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間諜：搜竊中國商業機密

——中國經濟安全系列之二十五

江 涌

原載《世界知識》2009年第16期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有言：間諜的歷史幾乎就像賣淫行業一樣久遠，所以被稱為“第二古老職業”。冷戰結束與經濟全球化興盛，使這個“古老職業”在經濟領域又煥發新的生機，這就是如火如荼的商業情報戰。商場如戰場，商業情報不僅涉及財富分配，而且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生死存亡，是繼資金、技術和人才之后決定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第四種生產要素”。商業情報戰是以工業間諜（又稱商業間諜）為核心、以獲取商業機密為手段、以消除對手競爭優勢為目標的一種灰色行為。

國際商業情報戰愈演愈烈

根據CIA的分析，通過對公開材料分析而獲取的情報（又稱“白色情報”）約占全部情報來源的80%，而由秘密渠道得到的情報（又稱“黑色情報”）約占全部情報來源的20%。根據有關機構報告，《財富》1000家大公司每年因商業機密被竊而導致的損失高達450億美元，每家平均每年發生2.45次。美國可口可樂公司有一個經營信條：保住秘密，即保住了市場。肯德基為保護其核心商業機密——1940年由肯德基創始人哈蘭·桑德斯上校發明的炸雞配方，而進行的硬體保護設施堪稱一絕。

工業間諜投資少、見效快。日本人認為，既然可以花100萬美元的賄賂收買工程技術人員十分快捷地解決問題，為何要花10年時間和10億美元來進行研究呢？因此很早就提出“情報立國”的思路。二戰后，日本約有一萬多人被派到美國學習新工藝和管理技術。美國人后來經調查研究做出結論：這些日本人僅僅花費了25億美元，就幾乎把西方所有技術都搞到手，而這筆花費僅占美國每年研究經費的1/10。日本大企業集團每年將他們營業額的1.5%用于商業情報搜集，觸角伸向全世界。日本人自夸：除了地球的南北兩極，世界上凡有商品市場的地方都有我們的商業情報網。著名的九大綜合商社先后在海外設立了690個辦事處，及時獲得世界各地的科技、商業情報。專家認為，日本的汽車、摩托車、攝像機、電視機、手表等產品進入并占領歐美市場，首先要歸功于得力的情報工作。

國際社會商業情報早已成行成市。世界500強企業中，90%以上都有自己的情報機構，建立了較為完善的情報系統，收集并儲存有關市場和競爭者的一切消息，甚至監視同行公司的信心和士氣，并將獲得的情報直接用于公司的發展策略上。

在美國，諸多大公司除了擁有自己的情報信息部門外，還要利用外部機構或人員（自由間諜）搜集對手的重要信息。一度被炒得沸沸揚揚的寶潔針對聯合利華的工業間諜戰，就是寶潔雇傭了一個工業間諜公司——阿拉巴馬州的鳳凰咨詢集團，該集團是由一些前政府專業情報人員組建的。諸多中介服務機構如投資銀行、評級公司尤其是會計師事務所（如安永與德勤）都有一個龐大而精干的情報部門，它們憑借行業優勢，對所獲取的情報進行篩選分類，不僅為自己服務，而且還接受客戶（個人、企業乃至政府部門）的委托，提供情報服務。例如，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摩根士丹利就曾接受美國財政部的委托，調查對金融系統具有重要影響力的金融機構的實際財務狀況，為政府出手救市提供重要參考。

不要小瞧這些私人情報機構，它們的專業能力絲毫不遜色政府情報機構。它們聘請政府資深情報人員擔任教員進行非常專業的訓練，法國還設立了一個新的研究生院——經濟戰學院，培訓商業間諜專才；它們可以比政府提供更高的報酬，直接雇傭政府特工。美國大公司情報部門提供的報酬（年薪一般都在15萬~20萬美元），遠高于政府發放的薪水，這對于面臨退休、子女大學學費尚無著落的特工而言，非常有吸引力。如此，政府特工帶來了更專業、更先進的技術，極大地提高了私人情報機構的水平，專業能力近乎和政府機構完全一樣，在很多方面甚至比政府情報機構更有效率。日本九大綜合商社情報機構的專業、先進程度，政府情報機構都無法比擬。

蘇聯解體后，眾多克格勃人員面臨失業威脅，為謀求生計，他們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紛紛組織起各種保安公司，目前已有200多家，業務范圍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等各個領域。Alex公司是俄羅斯目前最大的保安公司，擁有3000多名保安人員，遍布全國。除了為重要人物、重大活動提供安保外，Alex公司的業務還包括當保鏢、調查背景材料、搞企業策劃研究、安裝電子對抗系統以反間諜等。總之，都使出克格勃的全部看家本領，如此使克格勃的人“在商業界有很好的聲譽”。

官民聯手參與商戰。冷戰結束后，間諜活動由服務于兩極政治對抗轉向經濟競爭，冷戰時的盟友轉眼間變成了“經濟敵人”。美國中央情報局根據總統指示調整工作思路，把搜集全球各地重要的經濟和科技情報放在首位：一是保護和維護美國經濟、科技在世界市場的高度競爭優勢；二是保證美國金融市場的絕對穩定；三是預測并防止有可能直接影響全球金融市場和損害美國經濟利益的重大經濟、金融危機的發生。有報道顯示，美國有一半以上的公司委托CIA實現相關情報需求。1994年，法國欲與沙特阿拉伯達成價值60億美元的武器、民航機及維修合約，就是因為美國情報機構事先掌握相關賄賂問題而使之流產。損人是為了利己，沙特阿拉伯將巨額合同交給了美國波音公司。當然，實現諜報工作中心轉移的不只是美國，德國聯邦憲法保衛局稱，“目前外國的情報機關的一半開支都用來為經濟情報偵查服務”。

“黃色間諜”：西方肆意詆毀中國

    西方是工業間諜的濫觴，也是大本營。但是，在間諜問題上西方的價值觀是錯亂的。在間諜的眼中沒有法律，沒有道德，只有利益，或國家利益或一般商業利益。

肆意詆毀中國。中國改革開放后，西方國家有關防范“黃色間諜”的呼聲越來越高。尤其是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戒防日益嚴重，有時甚至到了神經過敏的地步。早在1996年，中央情報局就將中國、法國、以色列、俄羅斯、伊朗和古巴等六國列為“美國境內從事非法工業間諜行為最猖獗的國家”。1999年5月美國國會拋出《考克斯報告》，幾乎就是一本“中國間諜大全”，洋洋灑灑達872頁，羅列、編造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材料，把“華人刻畫為都是不可信任的”。

2003年，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羅伯特·米勒在國會聽政時作如此評述，“未來十年內，中國將成為給美國制造最大間諜威脅的國家。”美國反間諜研究中心把中國列為在美進行商業間諜活動最頻繁的國家，FBI估計，有3000多家在美國的中國公司“以做生意為幌子”偷竊軍事、商業和技術情報。2005年，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舉行多次聽證，以中國公司海外上市為中心，要求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在美國和國際資本市場上市的中國公司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查。

2007年10月，《時代》周刊撰文稱“中國的間諜活動是美國技術面臨的最大威脅”。2007年8月26日的《明鏡》周刊，刊登封面文章《黃色間諜》，詳細介紹“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黑客”對德國總理府、外交部、經濟部和科研部電腦系統的全面攻擊，等等。

其實，工業間諜緣起西方，而且隨著工業革命的興盛而日趨泛濫，如今叫囂最厲害的德國與美國，曾經在上百年期間，一直是國際工業間諜最活躍的國家。為獲得當時先進國家英國的先進技術，德國往往采取偷竊英國的工業設備、吸引甚至誘捕英國的技術工人等一系列不光彩行動。2001年，德國大眾汽車公司曾派出商業間諜到通用汽車公司偷取數箱機密計劃文件，被訴后不得不向對方支付1億美元的庭外和解費。美國不斷指責中國侵犯美國專利，但要知道，專利法1474年在威尼斯就已出現，而美國一直到1836年才施行，而且只保護本國專利，對于國外的專利則肆意侵犯，到20世紀60年代專利法才在西方真正廣為實行。

中國：國際工業間諜紛至

    安全意識薄弱，防范能力建設嚴重不足。在世界歷史上，在西方工業文明尚未開啟之前，中國在科技、文化、生產等諸多方面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因此總體上也一直是技術輸出國，但是并無專利與知識產權的樊籬，火藥、印刷、造紙、司南等傳給了西方與世界，為西方與世界的現代文明做出貢獻。直到近代，隨著東西方交流的不斷增多，中國也逐漸從西方那里學會了保守商業機密。但是，茶葉、絲綢、瓷器等傳統優勢產品的生產與制作工藝還是被西方竊取。

鴉片戰爭后，中國主權日益淪喪，作為經濟主權象征的海關由英國人掌管長達55年（1863年~1908年），列強在華設立難以數計的租界與“特區”，肆意進行各類間諜活動，日本間諜長期活躍于中國城市與鄉村，如此繪就了“城市到巷、農村到村、山水溝坎無一遺漏”的中國地圖。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才改變了這種狀況。

改革開放，昔日夾著尾巴逃走了的“帝國主義”，又夾著皮包被請回來了。一開始，我們很多人幾乎將所有的洋人（無論西洋還是東洋）都當作“國際友人”，給予熱情接待。如此，我們很多在新中國成立后逐漸恢復起來的、具有民族傳統優勢的技術與工藝，拱手交給了“國際友人”。20世紀80年代的代表案例有：景泰藍制作、“英雄”與“金星”不銹鋼筆套的拋光技術、諸多中藥制作、宣紙制作、湖南龍須草席制作等。中國傳統工藝、傳統技術基本上被偷光了，一些傳統優勢產品沒有被西方（包括東洋）生產（因而沒有競爭對手），是因為相關產品在西方沒有多大市場，如“王致和”臭豆腐、“十八街”麻花等；有的是因為產品生產受制于特殊的地理環境，如茅臺與五糧液，而并非是這些企業的保密措施做得如何好。

與一般失竊不同的是，情報盜竊中的失竊者所受到的損害不是立竿見影地顯現出來，直到對手攜其新產品大規模地殺過來，自己才猛然醒悟遭人“暗算”了。中國安徽涇縣的宣紙，素有“千年壽紙”、“紙中之王”美譽。然而，這種獨步天下的優勢輕易就被日本人打破了。安徽涇縣在浙江某鎮扶持辦起一家造紙廠，某年，造紙廠迎來了三個日本“技術人員”，中方十分殷情地接待“國際友人”，一一詳細回答了有關宣紙生產技術及工藝等任何問題，臨別時，還贈送加工原料以作日方研究之用。此后，日本人便驕傲地宣稱：世界宣紙，中國第一，日本第二。

一些部門及其領導，以及某些資深學者不愿正視經濟安全問題，甚至抵制“經濟安全”概念，不斷警告有關部門與學者“慎用”經濟安全，強調“中國經濟不安全是無稽之談”，鼓吹“中國經濟目前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最安全時期”，“越開放越安全”，“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收益者，世紀金融大危機的最小受損者”……不僅麻痹了自己，也麻痹了同僚，麻痹了國人。不僅在言語上如此，實際行動上更是“以身作則”，國際投資銀行、評級機構、會計師事務所都是被這幫奉行“中國無事”的人“請進來”的。外國評級機構給咱們企業評級，為中國資本市場“看門”；美國的會計師事務所給咱們企業審計，給中國充當“賬房先生”；跨國投資銀行給咱們咨詢顧問，不僅有企業，還有政府；不僅有地方政府部門，還有中央政府部門，為中國發展“出謀劃策”。

西方不斷強化對華情報戰，形勢嚴峻。近些年來，中國在一些行業領域（如電信、網絡、生物、航天等）與西方的差距迅速縮小，甚至在個別領域、一些企業還超出了西方的競爭對手，因此這些企業的核心技術、企業發展規劃等便成為相關對手極力想獲取的“競爭情報”；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市場不斷開放，日益成為國際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眾多跨國企業極力爭奪、盡可能多地拓展份額的市場，而掌握相關市場資源、在本行業有影響力的中資企業，便成為跨國企業想極力“擺平”的對象；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央企，不僅是行業龍頭，掌握眾多而廣泛的資源（市場資源、政策資源、實際礦產資源），而且與中央血脈相連，有的甚至扮演職能部門的作用，因此當然成為工業間諜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得出現階段中國是國際工業間諜高發期，邏輯上不成問題。

看看當今間諜老大的所作所為，就可知道中國形勢的嚴峻。2006年，美國國家情報主任約翰·內格羅蓬特披露：美國情報機構由16個聯邦機構組成，差不多有10萬名愛國的、能干的、苦干的美國人在保密的范圍內工作。但業內專業人士分析，目前美國情報部門正式雇員總數超過15萬人，如果再加上在美國國內和世界各地為美國政府搜集情報的“線人”，美國擁有的情報人員約20萬人。盡管如此龐大，但是為對抗“來自東方的威脅”，FBI大量招募特工，他們在華人報紙上大做廣告，積極勸說華裔加入該組織，提供的職位起薪有的高達9萬美元。CIA高層在一次面向華人（很多是留學生）的招募會上強調，美國絕對不會屈從中國壓力公布中國官員與商人在美國賬戶，絕對不會引渡暴露的為美國情報機構服務的中國人。臺下華人聽眾掌聲雷動。實際上，西方如今對華情報工作比任何時候都要密集。

境外媒體與非政府組織異常活躍。在中國，活躍的工業間諜不僅來自跨國公司，很多境外媒體、非政府組織也是很好的掩體。媒體中境外媒體不言自明，世界各國通過駐外通訊社、報社分社等進行間諜活動，早已是公開的秘密。2004年，西方某通訊社記者就是因為獲取中國人民銀行與在華十大金融機構達成的人民幣掉期業務，而準確獲得人民幣升值情報，受到本部重獎。還有相當一部分是“隱蔽”的境外媒體——如同我們金融市場上，很多中資基金與證券公司實際就是外資一樣。如今我們境內不少報紙、雜志名義是中資的，實際也是外資的，或通過假中資隱蔽控制，或被外資廣告間接控制，這些媒體一方面為西方宣傳自由、民主等“普世”理念，更重要的是還為出資人搜集相關情報。

另一個進行工業間諜的重要掩體是非政府組織（NGO），很多西方非政府組織在華苦心經營多年，在高校、科研部門乃至在一些中央與地方政府部門有著廣泛的人脈與良好的聲譽。某家基金會常年為中國學者出國學術訪問提供資助，同時也為一些高校與研究機構的研究提供資助。它的研究項目設計得非常“巧妙”，總是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或軟科學等相關重大研究項目相一致，當某個重大研究項目快要結項的時候，這家基金就會找上門來，向課題負責人或重要承擔者直接提供同樣或近似的項目研究資助，如此即可經濟快捷、輕而易舉地拿到相關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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