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護國家的戰略利益不能只盯著經濟貿易
——從中國同意制裁伊朗說起
前些天,聯合國表決通過了新一輪制裁伊朗的決議,中國投了贊成票。據說,這是因為這個決議照顧了中國的利益,沒有把與石油貿易的有關內容寫入其中。因為中國的戰略利益得到了維護,所以中國就沒有必要再與美國為首的西方發生對抗了。
允許中國與伊朗進行石油交易,中國的戰略利益就得到保障了嗎?
這反映出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一種傾向。很長時期以來,在中國主流的國際政治論點中,經濟利益甚至是簡單的貿易關系成了壓倒一切的利益,成了對外交往和處理國家關系的出發點和歸宿。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描述,什么中國與某某的貿易額達到了多少,又成了某某最大的貿易伙伴云云,似乎這樣一來,中國與他們的關系就發生了重要的改變,在這個國家對外關系中的位置就得到了鞏固和加強。就是在論述中美兩國關系這樣至關重要的戰略問題時,也往往以經濟貿易為出發點,為基本依據,有關“中美誰也承受不了發生沖突帶來的損失”、“誰也離不開誰”等時髦理論,無一不是以經濟貿易聯系為根據。
我們認為,用經濟關系代替戰略關系,把戰略關系降位于經濟貿易聯系,這是“一切向錢看”的歪風在國際關系理論上的反映,是片面、狹隘和有害的。維護國家的戰略利益不能只盯著經濟貿易。
一、經濟利益之外還有更多和更重要的利益。
經濟利益是重要的利益,體現經濟利益的投資、貿易等行為,關系國家的得失,說經濟利益重要沒有誰會不同意,這就如同說人民幣重要沒有誰不同意一樣。但同樣任何人也都同意的是,在中國還有比人民幣更重要的東西。同樣,在國際關系領域,也有比經濟關系更重要的東西。
第一,政治關系左右經濟關系,政治利益高于經濟利益。
在國與國的關系中,政治與經濟哪個更重要?顯然,政治是更重要的關系。中美關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美國沒有因為與中國有巨大的經濟貿易聯系就,放棄在政治上打擊中國,所謂的“民主”、“人權”,永遠都是攥在手里敲打中國的榔頭;沒有因為需要向中國大舉借債,就放棄扶持中國的反對派,或明或暗地與中國政府對抗;也沒有因為所謂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放棄對中國各分裂勢力的支持,全然沒有一點“你我不分”的意思。這一切都充分說明,美國是把這些政治利益擺在經濟利益之上的。美國是這樣,中國也無法不是這樣。中國不能不重視同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盡管雙方之間的經濟聯系可能無足輕重;中國也不能不考慮個別國家在臺灣問題上的頑固立場而發展同那些國家的經濟聯系,盡管這個聯系看起來有利可圖。可以說,任何時候都把政治利益放在第一位,世界各國莫不如此。過去是這樣,現在應該是這樣,將來必定還是這樣。
第二,戰略關系決定一切,戰略利益高于一切。
國家與國家之間具有決定意義的關系,是戰略關系而不是經濟關系,任何經濟關系都服從和服務于戰略關系。比如,去年曾有報道說,蒙古國的一處重大礦藏緊鄰中蒙邊界,所產出的礦物也主要出口到中國,但蒙古方面卻放出話來,這個礦任誰投資開發都可以,唯獨中國投資不行。這是經濟關系服從戰略關系的一個典型例子。其它還有美國不允許中國收購尤尼克石油公司,澳大利亞不允許中國購買其礦山等,都是經濟關系服從和服務于戰略關系的一種反映。政治上也是如此,沙特阿拉伯大概是世界上最封閉的國家,但卻是美國的盟友,美國從來不拿什么“民主”、“人權”之類與沙特較勁,這是政治關系服從戰略關系的典型例子,類似這樣的例子也是多得很,數不勝數。戰略關系事關大局,事關國家核心利益,所以,戰略利益高于一切,為了戰略利益可以犧牲經濟利益,也可以犧牲政治利益,比如,美國寧可以犧牲與阿拉伯國家關系為代價,也要捍衛它與以色列的關系,因為這事關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俄羅斯寧可在政治上、經濟上全面吃虧,也要維護同白俄羅斯的戰略關系,因為這事關俄羅斯的地緣戰略利益;不管美國與英國之間發生多么嚴重的經濟糾紛,也不管美國與英國之間的貿易聯系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英美特殊伙伴的關系不會有絲毫的改變,這也是基因于共同的戰略利益。大國是這樣,就是中小國家也不例外,墨西哥什么時候也不會跟著美國的節拍起舞,去制裁、封鎖古巴,土耳其任何時候都會支持塞浦路斯的土族人,道理都源出于戰略利益。
二、應從戰略高度處理國際問題和國家關系。
所以,決定任何國際問題,處理任何國家之間的關系,都必須從戰略的高度出發,依據國家的戰略利益采取相應的對策。
首先,要立足于維護應有的地緣戰略利益。
周邊國家的動向事關本國的安危,維持周邊形成一個對己有利的安全環境,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都不得有一點點的大意,這就是國家的地緣戰略利益。對中國來說,與巴基斯坦、緬甸、越南、老撾、朝鮮等的關系完全不在于有多大的經濟意義,也不見得有多大的政治意義,關鍵在于,這些國家事實上構成了中國安全的外圍屏障,是重要的戰略緩沖區,其安危向背直接影響著中國的安全態勢,是中國必須花大力氣、出大代價加以維護的;蒙古、尼泊爾、不丹、柬埔寨、泰國、菲律賓等,則大體上是戰略的中間地帶,可以不使超級大國的兵鋒直接施刃于中國,應維持這個現狀不使之惡化;而日本、阿富汗、南朝鮮、印度等,則是現代化武裝力量的云屯之所,從這些地區爆發的力量閃電隨時可能擊穿和平的天空,擊打在中國的頭上,是需要認真加以防范的。這樣一來,不同的地緣戰略關系就決定中國與上述各國有不同形式、不同性質的國家關系,在不同性質的國家關系下,依據各自不同的特點,中國同他們發展不同形式的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
其次,還要著眼于維護全球范圍的戰略平衡。
人們常說,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哲學家有言,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愛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變的經驗,防止權力濫用的辦法,就是用權力約束權,權力不受約束必然產生腐敗。”國家之內如此,放大到全球之內也是一般。當今世界之一大不幸,是世界戰略嚴重失衡,一超獨大,不受制約的霸權讓霸權國家的世界權力極度腐敗瘋狂,這是世界不能健康穩定發展的根源。人類的發展,世界的和平,迫切需要推動全球實現新的戰略平衡,這是全人類的責任,更是大國的責任。如果說根本利益的話,這也應該是中國最根本的利益置所在(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筆者網文《推動全球實現新的戰略平衡——談大國的責任與使命》)。任何有益于推動戰略平衡發展的行為,都應該得到中國的支持,任何有益于全球戰略平衡的國家都應該成為中國的朋友,用一句最簡單的話就是,“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不管擁有絕對權力的霸權國家打著什么樣的旗號,什么“國際社會”,“文明進步”云云,都不能聽其任其剪除僅有的幾個對手,更不能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否則,總有一天屠刀會落到自己的頭上,后果不看設想。不是有人經常講,要從戰略高度、從大局出發嗎?這才是真正戰略高度,才是真正的大局。
最后,還不能忘掉應有的政治利益。
在世界范圍內,直到今天還有人在刻意給社會主義理想抹黑,并給秉持這種理想的國家貼上邪惡的標簽,必欲除之而后快。對此,中國應該是一種什么樣的態度呢?是反對還是不管不問?是幫助還是放任自流?我們固然可以不當頭,但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如果一個又一個信奉社會主義理念的政權接連倒臺,難道此情此景能賞心悅目、心安理得嗎?對中國來說,意識形態的斗爭仍然客觀存在,把社會主義勢力排擠到與魔鬼為伍的地步,消極影響在所難免,對中國不會有任何好處。既然現如今中國的政治體制繼承了過去的資本與遺產,繼承并享用著過去的榮耀與輝煌,繼續標榜著不能猶豫的人民性、草根性,當代中國就難以同這樣的戰略關聯切割。
每個人都有個人形象的,嚴肅一點的人,對此不敢疏忽大意;每個國家也都有每個國家的形象,負責任的國家也都不能馬虎從事,原則的問題上是含糊不的。講原則、講是非,這是一個人起碼的品格,也是一個國家必有的做派,即或中國現在還沒有仗義執言的力量,但至少不應隨波逐流,動輒也拿什么“國際社會”說事,煞有介事地以為自己也是什么“國際社會”的一個角兒。這也是不能忽視的政治利益。
三、生意大國不等于戰略大國,國家的戰略設計必須高屋建瓴、統籌兼顧。
1、生意大國不等于戰略大國。
以經濟貿易關系衡定國家之間的戰略關系,在當前這是中國國際關系領域的主流學說。按照這樣的理論,國際戰略等同于國際貿易,國家戰略利益等同于經濟交易。
但是,生意大國并不等同于戰略大國,生意關系也并不就是戰略關系。這是有例可循的。例如,早在60年代,日本、德國就是世界上排名居前的經濟和貿易大國,但他們無論如何也稱不上是戰略大國,而且直到今天,他們都仍還走在爭取戰略大國的道路上,離目標還有相當的距離。而那時的中國,無論是經濟實力和對外貿易總額,在世界的位置都不突出,但中國卻是公認的戰略大國,其戰略地位不是日本、德國所可望項背的。
所以,生意大國并不等于戰略大國。發展國民經濟,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系,生意固然要做,要做生意大國,這是沒有疑義的,但僅僅這樣是遠遠不夠的,做生意大國的同時,更應該做一個戰略大國,中國應該以戰略力量的姿態而不是以經濟動物的模樣活躍于世界戰略舞臺。沒有戰略大國地位的支撐,生意大國早晚是一條死胡同,西方世界曾經的殖民帝國如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就是很好的范例。
2、戰略問題不能窄化、泛化、庸俗化。
對經濟增長有極其迫切的渴望,這是當代中國一個重大特征。“發展是硬道理”,別的道理相對的就要“軟”下去了。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當代中國用發展壓倒一切、解決一切的思想彌漫于全社會,片面化、絕對化的傾向比比皆是。在國際戰略問題上,如前所述,也同處理國內問題一樣,也往往直奔主題,以經濟貿易關系衡量一切、決定一切。這樣做,第一,要使戰略問題窄化,窄化成為赤裸裸的經濟貿易關系;第二,進而造成戰略問題泛化,許多根本夠不上戰略層面的問題往往被人為地拔高到戰略高度,許多根本夠不上戰略關系的往來,也被冠之以各種名目的戰略伙伴頭銜,以至于今天中國各種形式的戰略伙伴關系多如牛毛、數不勝數;第三,最終結果是戰略問題庸俗化,到處濫用戰略的概念及辭藻,即使當事雙方之間沒有起碼的信任、甚至是明顯的敵對關系,居然也可捏造出什么加強“戰略互信”云云,把戰略關系扭曲、庸俗到離奇的地步。比如前一個時期,就連臺灣都要與大陸搞什么“戰略互信”之類,簡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3、國家的戰略設計必須高屋建瓴、統籌兼顧。
戰略大國必須有體系完善的大戰略,體系完善的大戰略來自于精心的設計。大戰略的設計必須在統籌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的基礎上,站在國家根本利益的高度,把國家的發展利益和安全利益進行最優化整合,在大戰略的總體設計下,其行動和措施要能保障國家安全所必需的地緣戰略利益,也能維護國家發展所不可或缺的全球戰略平衡的利益;既要通過經濟貿易往來獲取經濟實惠,也要樹形象,講原則,使國家的政治利益得到應有的關照。這樣的戰苦厄設計必須高屋建瓴、統籌兼顧,而不能只顧一點不計其余,只講交易不講原則,只圖一時不管長遠,把賺錢當做根本,用手腕代替道義,讓一個堂堂的戰略大國形同投機取巧的勢力小人。
現在可以回過頭來再說說參與對伊朗的制裁的問題了。參與制裁伊朗,從戰略的高度出發,中國究竟何所得何所失呢?
有人說,這次中國既作為“負責任大國”與國際主流保持了方向一致,沒有因此與美國發生對抗,同時還有效地保護了自己的核心利益,更通過自己的努力減輕了伊朗的壓力,使伊朗逃過一劫,平衡兼顧了三個方面的利益,舉措堪稱完美,行為妙到毫顛。為此,一些媒體不無得意,比如 6月10日 《環球時報》就發表了題為《讓伊朗放棄謀求核彈的念頭》的社評文章,文章先是站在“國際社會”的角度把伊朗數落了一通,說什么“聯合國安理會9日表決通過了對伊朗新的制裁決議,這意味著國際社會再一次向伊朗亮起了紅燈:伊朗的核計劃‘必須停車接受檢查’’’”,對此,“伊朗需要高度重視”,“再也不能低估國際社會在反擴散問題上的決心了,任何想謀求核武器的念頭都是危險的。要想讓世界相信自己的確在和平利用核能,伊朗現在需要拿出更多的具體舉措,而不是采取不合作、甚至對抗的態度”。接著又以教師爺的口氣掉過頭來訓斥美國,“要想讓伊朗真正斷了謀求核武器的念頭,國際社會就需要給予伊朗相應的尊重和發展空間,不能讓伊朗總感到隨時有被搞垮的危險。西方,特別是美國要學會不逼人,尤其是不能逼人太甚”。對自己則是一份自鳴得意的樣子,說什么“誰都知道,在敵對雙方間創造‘平衡’是很不輕松的活兒,需要勇氣和高超的技巧。正因為此,中國的作用才不可替代”,“中國作為‘平衡者’的作用至關重要”等等。話里話外,一付千辛萬苦后大功告成的架勢,好像中國已經成功化解了這場空前嚴重的伊朗核危機,聽起來堪稱是中國獲得的一次外交上的完勝,中國的戰略影響和國際地位簡直就是在以成倍的速度暴增。
但實際情況如何呢?中國是不是因此提高了自己的國際地位了呢?
第一,指望因此可以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是癡心妄想。
美國及西方不會因為中國同意對伊朗制裁就能放松對中國的戰略遏制和圍堵,更不會因此就視中國成為自己人,不要以為在伊朗核問題上同西方入了伙,就可以對這一伙中的“老大”嘮嘮叨叨了,人家始終要把你劃作另冊、當做另類,一切針對中國的戰略設計都將絲毫不受影響地加緊實施。還教訓什么“西方,特別是美國要學會不逼人,尤其是不能逼人太甚”,自己還在被美國逼得團團轉,居然在這里教訓起人家來了,無羞臉皮之厚,阿Q精神之強,簡直可以說成震古爍今了。
第二,并沒有從戰略高度上維護了中國的利益。
所謂的維護了中國的利益,不過僅僅是可以讓中國繼續與伊朗做石油交易而已,事實上,這沒有任何不可替代性。即使中國不從伊朗購買石油,中國還可以從任何其它產油國購買,中國在伊朗可以投資,在其它國家照樣也可以投資。伊朗對與中國的價值不在于它的石油,而在于它的地緣戰略安全和全球戰略平衡的價值(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筆者網文《當波斯長劍展現鋒芒的時候——談伊朗發展壯大意義及戰略影響》),所有削弱、壓制伊朗的行為,包括所謂的聯合國制裁,都可能導致中東、中亞的局勢向著不利于穩定、健康的方向發展,從根本上說,都將損害中國的地緣安全利益和全球戰略平衡的利益(有關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筆者網文《從地中海到帕米爾:戰略高地誰稱雄——談“兩中”地區的戰略走向及影響》)。
第三,將造成長久的戰略猜忌與隔閡。
聯合國制裁通過以后,伊朗方面反映強烈,除了對西方進行抨擊以外,還對俄羅斯進行了嚴厲的指責,但是到目前為止對中國的批評還不是很多,也不是很明顯。這成了有些人洋洋自得的借口,說什么這個時候“伊朗除了依靠中國還有誰”,更有甚者還宣稱什么中國幫助了伊朗,好像如果沒有中國,伊朗就將面臨更大、更嚴峻的壓力,似乎伊朗應該對中國感恩戴德才是。這樣的感覺真的是太過良好了,但恐怕也只能是自我感覺罷了。其實,西方未嘗不知道這樣的制裁對伊朗不起多大作用,所謂的制裁,不過是美國戰略打壓和試圖顛覆伊朗的一個環節、一個步驟,更多更大的行動還在后頭,美國要的不過是這個招牌,以便今后打著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的名義,以便師出有名,伊朗的問題遠沒有結束,今后還要變得更加。所以,制裁理所當然地要引起伊朗當局極大的憤恨,也不能不在伊朗民眾的心靈中投下長久的陰影。波斯民族不是一個健忘的民族,也不是一個膚淺到“一碗涼水見到底”的民族,場面上的外交辭令代表不了真實的想法。誰都知道,敵人的可惡并不會讓人的精神受到折磨,因為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最令人傷心的,則是朋友的出賣,這是最刻骨銘心的。還說什么伊朗應感謝中國,難道他們不會把一些刻骨銘心的憤恨埋藏在心底里嗎?可以說,任何參與制裁的國家,都將給未來與伊朗的關系投下長長的暗影,中國也不例外。
不僅如此,對于整個事件的發展及各當事者的表演,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是會看在眼里、記在心上的,其戰略影響將超出伊朗問題的范圍,超出中東、中亞而彌漫到全世界。據 6月15日 參考消息報道,西班牙《起義報》 6月13日 發表了題為《中國令人愕然地支持對伊朗的制裁》,文中說:“中國支持制裁伊朗的舉動是否意味著中國對外政策的根本性轉變,轉向捍衛與西方列強共享的世界霸權,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對于可能產生的結果,該文說:“通過這一舉動,中國沒有延續與發展中國家站在一條戰線上的傳統,而是選擇與西方列強保持統一立場”,“這意味著中國從1949年以來極力捍衛的反霸權歷史發生了轉變,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其有史以來的領導地位有可能遭到削弱。”這些話,意涵深遠,足以令人深思,這只是西班牙這家報紙訴諸文字的一家之言,但焉知沒有更多人在心里也有類似的想法呢?這大概就是中國參與制裁伊朗所產生的戰略余韻。
但愿西班牙《起義報》的議論猜測不過是一種誤解。可是,如果中國的目光真的越來越只聚焦在經濟貿易上,那么長此以往,未來的戰略之路很有可能越走越窄,所謂的戰略大國最終難免墮落成莎士比亞筆下威尼斯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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