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資本主義演進的美國式道路及其新發展

張新光

（信陽師范學院  經濟與管理科學學院，河南 信陽 464000）

摘  要：理論界和學術界一般認為，農業資本主義演進的“美國式道路”是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方式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土地國有化，并以較低的土地價格出售給農民，然后按照“國有土地私有化→小自耕農經濟的普遍出現→資本主義雇傭制大農場占據主導地位”這樣一種簡化邏輯發展起來的。事實上，美國資本主義租佃制大農場的形成并不是靠小自耕農場之間的競爭、分化和兼并完成的，而是通過國會與大地產商、金融集團聯合控制并以地租形式分配資本平均利潤的過程，美國式道路的真正含義是“國家與資本的聯盟”和“資本取代土地和勞動”。

關鍵詞：小農制；現代農業；資本主義雇傭制大農場；美國式道路

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1905年～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中主要是從土地所有權變革的角度，提出了“資產階級的農業演進的兩種方式，既可以走改良的道路，也可以走革命的道路。這兩種客觀上可能存在的按資產階級方向發展的道路，可以叫作普魯士式的道路和美國式的道路。在前一種情況下，農奴制地主經濟緩慢地轉化為資產階級的容克經濟，同時分化出為數很少的‘大農’，使農民遭受幾十年最痛苦的剝奪和盤剝。在后一種情況下，地主經濟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沒收和粉碎封建領地的革命所搗毀了。農民在這種情況下占優勢，成為農業中獨一無二的代表，逐漸演變成資本主義的農場主，使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生產力的發展較廣泛較迅速。”[1]（p204～206）他在這里著重闡述了土地國有化和政治變革的關系，即“俄國革命只有作為農民土地革命才能取得勝利，而土地革命不實行國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歷史使命的。……土地國有化不僅是徹底消滅農業中的中世紀制度的惟一方式，而且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1]（p392～393）之后，列寧在《關于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新材料。第一編：美國的資本主義和農業》中，從社會經濟結構和演進形式的角度進一步證實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3卷中所強調的這樣一個真理，即“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并不取決于土地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的形式。資本會碰到各種各樣的中世紀和宗法制的土地所有權形式：封建的、‘份地農民的’、克蘭的、村社的、國家的等等。所有這些土地所有權形式，資本都使之服從于自己，只是采取的形式和手段有所不同而已。”[2]（p153）這樣就把農業資本主義演進的“美國式道路”思想延伸到了一個更高更深入的層次。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對農業的決定性的勝利是農業對整個市場機制的依賴，而這種依賴乃是建立在土地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農業生產者的雇傭勞動的基礎上，即資本主義對農業的占領是以一種完全的商品化（即土地的商品化和農業生產者之勞動力的商品化）為先決條件的。美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趨勢和主要特征就是：“資本家對農場主的替代”、“農民向雇傭工人的轉化”、“大規模資本經營取代小農經濟”。總之，“誰掌握著銀行，誰就直接掌握著美國1/3的農場，并且間接統治著所有農場。按照一個總的計劃把占全部生產總額一半以上的百萬農場的生產組織起來，這在現代各種各樣的聯合以及交通運輸技術廣泛發展的情況下是完全可以實現的。”[2]（p236）因此，“遵循馬克思的方法對農業問題進行探討，其要點就在于考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所發生的一切變化。我們必須研究，資本是否掌握農業，假如能掌握住，那么它又是怎樣掌握的；農業是否會發生一種變革，是否要摧毀舊的生產形態，是否會引出新的生產形態。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我們才能判斷馬克思的理論是否適用于農業，是否注定要使生產資料私有制消滅過程恰好就在一切生產資料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之前停止下來。”[3]（p12）在這里，列寧通過對資本主義在農業中發展的特殊形式和資本掌握農業的全過程進行了系統分析，“從而使我們有可能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農業演進作出準確的合乎實際的總結和結論。”[2]（p236）

一、農業資本主義演進的“美國式道路”的真實過程

美國是一個后發資本主義的“新大陸移民國家”，是一個“根本不知道封建制度為何物，絕對沒有封建制度的經濟殘余的國家”。同時，“美國還有大量無主的、閑置的、無償分發的土地，這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中的一個例外。”[2]（p203）所以，美國農業中的資本主義“是通過對南部各州奴隸主農莊施行暴力的方式進行的。在那里，暴力是用來對付奴隸主——地主的。他們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產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小地主。對于擁有許多‘空閑’土地的西部來說，為新生產方式創造新的土地關系這一使命是由‘美國土地平分運動’，由40年代的抗租運動，由宅地法等等來完成的。在這里，農業靠占用無主的土地，靠耕種從未耕種過的新土地還可以得到發展，也確實有了發展——以最原始最粗放的畜牧業和農業的形式發展。資本主義歐洲的那些老的、文明國家根本沒有類似的情況。”[1]（p241）總之，在列寧看來，農業資本主義演進的美國式道路“是在用革命手段割斷農奴制大地產這一長在社會肌體上的‘贅瘤’之后按資本主義農場經濟的道路自由發展的小農經濟。”[1]（p205）據統計，直到1900年，美國土地面積在20～174英畝之間的農場主占到了全國農戶總數的69.7%。[4]（p248）如果以1862年頒布的《宅地法》將160英畝土地作為“小農”的標準，那么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國仍是一個以小農制為主的國家。然而，這種建立在小塊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的自耕農經濟是極為不穩定的，他們經常受到工商業資本家在農產品收購和加工環節上的盤剝，受到銀行資本家在農業貸款利息上的剝削，加上鐵路公司高額的運費和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等等因素的影響，他們往往不堪重負而紛紛破產。因此到20世紀初期，美國農業中使用雇傭工人的家庭私人農場占到了全部農戶的46％，而17.2％的大農場產值卻占到了全國的52.3％，資本主義的租佃制、抵押制和雇傭勞動制形式都得到了廣泛的發展。所以，列寧指出：“美國是個幅員最廣大、關系最復雜、資本主義農業的色彩和形式最繁多的國家。這里我們看到：一方面，奴隸制的——在這個場合也就是封建的——農業結構正在向商業的和資本主義的農業結構過渡；另一方面，在這個最自由的、最先進的資產階級國家中，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廣泛，特別迅速。同時，在這個國家中還進行著及其廣泛的建立在民主——資本主義基礎上的墾殖開發。……總的來看，近幾十年來，資本主義農業不僅通過加速發展粗放經營地區中土地多的大農場的方式獲得發展，而且通過集約化地區在較小地塊上建立生產規模更大、更資本主義化的農場的方式發展。自耕農在農場主總數中所占的比重不斷下降，而農場主的增加又落后于人口的增加，大農場的生產集中的情形實際上更明顯，小生產受排擠的現象實際上更嚴重，更深刻。小農業日益遭到剝奪。”[2]（p236～238）比如，在1900年到1910年這10年間，美國農業從業人員由10381765人增加到12099825人，增長了16%，農場主人數由5674875人增加到5981522人，增長了5%，雇傭工人人數由2018213人增加到2566966人，增長了27%。“這就是說，雇傭工人人數增加的百分比為農場主人數增加的百分比的5倍以上。而在美國1200萬農業從業人員中，雇傭工人已有250萬人，即占到了21%。”[2]（p167～168）總之，“美國南北戰爭以后，農業革命把農業從原始的、拓荒的、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給自足的產業變成了一個在科學的、資本主義的和商業化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現代產業。”[5]（p33）在這一時期，“美國人生活中的中心事件就是國家從一個巨大的、農業的、鄉村的、孤立的、地方的和傳統的社會轉變為一個工業的、城市的、一體的、全國的和現代的社會。這個進程開始于19世紀70年代延續至1900年以后。”[6]（p9）比如，從1870年到1910年的40年間，美國城市人口由621.7萬人增加到4199.9萬人，增長了7倍，鄉村人口所占的比例由74﹒4%下降為54﹒3%。[7]（p184）只不過，“美國農業中資本主義現在所處的階段比較接近于工場手工業階段，而不是大機器工業階段。在農業中，手工勞動還占優勢，機器的使用相對來說還很不廣泛。”[2]（p236）特別是在1803～1867年的短短幾十年內，美國領土面積從230萬平方公里迅速增加到930萬平方公里，吸引了人數眾多的窮苦農民、南部種植園奴隸主和大批的土地投機者到西部開發。因此，農業資本主義演進的“美國式道路”，并不像德國那樣“為了走這條發展道路，就必須對農民群眾和無產階級連續不斷地、有步驟地、毫無顧及地施用暴力。所以，我們將第二條發展道路稱之為美國式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以區別于第一條道路即普魯士式道路。”[1]（p389）比如，在1800年～1900年的100年間，美國總人口由530萬人猛增至7600萬人，農業勞動力的比例由74.4%下降為37.5%，而鄉村務農者人數卻并沒有絕對減少，即從127萬人增加到1092萬人。在這一時期，美國農場總數從不到200萬個增加至573.7萬個，產權人在農場主總數中所占的比例為64.7%，家庭自耕小型農場的比例占到了57.5%。正如馬克斯•韋伯在《資本主義與農業社會——歐洲與美國的比較》中評價說：“回顧歷史，像美國民族那樣輕而易舉地成為一個偉大的文明，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展望未來，這也許是人類歷史中最后一次能夠享有如此自由而偉大的發展機遇，因為在全世界空曠土地正在減少。”[8]（p113）

當然，上述這些認識和理解只是抓住了“美國式道路”的一些表征。事實上，美國農業資本主義并不是按照“國有土地私有化→小自耕農經濟的普遍出現→資本主義雇傭制大農場占主導地位”這樣一種簡化邏輯發展起來的，更談不上是創造出了一種所謂“和諧的和博愛的人道主義奇跡”。事實上，在美國宣布獨立以前，以托馬斯•杰斐遜為首的《獨立宣言》起草委員會在制定土地法律時所遵守的“國有土地成人皆有，小塊占有，免費使用”的平分土地原則，進而把美國建成以農民經濟為主體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這一政策主張，從一開始就遭到了大地產集團和金融集團的強大壓力和抵制而失敗。P•巴恩斯曾在《美國大規模的占地運動》中評價說：“像杰菲遜這樣的人期待著由公共教育和政府對西部領域的明智分配孕育朝氣蓬勃的農業民主。然而，當時和現在一樣，政客們對‘快撈一把’比‘促進民主’的興趣更濃。美國耕地的授予歷史——在一個半世紀饋贈出去的幾億英畝土地的紀錄成了現代人年報中公憤持續最久的事情。欺騙、詭計、貪污和盜竊大量存在著，但是，更令人氣憤的是對社會上土地不平均分配的后果置若罔聞的態度。議會的確也偶爾采取了諸如1862年宅地法之類的具有遠大卓識的措施，但是，它卻更經常地把共有土地批售的權利給予了投機商，而沒有給予拓居人。議會沒有奉獻給屯居者的那部分土地，州級法律部門、土地管理處和內務部一般也會照給的。”[9]（p133）而在美國宣布獨立以后，1785年頒布的第一個土地法令規定：阿巴拉契亞山以西的國有土地一次性購買不得少于640英畝，每英畝的拍賣底價為1美元。1796年又將每英畝國有土地的拍賣底價提高到2美元。但這種按大塊出售國有土地的法律，只是對大土地投機公司和種植園主有利，而對一般小農場主因其缺乏資金只能從大地產手中二次購買或租用，結果是讓擁有雄厚資本的大地產和金融集團壟斷了對西部土地的開發經營權。據統計，從1796年到1860年，美國聯邦政府把占本土面積75%的土地資源投向了資本市場，共出售國有土地2.75億英畝。而當時美國的西部移民家庭年現金收入還不到100美金，讓他們獨立運作大多是處于次等的、貧瘠的、偏遠的160 英畝宅地，第一年至少需要投資1000美元。這樣，不少農民只能以其宅地作為抵押來獲得農業貸款，一旦無法按期償還借款本息，債主們就將沒收其抵押宅地。可見，“宅地法”的實施并沒有造就出“真正自由的滿懷自食其力的天真幻想的獨立小農的移民宅地”，而是讓大地產商和金融集團從中牟利大約5～6億美元，這些巨額的土地資本幾乎全部投向鐵路、礦業、制造業等非農領域，轉化成了工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10]當然，這種做法也引起了大批西部拓荒者強烈的抗爭，最終迫使美國國會幾次對土地法律進行調整，1800年將出售國有土地的最小地段降為320英畝，1804年降為160英畝，1820年降為80英畝，1832年降為40英畝，同時將每英畝土地售價由2美元降低至1.25美元。1841年頒布的“先買權土地法案”規定：“占地人”有權按最低價優先購買自己開墾的不超過160英畝土地。1862年頒布的《宅地法》又規定：“凡年滿21歲的男女公民，只需交付10美元的申請費，在所申請的160英畝的宅地上定居和墾殖5年后，就擁有對該土地的最終所有權。”據統計，從1860年到1950年，美國將2.5億英畝國有土地授予了西部移民。但從19世紀下半葉起，美國聯邦政府卻以贈與方式將西部土地的3/4出售給了鐵路、學院以及軍人等，由此直接引發了第三次土地資本投機活動的高潮。比如從1850年到1871年，美國贈予各鐵路公司的國有土地總計1.8億英畝，平均每畝售價僅為0.57美元，使鐵路公司成為僅次于聯邦政府和各州實際的土地持有者。可見，美國西部的土地開發及其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與工業革命分不開的，“如果沒有從海岸導向內地的鐵路、沒有連接河道的運河、沒有橫跨大陸的鐵路和電報、沒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沒有能割大草原草皮的農業機械、沒有征服諸土著民族的連發槍，荒野原是不可征服的。”[11]（p309）因此，從1860年到1900年的40年間，美國西部移民總人數達到1400多萬人，其中有近200 萬個農戶無償獲得宅地為28300萬畝，但在新建農場中其土地來源只有16%歸因于宅地法，其余的大部分農場土地來自于大地產公司再出售和聯邦政府現金出售。僅以加州為例，這里的農場主都不是獨立的小自耕農，約占18%的資本主義大農場幾乎控制了州內80%以上的土地。到19世紀末，美國大約有700萬人失去土地，由鄉村流入城市的破產農民達到了360萬人。[12]（p12）可見，美國資本主義租佃制大農場的形成并不是靠農場之間的競爭、分化和兼并完成的，而是國會與大地產商、金融集團聯合控制并以地租形式分配資本平均利潤的過程。總之，農業資本主義演進的“美國式道路”的實質是“國家與資本的聯盟”和“用資本取代土地和勞動”。

二、農業資本主義演進的“美國式道路”的新發展

進入20世紀以來的100多年，貨幣資本作為最先進、最發達的生產要素“成為發動整個社會再生產的‘第一推動力’和‘持續推動力’，成為推動社會形式發展的條件和發展一切生產力即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的主動輪。”[13]（p173）尤其是在美國，農業中的資本滲透和規模擴張越來越大，資本集中度越來越高，國家與金融資本的聯盟越來越緊密，資本取代土地和勞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總的看，當代美國農業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特征是高度的商業化、規模化、專業化、區域化、工廠化、知識化、社會化、國際化交織在一起，極大地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土地產出率、農產品商品率和國際市場競爭力。從1910年到2005年，美國從事初級農業生產的勞動力由1200萬人減少到不足200萬人，所占經濟活動人口的比例由33%下降到0.7%。全國農場總數由1935年最多時的681.4萬個減少到1945年的596.7萬個，到1989年進一步減少為217萬個，目前僅剩下不到200萬個。平均每個農場經營土地規模由1950年的191英畝增加到2000年的435英畝，擴大了127.7%，其中500英畝以上的大中型農場增幅為43.3%，年銷售額在2500美元以下的家庭農場減少80%，年銷售額在5000～10000美元之間的小型農場減少62%，采用租賃經營形式的農場面積超過45%。[14]比如在20世紀初期，美國工業最發達的新英格蘭和大西洋岸中部地區平均每英畝耕地使用農具和機器價值分別為2.58美元和3.88美元，而到2002 年全國平均每個農場建筑和土地市場價值為53.8 萬美元，機械和設備市場價值為 6.66萬美元。1930年代，美國創辦一個農場只需要投資1000美元，1940年增加到6000美元，1972年增加到10萬美元，2000年增加到15萬美元。如此巨大的農業資本投入，單靠小自耕農場的積累是遠遠不夠的，必須依賴國家對農業的金融支持。在1950年，美國農場債務總額為130億美元， 1970年增加到530億美元， 2000年增加到1970億美元。從1950年到1983年，美國每個農場平均債務由2205美元猛增至9萬美元，約占農場資產總額的20.6％，甚至有的農場主欠債數額高達幾百萬美元，每年僅支付貸款利息一項就需要花費幾十萬美元。從1980年到1996年，美國農場主支付銀行貸款利息總額由163億美元增加到316億美元，所占農場費用總額的比率由11%上升到15%。租佃農場主支付給不在地主的地租總額也由1984年的86.4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70億美元。這兩項支出已成為目前美國農場主經營費用中的最大項目。所以有學者提出：“在美國賺農場主的錢比農場主賺的錢要多。”[15]（p170～181）可以說，美國的現代農業主要是靠“資本輸血”喂養大的，與其他國民經濟部門相比，農業利用的資本數量多得不成比例，也有學者把美國農業稱之為“債務農業”。因此，隨著以大農場為代表的美國農業與金融資本聯盟的日益加深，與勞動利潤相比，農業資本獲取的利潤已經達到了一個極其不正常的狀態。比如在1949年，美國農業中農民勞動所得占43%，而到1968年勞動所得僅占19.99%，資本卻得到了80%以上的農業利潤，“這是國民收入在勞動和資本分配上的一種完全反常情況。這種畸形的經濟過程似乎正在加速發展。”[15]（p273）

因此，從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新政”開始，美國政府為了保證務農者的收入與其他部門就業者保持一個大致相當的水平，相繼制定出臺了一系列支持和保護農業的法律政策，主要包括固定農產品價格補貼、補貼性市場價格、出口補貼、限制競爭性農產品進口、加強對種植和市場銷售的管制、提供農業優惠貸款、增加農業基礎設施投入和科學研究投入等等。在1960 年代，美國農場家庭平均收入為 4054 美元，城市居民家庭平均收入為 6237 美元，前者僅僅相當于后者的 65%；而到2002 年，美國家庭農場平均收入達到 65757 美元，城市家庭平均收入僅為 57852 美元，前者是后者的114%。到2005年，美國農場凈收入為832億美元，其中政府補貼高達227億美元，占30%左右的大農場從中獲得了75%的補貼。美國農業土地市場價值的25%來自于政府的財政補貼，不足200萬農民每年人均獲得政府財政補貼高達11450美元。[16]根據2002年由美國國會通過的“農業安全和農村投資法案”，聯邦政府計劃在2002～2011年的10年間將向農業提供1900億美元的巨額補貼，這比過去的農業法所確定的財政補貼數額增加了接近80％。目前，美國的棉花生產成本是國際平均價格的2倍，但聯邦政府每年仍撥付39億美元的財政補助，“這種情形的出現不僅對美國農業的穩定構成了一種新的威脅，而且對世界農業的穩定也構成了一種新的威脅”。[17]（p142）比如從1996年到2001年，亞洲金融危機使世界農產品價格持續下跌，美國農產品價格指數也下降8﹒1%，但其生產資料價格卻上漲了7%，結果是大多數農場主的經營收入全面下降，其中遭受損失最嚴重的是小農場主。“據1996年美國政府提供的一個統計資料表明，全國有6﹒1%左右的人均收入在貧困線以下，黑人占絕大多數，貧困率最高的是美國南部的農業區域。”[15]（p434）可見，當代美國農業資本主義的強大與繁榮，不僅是資本排擠土地和勞動的結果，而且“政府規定的稅則、農業補貼和農場勞動的宏觀干預政策，一直就是影響大規模合營農場發展的潛在動力。因此，不能說這種發展是自然而然的事，它是強制接受的結果，是注射財政激素的結果。”[9]（p200）總之，美國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從來就不是單一的農業問題，也不是純粹的市場機制問題，而是資本的問題，是社會制度的問題，是政府介入農業進而保障資本主義民族國家利益的問題。也就是說，美國從19世紀“西進運動”中把土著印第安人作為野蠻人排斥和屠殺而獲得了工業革命的資本原始積累，到20世紀對世界能源資源和“糧食武器”的壟斷，再到21世紀的“基因大戰”，其所展開的正是從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到能源、生物基因的血腥掠奪史，而其背后隱藏的最大秘密就是“資本對農業高額利潤的追逐”和“國家與金融資本的聯盟”。這兩大特征是深刻地內在于“美國式道路”之中的。比如在1971年，美國農產品貿易盈余僅為19億美元，而到1981年則猛增至270億美元。目前，美國農業產值僅占GDP的2%，純粹務農者所占經濟就業人口的比例僅為0﹒7%，但其農產品出口卻占到全國出口總價值的8%，且一直處于盈余狀態。2006年，美國農產品出口額達到770億美元，其中小麥出口占世界市場的 45%，大豆占 34%，玉米占22%，成為當今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出口國。美國農業部長近日宣布，2008年農業出口預計將達到1085億美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盈余大約在300億美元。據美國農業部測算，農產品出口每賺一美元利潤至少可為其他經濟部門帶來1.32美元的利潤，每出口10億美元就可創造出17萬個就業機會。目前，美國農業產值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僅為0.7%，而食品和農牧業部門的增加值已經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9%，全國純農牧業生產領域就業人數僅占l%，而食品、服裝、紡織等部門就業人員的比重占到15%。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轉基因技術產品出口已經占了農業和食品出口的35%，年出口額高達120億美元。1996年美國從轉基因農業中得到的凈利潤為9200萬美元，1997年凈利潤上升為3﹒15億美元。而在過去兩年的美國納斯達克股票市場中，與農業技術關系最大的生物技術類指數上漲了330%，市值已經達到3000多億美元，成為第二大高新技術產業集群。目前，美國通過轉基因技術和生物遺傳技術不斷形成新品種、新食物、新飼料、新農藥、新化肥、新獸藥，使國內生產和對外貿易不斷擴大，有效地控制了21世紀世界農業出口與糧食流通市場的主導權和壟斷地位。[18]可見，“美國農業改革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同整個制度的變革的動力相關聯的。這一改革的發生是由美國資本主義制度的某種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特性決定的。”[9]（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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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新光（1964-），男，河南鄧州人，信陽師范學院經濟與管理科學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資本論》教學和“三農”問題研究，已發表學術論文150多篇，出版專著《三位一體的農村改革觀》等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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