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共產黨密切黨群關系的基本做法和經驗

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課題組　

    [內容提要]古巴共產黨在嚴峻的外部環境下，始終堅持和捍衛社會主義，保證黨的執政地位不動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古共十分重視密切黨與群眾之間的聯系，鞏固了黨的執政基礎。其重大舉措為：根據本國國情，擴大意識形態的包容性，增強廣大群眾對黨的認同感；深入基層，與群眾直接溝通，傾聽群眾意見；賦予黨員群眾直接參與重大事務的討論和決定的權利；關心群眾疾苦，解決群眾的緊迫問題；狠抓廉政建設，維護黨在群眾中的形象和威信。

    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古巴共產黨的處境更為艱難。一方面，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使古巴失去了重要的政治和經濟依托；另一方面，美國加大了對古巴的封鎖與“和平演變”的力度，采取種種手段分裂古巴共產黨，試圖徹底搞垮古巴社會主義政權。另外，一些拉美的近鄰也對古巴施加壓力。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古巴國內也出現了一些動蕩。然而，古共卻能在十分嚴峻的內外環境下，仍然維持黨的執政地位不動搖，黨的隊伍也在不斷壯大，由1991年的61.5萬人增加到85萬人，占總人口的8%。1997年古共民眾輿論調查中心的民意調查顯示，83.6%的古巴人民認為古共繼續是古巴社會的領導力量，89%的人認為古共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作為西半球惟一的執政黨，古共何以在嚴峻的外部環境下，始終堅持和捍衛社會主義，維持黨的執政地位不動搖？最根本的原因是古共十分重視密切黨與群眾之間的聯系，鞏固了黨的執政基礎，使黨永葆生機和活力。古共的執政經驗再次驗證：任何執政黨的根基都在于人民群眾的認同和擁護。民心向背始終是決定執政黨前途命運的關鍵因素。古共在密切黨群關系方面進行了很多探索，值得我們研究和借鑒。
    古共認為，蘇共失敗的一條重要教訓是，只注重黨領導國家政權，忽視黨的社會上作和群眾工作。而作為古巴社會領導力量的古巴共產黨要想帶領人民渡過“和平時期的特殊階段”，就必須重視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卡斯特羅曾說：“古共要維護同群眾的聯系，因為這是黨存在的理由，它給黨以威信、權威和力量。永遠不能超越群眾；要永遠和群眾在一起，永遠在人民的心中。”古共提出了“四個一切”的原則：一切立足于群眾，一切依靠群眾，一切重大決定要廣泛聽取群眾的意見，一切活動要有群眾的配合。為了貫徹這一原則，古共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確保黨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密切聯系：
    一、根據本國國情，擴大意識形態的包容性；增強廣大群眾對黨的認同感
    蘇東劇變后，古巴共產黨根據形勢的變化，在黨的思想理論建設中，認真分析本國人民的思想狀況，及時調整意識形態領域的政策，以擴大黨的意識形態的包容性，爭取本國人民對黨的認同感。其做法有三：
    一是堅持社會主義理想信念不動搖。卡斯特羅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把廣大人民群眾如此緊密地團結起來，開展精神、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的偉大斗爭。作為一種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正義。社會主義只能完善，不能破壞。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十分艱巨的，我們做好了誓死捍衛社會主義的準備。革命者永遠不會放棄自己的原則，永遠不會放棄我國人民斗爭換來的成果，永遠不會放棄理想和目標，永遠不會放棄建設由我們人民自己選擇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權利。”“因此，古共提出：“古巴寧可沉入大海，也決不改變航向，任憑它驚濤駭浪。”
    二是適時修改黨章黨綱，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不動搖的同時，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首先是把何塞•馬蒂思想與馬列主義并列為古共的指導思想。何塞•馬蒂思想產生于19世紀后期，其精神實質是：對內主張“團結大家，為了大家”，人要靠自己的一雙手勞動，并有自己的思想，任何人都不應靠他人的勞動為生，建立一個勞動者的共和國；對外主張反對西班牙殖民統治，并對美國提高警惕。馬蒂思想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里一直在影響、鼓舞和激勵著古巴人民進行反對外來壓迫、維護民族獨立、爭取社會進步的正義斗爭。特別是他的“正義在民、由全民組成并為全民謀福利的共和國”思想，在古巴民眾中有深遠的影響。把馬蒂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融入黨的指導思想，突出了古共和古巴革命的民族性和本土化，大大加強了古共的社會和政治基礎。1991年10月，古巴共產黨召開了第四次代表大會。“四大”修改了黨章和黨綱，在黨章黨綱修改決議中提出將何塞•馬蒂的激進思想同社會主義的歷史需要相結合。這是古巴共產黨第一次將馬蒂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組成部分。在古共“四大”以前，在黨的綱領和章程中對馬蒂思想的最高評價是“后來革命者的旗幟”，“古巴共產黨繼承了何塞•馬蒂的思想”，并明確規定古共的“理論和行動指南是馬列主義”。1992年通過的古巴憲法明確宣稱：“以馬蒂思想和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古巴共產黨是古巴民族有組織的先鋒隊，是社會和國家最高的領導力量，它組織和指導為實現建設社會主義的崇高目標和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的共同努力。”1997年10月召開的古共“五大”再次重申古巴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馬蒂思想為指導思想，同時指出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領導是古巴惟一的選擇。古共建立了“馬蒂綱領協會”，并發行“馬蒂手冊”用于學校教育，將馬蒂思想列入學生的必修課。
    另外，古巴共產黨還十分強調繼承古巴的革命傳統。古共章程明確規定：“古巴共產黨體現了古巴人民英勇的革命傳統。古共是何塞•馬蒂為爭取民族獨立而創建的古巴革命黨忠實的繼承者，也是胡利奧•安東尼奧•梅亞和卡洛斯•巴利組創建的古巴第一共產黨以及所有為在1959年1月1日推翻親帝國主義的獨裁統治而進行斗爭的革命組織的忠實繼承者。”古共強調古巴的革命傳統，其目的也是為了強調古巴革命和古巴共產黨的思想和理念是扎根于古巴本土的政治文化傳統，具有古巴“民族性”、“本土件”，而絕非從其他國家那里照搬照抄的。這無疑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團結全國民眾，進一步增強民族凝聚力，對黨和國家戰勝危機有著積極的作用。
    三是修改宗教政策，擴大黨的社會基礎。為擴大黨的社會基礎，古共注重縮短自己信奉的意識形態與社會意識之間的距離，以使自己的指導思想更貼近民眾。信教人數在古巴國民中占有很大比例，而且，在特殊時期開始后，在廣大的教徒中涌現出不少愛國人士和革命者，積極支持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在這種情況下，古共作為古巴社會惟一的政黨，是否應該向這些信教的優秀分子敞開大門，把他們吸納到黨的隊伍里來，就成為擺在全黨面前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于是，全黨范圍內開展了多次討論和研究，最后全黨達成共識，認為不能教條式地對待宗教和教徒。他們認為，從嚴格政治意義上講，不應否認信基督也可以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與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一起改造世界。重要的是，他應該是真誠的革命者，決心根除人剝削人的制度，為公平分配社會財富而斗爭。基督教主張平等、博愛、人的尊嚴，這與共產黨人所具有的最先進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覺悟是一致的。卡斯特羅進一步明確指出：“我們有一個黨，惟一的一個黨，惟一的一個干革命的黨，必須使所有愛國者、革命者、所有希望人民進步的人和所有捍衛我們革命的正義思想的人入黨。”當然，入黨的信教者還應接受黨綱、贊同黨的原則和社會主義觀念。在此基礎上，1991年 10月古共“四大”修改了黨章，取消了黨章中關于“有宗教信仰的革命者不能入黨”的規定，允許符合條件的宗教人士中的優秀分子入黨，這些人入黨后仍然可以繼續參加宗教活動，但不得影響黨的工作，如果二者發生矛盾，必須優先考慮黨的需要。古共還宣布此舉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黨的一項長期原則。與此同時，古共還修改了宗教政策。1992年7月，古巴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對1976年憲法作了重要修改，修改后的有關宗教信仰的第55條規定：“國家承認、尊重和保障信仰和宗教的自由，同時也承認、尊重和保障每個公民有改變宗教信仰或不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有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信仰自己所喜歡的宗教自由。”古共根據國情的需要，修改黨章和宗教政策，不僅有助于擴大黨的代表性，鞏固和加強黨的執政地位，同時也改善了與宗教界的關系和古巴的國際形象，贏得了更多的國際同情和支持。目前，古巴宗教界與政府的關系大大改善，教會在任命神職人員時主動征求政府意見，自覺抵制外部勢力干預，甚至還要求政府為其改變在公眾中的形象出謀劃策。
    二、深入基層，與群眾直接溝通，傾聽群眾意見
    卡斯特羅要求干部必須密切聯系群眾，要深入到群眾中去，扎根到群眾中去，與廣大民眾進行直接的溝通。他本人就很善于和群眾直接溝通。他經常到各地視察工作，與干部群眾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每有重要會議，包括工會、共青團乃至少先隊的全國代表大會，卡斯特羅都親自出席，長時間聽代表發言、提問、插話、交談，少年兒童也會在大會上和他直接對話。他還經常走訪科技人員。各行業先進工作者、能人，和他們交朋友、座談、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吸取知識、解決問題。在發生重大事件的時候，卡斯特羅就會通過電視廣播向群眾做解釋、宣傳和動員工作，有時還親臨第一線。20世紀60年代，美國雇傭軍入侵古巴吉隆灘時，卡斯特羅身先士卒，親自率領古巴軍民擊潰雇傭軍；1994年美國煽動古巴移民風潮和政治騷動時，卡斯特羅只帶少數警衛趕到現場，還明確指示警衛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開槍，在其感召下，事件迅速得到平息；2004年9月“伊凡”颶風席卷古巴西部，卡斯特羅親赴現場領導救災活動。每逢甘蔗收割季節，卡斯特羅等領導人都會到農村去幫助村民收割甘蔗。
    古共中央明確規定，領導干部必須經常深入基層，傾聽群眾的意見。每個政治局委員每年至少六次率視察組到地方視察。視察組每到一個地方都要召開干 群聯系會議，聽取意見，指導工作，回來后要撰寫視察報告，并在黨報上公開發表。黨的省市級領導干部也必須經常深入生產第一線，體察民情，了解情況，幫助解決各類問題。古共省市級領導干部在與基層群眾接觸時，能叫出許多普通群眾的姓名，人們也習慣直呼他們的名字，干群關系十分融洽。為了盡可能地滿足不同社會群眾的利益需求，古共開展了領導人同基層群眾直接對話的活動。如 1991年5月，18名黨政軍高級官員同150名青年學生代表在哈瓦那進行了為期四大的大型直接對話會。與會青年代表提出了423個有爭議的問題，都得到了答復。領導人與群眾進行面對面的交談，無疑便于溝通思想、了解民情，有助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同和擁護。
    古共還設立了群眾意見調查中心，定期了解民情民意，向領導機關和有關部門提供信息。有成千上萬的志愿者向上反映情況。這些意見通過計算機進行整理，有些意見會直接送交到卡斯特羅那里，由他親自審閱。僅2004年一年，卡斯特羅就看了1800多份群眾意見。該中心的建立便于中央及時掌握廣大民眾的思想動態，有針對性地進行輿論引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如1998年，古巴邀請羅馬教皇二世訪問古巴，該中心事先在群眾中進行民意調查，了解群眾對此事的反應，接著由古共中央根據民調結果有針對性地作思想政治工作，卡斯特羅親自通過電視向干部、群眾做接待動員工作，解除了群眾中存在的顧慮和疑惑，既圓滿完成了接待工作，又保持了古巴社會的穩定。
    古共十分重視通過各種政治組織加強同群眾的聯系。古共“五大”通過的黨章規定，黨的基層組織“必須同勞動者、社區民眾保持經常的聯系，了解他們的疾苦，傾聽他們的意見，向他們學習”。古共還通過它領導和指導的若干群眾組織和社會團體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對全體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教育；了解群眾的呼聲，傾聽和征求群眾的意見和建議，不斷改進黨政部門的工作。這些群眾組織和社會團體包括古巴工人中央工會、保衛革命委員會、古巴婦女聯合會、古巴大學生聯合會、古巴中學生聯合會、古巴共產主義青年聯盟、古巴少先隊員聯盟、全國小農協會、古巴作家和藝術家聯盟以及古巴記者聯盟等。這些組織覆蓋了全國各階層人士。據1986年統計，工會、婦聯、保革會、大學聯、中學聯和少先隊的成員占各自群體的80%以上。這些組織不僅給古共提供了強大的政治支持，而且為古共同廣大民眾之間保持密切聯系提供了橋梁和紐帶。
    保衛革命委員會是卡斯特羅在1969年組建的群眾組織，它是古巴最廣泛的群眾性組織，現擁有800萬成員，全國14周歲以上的國民有95%加入了“保革會”。其中央機構是全國秘書處，有基層組織133129個，分布在各個街區上。“保革會”的基本職能是：在所有領域捍衛革命，建立警戒體系，達到社會平靜，共享革命成果，鞏固社會主義；其口號是“保持警惕，捍衛社會主義”。它的主要工作包括選舉、提拔基層干部，監督與腐敗、吸毒、走私有關的現象，對國民進行軍事戰爭宣傳以及為國家經濟作貢獻等。保革會在革命勝利初期為捍衛古巴革命的勝利成果做出了卓越貢獻；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它不僅擔負起教育群眾、提高其思想覺悟的工作，而且在動員群眾參加經濟建設等方面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卡斯特羅曾贊揚保革會“不僅仍然是（革命事業的）身經百戰的捍衛者，而且也是革命事業的勤勞和不倦的建設者”。20世紀90年代古已進入特殊時期后，保革會更成為古巴社會中一個不可缺少的機構，是黨同人民群眾保持血肉聯系的最重要的組織形式。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古巴社會出現了一些“不同政見者”從事反對黨和社會主義的違法活動，古共通過保革會向廣大民眾宣傳黨的政策，組織群眾與這些勢力進行斗爭；90年代中期，一些群眾非法出逃，保革會做了大量的說服教育工作，迅速緩解了事態；90年代后期，保革會開展“革命街區”活動，提高了群眾的政治覺悟，為古共贏得民眾的廣泛支持做出了重大貢獻。
    三、賦予黨員群眾直接參與重大事務的討論和決定的權利
    古共十分注意調動群眾參與國家重大事務的積極性和政治熱情。古共發展新黨員和選拔黨的領導干部都要征求群眾意見。古共吸收黨員要經過群眾的推薦，黨章明確規定：“接納黨員和預備黨員只能在征求群眾意見之后履行手續。”早在1975年古共“一大”上，卡斯特羅就強調指出：“我們的挑選辦法包括民主地聽取黨的發展對象所在單位的全體勞動群眾對其入黨的意見”，這體現了列寧關于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緊密聯系起來”的原則。“黨的建設和成長過程就包含了同群眾的經常對話。黨保留選擇黨員的權利，但也時刻傾聽群眾的看法和意見。”古巴在基層普遍建立了勞動者代表大會推薦黨員的制度。每個想入黨的人都必須先由勞動者代表大會推薦，然后才由黨組織對被推薦人進行考核，之后再將他們的履歷和各方面表現公布于眾，再次聽取勞動群眾的反映和意見，最后才由黨員大會通過，報上級審批。古共不僅讓普通群眾參與到黨員隊伍的發展壯大過程中，還賦予群眾在選拔干部時的發言權。干部的擬任職位要有兩名候選人，經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幾次反復，最后召開由基層黨支部書記參加的會議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通過，口碑不好的干部不能提拔任用。1992年，古巴修改了全國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的代表的選舉制度。過去市（縣）級人代會代表由選民直接選出，而省級和全國的人大代表由市（縣）級人代會代表選舉產生，現在省級和全國人大代表都由選民以不記名投票方式直接選舉產生。而且人大代表不是由黨組織推薦提名，而是由群眾組織提名。
    古共還強調“全國和諧”的原則，即一切重要決策出臺前，都要先經過群眾的共同討論，廣泛征求普通群眾的意見。早在20世紀70年代卡斯特羅就說過：“黨要時刻傾聽群眾的看法和意見。”黨在出臺重大政策之前，都要廣泛召集群眾進行討論。討論經常是全國性的，經常有六七百萬人參加。在大家達成共識的基礎上，決策才會作為法律通過，對于有意見分歧的問題，就會先擱置一下。例如，古巴對外開放海灘、發展旅游業的政策就經過了廣泛的群眾大討論。起初，很多群眾想不通，認為是剝奪了古巴人民自己享受海灘的權利。鑒于此，古共組織全民進行討論，使人民意識到發展旅游業賺取的外匯可以解決人民的許多生計問題，幫助古巴渡過難關，于國、于民都有利。之后，古共才出臺了對外開放、發展旅游業的政策。
    為了便于群眾參與政策的制定和討論過程，古共還在群眾參與機制上進行了創新。如    1993年在中央工會領導下在全國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中建立了“工人議會”。從1994年初起，在全國300多萬職工中建立了近8萬個“工人議會”。這些“工人議會”為廣大勞動者公開討論國內嚴峻形勢提供了平臺。黨和政府通過“工人議會”聽取意見，并把這些意見匯總起來，提交有市（縣）、省和全國人代會代表參加的市（縣）和省工會會議上加以討論，然后再提交全國人代會特別會議。通過這次歷時三個月的全國職工大討論，對如何應對困難問題在全國達成了共識。在向21世紀邁進的過程中，古共又創造出新的人民參與形式。1999年12月，在爭取埃連返回古巴的群眾運動中成立了公開論壇。埃連事件結束后，這一組織形式被保留下來，成為廣大民眾參政議政的又一新機制。2001年，在哈瓦那市民中又成立了“街區改造”工作室，讓基層居民更多地參與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實際社會問題。
    為了集思廣益，古共也特別注意尊重廣大黨員的民主權利，黨的每項重大決策出臺前，首先要在廣大黨員中進行討論，征求意見，將意見統一后再對決策加以確定和實施。如古共“四大”的主要文件《號召書》，不僅在廣大黨員中進行了廣泛、深入的討論，而且還吸收350萬黨外群眾對文件進行了認真討論，共提出了100多萬條意見。再如古共“五大”在1997年10月召開，但其政治文件草案早在1997年5月就公布并交黨內外討論，廣泛征求意見。在歷時兩個多月的時間里，包括黨員在內，全國14歲以上的650萬人參加了大討論。古共“五大”討論氣氛生動、熱烈，卡斯特羅等黨的領導人在大會上即席講話，電視臺、電臺自始至終向全國直播了大會討論實況。這些舉措激發了廣大黨員群眾的政治熱情，也加強了黨員對黨的認同，讓黨員意識到自己是黨的組成部分，不僅僅是要履行黨員義務，同時還可以享受到黨員的權利，為黨的事業貢獻一己之力，增強了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四、關心群眾疾苦，解決群眾的緊迫問題
    密切黨群關系最重要的是要真正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解決群眾最關注的切身利益問題。蘇東劇變后，古共越來越意識到搞好經濟建設、提高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古共中央第二書記勞爾•卡斯特羅指出：“社會主義不是定量供應本，不是四家分一個南瓜，一個黨委書記最好的思想工作就是使自己的人民有飯吃。老百姓沒有飯吃，就是最大的意識形態問題。”為了發展經濟，古巴走上了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之路。正如國務委員會副主席卡洛斯•拉赫所說：“古巴將繼續推動國家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因為這是解決國家經濟問題的惟一出路。”1991年10月，卡斯特羅在古共“四大”上明確提出了古巴對外開放的政策，將對外開放作為國策確定下來。1992年古巴政府修改了外資法，放寬了對外資的限制，隨后通過的新憲法把合資企業作為古巴經濟的一種所有制形式。在對外開放的同時，古共也邁開了經濟改革的步伐。1993年7月，卡斯特羅首次宣布了幾項重大的經濟改革措施。隨后幾年，古巴又相繼出臺了十幾項經濟改革政策。1997年“五大”上，古共再次突出了經濟工作的重要性，明確提出“經濟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蕓豆比大炮更重要”、要做“經濟戰士”、要“學會管理”、“沒有效益就不是社會主義”。古共“五大”后，古巴又繼續推出一些新的改革舉措。
    古巴改革開放的重點始終放在解群眾的燃眉之急上。蘇聯解體使古巴糧食供應出現極度困難。為了解決這一問題，1991年古共“四大”制訂了大力發展食品的計劃，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大力推廣農業科技成果，選擇優良品種，興修水利和完善灌溉系統，合理使用土地，發展牧業和養殖業等，以解決食品供應問題。1997年古共“五大”再次強調，必須把食品生產搞上去，以改善人民的生活。經過艱苦的努力，近些年來古巴人民食品供應的緊張狀況得到了緩解。又如，蘇聯解體后，由原蘇聯供應古巴的石油銳減，導致古巴能源異常短缺，除造成很多工廠停工外，幾乎半數的公交車輛無法正常運營。為盡量解決人們乘車難的問題，古政府規定，所有的公車只要有空位并順路就必須允許群眾搭乘，對拒載的予以嚴肅處理。
    經過十來年的改革開放，古巴經濟逐漸有些起色。從1994年起，古巴的經濟增長率逐年穩步提高，1994年為0.7%，2004年為5%。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的比例也顯著增加，對外經濟貿易關系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人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改革以來，古巴職工平均月工資從185比索增加到245比索，加上其他收入，人均月收入達359比索。
    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古共始終高舉社會公平的旗幟，注意維護廣大群眾的社會福利。古共領導人多次申明：“我們用僅有的少量東西以最公平的方式進行分配。”“決不會遺棄一個人，決不讓一個人流落街頭，無衣無食，沒有工作，不關閉學校和醫院，不提高物價。”近十年來，古巴在美國的封鎖下，經濟雖然十分困難，但是每年國家仍拿出國內生產總值的9%和11%分別用于公共衛生事業和教育事業。就醫療而言，全國建立了社區、市級、省級、國家級四級醫療體系。社區醫院醫療設備齊全、先進。全國城鄉居民終生公費醫療。小病到社區醫院，大病到中心醫院，治療和醫藥等全部免費，住院免交伙食費。古巴1000多萬人口，擁有6.9萬名醫生，8.2萬張病床；每千人擁有6.2名醫生，7.9張病床。由于享有良好的醫療衛生條件，古巴人均壽命75歲，在世界名列前茅。古巴的教育體系也較完備。全國適齡兒童入學率達100%，在完成六年小學教育后，99%的學生可接受中等教育。學雜費一律全免，校服也由國家免費發送。雖然國有企業改革使不少職工下崗，但是政府規定，職工下崗四年內領取原工資的60%，再就業時其工資不得低于原工資的80%，以保證他們的基本生活水平。隨著經濟形勢的逐步好轉，古巴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也在逐年增加。2003年，社會保障支出（不包括教育和衛生的支出）為21.01億比索，占政府總支出的11.5%。
    五、狠抓廉政建設，維護黨在群眾中的形象和威信
    古共強調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要與群眾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卡斯特羅曾對記者透露，“我的工資同40年前大體持平，甚至還要少一些”，“我無意要求為我增加工資，因為幸福不是建立在金錢的基礎之上的”。“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古巴領導人的工資就一直沒有增加。國家規定，黨政機關干部的工資不得高于同級的企業領導人的工資。目前部級領導人的月工資為400比索左右（不到20美元）（古巴的最低工資收入在200比索左右）。在食品供應方面，黨政高級領導干部沒有特殊供應，各級領導干部與普通群眾一樣憑證到國營商店排隊購買定量的食品和物品。古巴對黨政官員在住房、用車方面都有一些抑制特權的規定。官員的住房與一般國民相同，沒有專門興建的高級住宅區，即使提職提級也只能保留原住房，不少高級干部與普通民眾住在一起。在用車方面，允許部級以上領導干部配專車，但不準乘高檔進口車，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下只許配拉達車；集體活動使用面包車，中央政治局領導人到地方視察工作，一般情況下，也同隨行人員一起坐面包車；即使有經濟能力購買私人小轎車的領導干部，也不允許購買，很多黨政領導干部都步行或騎自行車上下班。
    古共清醒地認識到腐敗喪權，廉潔興黨。卡斯特羅特別強調指出，“在腐敗未侵蝕黨的肌體之前，就必須把毒瘤切除”。古共中央要求各級黨組織包括省、市黨委和各基層支部，每月討論一次防止和反對腐敗問題，檢查本地本單位有沒有問題，出現問題要及時糾正。
    古共的反腐敗首先是加強對領導干部的制度約束。1996年古共頒布了對國家干部的26條戒律，規定高級干部除非公務，即使自己有外匯也不能去旅游飯店消費；領導干部裝修房子即使是用自己的錢也要經過批準；政治局委員、部長不得更換新型汽車；部以上干部及其家屬不能在企業兼職或擔任名譽職務；不允許高級干部子女經商；不允許企業領導人把家屬和親戚安排在本企業工作，等等。
    其次，古共十分重視監督的作用，建立了一整套監督機制。一是組織監督。古共設立中央、省、市三級申訴委員會，分別在同級黨的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其職責是受理對黨員和黨員干部違紀行為的舉報以及審理對違紀黨員和黨員干部有關處分的申訴。該委員會做出的決定同級黨委無權否定或修改。設立全國群眾舉報委員會，直屬古共主管黨務工作的政治局委員領導。建立了全國審計辦公室，從屬財政部領導，但擁有審計自主權；各省省委下設專事監督的審計局。設立對公車私用行為的專門監督機構，經常在旅游區登記公車的車牌號碼，進行跟蹤處理。二是群眾監督。部以上干部在下班后與普通居民一樣，要接受居住地保衛革命委員會的管理和監督。保衛革命委員會有義務向黨政干部所在單位報告他們及其家屬和子女在社區的表現，對黨政干部的年度考核、任用和選拔也有發言權。
    最后，古共對腐敗和違紀行為絕不遷就姑息，堅決將腐敗分子撤職或查辦。古共規定，領導干部貪污受賄金額在300美元以上，不論其職位高低，堅決免除其領導職位，需要法辦的就要法辦。1989年六七月，古巴掀起了一場規模宏大的肅貪反腐運動，原古巴駐安哥拉駐軍司令阿納爾多•奧喬亞中將等14名高級軍官和官員因參與販毒、走私和挪用公款被捕并判刑。奧喬亞是古巴五名“共和國英雄”之一，曾經屢立戰功。1998年，卡馬圭省省長因私自挪用企業公款為省機關購車、修房，被解職并勸其退黨。一位管人事的于部因受賄10美元被勸退黨。2001年，古巴漁業部長因對下屬單位腐敗問題監管不嚴而被免職。2004年夏季以來，古巴又開展了新的一輪反腐敗運動。政治局委員分赴各地視察，要求對腐敗行為者盡早進行清理，政府還對企業管理層的賬戶采取了嚴格的清理措施。勞爾•卡斯特羅在黨的會議上強調：“革命不僅受到美國的威脅，而且也受到腐敗和容許腐敗滋生的自由化立場的威脅。腐敗將一直伴隨著我們，但是我們必須將腐敗控制在踝關節以下，決不能讓它達到我們的脖子位置。”與此同時，古巴政府撤換處理了旅游部長及其他兩三位部長，因為他們放縱下級官員的腐敗行為，無法有效控制本部門的腐敗。
   （《環球視野》摘自2006年第4期《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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