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新政，如何影響中美經貿？

2009-02-03 21世紀經濟報道
　
作者：梅新育

自1972年中美《上海公報》明確提出發展雙邊貿易以來至今，中美經貿關系的深度和廣度已遠遠超出雙邊關系先行者們當初最大膽的想象。兩國互為對方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還連續數年位居美國國庫券第二大外國持有人，以至于經濟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創造了一個英語新詞“中美國”（Chimerica）來表述這種關系。那么，隨著奧巴馬的上臺，其公布的經濟刺激計劃將對中美經貿關系產生何種影響？

在中美經貿關系中，最容易吸引人“眼球”的無疑是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和經貿爭端。尋根溯源，中美經貿摩擦在雙方建立正常經貿關系之后不久就開始了。1979年7月，中美兩國簽署《中美貿易關系協定》；當年，美國便單方面宣布對中國7大類出口紡織品實行限額。近20多年來中國經濟迅速發展，使得美國高度重視中國市場的潛力，前美國貿易代表巴爾舍夫斯基女士因此將關于中國“入世”的中美雙邊議定書稱為“克林頓政府談判的近300個貿易協定中的皇冠寶石”；中國迅速成長為出口巨人又使得美國國內的一些利益集團倍感威脅。

隨著中美經貿交往規模的擴大，隨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貿易順差國之一和美方統計的美國最大貿易逆差來源，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遍及紡織品、服裝、農產品、反傾銷、知識產權、人民幣匯率安排等諸多領域，美國成為與中國發生經貿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國家。正值世界性經濟金融危機期間，貿易保護主義傾向在全世界范圍內都趨向上升；而還在競選期間，奧巴馬某些頗有保護主義色彩的言論（如壓迫中國提高人民幣匯率、監督和限制中國紡織品出口等）就在中國商界和政府中引起了不安的關注；他的經濟刺激計劃是否會加劇對華貿易保護主義呢？

由于奧巴馬經濟刺激計劃的主要內容是基礎設施建設、對特定產業的財政投入和減稅，不是貿易保護主義，其經濟新政直接加劇實質經濟部門雙邊經貿爭端的作用并不大，但會從以下途徑間接引發爭端，中國需要采取相應的對策：

首先，其經濟刺激計劃、特別是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創造了一個支付能力相對可靠的市場，必將吸引世界其他國家的廠商參與角逐，這樣一來與早已虎視眈眈、志在必得的美國國內廠商矛盾加劇，美國國內廠商勢必會動用包括貿易保護在內的一切手段阻止中國等其他國家企業分肥。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耗用大量鋼材，美國本土鋼鐵行業蕭條已久，視之為自救良機；中國鋼鐵工業則早已是全世界遙遙領先的最大生產者，競爭力也日益增強，與美國本土鋼鐵企業爭奪美國基建市場的競爭激化是必然的。鑒于美國鋼鐵工業慣于訴諸貿易保護主義手段的前科，他們操弄貿易保護主義工具也幾乎是肯定的。

其次，汲取改革以來自主先進制造業在許多方面不進反退的教訓，我國近年來大大增強發展自主先進制造業的力度，此次的經濟金融危機也被視為推進產業升級、加快擺脫外部經濟沖擊影響的良機。而考慮到美國這個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大本營一向忌諱“產業發展政策”之類詞匯，奧巴馬經濟刺激計劃的突出特點之一就是對可再生能源、IT等行業提供大規模財政投入。

這樣，依靠美國政府的財力支持，美國相關產業在國際市場上開展傾銷的能力增強了許多，與我國發展自主先進制造業的努力和意圖矛盾將趨向加劇。預計我國在這兩年將適度增加運用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工具為國內產業（特別是重點發展的先進制造業）創造有保障的國內市場，這些傾銷的美國產業撞上中國商務部產業損害調查局和公平貿易局槍口的幾率正在上升。筆者也主張我們轉換思維，不要僅僅是將自己當做被動的貿易伙伴保護措施候補受害者，而是要盡可能積極主動地為我們的產業爭取公平待遇，立刻開始分析奧巴馬經濟刺激計劃中產業發展政策內容是否構成了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的違規補貼，為我國國內發展先進制造業創造更公平的競爭環境。

不僅如此，奧巴馬的經濟刺激計劃還可能對中國產生以下負面影響：

第一，即使不考慮奧巴馬825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美國2009財年赤字也可望達到1.2萬億美元，奧巴馬的計劃如能順利通過并付諸實施，也只能通過發債籌資。新發行債券規模巨大，對于我們這些老債權人是不利的。

第二，由于其經濟刺激計劃籌資規模空前巨大，在國際信貸和債券市場上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擠出效應日益顯著，他的經濟刺激計劃可能導致我國重點開拓的新興市場進口支付能力進一步萎縮，對我們的市場多元化戰略不利。

盡管如此，還有一些因素制約奧巴馬經濟刺激計劃對中國的負面影響，他的某些保護主義主張也與他的另外一些主張、目標不能兼容，因而不可實現。如美國進口品銷售商與制造商之間的利益往往對立，以至于前幾年美國家具廠商申訴發起限制進口中國家具，某些美國銷售商就宣布斷絕與發起者之間的商業往來，甚至將那些發起廠商的貨物丟到大街上。此次，紡織品進口商協會就明確表示希望奧巴馬政府徹底免除紡織服裝進口稅，他們的主張會形成制約制造業部門保護主義的力量。

此外，以奧巴馬在人民幣匯率上的主張而言，他主張提高人民幣匯率以便為美國制造業“創造公平競爭環境”，但這項主張不僅不符合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和當前國際經濟形勢的基本特征，而且與他的終極目標相互沖突。

從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基本特征來看，美國的貨幣霸權是經濟霸權的最高體現，經濟霸權是其政治和軍事霸權的基礎，政治和軍事霸權又反過來鞏固其經濟霸權。這樣，當次貸危機局限于美國國內之時，市場參與者們紛紛“逃離美元”，它對美元匯率發揮的是削弱作用。一旦山姆大叔將這場自己國內的危機搞大成為全球危機，市場參與者們必然要“逃向美元”而抬高美元匯率。機構投資者為彌補虧空和在去杠桿化浪潮中償還到期債務而大力變現抽回投資，進一步加大了美元對包括人民幣在內其它貨幣的升值壓力。

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2008年次貸危機初起，亞洲新興市場經濟與美國“脫鉤”論風靡一時，亞洲和“金磚四國”貨幣兌美元顯著升值；2008年第二季度以來則恰恰相反。2008年前9個月人民幣市場匯率上升，10月份在次貸危機急劇惡化背景下，雖然國內經濟走勢橫向比較很不錯，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反而逆轉。此外，奧巴馬的終極目標是盡快結束次貸危機，重振美國經濟，但他如果真能改善美國經濟，美元還將進一步走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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