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與希望：他們的與我們的

諾姆·喬姆斯基 著 吳萬偉 譯

或許我應該先解釋一下這個題目。明確區分“他們的和我們的”“他們和我們”非常困難，因為有太多的細微差別和變化。我不能代表“我們”發言，任何人也不能，但我還是假設這是可能的。

“危機”這個詞也存在問題。什么危機？當今存在眾多非常嚴重的危機，這些危機相互交織在一起很難進行明確的區分。但為了簡單起見，我再次假設相反的情況。

《紐約書評》6月11期提出了進入這個泥沼的一個方法。本期組織了一次專家研討會來討論如何對付危機，其封面標題是“如何對付危機”。它很值得讀一讀，不過我們要注意這定冠詞。對于西方來說，“這個危機”的含義再明顯不過：指重創富裕國家并帶來重大影響的金融危機，因此最重要。但是即便對富裕者和特權者來說，它也絕不是唯一的危機，甚至不是最嚴重的危機。比如在2008年10月26日孟加拉報紙《新國家》上，我們看到：

非常能說明問題的是，人們花費數萬億的錢來堵世界著名金融機構的窟窿，而今年早些時候在羅馬承諾的解決糧食危機的小數目123億美元中，只到位了10億美元。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規定的目標，到2015年末至少要消除絕對貧困的希望似乎像從前一樣遙不可及，這不是因為缺乏資源而是缺乏對世界窮人的關心。

這篇文章繼續預測2009年10月的世界糧食日“將刊登世界窮人困難的震撼性消息，結果很可能是很少要求行動的‘消息’而已，即使有要求的話?！蔽鞣筋I袖似乎決心要實現這些凄慘的預測。6月11日的《金融時報》報道說聯合國世界糧食項目在減少糧食援助比例，因為捐助國遭遇金融危機，資金困難，取消了一些項目?！笔芎φ甙òＨ肀葋?、盧旺達、烏干達等。大幅度削減預算是在饑餓人數在十億人，過去六個月增加了超過一千萬人的情況下出現的，因為西方經濟危機導致糧食價格上漲，匯款減少。

正如《新國家》預測的，世界糧食計劃署發布的“震驚的消息”甚至沒有達到“僅僅是消息”的水平”。在《紐約時報》上，世界糧食計劃署報告的在處理日益嚴重的“人類災難”時，吝嗇的西方捐助減少的消息在“世界簡訊”欄目下只不過占了150個字而已。這不是最罕見的。聯合國在宣布世界沙漠化日的時候也發表預測，說沙漠化正在讓超過10億的人的生活陷入危險中。按照尼日利亞報紙《今日》的說法，其目標是“阻止世界范圍的沙漠化和干旱，通過提高公眾的覺悟，在成員國內實行處理沙漠化的行動規范?！碧岣吖娪X悟的努力在美國全國性報紙上根本就沒有提到。這樣的忽略實在太常見了。

回顧一下英國入侵者在進入當今孟加拉時的情景或許是有啟發意義的。他們被這里的富裕和繁榮感到震驚，但是現在它成為苦難的象征，這不是上帝的行為造成的。

正如孟加拉的命運所顯示的，可怕的糧食危機不僅僅是財富和權力中心“缺乏真正關心”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全球經理明確的關心---自己的福利的結果。記住亞當·斯密對英國政策形成的準確觀察永遠是好的。他認識到在他那個“商人和制造商”的時代，政策的“主要建筑師”要確保自己利益“得到特別關照”，不管這對別人產生的影響多么“劇烈”，包括英國人，以及更加明顯的“受到歐洲人野蠻對待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印度。斯密自己最關心的是歐洲人征服的領域。

斯密特別指的是重商體制，但他的觀察是籠統的，可以作為國際關系和國內事務的少數堅固的持久原則之一。但是，這不應該過分籠統化。有一些有趣的案例，其中國家利益，包括長期的戰略和經濟利益超越很大程度上影響國家政策的經濟力量集中的狹隘考慮。伊朗和古巴是有指導作用的例子，但是這里我暫且擱置這些話題。

糧食危機首次爆發和最劇烈地爆發是在2008年初期的海地。像孟加拉，當今海地是苦難和絕望的象征。像孟加拉一樣，當歐洲探險家到來的時候，該島資源豐富，人口眾多，欣欣向榮。后來它成為法國人財富的的來源。我不想回顧這段悲慘的歷史，但是當今糧食危機可以直接追溯到1915年，伍德羅·威爾遜的入侵：野蠻和破壞性的屠殺。威爾遜的眾多罪行之一是用槍口威逼海地議會解散，因為它拒絕通過允許美國企業接收海地土地的“進步法案”。威爾遜的海軍陸戰隊主持了自由選舉，該法案以被允許投票的大眾的5%的99.9%的比例通過。所有這些在歷史上流傳下來就是“威爾遜理想主義”。

后來，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開始了通過堅持比較優勢的神圣原則把海地變成“加勒比海的臺灣”的工程：海地必須從美國進口糧食和其他商品，而工人，大部分是婦女在條件惡劣的、美國擁有的生產線上工作。海地的第一次自由選舉是在1990年，威脅到這些在經濟上理性的項目。貧窮的多數首次進入政治領域，選舉自己的候選人民粹派牧師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華盛頓采取了此類情況下的標準操作程序，立刻顛覆該政權。幾個月后就出現了預料之中的軍事政變，結果是受到老布什支持的恐怖統治。它甚至得到克林頓的全力支持，雖然有種種偽裝。到了1994年，克林頓認定民眾已經被充分恐嚇住了，派美國兵去恢復民選的總統，但是有嚴格的條件，那就是他必須接受新自由派政權，尤其不能采取經濟保護政策。海地農民種植水稻的效率很高，但無法和美國的依靠大量政府補貼的農業競爭，這些補貼在很大程度上多虧了自由貿易的吹鼓手里根，他極端保護主義和經濟上的國家干預記錄卻很少被人考慮。

在十億人面臨饑餓的時候，拯救銀行并不是最重要的。

隨后發生的事沒有什么讓人吃驚的：1995年美國國際開發署報告觀察到華盛頓提出的“出口推動的貿易和投資政策”將“無休止地擠壓國內種植水稻的農民?！毙伦杂烧卟鸪私洕鳈嘀械氖Ｓ鄡热?，使得國家陷入混亂，又因為小布什出于玩世不恭的立場封鎖國際援助。在2004年2月，海地的兩個傳統折磨者法國和美國，支持了軍事政變，把總統阿里斯蒂德弄到非洲。到這時候，海地已經失去了養活自己的能力，對價格波動變得非常脆弱，這是2008年糧食危機的直接原因。

在世界很多地方故事都非常相似。在狹隘的意義上，糧食危機源于西方缺乏關心或許是真實的：少量施舍就能解決受危機影響最大的受害者的困難。但是更深刻的原因是，危機來自亞當斯密總結出來的企業主導的國家政策的基本原則。這是我們太容易回避的東西---在十億人面臨饑餓的時候，拯救銀行并不是最重要的。同時不要忘了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里承受饑餓困難的數千萬的人。

在金融和糧食危機中引起特別注意的一個可能方法同樣靠邊站了。這是瑞典和平研究院（SIPRI）在最近出版的關于軍事開支的權威年度報告中建議的方法。軍事開支的規模驚人，而且在不斷增加。美國的軍費開支是世界其他所有國家開支的總和，是最接近的競爭者中國的開支的7倍。所以沒有必要浪費時間進行評論了。

人們關心的議題的分配顯示了另一場危機，文化危機：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短期的狹隘的利益的傾向。這是我們社會經濟機構和意識形態支持體系的核心因素。其中一個表現是為公司管理者自己發財而設計的一系列惡意的刺激措施，不管它們對別人造成多么糟糕的影響。比如愚蠢的民眾提出的“不能讓大企業破產”的保險政策。

在市場失效的內部存在一些更深刻的問題?，F在才姍姍來遲地認識到的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的是系統風險的低價原則: 如果你和我做交易，我們把成本算在我們身上，不在別人身上。金融業如高盛（Goldman Sachs）公司如果經營良好，將計算出一旦貸款變成壞賬將造成的潛在成本，但是對金融體制產生影響可能是十分嚴重的。市場的這種內在缺陷是非常著名的。10年前，就在人們對市場效率大唱贊歌的高潮中，兩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伊特韋爾（John Eatwell）和蘭斯·泰勒（Lance Taylor）在一本重要的書《處于風險中的全球金融》中提出了市場缺乏效率的這些后果，并提出了對付這些問題的大概提綱。他們的建議與作為克林頓政府策略的取消管理的喧囂產生明顯的沖突。如今奧巴馬卻要依靠這些幫助制造了這個災難的人來進行緊急救治。

在很大程度上，南方大部分國家遭遇的糧食危機和北方國家遭遇的金融危機有一個共同的來源：1970年代以來向新自由主義的轉向，它終結了二戰后美國和英國創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布賴頓森林體系的設計師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哈里·懷特（Harry Dexter White）預測到其核心原則---資本控制和貨幣管理---將導致迅速的、相對平衡的經濟增長，也能讓政府有能力創立得到民眾廣泛支持的社會民主項目。它們在兩個方面都被證明大部分是正確的。許多經濟學家稱此后直到1970年代的那些年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不僅看到了空前的和相對平等的經濟發展，而且引入了福利國家措施。正如凱恩斯和懷特認識到的，自由資本流動和投機將限制這些選擇。若引用專業文獻，資本自由流動將創造出由放貸者和投資者組成的“虛擬參議院”來對政府政策實行“個案全民公決”。如果他們發現政策不理性，也就是說旨在幫助人民而不是追求利潤的話，他們就通過資本出逃或者攻擊貨幣或其他手段投票反對這些計劃。因此，民主黨政府有“雙重選區”，一是選民，一是總要占上風的“虛擬參議院”。

巴里·?？细窳郑˙arry Eichengreen）在對金融體制的標準歷史中寫到，在更早的時候，市場失效和失敗的成本就已經被轉嫁到民眾身上了，不過當時比較困難，因為政府被“男人普選權和工會主義（trade unionism）議會工黨的興起“政治化”，后來又因為大蕭條和反法西斯戰爭期間民眾而變得激進化。因此，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里，“對資本流動性的限制替換了對民主的限制，以此作為隔絕市場壓力的一個來源?！贝嬖谝粋€必然結果是：在新自由主義時代拆除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限制恢復了對付民主的強大武器。

常常被稱為“民主提升”的新自由派的民主回落使得商界擁有其他控制手段，使得大眾邊緣化。一個例子是美國通過公共關系行業對選舉狂言的管理，這種管理在奧巴馬時達到頂峰，他贏得了該行業的“2008年年度市場人”的大獎。該行業的經理們在商界報刊上歡欣鼓舞，稱奧巴馬是那些人的最大成就，他們“曾在30年前在為里根設計選戰策略時就幫助把候選人包裝成消費品牌來推銷了”。《金融時報》解釋了一個營銷經理的話，說奧巴馬的勝利應該比里根以來的任何一個總統“對董事會的影響都更大。”里根曾重新給出了首席執行官的定義。里根說“你必須給予（你的組織）一個遠景”,所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有了“帝國首席執行官執政”的說法。管理公司和包括把候選人當做商品一樣推銷在內的控制政治的相互強化提供了未來民主管理的偉大前景。

一般來說，自70年代以來，在實行新自由派規則的地方，經濟表現越來越糟糕，社會民主工程也遭到削弱。

對于國內外的工人、小農場主、窮人來說，所有這些都肯定造成災難。在過去半個世紀拉丁美洲和東亞在發展上的巨大差別的原因之一就是拉丁美洲沒有控制資本流動。資本流動常常接近其債務的極限，還被作為對付民主威脅和社會改革的武器。相反，在韓國迅速增長的階段，資本流動不僅遭到禁止，而且違抗者可能受到死刑處罰。

一般來說，自70年代以來，在實行新自由派規則的地方，經濟表現越來越糟糕，社會民主工程也遭到削弱。在部分接受這些原則的美國，大部分人的實際工資在過去30年里幾乎停滯不前，并沒有像從前一樣跟隨生產力增長而提高。雖然工作時間增多了，現在已經遠遠超過歐洲。但是一直落后的福利已經拉在人家后面更遠了。70年代中期以前，社會指標---衡量社會健康程度的籠統措施---也是跟隨經濟增長，但是隨后開始下降，到了世紀末已經下降到60年代的水平。經濟增長進入了少數人的口袋，越來越多地進入金融業。金融業在1970年代時占GDP的幾個百分點而已，現在已經上升到三分之一以上，而生產性工業開始下降，伴隨它的是大部分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經濟已經被泡沫、金融危機和達到新高峰的公共救助破壞了。一些國際著名的杰出經濟學家從一開始就解釋和預測了這些結果。但是關于“效率市場”和“理性選擇”的神話占上風。這不是意外：因為它對提供“政策設計”的少數特權者和權勢者是有很大好處的。

“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說法本身可能受到挑戰。這個階段的更準確說法應該是“國家資本主義”。國有領域過去是現在仍然是通過眾多措施，如研究和開發、采購、補貼、緊急援助來謀求發展和革新的首要因素。這些政策的美國版本主要是在五角大樓幌子下操作的，只要高級經濟的前沿領域是以電子為基礎的。最近一些年，情況已經發生了轉變，朝向以健康為中心的國家機構，前沿領域更多是以生物學為基礎的。結果包括電腦、網絡、衛星、信息技術革命的大部分剩余內容，而且還有其他如民用航空、先進的技術工具、醫藥、生物技術等很多。當我們聽到政府可能對金融體制進行干預的可怕警告時，我們應該牢記在心的是經濟發展中國家的關鍵角色，尤其在私有管理機構再次讓金融體制陷入危機后。這次的危機空前嚴重，不僅僅窮人遭罪而且傷害了富人，所以引起特別的關注。至少有點奇怪的是，當讀到經濟史學家尼亞爾·福格森（Niall Ferguson）在《紐約書評》“危機”研討會上說“經濟史的教訓是非常清晰的。經濟增長來自技術革新和生產力的提高，這些東西來自私人經濟領域而不是國家。”這種言論很可能是在電腦上寫出來，通過網絡發出來的。這些都是國有領域的產物，幾十年后才成為私人賺錢的工具。他的觀點顯然不是經濟史的清晰教訓。

對經濟的大規模政府干預不僅僅是二戰后時代的現象。相反，國家一直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美國殖民地一獲得獨立，就自由地放棄了堅持出口初級商品同時進口英國高級制成品的正統的比較優勢經濟政策。相反，漢密爾頓式經濟實行高額的關稅以便讓美國的工業經濟如紡織、鋼鐵等能夠發展起來。著名的經濟史學家保羅·貝洛赫（Paul Bairoch）描述美國是“現代保護主義的母國和堡壘”，在經濟大發展時期實行世界上最高的關稅。保護主義是國家干預的眾多形式之一。保護主義政策持續到20世紀中期，當時美國遠遠領先他人，運動場扭曲向適當方向，也就是有利于美國公司的方向。在必要時甚至進一步扭曲，如里根實際上實行了雙重保護主義壁壘等措施來挽救無法與日本競爭的無能美國公司。

從一開始，美國就在步英國的后塵。其他發達國家的行為類似，正統政策扼住了殖民地的咽喉，產生了可以預料的結果。值得注意的是，南方（比喻意義上）發展的國家日本也成功地抗拒了殖民化。其他發達國家如美國是在擺脫殖民統治后發展起來的。經濟原則的選擇性運用---正統經濟學強加在殖民地上，自由國家則隨意違反---是造成南北重大差別的主要因素。像許多其他經濟史學家一樣，貝洛赫在經過廣泛調查后得出結論“很難找到另一個案例說明事實和主導理論之間的這么大的沖突”，即所謂自由市場是經濟增長引擎的主張，這是發展中國家在最近幾十年學到的最慘重教訓。甚至新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智利也嚴重依賴總統阿連德（Allende）實行國有化的世界最大的銅生產商智利國營銅業公司（Codelco）。

早年，工業革命的以棉花為基礎的經濟依賴大規模種族清洗和奴隸制，不是采用國家嚴厲干預經濟的形式。雖然從理論上說奴隸制在內戰后終結，它在重建后在很多方面以很惡毒的方式重新出現。類似于把非洲裔美國人生活犯罪化和大量使用罪犯勞工,這一直持續到二戰。工業革命從19世紀末期開始就嚴重依賴這種新形式的奴隸制，這個邪惡的故事只是在最近才被以讓人震驚的細節暴露出來。這一重要的研究是由《華爾街雜志》部門主任道格拉斯·布萊克曼（Douglas Blackmon）做的。在二戰后“黃金時代”，非洲裔美國人第一次能夠享受一定程度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成果，但是丟人的后重建歷史在經濟迅速增長的新自由主義年代一直被某些犯罪學家稱為“監獄工業聯合體”的機構部分重寫。這是美國獨有的犯罪，自1980年代以來持續犯罪，因為生產工業的解體而進一步惡化。

不能告訴人們發達的經濟嚴重依賴冒險，而最終的利潤落入私人腰包，“最終的”可能花費很長時間。

19世紀讓世界驚訝的美國大規模生產的體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軍隊彈藥庫里創造出來的。解決19世紀管理的大問題---鐵路---是私有資本無法完成的，所以挑戰被轉交給了軍隊。一個世紀前最艱巨的問題電力和機械工程涉及到把大炮放在移動平臺上射擊移動目標---海軍火炮。領導者是德國和英國，結果很快流傳到民用經濟領域。有些經濟史學家把它和當今國家推行的太空項目相提并論。里根的“星球大戰”計劃作為政府的傳統禮物賣給工業界，其他地方也是這樣理解的：難怪歐洲和日本都想購買。二戰后，尤其是在美國，國家作用有了顯著增長，大部分發達經濟都是在這個框架下發展起來的。

國家指導的經濟發展模式要求相當程度的欺騙社會，因為不能通過武力來控制民眾。不能告訴人們發達的經濟嚴重依賴冒險，而最終的利潤落入私人腰包，“最終的”可能花費很長時間，有時候需要幾十年。二戰后，美國人被告知他們繳稅是要保衛國家免受企圖戰勝我們的惡魔的襲擊。如在80年代，里根穿上他的牛仔馬靴宣稱國家處于緊急狀態，因為尼加拉瓜部隊離得克薩斯的哈林根只有兩天的路程?；蛘?0年前，林登·約翰遜警告說我們只有1億五千萬人，他們30億人，如果強權就是真理，他們將征服我們，搶走我們擁有的東西，所以我們必須阻止他們在越南的行動。

對于那些關心冷戰現實的人來說，值得認真考察的一個明顯的用冷戰控制大眾的時刻是20年前的柏林墻倒塌及其后續發展。2009年11月的周年紀念媒體已經開始大肆報道了，隨著日期的臨近，這種內容肯定更多。但是柏林墻倒塌后推行的政策的微妙隱含意義一直被刻意忽略。即將到來的11月如在過去一樣，恐怕也是如此。

柏林墻倒塌后即刻的反應是老布什政府發表了新國家安全戰略和預算建議來確定在肯尼迪征服世界的“統一的無情的陰謀”和里根“邪惡帝國”崩潰后的道路。這個崩潰也帶走了控制國內民眾的整個框架。華盛頓的反應明確無誤：一切都將大體保持原樣，不過有了新的借口。我們仍然需要龐大的軍事體制，不過是為了新的原因：第三世界大國的“技術復雜性”要求我們必須維持“國防工業基礎”，即國家支持的高科技工業的委婉語。我們也必須維持針對中東能源豐富地區的干預力量，我們利益遭受的威脅要求軍事干預“不能放在克里姆林宮門口”，這正好和用了幾十年的借口相反。有時候不得不承認這種裝模作樣，如卡特總統的快速反應部隊（后來中央司令部）設計師羅伯特·科摩爾（Robert Komer）1980年在國會作證時說,我們的主要目標是中東，該力量的最大用途不是抗擊蘇聯攻擊，而是對付當地的或區域性的動蕩，尤其是全世界非常關注的“激進民族主義”。

隨著蘇聯解體，烏云散盡，對于那些有心觀察的人來說，政策關注的世紀內容變得更加清晰。冷戰宣傳框架做出了兩個根本貢獻：維持了充滿活力的國有經濟（軍事工業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保護了海外“政策設計師”的利益。

北約的命運暴露了同樣的關心,在今天仍然有高度相關性。在戈爾巴喬夫之前，據說北約的目的是遏制蘇聯對歐洲的入侵。這個議題的合法性在二戰結束時就引起爭論了。1945年5月丘吉爾下令為“不可思議的行動”擬定戰爭計劃,目標就是“消滅俄國”。該計劃在10年前解密，曾在理查德·奧爾德里奇（Richard Aldrich）的《隱藏的手》中被詳細討論過，該書是英國情報界活動的重要學術研究著作。按照奧爾德里奇的說法,他們呼吁英國和美國軍隊幾十萬人的突然襲擊，同時還有十萬重新武裝起來的德國士兵，英國皇家空軍將從北歐的基地起飛襲擊蘇聯城市。很快又添加了核武器。10年后的官方立場也不能嚴肅對待，當赫魯曉夫接管俄羅斯后，很快提出了大幅度削減進攻性武器的計劃。他非常清楚經濟落后很多的蘇聯不可能維持軍備競賽和經濟發展的持續性。當美國拒絕了這個建議后，他就實行了單邊裁減行動?？夏岬弦源蠓仍黾榆娰M開支作為回應，蘇聯軍方在古巴導彈危機后竭力追趕的情形非常清晰地顯示其相對虛弱的地位。正如赫魯曉夫預料的，蘇聯經濟陷入困境。那是蘇聯后來崩潰的關鍵因素。

但是北約的防御借口至少還有一些可信度。而在蘇聯解體后，這個借口消失了。在蘇聯的最后日子里，戈爾巴喬夫做出了讓人吃驚的讓步：他允許統一的德國加入全球超級大國領導下的敵對的軍事同盟，雖然單單德國就在這個世紀里幾乎兩次摧毀俄國。最近弄清楚的是中間存在交換和補償。馬克·克萊默（Mark Kramer）在第一次認真研究原始文件時，顯然尋求反駁對美國兩面派的指控，而實際上顯示的內容遠遠超出人們的假設?？巳R默在今年的《華盛頓季刊》上寫到，真相是老布什和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向戈爾巴喬夫保證“北約軍隊絕不會部署在原東德地區。北約管理范圍和軍隊決不向東擴展?！?他們還向戈爾巴喬夫保證“北約將轉變成更加政治性的組織?！睕]有必要評論這個承諾了。隨后發生的事告訴我們有關冷戰的很多東西以及冷戰結束后世界的變化。

克林頓一上臺就開始北約東擴的進程。在小布什進攻性的軍國主義下這個過程進一步加快。這些舉動對俄國造成嚴重的安全威脅，因此它自然通過發展更先進的進攻性軍事能力做出反應。奧巴馬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詹姆斯·瓊斯（James Jones）有個更具有擴張性的遠景：他呼吁把北約向東向南擴張，成為事實上美國領導下的全球干預力量。正如在今天的阿富汗,即現在的“阿富汗巴基斯坦”（Afpak），奧巴馬讓2004年就已經加劇的布什戰爭進一步升級。北約秘書長夏侯雅伯（Jaap de Hoop Scheffer）在北約會議上說“北約軍隊已經保護向西方輸送石油和天燃氣的管道?！备\統的是要保護油輪和能源體系的其他“關鍵基礎設施”的海上運輸通道。這些計劃打開了西方帝國支配的新階段，更客氣的說法是“帶來穩定”和“和平”。

奧巴馬采用彼得雷烏斯（Petraeus）將軍的戰略要把塔利班驅趕到巴基斯坦，為這個不穩定的國家帶來潛在的嚴重后果。

就在2007年11月，白宮宣布在伊拉克長期駐軍的計劃和“鼓勵外國對伊拉克投資尤其是美國投資的政策?！边@個計劃在伊拉克壓力下被迫收回，這種壓力是美國在民眾示威抗議下被迫允許選舉的妥協過程的繼續。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奧巴馬按照巴格達市中市的模式在建造龐大的新大使館和其他設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這些新設施和世界其他大使館都不同，正如美國獨自擁有龐大的軍事基地和為了軍事目的控制空中、海上和太空的體制。

雖然奧巴馬發出了在這個地區建立一個穩固持久勢力的意圖信號，他采用彼得雷烏斯將軍把塔利班趕往巴基斯坦的戰略，為這個危險的不穩定的國家帶來潛在的嚴重后果，國內的眾多叛亂。最嚴重的叛亂是在英國控制下的杜蘭德沿線部落區域、阿富汗巴基斯坦邊界區域。這人為邊界兩邊的普什圖部落從來就不承認它，阿富汗政府在獨立的時期也不承認。在國際政策中心4月份的刊物上，美國最著名的該區域研究專家之一塞利格·哈里森（Selig Harrison）寫到華盛頓當前政策的結果將是“巴基斯坦駐華盛頓大使胡賽恩·哈卡尼（Husain Haqqani）所說的‘伊斯蘭普什圖斯坦’”。哈卡尼的前任曾警告說如果塔利班和普試圖民族主義者合流，“我們已經看到這些，我們正處在這個過程中。”

前景更加可怕，因為引起民眾憤怒的連續襲擊進一步惡化，死亡人數不斷增多。更麻煩的是剛剛給予斯坦利·麥克里斯托（Stanley McChrystal）將軍的空前權威來負責暗殺軍隊的行動。彼得雷烏斯在伊拉克的反叛亂顧問戴維·基爾卡倫（David Kilcullen）描述奧巴馬--彼得雷烏斯-麥克里斯托的政策是根本的“戰略恐怖”，可能導致“巴基斯坦國家的崩潰”，這災難將讓現有的其他危機相形見絀。

同樣不讓人鼓舞的是巴基斯坦和印度現在競相擴張自己的核武庫。巴基斯坦的核武庫是在里根關鍵援助下發展起來的，印度的核武器項目從最近美國和印度核協議中得到強烈刺激,這也是對核不擴撒條約的重大打擊。印度和巴基斯坦曾經兩次因為克什米爾差一點進入核戰爭，也一直在阿富汗進行代理人的戰爭。這些發展對世界和平將構成嚴重威脅。

回到國內，值得注意的是，聰明人認識到國家采取的控制大眾所動用的伎倆，并認為它是值得稱道的。著名的自由派政治家艾奇遜（Dean Acheson）告誡領導人講話必須清晰“比真理更清楚”。哈佛政府管理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曾坦率地解釋在30年前有必要就蘇聯威脅問題欺騙民眾，更籠統地敦促說,權力必須維持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美國的權力設計師必須創造一種只能感受到而看不見的力量。權力處于黑暗中才具有力量。暴露在陽光下，它就煙消云散了。”這是那些渴望權力轉移到民眾的人必須認識到的重要教訓，爭奪權力是必須天天進行的重要戰斗。

不管關于邪惡敵人的欺騙是否出于真誠，如果美國人在50年前被給予選擇把稅收交給五角大樓項目來確保自己的子孫擁有電腦、iPods、網絡等，或用來開發有利于生活的持久社會經濟秩序，他們或許選擇后一種選擇。但他們沒有選擇，那是標準。在很多重要的國內外議題上，公眾輿論和公共政策之間存在驚人差距。公眾輿論往往更理性，至少在我看來如此。它也傾向于前后一致，經受時間的考驗。雖然如此，公眾的關心和理想被邊緣化或者遭到嘲笑，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就是所謂的“民主赤字”，正式的民主機構無法正常工作。這絕不是小事。作家和積極分子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在即將出版的書中問道，印度和美國（不僅僅是這里）的形式民主的演化“是否成為人類的末日游戲”。這絕不是無關緊要的問題。

應該回顧的是美國共和國是建立在有民主赤字的原則基礎上的。憲法秩序的主要設計者詹姆斯·麥迪遜認為權力應該在“國家財富”手中，“最有能力的人”對財產擁有者和他們的權利表示同情。他心里可能想著謝司叛亂（Shay），關心的是“平等投票權的法律”將把權力轉移到尋求農業改革的人手中，這是對財產權的難以容忍的攻擊。他擔心“平等精神的癥狀”已經充分表現在“已經警告未來危險的一些區域?！丙湹线d尋找建立一個“保護少數富有者免受多數人干擾”的管理體制。難怪他的憲法框架并沒有平等的權力部門：立法機構占上風，在這個機構內部，權力主要在有錢人占主導地位的參議院，它受到保護，免受大眾的干擾，而民眾在很多方式上被分裂和邊緣化。正如歷史學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總結了美國締造者的思想：“憲法從內在上看是旨在抗衡當時民主趨勢的貴族文件”把權力交給“更優秀的人”，排除那些“不富裕、出身低賤或平庸之輩發揮政治權力。”

若為麥迪遜開脫，我們可以說他的世界圖景是前資本主義者的：他認為權力應該掌握在“開明政治家”和“慈善哲學家”手中，即“純潔和高貴”的人，“經過挑選的公民，他們的智慧能最好地辨別國家的真正利益，他們的愛國主義和對正義的愛最不可能因為暫時的或部分的考慮而受到犧牲，”捍衛公共利益免受民主多數的“胡鬧”。亞當·斯密有更清楚的視野。

“危機”---金融危機---可能被認為會得到某種修補，但是造成這個危機的機構基本保持不變。

對這個受到限制的民主版本一直存在不斷的斗爭，我們在談到敵人時稱為“指導下的民主”，如現在的伊朗。民眾的斗爭贏得了很多權力，但麥迪遜概念中的權力和特權集中仍然控制在少數人手中，雖然有社會變革。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商界領袖和知識界精英認識到民眾已經獲得了太多權利，已經無法用武力控制他們，所以有必要轉向控制他們的態度和觀點。那是龐大的公共關系行業出現的年代，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英國和美國，問題最嚴重。該行業集中在沃爾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贊賞性地稱為“民主實踐的新藝術”、“制造同意”，如果用他的同代人，公共關系行業創始人之一愛德華·伯尼斯（Edward Bernays）的說法是“同意工程”。李普曼和伯尼斯都參與了威爾遜的國家宣傳機構“公共信息委員會”。創立這個機構旨在把熱愛和平的民眾變成沙文主義狂熱者，煽動對德國的仇恨。它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人們希望，同樣的技巧將確?！爸腔鄣纳贁怠眮斫y治，不受“困惑的羊群的喧囂”、普通民眾、“無知的和愛管閑事的外來者”的干擾。這些人的功能是“旁觀者”不是“參與者”。這是20世紀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李普曼）受到高度贊賞的“有關民主的進步文章”的中心主題。他的思想抓住了進步知識分子的觀念：比如威爾遜總統認為少數具有“高尚理想”的精英君子必須被授權保護“穩定和正義”，基本上是麥迪遜的觀點。在最近一些年，君子被轉變成為卡麥勒（Camelot）的“技術精英”和“行動知識分子”或“斯特勞斯式”新保守主義者或者其他。但整體上，這個主張的某種變體占上風，帶有列寧主義的色彩。

有一個更加有希望的注釋，大眾斗爭繼續受到鉗制,尤其在1960年代積極行動開始時令人印象深刻，它對國家的文明化產生重大影響，把它的前景提升到一個相當的高度。

回到西方看到的“危機”---金融危機---可能被認為會得到某種修補，但是造成這個危機的機構基本保持不變。最近，財政部允許早期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資金（TARP）,它降低銀行的借貸能力，正如有人立刻指出的，但允許銀行把錢注入給少數重量級人物的私人腰包。華爾街的情緒被紐約梅隆銀行的兩個雇員控制,正如《紐約時報》報道的，他們“預測其生活和工資將得到改善，即使實體經濟還沒有好轉?！?

著名的律師事務所蘇利文與克倫威爾（Sullivan & Cromwell）的主席同樣敏銳地預測到“華爾街在得到了納稅人數十億美元的錢后將從經濟危機中出來，回到市場崩潰前的狀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任首席經濟學家西蒙·約翰遜（Simon Johnson）等人指出了其中的原因，“在整個危機中，政府特別小心不破壞金融機構的利益或者質疑使我們陷入危機的體制”。商界精英在制造危機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其利益得到政府的暗中支持，他們進行了更大的賭博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潰的出現?，F在又用其巨大的影響力防止迫切需要的迅速把經濟從暴跌中拉出來的那種改革。

與此同時“政府似乎不能或不愿意得罪他們?！蹦切├斡泚啴敗に姑茉捳Z的人仍然不會感到吃驚。

但是對富人和權勢者來說存在一個更加嚴重的危機。比爾·麥吉本（Bill McKibben）討論了這個危機，此人多年來一直警告全球氣候變暖的影響，在我上文提到的《紐約書評》的同一期里。他最近的文章依靠英國的斯特恩（Stern）報告,該報告受到著名科學家和眾多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的高度評價。麥吉本的結論是“2009年或許成為人類和我們生存的星球的關系的決定性一年。”在哥本哈根12月的會議上“即將簽署的關于全球氣候變暖的新全球公約”告訴我們“我們的政治體制是否能應對氣候變化代表的空前挑戰?！彼J為發出的信號是混亂的。除非有真正巨大的公民運動來戰勝國有大公司經理堅持為少數人獲得短期利益的特權，希望子孫有一個體面的未來，否則很難讓人樂觀?！?/p>

至少有些壁壘已經開始崩潰，部分是因為商界看到了賺取利潤的新機會。甚至最頑固的否認者之一《華爾街雜志》最近也發表文章嚴厲警告“氣候災難”，敦促人們現在考慮的種種選擇都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采取更加激進的生態工程措施“讓星球涼下來”。

像往常一樣，受苦最重的是窮人。孟加拉很快將有更多的擔心，甚至比可怕的糧食危機更嚴重。隨著海平面上升，該國包括大部分農田在內的大部地區將被淹沒?，F在的危機幾乎可以肯定要惡化，喜馬拉雅山冰川繼續消失，伴隨著的是南亞讓你賴以生存的河流的消失。巴基斯坦和印度軍隊瘋狂爭奪的克什米爾高山的冰川已經開始融化，羅伊絕望地評論說“這是人類愚蠢行為的早期紀念碑?！?/p>

畫面可能比斯特恩報告所預測的更可怕。麻省理工學院一群科學家已經發表了他們描述為“地球氣候在本世紀可能變得多么熱的最全面的模型”的結果。報告顯示如果不采取迅速和果斷的行動，問題將比六年前預測的情況嚴重兩倍，甚至更糟糕。因為該模型沒有充分考慮可能出現的其他積極反饋，如果溫度升高造成極地地區永久凍土的大規模融化和隨后釋放的大量甲烷。

課題領導說“世界不能也不應該冒這些風險，減少這個風險的成本最低的選擇是現在開始行動，在未來幾十年里找到把全球能源體系減少或者零排放溫室氣體的技術，”但是很太有這樣的跡象。

雖然新技術是必須的，但問題遠遠不止這些。我們必須面對改變二戰后階段政商合謀的龐大社會工程項目，故意推動浪費能源、破壞環境的以礦物燃料為基礎的經濟。政商合謀項目如伴隨著破壞和內城移民的郊區化工程，開始于通用汽車凡世通（Firestone）輪胎和加州標準石油公司購買和摧毀洛杉磯和其他幾十個大城市的效率很高的電力公共交通體制的陰謀，失敗后受到輕描淡寫地責罵，然后聯邦政府接手，在“國防”的傳統幌子下重新設置基礎設施和股本到郊區，創造了龐大的州際高速公路體系。鐵路被政府資助的汽車和航空運輸所替代。

如果我下班回家，市場給我開福特還是豐田車的選擇，但不是乘汽車還是坐地鐵的選擇，那是社會決定了的。

這些工程被理解為防止朝鮮戰爭后經濟衰退的手段。其國會設計師之一描述它們是“衰退時期全國經濟的一個很好的堅固的地板”。除了政府和商界老板設計出來的狹隘選擇框架內進行選擇外，公眾幾乎不能發揮任何作用。一個結果是社會的原子化和擁有自我毀滅野心和巨額債務的孤獨個人的陷阱。這些“人為捏造出消費者”（借用維布倫（Veblen）的術語）并指導人們追求“生活中膚淺的東西，如時尚的消費”（用商界報刊的話）的努力是出于一個世紀前認識到的掩蓋民主成就的需要，要確保“富有的少數人”得到保護，免受“無知的和愛管閑事的外來者”的干擾。

盡管政商合謀力量在強大地推動生活私有化和最大限度地浪費能源，它也破壞了市場無法提供的有效選擇，這是市場無效性的另一個內在的破壞性力量。簡單地說，如果我下班回家，市場給我開福特還是豐田車的選擇，但不是乘汽車還是坐地鐵的選擇，那是社會決定了的。在一個民主社會里，它是有組織的公眾決策，但這是富有獻身精神的精英在攻擊民主時試圖要破壞的東西。

后果有時候以超現實的方式展現在我們眼前?！度A爾街雜志》5月報道說：

美國交通運輸部長雷·拉胡德[Ray LaHood]在西班牙會見了高速鐵路供應商。歐洲的工程和鐵路公司爭相競爭具有潛在豐厚利潤的美國高速鐵路工程協議。涉及金額是130億美元刺激資金，奧巴馬政府分配的用來提升現有鐵路線或建造新鐵路以便將來和歐洲最快速的。。。競爭。拉胡德還將訪問西班牙建筑公司、土木工程公司和列車建造公司。

西班牙和其他歐洲國家希望得到美國納稅人資助美國迫切需要的高速鐵路項目以及相關基礎設施建設。與此同時，華盛頓在忙于拆解著名的美國工業領域，毀掉工人和社區的生活。很難想象政商合謀創造的經濟體制的更可恨罪狀了。當然，汽車工業能夠被重新建設，使用其高技術工人來生產國家需要的汽車，世界需要的汽車，如果我們有希望避免重大災難的話。畢竟，這種事從前也做過。在二戰期間，半命令型的經濟不僅終結了大蕭條，而且啟動了經濟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經濟發展時期。在經濟為戰爭做準備時，工業生產在四年里實際上翻了兩番，同時確立了后來“黃金時代”的基礎。

幾十年來關于美國生產能力的故意破壞的警告已經很熟悉了，其中聲音最大的可能是過世的西摩·梅爾曼（Seymour Melman）。梅爾曼也指出了扭轉這個過程的有效方法。政商領導制有其他的承諾，但是利益相關者---工人和社區沒有理由消極被動。在民眾的支持下，他們能夠接收工廠，自己開始重建任務。這并不是特別激進的建議。有關公司的標準文本《跨國公司的神話》指出“石板上并沒有寫明公司股東的短期利益應該優先于公司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p>

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知道工人控制的概念就像蘋果派一樣是正宗的美國特征。在新英格蘭工業革命早期，工人們認為“在工廠工作的人應該擁有工廠”是天經地義的。他們還認為拿工資的工人和奴隸的唯一區別是他們是暫時性的。亞伯拉罕·林肯也持同樣的觀點。

20世紀最杰出的社會哲學家之一約翰·杜威（John Dewey）基本同意這個觀點。像19世紀工人一樣，他呼吁取消“私人控制的銀行、土地、工業在得到他們掌控的媒體、媒體代理人或者其他公共關系和宣傳手段強化下，為了私人利益進行的經營活動?！惫I必須進行改造，建立在工人控制、自由結社和聯盟組織基礎上的“從封建秩序向民主社會秩序”的轉變，其指導思想家眾多，包括無政府主義者、柯爾（G.D.H. Cole）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左派如安東·潘涅庫克（Anton Pannekoek）、羅薩·盧森堡（Rosa Luxemburg）、保羅·馬蒂克（Paul Mattick）等人。杜威認為，除非實現了這些目標，否則政治將仍然“是大企業照在社會上的陰影，陰影的減少并不能改變實質內容。”他認為沒有了工業民主，政治民主的形式就缺少真正內容，人們將“不是自由地和智慧地”工作，而是為了工資工作，這是“不自由和不道德”的情況。這些理想可以追溯到還沒有被資本主義暗礁擱淺之前的啟蒙和古典自由主義時期，正如無政府主義辛迪加主義者思想家魯多爾夫·洛克爾（Rudolf Rocker）在70年前提出的那樣。

一直有人竭力要把這些思想從民眾的頭腦中驅逐出去---來贏得商界稱之為“爭奪人們思想的永久戰爭”。從表面上看，公司利益或許取得了勝利，但是人們不需要深入挖掘就能發現能夠復興起來的潛在的對抗性。已經出現了一些重要的努力，其中一個是30年前在俄亥俄州楊斯敦發生的事情。美國鋼鐵公司即將關閉這個鋼鐵城鎮核心的主要設施，首先遭遇工人和社區的強烈抗議，接著是斯托頓·林德（Staughton Lynd）領導下說服法院裁定利益相關者應該擁有最優先的權利的努力。雖然這個努力失敗了，但如果得到足夠的民眾支持，它本來能成功的。

現在是復興這種努力的有利時機，雖然有必要克服旨在把我們的歷史和文化從頭腦中驅逐出去的具體運動的影響。這種挑戰的一個戲劇性例子是2009年2月初，當奧巴馬總統決定顯示他和工人的團結時在伊利諾斯州一工廠的演講。他選擇卡特彼勒（Caterpillar）生產廠,雖然教會團體、和平團體和人權團體反對，他們抗議該工廠為以色列提供破壞其占領的領土，摧毀當地人生活的推土機，一臺卡特彼勒推土機還被用作殺死試圖阻止破壞家園行動的美國志愿者拉切爾·柯利（Rachel Corrie）的工具。但是，人們顯然忘記了一些別的東西。在1980年代，卡特彼勒經理跟隨里根解散空中交通管制工會的先例,決定撤銷他們和聯合汽車工人協會的勞動合同，通過帶來多年來首次破壞罷工的工賊嚴重傷害了工會。這種行為當時在除了南非以外的其他工業化國家都是非法的，現在就我所知，美國是光榮孤立的。

我不知道奧巴馬是否故意選擇一個破壞勞工權利的公司。很可能的情況是，他和他的謀士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

我們必須克服民眾的邊緣化和原子化，這樣他們就能變成“參與者”而不僅僅是“行動的看客?！?/p>

但是就在卡特彼勒的勞工關系革新之時，奧巴馬是芝加哥的民權律師。他當然閱讀過《芝加哥論壇報》，上面刊登過對這些事件的認真分析?！吨ゼ痈缯搲瘓蟆穲蟮勒f工會“震驚地”發現失業工人無怨無悔地跨過警戒線，而卡特彼勒工人在社區內發現很少“道德支持”，這些社區恰恰是工會曾努力“提高了生活水平的”地方啊。消除那些記憶是具有高度階級意識的美國商界連續不斷摧毀工人權利和民主活動的又一個勝利。工會領袖拒絕認識到這一點。只是在1978年，聯合汽車工人協會主席多爾·弗雷澤（Doug Fraser）才認識到發生的事，批評“商界領袖”“在這個國家推動片面的階級斗爭，針對工人階級、失業者、窮人、少數民族、年輕人、老人，甚至我們社會許多中產階級的斗爭，”批評他們“破壞和拋棄了在經濟增長和進步時期存在的脆弱的不成文的共識”。把個人信任交給與企業主和經理簽署的協議是自殺性的。今天聯合汽車工人協會再次發現了這個千真萬確的真理，因為政商共謀經理們繼續消除工人階級辛苦斗爭得來的種種利益，同時摧毀了美國經濟的生產核心。

投資者現在哀嘆在重建汽車行業的時候給予工會“工人控制”的權力，但是他們肯定知道得更多。政府特別工作小組保證工人將沒有股東投票權，還將失去利益和工資，消除曾經是藍領工人的金色標準的東西。

這只是正在進行的一部分內容。它突出顯示了建造---部分是復興---功能性民主社會基礎的短期和長期戰略的重要性。一個直接的目標是迫使國會答應組織權，而曾經承諾的工人自由選擇法案似乎陷入擱置狀態。一個短期的目標是支持強大和獨立的工人運動的復興，在其高潮時期，曾經是推動民主、人權、民權的關鍵基礎，這是它成為政策和宣傳部門無情攻擊的目標的主要原因。長期目標是贏得我們痛苦地認識到的教育和文化戰爭，聯合汽車工人協會主席太遲地認識到的長期以來進行的“片面的階級斗爭”。這意味著戳破多年來精心編織的關于市場、自由貿易、民主的鬼話，克服民眾的邊緣化和原子化，讓他們成為進步的民主理論家所描述的“參與者”而不是“行動的看客”。

在影響我們的所有危機中，越來越大的民主赤字或許是最嚴重的危機。除非扭轉這個趨勢，否則羅伊的預測就可能證明是準確的。把民主變成在作為看客的公眾面前的表演---這絕非天方夜譚---可能產生十分嚴重的后果。

譯自：“Crisis and Hope Noam Chomsky”

注：本文根據紐約布萊希特論壇主辦的活動上作者在2009年6月12日的演講修改而成。

http://bostonreview.net/BR34.5/chomsky.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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