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型困擾——勞工對資本的制衡力量越來越弱
楊鵬飛
近年來,市場發達國家先后發生了一系列與勞動體制密切相關的重要政治事件。例如:2006年3月法國因《初次就業合同法》引起大規模民眾抗議;2007年5月,法國左翼政黨候選人羅雅爾與右翼候選人薩科齊展開政治對決;2006年11月,美國國會中期選舉,民主黨時隔12年之后終于獲得美國國會兩院的控制權。
為什么會連續發生這些事件?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這些國家,正在出現一股要求保護普通勞動者利益的強烈呼聲。在這種呼聲的推動下,一些國家正逐步展現出一種關注底層勞動、加強勞工立法和保護勞動權利的新趨勢。
勞動力自由市場改革分歧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經濟“滯漲”和兩次石油危機的打擊,主要西方國家發動了一場影響深遠的自由市場改革,特別是勞動力市場自由化改革。改革的基本內容是減少政府對市場特別是勞動力市場的干預,放寬或者取消政府設置的許多限制,強化企業的經營自主權,抑制工會作用,以遏制通貨膨脹,促進充分就業。
改革的確產生了顯著的經濟增長效果。但與此相關的是,在經過近30年的改革之后,有些國家的勞動保護狀況日益惡化,與20世紀中期相比,有嚴重的倒退現象。
據2006年11月歐盟公布的勞動法令綠皮書顯示,目前在歐盟幾乎所有的成員國,雙層勞動力市場(一部分正規就業人士受到勞動法保護,其他人則沒有或很難得到勞動法律保護)已經成為社會普遍現象,各種有利于增加就業但勞動保護狀況不佳的非正規用工方法如定期合同工、派遣工、臨時工等,所占比例不斷擴大。
即使是出現以上的復雜局面,在一些信奉自由市場經濟理念的人士看來,這種管制的解除還不夠,還不足以使本國經濟應對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競爭。因此,一方面是繼續要求推行改革,另一方面是利益受損群體日益不滿,對抗與沖突不斷。
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滿
與上述解除勞動力市場管制和自由化改革緊密相連,近幾十年來,世界收入分配形勢一個突出的現象是:不斷偏向資本利潤,勞動者的收入狀況不斷惡化。據格里高里•曼昆編寫的《經濟學原理》提供的數字,自1970年以來,美國的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擴大,收入最低的1/5家庭的收入份額,從占國民總收入的5.5%下降到2003年的4.l%。收入最高的1/5家庭的收入份額從40.9%上升到47.6%。所以,有輿論抨擊認為,當今的美國是自羅斯福新政以來,甚至是自19世紀90年代號稱是“強盜式資本家”時代以來,收入不平等狀況最為嚴重和不公的時代。
近年來,美國中下層民眾對就業不穩定、工資收入下降和生存成本大幅度上升深感不滿。據報道,這次中期選舉當中,民主黨候選人正是高舉民眾十分關注的“是否支持提高最低工資”的大棒,窮追猛打共和黨候選人,使對方陷入所持理念與現實需求相矛盾的困境而左右為難,從而贏得選舉勝利。
不僅是美國,其他西方國家近幾十年來也同樣延續美國的收入分配趨勢。根據摩根士丹利研究所發布的數字,2006年,在七國集團中,資本利潤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達到創紀錄的高點:15.6%,而勞動收入則達到創紀錄的低點:53.7%。在這樣的收入分配形勢下,即使是發達的歐美世界,貧困現象也不斷加重。
對資本的制衡力量越來越弱
二戰后,西方國家曾有一個近30年的勞資和諧共存、共享經濟發展成果的黃金時代。但自上世紀70年代初的石油危機之后,工會運動在西方世界遭受極大挫折。
以工人的入會率為例,近30年來,僅有瑞典、挪威等少數國家,工人的入會率仍然較高,維持在50%乃至70%以上,其他主要工業化國家基本都是處在很低的水平,必然使工會與雇主之間的博弈能力降低,這也意味著傳統的作為勞資關系主要制衡手段的集體談判制度的作用日益式微,工人大眾的勞動保護水平下降成為必然。
于是,失去勞資談判和制衡力量的廣大普通勞動者,在現代民主體制下,只好將自己的不滿與憤怒發泄到公共權力的代理人——政府身上,這就是近些年來所常見的,每當遇到比較敏感的導火索和恰當的機會,民眾就會走向街頭或者投票站,毫不猶豫地上演各種政治事件。
以上事件的發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勞動體制改革的進展。目前,這種新趨勢的觸角已經初露端倪。民主黨在主控國會之后修訂1935年《美國勞動關系法》,通過了《雇員自由選擇法案》,規定工會組織者只需要收集到超過半數的簽名授權書即可組建工會,企業就必須承認這一工會,與其進行合作和談判。這一新法案大大便利了工人組織和參加工會,有利于保障勞動者的結社權。雖然這種新趨勢內涵的真正演繹,可能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是,這一系列重要事件提示我們:這種新趨勢的大幕的確已經徐徐拉開。
(《環球視野》摘自2007年6月6日《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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