

　　
　　三、霍梅尼革命對解決伊朗核問題的影響
　　
　　事實上，霍梅尼革命對伊朗內政外交產生了深遠影響，甚至可以說，霍梅尼革命模式幾乎等同于伊朗的發展模式，霍梅尼革命對解決伊朗核問題也產生了實質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伊朗精神領袖具有至高無上的宗教影響力與凌駕于政府之上的政治權力，終將左右伊朗核問題的解決前景。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規定，宗教領袖的職務和權限包括：任命監護委員會中的“教士成員”、任命最高法院院長、以任免總參謀長、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和組織最高國防委員會等方式統帥武裝部隊、批準三軍高級指揮官的任命、宣布停戰和軍隊的動員、簽署總統任職書、擁有總統罷免權和對囚犯的赦免或減刑權等等。規定領袖必須“由公正的、虔誠的、明于時勢的、勇敢的、有組織的、有遠見的、為大多數人民承認并接受為領袖的教士”擔任。根據伊朗憲法，精神領袖是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領導人，由專家會議選舉產生，并終生任職，不過理論上可以由同一個會議彈劾。雖然專家會議是由公眾選舉產生，不過在選舉前，一個由伊朗精神領袖任命的憲法監護委員會將對候選人的資格進行審查。而且“領袖權威下設置的一系列附屬機構，它們在確保伊斯蘭革命根基和保證領袖權威的有效性方面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這種領袖權威與伊朗政治體制諸多機構的聯合，形成了龐大的法吉赫體系，掌握著國內各政治派別間的權力分配，主導著伊朗政治體制的演變進程。”“霍梅尼革命作為對巴列維王朝滯后的政治變革的反映，其提出的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君主專制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伊朗現代化進程的延續。但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又為后霍梅尼時代伊朗的政治現代化提出了新的內容。法吉赫的領袖權威與其控制下的各種權力機構的聯合，形成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統治核心。1989年憲法修改后，國家領袖在政治強勢與宗教弱勢之間的矛盾，使其地位的合法性及其職能范圍時常受到來自宗教和世俗兩界的質疑。為保護伊斯蘭革命的根基，進而維護自身的政治命運，宗教領袖干預政治斗爭成為后霍梅尼時代伊朗政治的重要特征，領袖地位也逐漸從原來的絕對權威變成了國內斗爭的平衡器。然而，在全球化時代，隨著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涌進和伊朗國內自由呼聲的高漲，國家領袖是否擁有絕對權威已變得的不再重要，其在伊朗政治中起到的穩定作用才具有實質意義，人民主權和領袖權威之間的矛盾運動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伊朗改革的漸進特征。精神領袖霍梅尼及其所領導的伊斯蘭革命在世界政治和文化領域產生的影響甚遠。盡管霍梅尼已經逝世十多年，但他在世時確立的伊斯蘭革命政治體制依然存在，第二代最高領袖哈梅內伊一直小心謹慎地堅決維護著革命政權，各級官員也要把維護“體系”作為頭等大事。哈梅內伊受教于霍梅尼，曾在霍梅尼的領導下參與反對巴列維國王的政治活動，1989年6月4日被伊朗專家會議選舉為新領袖，1994年接替已故大阿亞圖拉穆罕默德·阿里·阿拉基成為伊斯蘭教什葉派1000萬教徒的精神領袖。作為霍梅尼的繼承人，哈梅內伊自然傾向于保守，但他又認為，伊斯蘭政府必須作出適應時代發展的相應變革，伊朗應擺脫孤立的處境，與西方國家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這是他與霍梅尼的不同之處。因此，這就注定了國際社會在解決伊朗核問題時，既不能忽視霍梅尼和哈梅內伊等精神領袖的影響力，也不能簡單地將兩人完全等同，前者“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思想影響到后者在伊朗核問題上對待西方的基本立場與做法，但后者對待包括西方在內的國際社會的不同認知又加劇了國際社會解決此問題的復雜性與可能性。
　　第二，星期五聚禮政治化與領拜人官僚化已將霍梅尼革命制度化、常態化，圍繞伊朗核問題所展開的外交斡旋與武力威懾實為伊朗反西方的革命之舉。
　　在霍梅尼的思想中主要存在四大主張：謀求建立伊斯蘭政府、實現教法學家的統治；反對君主制：反殖反帝反西方化和反世俗化；輸出革命建立伊斯蘭世界秩序。除此之外還有反錫安主義等。他的這些思想對伊朗外交定下了基調，輸出革命、建立伊斯蘭世界秩序一度成為伊朗外交公開追逐的目標。革命后伊朗領導人對伊斯蘭教推崇備至，認為它是使世界重現光明的唯一法寶，霍梅尼曾說：“除非我們回歸伊斯蘭，否則我們的問題將會繼續存在……國家和政府只有回歸伊斯蘭才能解決其困難。”“如果穆斯林國家精英……遵從伊斯蘭的教誨，他們就可輕易地削弱一切對立面。穆斯林有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他們有世間所存最偉大的伊斯蘭……如果穆斯林遇到了難題，那是因為他們沒有按照伊斯蘭行事。”霍梅尼強調的“回歸伊斯蘭”起碼包含：1　對內繼續強化伊斯蘭意識，對外輸出伊斯蘭革命；2　穆斯林國家精英應遵從伊斯蘭教義應對現實問題；3　要建立伊斯蘭世界秩序，就得將伊斯蘭革命制度化、常態化。因此，曾利用清真寺這一特殊場域獲得革命成功的霍梅尼，依舊選擇了清真寺來繼續捍衛伊斯蘭革命成果、致力于“回歸伊斯蘭”的具體實踐。霍梅尼回國后不久宣布恢復“星期五教徒集體禱告”。他在所有大小城鎮委任“星期五伊瑪目”作為他的代表，負責星期五領拜和以布道的形式發表政治演講，并監控各級地方政府，此舉進一步加強了清真寺在社區宗教、政治和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在一些激進派教士看來，“星期五伊瑪目”制政教合一，頗具伊朗和伊斯蘭特色，與東西方的政黨制大相徑庭，在意識形態上很有吸引力，是“法基赫的監護”的理想形式，哈梅內伊稱“星期五伊瑪目”為“革命的巨大支柱、領袖的喉舌和總動員的強有力的手段”，隨著霍梅尼越來越倚重“星期五伊瑪目”動員群眾，伊斯蘭共和黨作用銳減，逐步銷聲匿跡。可以說，“毛拉一清真寺網絡對政府的反對派起到了領導和組織骨干的作用。散布于每一座城市和村莊的伊朗幾千座清真寺，提供了一個自然而然的，非正式的全國性的聯絡網。如同在煙草抗議運動和憲政革命中一樣，清真寺作為表達不同政見、建立政治組織、鼓動和避難的中心而發揮作用。政府可以禁止和限制政治集會，但它不可能關閉清真寺或禁止做禮拜。教士及其學生代表了基層領導階層的一個巨大的儲備庫；在每周五的社團聚禮活動中，清真寺和講道活動變成了宗教政治事件和講壇，吸引了數千人并在忠實的信徒們離寺回家的途中，經常導致政治示威。”因為“沒有什么事件能夠比1978～1979年的伊朗革命更戲劇性地證明了伊斯蘭復興的力量。對于西方和穆斯林世界的許多人來說，難以想象的事情變成了現實。強大的、現代化的、面向西方的巴列維王朝頃刻間灰飛煙滅。曾幾何時，盛產石油的伊朗利用其巨額財富建成了中東地區裝備精良的(僅次于以色列)的軍事力量，推動了野心勃勃的現代化計劃和白色革命；在西方訓練的精英和顧問的協助下，巴列維王朝統治著一個被美國當做最為穩定的盟友的國家。然而，在伊斯蘭的名義下，仰賴毛拉一清真寺網絡的支持，毫不相干的集團走到了一起，反對國王和反對西方的一場革命卓有成效地發生了。這一事實使穆斯林世界的許多人欣喜若狂，使伊斯蘭行動者確信這些都是值得效法的成功經驗。無論力量對比有多么懸殊，也不管統治者有多么可怕，力量與勝利必將屬于那些以伊斯蘭的名義致力于變革的人們。”事實上，后霍梅尼時代，伊朗與西方大國圍繞核問題所展開的外交斡旋與武力威懾實為伊朗反西方革命之舉，德黑蘭大學的星期五聚禮活動即為明證：伊朗的精神領袖或總統借此宣示伊朗的內政外交方針，特別表明伊朗和平擁核、防范以色列核打擊以及抗拒美國施壓等基本立場和態度，類似于國家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制度，力求贏得世界尤其是以德黑蘭大學學生為主的伊朗社會精英的理解與支持，這是霍梅尼革命在新時期的繼續和深入。因此，伊朗核問題實為伊朗問題甚至伊朗伊斯蘭革命能否繼續、怎樣繼續的問題，伊朗核問題也因此成為伊朗伊斯蘭革命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伊朗政府使用的伊斯蘭話語無法與國際社會多元的、世俗的話語展開正常的溝通與交流，造成國際社會在伊朗核問題上的認知混亂，阻滯了“通過外交談判解決伊核問題這一大方向”的順利推進。
　　目前，國際社會關于伊朗核問題主要存在著四種話語體系：
　　(1)伊朗精神領袖發出遵守教義、反對西方的伊斯蘭革命話語
　　霍梅尼革命終獲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霍梅尼思想贏得了伊朗不同社會群體的積極響應，“在小資產階級看來，他不僅是獨裁的夙敵，而且是私有財產、傳統價值觀念和身陷困境的巴扎商人的保護者。在知識界看來，他盡管具有宗教身世，卻頗似富于戰斗精神的民族主義者，將會完成摩薩臺的未竟事業，使國家從帝國主義和專制主義的雙重壓迫下得到解放。在城市的工人看來，他將實現社會公正和財富的重新分配，把權力從富人手中轉移到窮人手中。在鄉村民眾看來，他將帶來土地、水源、電力、道路、學校和醫療機構，即白色革命未能帶來的物質內容。對所有人來說，他象征著憲政革命的精神，在他身上寄托著此前的革命僅僅燃起卻未能實現的希望。”盡管他的支持者主要還是分布在伊朗8萬座清真寺的“駐寺階層”，但“由于巴列維國王實行高壓政策，在世俗的民族主義運動、自由運動和左翼人民黨——遭到鎮壓的情況下，宗教幾乎成為民眾表達政治不滿唯一的渠道。”作為大阿亞圖拉，被認為安拉在世間的代理人，有權就重大的有爭議的教法問題做最后決斷，其言行被視為安拉意志的體現，一般信士必須遵行，居于什葉派教階之首。亦即，大阿亞圖拉原本就擁有先在的話語權，大阿亞圖拉霍梅尼因主客觀原因更是擁有至高無上的話語權。因此，霍梅尼一旦表態，或被視為未來革命的發展走向或被視為代表整個國家的政策走向。作為繼任者的哈梅內伊自然成了“一言九鼎”者，包括伊朗總統大選結果都受其言論影響。同樣，在伊朗核問題上哈梅內伊也多次表態，向國際社會表明伊朗整個國家的基本立場：2009年9月20日，哈梅內伊發表講話稱，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關于伊朗秘密研制核武器的指控是“虛假”的，伊朗“從根本上反對核武器，并禁止其生產和使用”。目前進行的鈾濃縮計劃“純粹是一項為公民著想、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能計劃。”他說，美國政府目前奉行“反伊朗”政策，因此帶領歐洲列強不斷宣稱伊朗導彈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并試圖制造核威脅，這些言論是缺乏事實根據的。哈梅內伊表示，西方必須改變對伊政策，摒棄此前的敵視做法。否則伊朗將一直“保持警覺”、“不會退縮”；2010年4月17日，哈梅內伊表示，在伊斯蘭教義中，使用核武器是一種“禁忌”……可見，由哈梅內伊所宣示的“遵守教義、反對西方”的伊斯蘭革命話語要點包括：1　伊斯蘭教嚴禁使用核武器；2　伊朗反對、禁止生產和使用核武器：3　伊朗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4　伊朗堅決反對西方的核威脅。
　　(2)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反對邪惡國家擁有核武器話語
　　奧巴馬政府改變了小布什政府一味打壓伊朗的做法，力圖緩和美伊關系，一方面反對伊朗這樣的支持哈馬斯和真主黨的“邪惡國家”擁有核武器，另一方面則向伊朗示好、伸出了和解之手：2010年3月21日哈梅內伊表示， “美國新政府和總統聲稱對公正和公平的雙邊關系感興趣，他們寫信，傳遞信息……聲稱他們愿意同伊朗實現關系正常化，但實際上他們卻在做著完全相反的事情”。一年前，奧巴馬曾在伊朗新年期間傳達了一個突破性的信息，即美國愿意同伊朗揭開外交接觸的新篇章，但德黑蘭方面拒絕了這一表態。2009年6月伊朗大選后，發生大規模抗議活動，伊當局對抗議者進行了鎮壓，美伊關系急轉直下。不過奧巴馬再次向伊朗示好： “因為伊朗政府拒絕履行其國際義務，我們正同國際社會一道努力讓它負起責任”，且“我們(與伊朗)進行全面外交接觸和對話的提議沒有改變”。但哈梅內伊卻在回應中表示，美國對于伊反對派抗議活動的政策表明其不懷好意，伊朗的敵人試圖通過對該國反對派的支持制造伊朗內戰，但他們的企圖失敗了。2010年3月30日，奧巴馬曾表示，希望在幾個星期內達成新制裁決議，4月13日仍表示不想看到談判過程拖沓數月，而是希望國際社會“大膽、迅速地前進”，對伊朗核問題采取大膽、迅速的制裁，但承認中國對制裁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存有顧慮，實施制裁談判的推進難度很大。47國領導人出席的華盛頓全球核峰會于當日落幕，各國領導人紛紛表態將聯手協作，防止恐怖組織獲取核武器，奧巴馬認為此舉將保障美國與全球更為安全……可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反對“‘邪惡國家’擁有核武器”話語要點包括：1，伊朗一直在秘密研制核武器；2，“邪惡國家”伊朗不能擁有核武器；3，應對伊朗核問題采取大膽、迅速的制裁；4，防止恐怖組織獲取核武器，旨在保障美國與全球更為安全。
　　(3)國際原子能機構懷疑伊朗研制核武器的話語
　　伊朗核問題不斷升級也與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核查報告有關。1954年第九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要求成立一個專門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國際機構，1957年7月29日，相關《規約》生效， 宣布機構正式成立，旨在謀求加速和擴大原子能對全世界和平、健康及繁榮的貢獻，確保由其本身、或經其請求、或在其監督或管制下提供的援助不用于推進任何軍事目的，目前146個成員國，中國1984年加入。1997年5月通過的保障監督附加議定書，標志著機構的保障監督能力和范圍從僅核查各國申報的核活動擴至可探查無核武器國家的秘密核設施和核活動。國際原子能機構多年來為人類和平作出了杰出貢獻，但該機構在施行職責中出現過多重標準，傳達錯誤信息。該機構曾認為伊拉克有開發核武器的嫌疑，并與薩達姆關系緊張，導致今天仍未結束的伊拉克戰爭。后來的證據表明，薩達姆并沒有開發核武器。朝鮮、印度等國先后開發并測試了核武器，國際原子能機構無論事前還是事后，均未發揮應有效能。伊朗核危機幾起幾伏，隨著國際原子能機構報告的曝光和哈梅內伊的正式表態，事態已呈高度復雜狀態。2010年2月18日，歐美多家媒體披露一份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機密報告稱：“情報顯示，伊朗過去或現在秘密研發用于導彈的核爆炸裝置……質譜測定結果表明，他們已經獲得純度19，8％的濃縮鈾”。同日，俄羅斯和德國警告伊朗，將因其有爭議的核項目面臨聯合國的制裁。法國外交部發言人說，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最新報告顯示緊迫性。2月19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宣布，伊朗沒有試圖發展核武器。這番話意在向伊朗國民和全世界表明，伊朗不僅沒有開發核武器，甚至尚無此種想法……可見，國際原子能機構“懷疑伊朗研制核武器”話語要點包括：1　懷疑伊朗秘密研制核武器；2　制止伊朗繼續鈾濃縮活動；3　回避甚至默許以色列擁有核武器；4　在美國施壓下出現多重標準做法。
　　(4)阿拉伯國家普遍擔心擁核后的伊朗將輸出伊斯蘭革命的話語
　　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勝利，首先受到沖擊的是阿拉伯世界，沙特、阿聯酋、科威特、阿曼、卡塔爾都是伊朗輸出革命的首選之地：20世紀八十年代初，伊朗支持這些國家國內極端激進勢力的活動，甚至通過經濟和軍事手段鼓勵其推翻本國政府，建立伊朗模式的伊斯蘭政權，由此而使得這一地區的局勢日益動蕩。在沙特還爆發了穆斯林極端主義武裝團伙非法占領麥加禁寺事件，企圖發動政變以推翻“反伊斯蘭的”沙特政府。與此同時，在什葉派穆斯林聚居的沙特東方省，還爆發了反政府的群眾暴動，使沙特政府再次感到震驚和不安，并把這次動亂與伊朗的策反活動相聯系；什葉派穆斯林占多數的巴林，在八十年代初發生了兩次未遂政變；在科威特、阿聯酋、阿曼和卡塔爾，也都出現了支持伊朗革命、反對本國政府的公開的或地下的伊斯蘭運動。各國的官方輿論宣稱，這些動蕩不安的行動都與來自伊朗的“伊斯蘭威脅”有直接關系。為此，海灣六國于1981年成立了“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以加強它們在政治、經濟、軍事領域的合作與協調，應對日益嚴重的地區危機。因此，在對待伊朗核問題上，阿拉伯國家普遍存在疑慮和矛盾：美伊開戰，勢必會引發災難性的地區戰爭，波及海灣國家安全與發展。但美國對伊朗示好或減緩核壓力，勢必會催生一個擁有核武器、非阿拉伯屬性的、竭力向外輸出伊斯蘭革命的什葉派國家，結果導致出現新的地區政治格局：在兩個擁有核實力的非阿拉伯國家(以色列和伊朗)的制衡中擠壓遜尼派穆斯林勢力。2006年11月5日，國際原子能機構副總干事谷口富裕在接受《中東經濟文摘》周刊采訪時透露，沙特、阿聯酋、埃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6個中東國家都表示有興趣發展民用核能，國際原子能機構已和這些國家政府展開了磋商，并將根據原子能機構的有關規定幫助這些國家建造核設施。顯然，這些國家決心發展核技術，既與以色列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技術且擁有一定數量核彈頭有關，還與伊朗核問題存在某種聯系。這些國家或許認為，如果自身能夠掌握先進的核技術，就擁有了可以對抗核威脅的安全保障……阿拉伯國家普遍擔心“擁核后的伊朗將輸出伊斯蘭革命”的話語要點包括：1　擔心擁有核技術后的伊朗將繼續輸出伊斯蘭革命：2　擔心解除制裁后的伊朗將不斷膨脹地區霸主的野心：3　擔心出現只有阿拉伯國家無核的中東核格局；4　掌握先進核技術是為了建立對抗核威脅的安全保障。
　　
　　四、結語
　　
　　2010年4月12日，胡錦濤主席會見奧巴馬總統時闡述了中方在伊朗核問題上的原則立場：中方一貫致力于維護國際核不擴散機制和中東地區和平穩定，希望各方繼續加大外交努力，積極尋找通過對話談判解決伊朗核問題的有效途徑，中方愿同美方及其他各方在六國機制、聯合國和其他渠道保持溝通和協調。而在“積極尋找通過對話談判解決伊朗核問題的有效途徑”中，必須正視以上四種話語并存造成伊朗核問題認知發生歧義，且影響外界與伊朗展開對話、溝通這一事實，拓展外交解決伊朗核問題的基本路經大體應為：達成彼此共識～一制定適宜措施一一付諸具體行動一一逐步解決伊朗問題一一力爭解決伊朗核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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