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大蕭條-工人如何回擊
原載：國際民主社會主義
只有大規模的群眾抗議、罷工斗爭和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直接挑戰才能真正捍衛工人階級的利益。（
泰迪-西巴鮑 美國國際文職和專業人員工會12支部(OPEIU LOCAL12)
選自《社會主義選擇》（明尼阿波利斯,美國）
許多人相信美國已進入自從"大蕭條"時代以來可能是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雖然自從今年年初我們已經看到(整個就業市場)減少可250000個工作崗位；但隨著金融危機對于實體經濟的影響，勞動人民將進一步面對減薪，物價上升，不安全感和就業機會的損失。
政府究竟應做什么有很多爭論：例如以減免汽油稅費、退稅及其他措施等形式以便幫助工人們對付這個經濟危機。當數以百萬計的家庭正面臨失去他們住房而還沒有得到真正援助的時候，伯南克的美聯儲卻將在金融市場籌集的數千億美金投入到資助大銀行和大企業中。
工人們和年輕人們將不得不起來保護他們自己以反擊大商業集團試圖讓他們來承擔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經濟危機所產生的代價。沒有大規模的斗爭、罷工和示威，如20世紀30年代那樣大規模的工會組織建立的浪潮和對于大商業大企業獨裁經濟模式的挑戰將不會獲得成功。
正如20世紀90年代一樣,20年代對于華爾街和資產階級來說也曾經是一個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那時正如現在一樣，真正創造財富的工人們卻從來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當他們為了爭取更好的工資和工作條件時，卻面臨著國家鎮壓和公司恐怖主義。數百萬計的非技術或半技術工人想在企業中組織起來，但卻被保守狹隘而以行業為基礎的‘勞聯’（美國勞工聯合會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所阻撓。不過，這些斗爭為激進的工人們產生了一個有經驗的核心，這導致了20世紀30年代罷工和勞工運動的勝利。
沖突和最初的矛盾
1929年華爾街的崩潰和隨后的經濟危機最初讓導致癱瘓無力的工人階級無所作為。當時有一連串的銀行和企業倒閉，失業率達到25 ％，因為當時沒有政府的安全保障網絡出面維護工人權益，1931年的工人工資只有他們在1925年的一半。這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合法性產生了深刻的負面影響。
經濟危機進入第四個年頭，政府的援助仍然幾乎完全是針對大企業，而對于大量的美國工人和窮人只是提供了微薄的幫助。富人階層依然過著奢侈的生活；同時，大量的工人和農民家庭卻被破壞，許多人遭受著饑餓、營養不良、流離失所和暴力的痛苦。
開始的時候，工人往往責怪自己未能養活他們的家人。但是，當他們看到了越來越多的朋友和工友也沒有就業機會時，他們就清楚地看到了社會沖突的本質-他們植根于工人階級。資產階級不僅被很好的保護起來，還擁有更多的利潤，而大量的工人卻被壓迫到生存的邊緣。對于大企業和政府的巨大的憤怒在增長。
從1930年起，已經有工人，農民和失業者已經開始進行抗議以反對并非由他們所決定的命運。幾乎每一個大城市都有工會聯盟和共產黨組織的大游行和抗議，中西部農民也進行了有組織的罷工和示威。還有許多拼命要求食品和救濟的暴動案例。
在‘為不挨餓而斗爭’的口號下，共產黨組織抗議和集會以要求救濟和就業機會，那些退伍軍人，由于失業和流離失所在華盛頓特區扎營，而造就了著名的‘退役金大進軍’。他們的營地遭到用刺刀和坦克武裝起來的聯邦部隊的攻擊，打著的旗號是“或者做個暴民要不就是農民。”
社會主義者在全國的許多城市組織了失業工人的會議。在紐約和其他城市，租房客組織起來直接挑戰地主和警察以反對強行驅逐租客和住房沒收政策。
1933年的年初，由于大蕭條所帶來的最初沖擊已消退，大量的工人和失業者的憤怒和不安開始浮出水面。在沒有工會組織的橡膠制品，鋼鐵工業，食品加工行業和汽車配件行業中也爆發了大規模的罷工浪潮。穆斯特（A.J.Muste），一個激進的工會領導人在1935年指出：“罷工以令人難以相信的速度，一個接著一個爆發。就連那些長期遭受剝削而很有耐心的汽車行業的產業奴隸們也越來越厭倦這種游戲。”
三大罷工
在斗爭開始的1933年雖然有一個巨大的高潮，但是浪潮并沒有真正開始向有利于工人的方向轉化直到1934年底。分水嶺事件是1934年三個成功的罷工：托萊多汽車工人，明尼阿波利斯煤礦卡車司機和倉庫工人們以及舊金山的碼頭工人。每一次罷工都由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和激進分子領導，他們能夠廣泛地動員社會群體而最后成為全市總罷工。
每一次罷工，領導者都強調工人的需求必須只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團結，不能仰賴于對政府、法院或資產階級政客的信任。工會的全體成員都直接參與了規劃罷工和抗議，從而能正確面對被驅使來破壞罷工的公司雇傭的惡棍、警察和國民警衛隊的士兵。這些罷工使工會贏得承認，增加了工資。這些勝利為一個龐大的運動鋪平了道路：數百萬人加入新的產業工會，勞工運動遍及全國各地。
崛起的產業工會聯合會（CIO）
當以行業為基礎的AFL拒絕給予真正支持和組織大規模的非技術熟練但又具有戰斗力的工人的時候，他們擺脫了地方在汽車、采礦業、橡膠和食品加工等產業方面的束縛，組建了產業工會聯合會（CIO）。這帶來了一個龐大的運動，富有戰斗精神的罷工通過大規模的糾察隊警戒和靜坐（有效地占領工廠，工人坐在生產裝配線邊，卻什么都不做）。這些糾察隊伍通過動員整個社區的工人和他們的家庭而得以捍衛。歷史學家麥克-戴維斯（Mike Davis）在他的《美國夢的囚徒》一書中，有過這樣的描述：“流行的靜坐罷工始于1936年的橡膠工業，然后在1937年冬季為通用汽車的工人所采取，最后在1938年春季爆發，多達四十萬的工人舉行了477次靜坐。強大的公司架構似乎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崩塌了...”
這些行動對工人階級強化自身意識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集體力量和他們的尊嚴，資本主義的宣傳開始衰退。通過這些行動，工人和失業者贏得了大規模的變革，無論是從大企業還是羅斯福政府方面——包括增加工資、福利、退休金、組織權、社會保障法和失業救濟金。
羅斯福新政
這些權益沒有一項是白白地從企業和羅斯福政府獲得的。新政改革的引入事實上只是資本家向大規模的工人斗爭做出的一個讓步，因為這些斗爭已經威脅到他們的合法性和大企業的統治。這一態度就好比就是最好給他們一些牛奶以免他們要占領整個農場。無論是羅斯福總統也好還是民主黨也好，他們并不是工人階級的真正朋友。在整個30年代中期，超過一打的民主黨州長曾經派出國民警衛隊去破壞大罷工。
然后就像現在這樣：民主黨出賣工人，用隱蔽的方式與官方領導的工會和共產黨結合，以防止工人形成自己政治黨派。
大蕭條期間的斗爭告訴我們，反擊大企業攻擊的最好的方法，是通過一個大膽的戰略：以大規模抗議活動、激進的罷工和大規模的直接行動挑戰資本主義制度。在過去30年間，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獲得的大部分權益又被重新剝奪。某一天資本家可能會做出讓步，但當他們不覺得受到威脅時，他們會把這一切帶走。只有徹底改變將對社會資源的民主控制權交到工人和被壓迫者手中才能一勞永逸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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