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斯大林化”與蘇聯的解體

    

   內容提要：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相繼發(fā)動了“非斯大林化”運動，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蘇聯歷史，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股思潮成為導致蘇聯崩潰的重要力量。

    “非斯大林化”運動是導致蘇聯崩潰的重要力量。蘇聯解體帶來的歷史性災難使俄羅斯人開始重新認識斯大林。
    一、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運動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赫魯曉夫是掀起公開“非斯大林化”浪潮的始作俑者，開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后繼領導人否定制度創(chuàng)始者的先例。至今，那些為蘇聯的崩潰而暗自高興的人，還毫不遲疑地把戈爾巴喬夫葬送蘇聯的業(yè)績的起點，歸于赫魯曉夫的大反斯大林的活動。
    本來，在蘇共20大的會議期間，對斯大林的錯誤及其嚴重性作了講究方式方法的批評，已經表現了糾正斯大林錯誤的巨大決心和勇氣。但是，赫魯曉夫從撈取個人政治資本的野心出發(fā)，在蘇共20大已經閉幕的情況下，又以突然襲擊的方式，于1956年2月24日深夜突然召開緊急會議，拋出那份“秘密報告”。他打著反對個人崇拜旗號，夸大或編造情節(jié)，煽動代表們的情緒，把一切臟水都潑到斯大林身上。當年五一節(jié)，赫魯曉夫決定莫斯科紅場不再掛斯大林的畫像，并要求中國等國家也不要掛斯大林畫像。把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立場向全世界公開。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國內引導了所謂“解凍”的思潮和向右轉的趨勢；在國際上引發(fā)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和波蘭、匈牙利的動亂；同時引發(fā)了世界范圍內的反共浪潮，西方反共勢力抓住赫魯曉夫提供的“材料”，污蔑社會主義為“極權統(tǒng)治”，“不人道”；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共產黨員思想混亂，大量退黨，出現所謂“馬克思主義過時”的喧噪。
    面對“秘密報告”引起的動蕩，波蘭、匈牙利出現的嚴重局面，赫魯曉夫威信大跌。中國《人民日報》先后發(fā)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提出了對斯大林評價的基本立場。中國共產黨人和毛澤東同志的不同意見發(fā)表后，赫魯曉夫又企圖掩飾自己的大反斯大林的立場。他在1956年12月31日的迎新宴會上特地與中國駐蘇大使擁抱并請他坐在自己身邊，赫魯曉夫在祝酒辭中說：“敵人說我們是斯大林主義者，是的，我們是斯大林主義者，我們因此而感到驕傲。”他還表示同意中國《人民日報》的兩篇文章的觀點，贊揚文章“很廣泛，很深刻，很正確，這是中國人民的聲音，它將起很大作用。”1957年1月17日，赫魯曉夫在中國駐蘇大使館的宴會上說：“我們蘇聯共產黨的每一個黨員都愿意像斯大林那樣，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事業(yè)，忠于為工人階級利益而奮斗的事業(yè)。”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誕辰80周年之際，他讓黨刊《共產黨人》發(fā)表長篇文章，高度評價斯大林的功績。這樣做也難以收回“秘密報告”造成的惡劣影響。如果說這是赫魯曉夫的悔過之舉，使人難以理解的是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他再一次全盤否定斯大林。1961年10月，赫魯曉夫在蘇共22大上，再一次出爾反爾，大反斯大林，并且把已被他打成“反黨集團”的馬林柯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的名字與斯大林的名字并列。他還主持會議通過了他的建議：把斯大林的遺體從列寧墓中的水晶棺搬出，焚尸揚灰，埋進一個小墳墓中。同時，在全國到處拆毀斯大林的紀念碑和塑像。
    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作為甚至超過了無產階級的敵人所為。某些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家，甚至受過斯大林執(zhí)政時期某些政策傷害的知名人士，都沒有像赫魯曉夫那樣對待斯大林。英國保守黨領袖丘吉爾在  1959年斯大林 80誕辰紀念日在英國下院發(fā)表演說：“在最嚴酷的考驗年代，由天才和不屈不撓的統(tǒng)帥斯大林來領導俄國，這是俄國莫大的幸福。在他所生活的多變而嚴酷的時代里，他是一位受到敬仰的最杰出的人物。”“斯大林身上的這種能力是如此之強，以至他成了各個時代的國家和各族人民領導人中的一個獨一無二的人。”
    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胸懷也與赫魯曉夫形成鮮明的對比。她自從1921年起住在蘇聯，從事新聞工作。1949年，她被誣陷為“帝國主義間諜”被捕入獄，之后又被驅逐出境。但是，在她1956年寫的《斯大林時代》一書序言中卻高度評價斯大林：“對我的西方朋友們，我得說，這是歷史上的一個生氣勃勃的偉大時代，也許是最偉大的時代。它不僅改變了俄國的生活，而且也改變了全世界的生活。”“斯大林時代不僅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足以制止希特勒的力量，它還建設了今天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基地；創(chuàng)造了富余的力量，讓亞非前殖民地人民能有自由在公開市場上選擇發(fā)展道路。”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雖然客觀上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揭開了斯大林也有錯誤的蓋子，使得蘇聯一貫正確的神話破除，但是這點積極意義被大得不可比擬的災難性后果所掩蓋。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打破了蘇聯一代青年人的社會主義信仰，動搖了對自己先進的社會制度的信心，破壞了黨和群眾的關系，開了否定蘇聯歷史的先河。
    二、勃列日涅夫繼續(xù)了“非斯大林化”的錯誤
    在蘇共22大上，勃列日涅夫曾經吹捧赫魯曉夫“有權受到我們黨和全體蘇聯人民的愛戴和深深的尊敬”、“創(chuàng)造件地發(fā)展和豐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光輝范例”。而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又和柯西金聯合起來，以政變方式取代了赫魯曉夫，成為黨的最高決策者。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等蘇共領導人親身體驗到了赫魯曉夫的忽冷忽熱、大起大落的政策的害處，不得不花費很大的氣力調整赫魯曉夫的過激政策。他們與赫魯曉夫有了很大的不同，對于國家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但是，這一代領導人不僅發(fā)展了大黨主義的錯誤，而且基本上保留了赫魯曉夫“非斯大林化”的錯誤。這就使得蘇聯的悲劇在繼續(xù)。
    勃列日涅夫并沒有認識到赫魯曉夫推行“菲斯大林化”的嚴重危害。1964年10月14日他擔任總書記，上臺伊始，就聲明繼承赫魯曉夫20大以來的路線。10月17日《真理報》發(fā)表社論說：“蘇聯人民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已由黨在第20次、第21次和第22次代表大會上集體制定的總路線和蘇共綱領確定了”，“黨實行自己的總路線時，無論過去和現在都不調和地一貫反對個人迷信的思想和實踐”。1964年10月19日，勃列日涅夫在歡迎宇航員大會上發(fā)表講話說：“我們黨第20次、第21次和第22次代表大會所制定的我們黨的總路線列寧主義的路線，它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共產黨和蘇聯政府整個對內對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動搖的路線。”
    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理論界繼續(xù)出現“非斯大林化”的思潮。1964年10月28日，《蘇共歷史問題》雜志第11期刊登了三篇文章攻擊斯大林。11月17日，《真理報》借口為納薩列佳“恢復名譽”，11月18日《真理報》又借口為黨和國家“卓越活動家”科西奧爾恢復名譽，11月25日的《消息報》借口紀念齊亞夫金，12月1日《消息報》借口為一個一度反對列寧的人恢復名譽，繼續(xù)大反斯大林。12月6日《真理報》發(fā)表編輯部文章說：黨內那些不同意赫魯曉夫“全民黨”的理論的人，“想一筆勾銷全民國家的思想，勾銷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踐，使我國回到斯大林個人迷信時期的制度中去，這種企圖尤其是站不住腳的”，表示“堅定地走第20次和第22次代表大會的道路”。攻擊斯大林的文章一直持續(xù)到1965年2月。
    勃列日涅夫繼續(xù)堅持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引起了黨內健康力量的懷疑和不滿。許多黨員對勃列日涅夫以“恢復名譽”為名，實際上搞“翻案風”的做法提出了質問：過去難道都錯了？難道我們過去不曾有過敵人嗎？一律恢復名譽是否太過分了？1965年春，勃列日涅夫領導集團發(fā)現了“非斯大林化”的背后出現了全盤否定蘇聯歷史的情況，進而威脅到自己統(tǒng)治的穩(wěn)定，方才有所顧忌。1965年2月22日，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葉戈雷契夫在《共產黨人》發(fā)表文章，勇敢地提出了問題所在：“對最近幾十年的歷史的片面觀點，把過去的缺點、錯誤放在第一位，遮住了蘇聯人民偉大的、真正的英雄事業(yè)。”“過于醉心于描寫個人迷信時期的專橫、無辜被判刑的人們的精神感受和肉體上的痛苦”，“這會混淆蘇聯人民的視聽，尤其是青年”。
    勃列日涅夫的政治戰(zhàn)略是，一方面平息人民群眾對“非斯大林化”的不滿，以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另一方面則繼續(xù)維持赫魯曉夫的政治路線。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使得他不得不不斷改變自己的形象。勃列日涅夫借口強調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黨的中央委員會的作用，貶低斯大林的突出貢獻。他說：“在非常情況下……組成了以聯共（布）總書記約•維•斯大林為首的國防委員會來領導反擊敵人的一切行動。共產黨及其中央委員會和國防委員會在我國所有力量方面做了巨大的工作。”同時又強調：“我們始終不渝地實現反映在第20次和第22次代表大會決議和蘇共綱領中的總路線。”在這期間，一些文學藝術作品繼續(xù)貶低和丑化斯大林，這也可以視為勃列日涅夫政策的形象化。電影故事片《阿芙樂爾巡洋艦的炮聲》中，斯大林的形象是一直抽煙，一言不發(fā)。愛倫堡回憶錄《人•歲月•生活》第六卷，攻擊斯大林是個“專制暴君”，“像野獸一樣陰險”，在他身上“獅子的兇猛和狐貍的狡猾結合在一起”。
    勃列日涅夫制造的政治氛圍使得托洛茨基主義、右派主義、民族主義等一切反列寧主義的思想勢力大為活躍。一批軍界老帥，聯名寫信給蘇共領導，要求在即將召開的黨的第23次代表大會上“部分恢復斯大林的名譽”。但黨的23大并沒有作出反映。不僅如此，1966年政府還把一些反斯大林的文學作品《布拉茨克水電站》、《一頁日記》、《主席》等列為“列寧文藝獎金”，這就可以看出政府“非斯大林化”的底蘊。
    有時候也出現一些莫名其妙的姿態(tài)，以調節(jié)政治溫度。1966年  11月5日莫斯科電視臺播放了斯大林1941年閱兵的場面，勃列日涅夫在格魯吉亞講話稱斯大林是1917年革命的一個創(chuàng)始人。1967年5月30日《紅星報》發(fā)表文章，認為在闡述衛(wèi)國戰(zhàn)爭時片面地強調其發(fā)生了“錯誤和失算”，是不客觀的。“最高統(tǒng)帥斯大林表現了很大的堅定性，他正確地領導了整個軍事行動，在這方面有不少功勞。”但是，作為官方喉舌的《真理報》在紀念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五十周年的宣傳提綱中，對斯大林在衛(wèi)國戰(zhàn)爭中的作用一筆帶過，十分冷淡。
    1967年10月意大利《晚郵報》刊登了署名文章，談到了蘇聯人民對國家領導人的實際看法，很具有代表性：“和我談過話的不少人對斯大林都表示尊敬”，“對赫魯曉夫的譴責是一致的、全面的，對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人民懷著一種含糊的等著瞧的想法。對這個政權的批判是相當多的。”
    勃列日涅夫從來就不曾想對斯大林作出適當地恢復名譽的舉措。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由于軍界領導人的壓力，政府才不得不對斯大林作出某些客觀評價。1968年1月蘇聯元帥羅克索夫斯基為紀念戰(zhàn)勝德國法西斯25周年，提出必須對斯大林為首的最高統(tǒng)帥部和總參謀部作出應有的評價。同年2月，國防部長在紀念建軍五十周年的文章中，談到了斯大林主持國防委員會所起的作用。1968年6月，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的總參謀部作戰(zhàn)部部長什捷緬科的回憶錄《戰(zhàn)爭年代的總參謀部》出版，《紅星報》的書評說：“書中客觀地、用具體例子說明了最高統(tǒng)帥斯大林的作用”，“本書激起了為我們的共產黨和蘇聯人民、為我們的最高軍事領導而自豪的感情”。《書評》第25期刊登總參謀長扎哈羅夫稱贊什捷緬科的文章：“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以斯大林為首的最高統(tǒng)帥部大本營及其工作機構總參謀部牢牢地掌握住了對戰(zhàn)爭和戰(zhàn)役的計劃和領導。”還說書中引用的證據“反對那些想歪曲歷史真相，胡亂尋找有關某些個人的無用的編造材料的人”，但是大本營否定赫魯曉夫的一次建議是正確的。1969年4月，《紅星報》載文評論朱可夫元帥的回憶錄《回憶與思考》。朱可夫早在1967年9月就針對污蔑斯大林獨斷專行的說法表示“不能同意這種說法”。這本回憶錄中則稱斯大林是“令人尊敬的最高統(tǒng)帥”。
    蘇聯的理論界也有堅持公正評價斯大林的人。1968年4月，蘇聯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院長費多謝耶夫在紀念馬克思誕辰150周年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斯大林“盡管有嚴重錯誤應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作出了一些重大貢獻。”1969年2月，《共產黨人》雜志載文評價幾本回憶錄，認為這些書“有助于恢復斯大林作為戰(zhàn)爭年代蘇聯武裝力量領導人——最高統(tǒng)帥的形象，徹底戳穿了所謂他在軍事上是外行、根據地球儀指揮戰(zhàn)爭、不容許別人提意見的不負責任的說法。”“盡管斯大林的性格有種種復雜性和矛盾性，他仍然是一位杰出的軍事領導人”。《共產黨人》雜志載文批評了幾種錯誤傾向，其中就有一項是：“利用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批判‘把那些年代描繪成全是錯誤和挫折’。”這個評論擊中了問題的要害。1970年2月，蘇聯黨史專家出版的《蘇共黨史》增訂本第三版中，實際上實現了有限地為斯大林恢復名譽的效果。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真正的“主流”導向中，對斯大林的態(tài)度是嚴格保持赫魯曉夫時期的基調的。1969年12月21日，《真理報》為了紀念斯大林誕辰發(fā)表的編輯部文章中，不得不承認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勛，對列寧主義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卻強調：對斯大林的評價仍然要遵守1956年蘇共中央《關于克服個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決議。
    勃列日涅夫在整個執(zhí)政時期，都沒有能夠擺脫赫魯曉夫“非斯大林化”影響，沒有走出赫魯曉夫的陰影。他堅持“非斯大林化”的后果，加劇了蘇聯人民群眾中的信仰危機，使蘇聯在表面強大的現象后面，悄然走向崩潰的邊緣。
    三、戈爾巴喬夫發(fā)動的“非斯大林化”運動
    關于蘇聯解體原因的說法五花八門，反映了現實中各種經濟利益的不同聲音，表達了對未來的不同設想和期盼。
    戈爾巴喬夫自1985年3月上臺后，重新掀起批判“斯大林主義”的高潮。在這期間，大量的斯大林時期的檔案材料公布于眾，國家領導人講話屢屢出現對斯大林的批判和責備，討論斯大林問題的圓桌會議頻頻舉行，報刊上關于斯大林的文章連篇累牘。所謂“斯大林主義”、“斯大林體制”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和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代名詞，遭到粗暴的批判。
    隨著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思想，都被當成“斯大林主義”和“斯大林模式”遭到否定。這新一輪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運動，目的就是顛覆蘇聯現實社會主義制度。事后，戈爾巴喬夫在與日本的池田大作對話時暴露了心跡：“改革運動的精神實質，就是要徹底地顛覆斯大林主義。”
    在蘇聯國內，極端主義的思潮很快由反對斯大林轉向反對列寧，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蘇聯國家歷史檔案研究所所長、蘇共“民主綱領派”的頭目阿法納西耶夫發(fā)表的觀點就是這樣。他說：“斯大林主義的實質在于列寧主義。”“在1918－1919年著作里，列寧多次強調‘暴力’、‘無情地處決’、‘大規(guī)模的恐怖’這些字眼。……就是這種允許恐怖、允許黨的壟斷的思想成為最終在斯大林時期形成的社會結構類型的基礎。從這一點意義上說，斯大林與列寧相比實際上沒有任何新的發(fā)明。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說法，應當從壞的斯大林轉向好的列寧。我感到這個口號是無益的、是前途無望的。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義所包含的列寧主義實質。”看來，否定斯大林的最終目的就是否定列寧。
    在蘇聯，官方延續(xù)了幾十年的“非斯大林化”，導致了災難性的后果。
   （1）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蘇聯歷史。在誹謗斯大林的氛圍中，似乎蘇聯的歷史是一個不斷犯錯誤的歷史，不光彩的歷史，與這樣的歷史徹底決裂，必然導致走向滅亡蘇聯的方向。在面對即將提交蘇共28大的綱領時，蘇共中央委員、蘇聯駐波蘭大使布羅維克夫的發(fā)言說：“有人使祖國——我們的母親狀況惡化，使她由一個舉世欽佩的強國變成了一個過去充滿錯誤、現在沒有快樂和前途未卜的國家。”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博爾金在回首往事時指出：“領導集團忙于解釋改革的含義，就像表演脫衣舞那樣，把一層層弊端一股腦兒都甩到前人頭上。”“情況越來越糟：黨總是在自我批評，說要為自己過去的罪過負責，可是又無力改變現狀。這使得人民對它疏遠，把它視為萬惡之源。……他們大聲疾呼，既否定過去，也否定現在，可是又拿不出自己的解決方案。”這就是否定蘇聯的歷史而導致政治的崩潰。
   （2）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官方持久地“非斯大林化”的過程中，制造了所謂“斯大林模式”的概念，把蘇聯的實踐歸于“斯大林模式”，把社會主義制度歸于“斯大林模式”，隨之被否定。
   （3）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共產主義目標。在蘇聯，一旦歷史被踐踏，共產主義理想也就失去了現實的基礎。蘇共28大的綱領，最終作出了拋棄共產主義目標的決定，公開提出：“我們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在踏上革命性變革的道路之后，必須毫不猶豫地擯棄自己身上妨礙我們向這一目標前進的過去的桎梏。”博爾金形象地揭露戈爾巴喬夫說；“他被迫帶領黨的信徒們進了屠場，而最后只有他自己不僅毫發(fā)未損，還更加肥了。”
   （4）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蘇聯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蘇共1990年二月全會上介紹了現實嚴重的情況：“最近，各種勢力明確地顯示出了意識形態(tài)上的面目：從具有左翼激進色彩和社會民主黨色彩的勢力，到具有公開的民族主義、反共主義、甚至君主制色彩的勢力。其中許多勢力正在搞反社會主義的破壞活動。如果說它們以前是在改革的口號下暗中搞鬼的話，那么現在它們則往往是否定蘇共的政策，并公然企圖奪取政權。”
   （5）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列寧。背叛的思潮很快就從否定斯大林轉向全面否定列寧。在蘇共1990年二月全會上，《蘇維埃文化報》主編發(fā)言指出：“現在，正是列寧遭到了集中攻擊，恰恰在我們的報刊上，而不是在外國的報刊上。某些出版物把他描繪成暴君，據說列寧策動了恐怖行動，也是他建立了集中營。一句話，他不是勞動人民的領袖，而是個鬼蜮。”“我們在某些雜志上看到了談十月革命和列寧本人在以后國家遭遇到的災難中所起的罪惡作用的重頭文章。而斯大林僅被認為在恐怖方面繼承了列寧的事業(yè)。”蘇聯劇變后，戈爾巴喬夫向日本的池田大佐說出了自己的真實想法：“不幸的是，列寧，特別是年輕時的列寧，卻比馬克思的戰(zhàn)友恩格斯顯得更為教條。”這就是戈爾巴喬夫反對斯大林借以進一步反對列寧的實質。
   （6）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共產黨的領導。“非斯大林化”把斯大林妖魔化，也就拆毀了蘇共執(zhí)政權力的基礎。在蘇共提交28大的綱領中，就公然提出建議取消憲法第6條關于共產黨是國家執(zhí)政黨的規(guī)定。
    正是以上六個方面的因素直接導致了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解體。這六個方面都起源于“非斯大林化”。
    四、俄羅斯人民重新評價斯大林
    蘇聯的“改革”常常以否定歷史為基礎，那么“改革”的失敗也必然導致人民對被歪曲了的歷史的重新反思。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三代領導人都以“非斯大林化”起家，那么，他們最終導致的災難性后果也必然使人民回歸斯大林、重新評價斯大林。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蘇聯解體以后，人民群眾就逐漸開始清醒地認識自己的歷史與現實，客觀評價斯大林的氛圍逐漸形成。至2003年，以紀念斯大林逝世50周年為契機，形成了重新評價斯大林的高潮。這次對斯大林重評的高潮是群眾性的，其參與者有俄羅斯學者、廣大民眾、青年、國家領導人、各主要政黨，還有昔日曾經激烈批評斯大林的“持不同政見者”。他們現在都能夠重新審視自己的歷史和斯大林的功過，給斯大林以應有的評價，還斯大林以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形象。
    1、俄羅斯各個政黨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
    在重新評價斯大林的進程中，俄羅斯各個政黨對斯大林的態(tài)度大部分是肯定的居多數。
    俄羅斯共產黨對斯大林的評價一直是旗幟鮮明的。俄共領導人久加諾夫在向斯大林敬獻花圈后對記者說，斯大林是偉大的政治活動家、外交家和軍事統(tǒng)帥。在斯大林的領導下，蘇聯人民的生活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蘇聯人民打敗了法西斯，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勝利。他很遺憾地表示，我們沒有完成斯大林的遺訓——保住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2003年3月3日晚，俄共在莫斯科“巴庫”電影院舉行紀念斯大林逝世50周年活動，整個晚會響徹歌頌斯大林的歌曲。
    其他政黨在重新評價斯大林的過程中也有明顯的反映。根據有關調查，重新肯定斯大林的人數，在統(tǒng)一俄羅斯黨中占58%，在自由民主黨中占83%，甚至在右翼的“亞博盧”黨中也占了41%。
    針對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 20大和22大的《決議》，“獨聯體——蘇共”的第 32次代表大會，決定撤消20大和22大的《決議》。黨的領導人奧•舍寧和阿•科薩波夫在報告中強烈譴責了赫魯曉夫集團以反對個人迷信為名，肆無忌憚地攻擊斯大林的行徑，總結和吸取在這個問題上的教訓。
    2、昔日“持不同政見者”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
    在重新評價斯大林的進程中，過去曾經作為激烈反對斯大林的那些“持不同政見者”和受斯大林嚴厲處置的人，對斯大林態(tài)度的轉變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特殊現象。
    蘇聯作家弗•卡爾波夫1941年曾經因抨擊斯大林而被判苦役，曾在-50℃嚴寒的地方勞動。現在，他說“我不責備他”，希望今天的普京“像斯大林一樣嚴厲，迫使所有的人遵守法律”。他的最新著作《最高統(tǒng)帥》為斯大林辯護，成為今日俄羅斯的暢銷書。書中說：“斯大林不是天使，但他無疑是一位偉大的戰(zhàn)略家。”“并非斯大林制造了恐怖制度，那是誹謗。”
    哲學家亞•季諾維耶夫1939年曾經是謀殺斯大林小組的成員，一直從事反斯大林的非法宣傳活動，并因此曾經遭到逮捕。但在蘇聯解體之后，他卻對斯大林有了與過去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2003年3月4日發(fā)表在《蘇維埃俄羅斯報》上《世紀的名字》一文中說：“在斯大林時代，蘇聯的意識形態(tài)和輿論宣傳總把斯大林描述為‘當今的列寧’。現在我認為這種描述是正確的。……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建設現實共產主義的實踐中，斯大林主義都是列寧主義的繼續(xù)和發(fā)展。斯大林對列寧主義這一思想體系作了最好的闡釋。他是列寧忠實的學生和繼承人。”“沒有列寧就不會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而沒有斯大林也就不會出現歷史上第一個大規(guī)模的共產主義社會。”“20世紀將被稱為列寧和斯大林的世紀。”
    曾經對斯大林進行了種種攻擊的“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看到蘇聯解體后的混亂情況深受觸動。他在1996年發(fā)表的小說《在轉折關頭》中，已經用肯定的筆調寫斯大林，不把斯大林領導的時期描繪成一團漆黑了。他承認自己過去反共和反斯大林的言論太過分了。他說：“總之，斯大林這個人犯了很多錯誤，甚至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但他總是想方設法把蘇聯的經濟搞上去，而且真的搞上去了。”
    3、俄羅斯各級政府及其領導人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
    在重新評價斯大林的進程中，俄羅斯各級政府及其領導人也有突出的表現。這說明：當前俄羅斯掌握政權的人，看到民間不可抗拒的維護斯大林和社會主義的潛在力量，為了維護穩(wěn)定，不得不對斯大林的評價走向公正。
    2000年5月7日，普京在總統(tǒng)就職演說中說：“我們不能成為那種不明白自己歷史的人。我們應當始終記住：是誰建立了俄羅斯，是誰捍衛(wèi)了俄羅斯的尊嚴，并使俄羅斯成為一個偉大的、強大的國家。”誰都明白，他講的不能忘記的這個人，正是斯大林。2002年1月，普京接受波蘭記者采訪，回答有關斯大林的歷史功過時說道：“斯大林是一個獨裁者，這毋庸置疑。但問題在于，正是在他的領導下蘇聯才取得了偉大衛(wèi)國戰(zhàn)爭的勝利，這一勝利在很大程度上與他的名字相關聯。忽視這一現實是愚蠢的。”普京主張俄羅斯保留蘇聯時期的國歌、軍旗，也體現了他對蘇聯歷史成就的尊重。2003年12月21日，推舉普京為2004年總統(tǒng)候選人的俄羅斯統(tǒng)一黨會議在莫斯科國立鋼鐵和冶金學院召開。對此，《明天》報報道說，會議的時間是斯大林的誕辰日，會議的地點包含著斯大林的名字的詞根（“鋼鐵”），意在表明他要像斯大林一樣，以鋼鐵般的意志統(tǒng)治俄羅斯。
    2003年伏爾加格勒州政府作出恢復城市原來名稱“斯大林格勒”的決議。該決議說：“斯大林格勒是俄羅斯歷史中最光榮的名字。斯大林是強大俄羅斯的象征。重新使用這個名字，有助于使俄羅斯人對國家的未來充滿希望。”現在有十幾個州政府聯合簽名，支持伏爾加格勒州政府這一改名的要求。
    據2003年11月13日《俄羅斯報》報道，俄羅斯秋明州伊希姆市政府決定，在該市中心十月革命廣場，在原來被推倒的斯大林塑像的位置上，重新樹立斯大林紀念碑。一位副市長講話說，衛(wèi)國戰(zhàn)爭期間，伊希姆市人民就是從這個廣場出發(fā)，高喊著“為了祖國！為了斯大林！”奔向前線的。她說：“政府這個決定得到普遍的支持。這樣做是還歷史的公正，使人們心里永遠紀念戰(zhàn)爭的勝利。”看來，反動勢力的倒行逆施和肆無忌憚可以橫行一時，而人民心目中的斯大林形象是推不倒的。
    4、俄羅斯民眾和青年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
    在俄羅斯各大城市的書店和報亭，回憶錄書籍中，最多的是回憶斯大林的回憶錄。俄羅斯各個大的電視臺，幾乎每天都有反映斯大林時代成就的專題文章和影片播放。
    2003年11月7日，在紀念十月革命 86周年的群眾集會中，出現了這樣的口號：“列寧主義萬歲！”“戈爾巴喬夫、葉里欽是搞垮蘇聯的歷史罪人！”“斯大林是強大的俄羅斯的象征！”
    青年的覺悟和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值得特別注意。以前主要是老一代人懷念斯大林，現在情況變了。許多研究者指出，俄羅斯的年輕人“有了對斯大林的向往”。基•亞基梅茨在《斯大林先生萬歲》一文中寫道：“目前20歲一代的人更希望國家強大和有秩序，而這些恰恰是現在的俄羅斯所缺的。對這一代人，蘇維埃政權和斯大林在其心目中是不壞的象征。”許多青年人加入到為斯大林恢復名譽的浪潮中。這使得“非斯大林化”的一位遺老不得不寫了“致年輕的斯大林主義者一封信”，對年輕人進行說教，堅持說蘇聯解體是斯大林體制的弊端造成的。這個反面教員也不得不承認這樣的現實：相當多的年輕人“認為蘇聯歷史是值得肯定的，衛(wèi)國戰(zhàn)爭是英雄的時期，這一切與斯大林的名字是聯系在一起的。”青年是看基本事實的。任何假科學的說教都難以欺騙青年。
    2003年3月5 日，俄羅斯舉行了有眾多學者參加的“我們怎樣認識斯大林”的圓桌會議。在會上，齊普科教授指出：“今天俄羅斯年輕人對斯大林主義興趣的增長和試圖重新評價歷史……是俄羅斯現實存在深刻的社會危機的反映。可以說500年來俄羅斯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衰弱。俄羅斯的年輕人比其他人更尖銳地感受到國家的衰落和混亂，在他們中間產生了強烈的希望國家強大、民族復興的感情。在這樣的條件下有了對斯大林的向往。”
    在斯大林逝世50周年前后的幾年中，俄羅斯學界和民眾涌現重新評價斯大林的熱潮不是偶然的，具有深刻的社會和政治的原因：
    （1）蘇聯的解體和俄羅斯在今日世界的處境迫使民眾反思歷史，更加理解歷史上的斯大林。蘇聯劇變后，國內出現悲劇性的生活狀況，俄羅斯在遭受貧窮，人民把視野轉向蘇聯歷史上光輝、強大的斯大林時代。蘇聯劇變后，俄羅斯國際地位的急轉直下，日漸衰微，也使他們懷念斯大林時代的大國地位。
    （2）俄羅斯現實社會秩序的混亂，人民群眾渴望秩序與安定，呼吁以有效的鐵碗手段維護秩序，這也必然對斯大林時期政策的理解。經過蘇聯解體后苦難的教訓，俄羅斯人總結出了穩(wěn)定和秩序對社會發(fā)展的意義。對秩序的需求，產生對斯大林主義的需求。現代化必須使秩序制度化，必須具有相應的權威，俄羅斯特別需要嚴厲的整頓秩序的機構和手段。
    （3）重新評價斯大林時期是出于對未來俄羅斯社會發(fā)展的希望。西方大國主導的全球化趨勢，顯示了超級大國的優(yōu)勢，俄羅斯顯然被甩出了超級大國的行列。希望國家迅速振興、擺脫困境的思想必然使人民重新懷念歷史上迅速振興的斯大林時代。
   （《環(huán)球視野》摘自2006年第5期《馬克思主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