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臨著難得的戰略機遇期”——長期以來，有關“戰略機遇期”的理論判斷在神州上下得到了最充分的灌輸和普及，可謂膾炙人口、婦孺皆知，以至于各級文件、各種報告，乃至大小官員講話之類，無不爭相引用，并由此派生出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所謂的“狠抓機遇”、“搶抓機遇”等等，“戰略機遇”幾乎成了當代中國的 “政治口頭禪”。

　　客觀地說，拋開各種庸俗化、低俗化的解讀和演繹，有關“戰略機遇期”的理論的確是當代中國重大的宏觀戰略判斷之一。這一理論認為，站在全球戰略高度，當前和今后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對中國而言，挑戰與機遇并存，機遇大于挑戰，中國總體發展環境良好。這是難得的機遇，只要抓住抓緊這個機遇，中國的就能實現超速發展，就能邁上一個新的臺階，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因而，有人將其概括為“戰略機遇期”。

　　有關“戰略機遇期”的理論，地位至關重要，影響非常巨大。它是“和平崛起”的戰略基石，因為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戰略機遇期”，而是兵連禍結，沖突不斷，所謂的“和平崛起”將無從談起;它還是“韜光養晦”的前提，因為如果有人揪著中國不放，死活要與中國較短長、決雌雄，“韜光養晦”“韜” 也不住、“晦”不了;它還是“和諧世界”的條件，因為沒有這樣的一個“戰略機遇期”為基本的條件，所謂“和諧”也失去了對象，也要無所措手足。

　　總之，能否擁有一個“戰略機遇期”，是中國能否和平崛起，能否“韜光養晦”的關鍵性問題。正因這個“戰略機遇期”有如此功效，所以當代中國在一切重要講話重要文獻的伊始，差不多都首先要點明“戰略機遇期”這一大背景大前提，因為有此“高屋”之后，方有可能在接下來大大地“建瓴”一番。

　　這樣的“戰略機遇期”當然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如果可以確定無疑地肯定，中國未來還會擁會有這樣的“戰略機遇期”，一切愛國的中國人都會據此舒上一口長氣，因為相對于個人或者小團體小階層的是非進退而言，這終究也是整個民族的福音，因為在這樣一個“戰略機遇期”下，中華民族可以把主要的精力和絕大部分資源用在調整內部關系上，加快發展，優化社會結構，調整階層利益格局，使中華民族的肌體筋壯骨強，無敵于天下，其樂何如!

　　但是，這究竟是良好的愿望還是理性的判斷呢?

　　常識告訴我們，良好的愿望人人都有，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無不企望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但現實往往殘酷。雖然全中國人民都企望今后能有一個好的“戰略機遇期”，但是也有人斷言，今后一個時期將是全球大動蕩、大改組的時期，天下洶洶，風云激蕩，許多國家許多民族難免于水深火熱的熬煎，中國也面臨空前的危機。

　　這樣說來，中國到底應該定下怎樣的戰略決心呢?

　　戰略決心來源于戰略判斷，只有正確的判斷才能有正確的決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決不能允許戰略決心出現偏差。所以，未來中國所面臨的究竟是“戰略機遇期”還是戰略挑戰期，需要當代中國做出慎之又慎、重之又重的準確判斷。對此進行深入認真的討論是完全必要的。

　　對于這一重大問題，筆者有如下看法。

　　一、“戰略機遇期”可以用來對既往歷史的概括

　　“戰略機遇”在不同歷史時期都有不同形式的存在，中國是這樣，世界其它國家也是這樣。以美國而論，遠的不說，先后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都給美國提供了空前的戰略機遇，這是美國得以成為世界霸主的重要時期，可以稱之為“戰略機遇期”。戰略環境的巨大變化可以提供機遇，技術的革命性變化也可以提供戰略意義上的機遇，這在人類歷史上屢見不鮮。機遇有大有小、有長有短，有局部有全局。一般而言，如果可以上升到戰略層面，可以稱作“戰略機遇”的話，那么這個機遇一定是全局的、較大的和較長時間段的，而判斷某個機遇是否具有這樣的屬性，一般都要根據歷史的結果來下結論，也就是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是否遭遇一場戰略機遇期，預測固然可以，但只能在結果出來之后才能定論，因為所有的預測都只是說明一種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即或預測準確，“戰略機遇期”如期而至，但中間的變化也完全沒有保證，歷史上就有無數“戰略機遇期”曾經半途而廢、中道崩殂的例子，中國的近現代史就不乏類似實例。

　　過去的二三十年間，中國的確是遇上了一個“戰略機遇期”，這主要是源于戰略環境的變化。進入上個世紀八十年以后，中國的國際環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侵略戰爭的危險和壓力基本消失，同外部世界特別是西方世界的經濟貿易聯系空前密切。在這一大背景下，通過內部政策調整，中國社會的經濟活力得到了空前的釋放，實現了經濟轉型和高速度的增長。雖然中間因為“8?9事件”和“蘇東動亂”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出現戰略環境大變化的苗頭，但在9.11以后，西方霸權世界既忙于擴大和消化冷戰成果，同時又要應付郊外游魂一般的“恐怖主義”，出現了全球戰略的“空窗期”，使前一個時期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得以延續至本世紀初葉。應該說，這的確是一段時間不短可遇而不可求的機遇。正是在這一時間段內，雖然戰略版圖上西方集團絕對做大做強，但在經濟版圖上卻出現了新改組、新格局，也就是說，西方世界加大了其政治優勢、軍事優勢、文化優勢，但卻意想不到地削弱了經濟上的優勢。世界經濟重心開始向第三世界轉移，特別的是中國經濟力量空前增長，隱然已有超越之勢。現在，不管對中國經濟存在怎樣的爭議，但就總量而言，中國畢竟已經突出為世界主要經濟體，達到或接近達到可以同西方主要經濟體分庭抗禮的程度。這就是今日中國許多人津津樂道的“戰略機遇期”。

　　但是，這樣的機遇期今后還會再一次光臨中國、光顧中國嗎?

　　二、未來難以定論，究竟機遇大于挑戰，還是挑戰大于機遇，形勢并不樂觀

　　根據公開可見的資料，認為中國還將用有“戰略機遇期”大概出于以下理由：

　　一是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世界大戰打不起來;二是認為世界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各國之間聯系密切，全球化、國際化進程加速，彼此合作才能共贏;三是認為霸權處在衰落的過程中，過去那種一超獨霸的時代即將過去，美國想獨霸世界力所不能，只能和中國合作，除了合作別無出路。

　　上述這些堂而皇之的大道理，有人將其奉為法典，多年來一直拿這些東西對老百姓耳提面命，相信國人早已耳熟能詳了。

　　但是，當今中國之于“戰略機遇期”，不能因為過去曾經遭遇，就斷定今后也能歷史重演。

　　本來，挑戰與機遇是只能定性而不能定量比較的東西，不能定量只能定性的東西是很難比較大小的。但既然已經有了“機遇大于挑戰”的立論，我們就姑且順著這個思路理論下去。

　　我們認為，與空前樂觀的預測相反，對中國而言，未來很可能是一個挑戰大于機遇歷史時期。這是因為：

　　第一，戰略壓力空前加大，美國加緊全面挑戰中國。

　　當前中國所面臨的戰略局面非常復雜，未來還將更復雜，這大概是沒有什么疑義的。這樣復雜的局面本身就構成了巨大的戰略壓力。更重要的是，來自美國的挑戰正日益逼近。與所謂“中國挑戰美國”一說恰恰相反，實際情況是“美國挑戰中國”，且不管中國是否挑戰美國，它都要挑戰中國：它要挑戰中國的發展，要把這個 “發展”規范在美國所設定的戰略框架內;它要挑戰中國的崛起，讓這樣的“崛起”對霸權有益而無害;它還要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因為在美利堅帝國的戰略邏輯中，只有美國的利益才是至高無上的利益，其它任何國家的任何利益都必須服從和服務于美國的利益，中國的任何事情，只要美國感興趣，據都必須按照美國的意見辦，一句話，聽美國擺弄還是不聽美國擺弄：聽美國擺弄的中國就是美國需要的中國，不聽美國擺弄的中國就是美國遏制、打壓的中國。現在，中國表現得越來越不聽美國擺弄了，所以美國正加緊排兵布陣，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領域，從戰略高度上對中國進行“圍剿”，伺機將中國拿下制服。這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這是什么樣的挑戰呢?有什么機遇可以大過這個現實的、赤裸裸的挑戰呢?

　　第二，“三個逼近”形勢嚴峻，大規模戰爭隨時可能爆發。

　　在“和諧世界”的理論渲染之下，有一個時期人們甚至認為中國已經不會面對什么外部沖突了。但最近一個時期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激烈沖突的集中爆發讓人們清醒了過來。現在，任何不帶偏見的人們都已經看清，中國的地緣安全形勢已日趨惡化，一系列難以調和的利益沖突已經開始在戰爭的邊緣徘徊。所以，結合全球大勢，筆者認為，“三個逼近”表明中國的戰略形勢極其嚴峻：

　　一是“顏色革命”向中國逼近。在這方面，動力既來自西方，也來自中國國內，而且澎湃充沛，一直蓄勢待發、尋機而動;

　　二是內部動亂向中國逼近。在這方面，除了維穩的任務日甚一日外，更重要的是疆獨、藏獨等繼續活躍，其暴力活動得到穩定、持久的支持，“穩定”與“不穩定”的博弈遠沒有看出勝負，也不能排除發生利比亞、敘利亞之類動亂的可能性，局部地區的這類危險正與日俱增;

　　三是戰爭沖突向中國逼近。在這方面，既有周邊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的熱點爆發，如朝鮮半島、印度次大陸等，更有危險的領土歸屬爭端。在領土沖突中，不管中國有無戰爭意愿，是否有決心訴諸戰爭，戰爭都有可能不期而至。因為相關國家都知道，一旦某個小點上爆發戰爭，隨后就有演變成大規模戰爭的危險，而這恰恰是中國所忌諱的。摸清中國這個軟肋，周邊國家將更加有恃無恐，霸權國家將更加經常地向中國“亮劍”，前一個時期連菲律賓都對中國躍躍欲試就很能說明問題。

　　“三個逼近”同樣是巨大的挑戰。有什么機遇能大過或者沖抵這樣的挑戰呢?

　　第三，西方主導下的世界不會容忍中國享有“戰略機遇期”。

　　當前的世界是西方主導下的世界，以美國為核心西方世界會看著中國享有“戰略機遇期”而無動于衷嗎?此前中國之所以能遭遇一個“戰略機遇期”，并不符合西方的主觀愿望，不過是他們忙于戰略擴張與消化顧不上讓中國撿了一個“便宜”而已。現在，他們看到了危險，意識到了危機，正竭力騰出手來重點對付中國，在戰略上這就叫全球戰略“重心東移”和美國“重返亞太”，在口號上就是“到了教訓中國的時候了”。他們不可能讓中國再撿倒一次“戰略機遇期”的便宜，必將盡全力讓中國面臨種種艱巨的挑戰。考慮到西方的勢力及其巨大的戰略能力，可以肯定地說，他們是完全能夠做到這道這一點的。

　　講了這些，也許有人會問，中國還有快速發展經濟的良好機遇呀，這不是一個顯著的“戰略機遇期”嗎?

　　我們說，第一，未來中國的經濟環境不容樂觀，嚴重依賴國外市場的中國經濟，受制于人，很容易遭受各種形式貿易保護主義的打擊，實現轉型絕非易事，過程相當艱難;第二，即使退一步說，中國經濟發展的機遇仍然不錯，但這個機遇也很難大于上述幾個方面的挑戰。筆者以為，把上述幾個挑戰加在一起，其總和(如果能有總和的話)很大，中國的機遇加在一起的總和是否就一定大于挑戰的總和，形勢并不樂觀，現在就下斷語為時尚早，也過于武斷。

　　三、中國不能為戰略機遇期所累

　　中國未來是否還會有“戰略機遇期”，這并不僅僅是一個戰略判斷正確與否的問題，更嚴重的問題在于，有關“戰略機遇期”的說法在某種程度已經成了束縛中國手腳的桎楛：

　　第一，把“戰略機遇期”當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先決條件。

　　從原則的意義上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應建立在全體中國人民英勇奮斗的基礎上。當然，必要的外部條件也是需要的，但不能是決定性的。但在有關“戰略機遇期”理論的渲染下，抓住“戰略機遇期”一時間似乎成了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決定性的契機，給人們的印象是，這個“機遇期”萬萬不可丟失，須得呵護備至才是，一旦丟了，就像賈寶玉丟掉了口中的那塊玉一般，就要糟糕完蛋。

　　第二，拿“戰略機遇期”束縛自己的手腳。

　　本來，“戰略機遇期”應該是中國放開手腳大干的機遇，但現實情況卻恰恰相反。現在，有人動輒拿“戰略機遇期”說事，左右中國行動，束縛自身的手腳。在這些人看來，中國根本就不應該在領土爭端中考慮使用武力的問題，否則就要破壞“戰略機遇期”;中國也不應該與美國及西方對抗，要忍，要妥協，為的還是這個“戰略機遇期”，等等，總之，他們堅持認為，為了這個“戰略機遇期”，中國任何犧牲與讓步都是值得的，都是必須的，都是和平和諧與發展崛起應有的代價。

　　我們認為，這樣的“戰略機遇期”理論已經墮落成為當代中國和平主義、綏靖主義的大平臺。拿一個虛無縹緲、毫無確定性的所謂“戰略機遇期”指導規范的中國戰略行動，削弱了中華民族的緊迫感與危機感，扼殺了中國人民的奮斗犧牲精神，已經成為中國前進的包袱而不是動力，總的說來弊大于利。對此，筆者有如下主張：

　　一是在戰略指導上，面向未來，中國必須做好挑戰大于機遇的各種準備，不能沉迷于戰略機遇期而無法自拔。

　　常識告訴我們，國家的戰略選擇必須多重準備，在戰略上只有一手準備而沒有兩手甚至多手準備是危險的。中國固然需要向最好的方向努力，但不能不做做最壞的打算，特別是要做好美國與我們戰略攤牌的準備，決不能把“寶”壓在美國不會與中國決裂之上，也不能因為一旦美國攤牌中國就天塌地陷。對美國是這樣，其它任何國家更是這樣。這是戰略上獨立自主最起碼的保證。

　　二是具體行動上不能為戰略機遇期所累，“和”與“斗”需要兩手并用，該出手時就出手，干出幾件像樣的戰略大事。

　　坦率地說，改革開放的中國經濟上的成就世所矚目，但戰略上則相當遜色，并沒有干出幾件像樣的大事。如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世界農村圍世界城市以及對越自衛反擊戰那等驚天動地足以撼動全球格局的戰略大事，在中國已成絕響，這與中國的大國地位極不相稱，如今的中國到底是“真龍”還是“紙龍”因此也都搞不明白了。這其中固然有多重原因，但“戰略機遇期”束縛其咎難辭。當代中國奉行“韜光養晦”的戰略方針，“韜光養晦”的思想來源中國古代的戰略博弈，但中國古代所有成功的“韜光養晦”無不有接下來的驚天一舉，也就是說，檢驗“韜光養晦”是否成功的標志，就是能否“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不飛則已，一飛沖天”，齊景公是這樣，越王勾踐也是這樣，甚至連三國時期的劉備也是這樣。所以，“韜光養晦”一段時間后，起碼得干出幾件像樣的大事來，否則就不能說是不成功的。

　　當代中國的“韜光養晦”說到底還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古語說得好，“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用現代政治術語就是“與時俱進”。“韜光養晦”是這樣，“戰略機遇期”也是這樣。全球戰略形勢正發生深刻而巨大的變化，時過境遷，過去曾經有過“戰略機遇期”已經成為過去，今后到底是一個什么“期”，還有待歷史的驗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就是，未來中國必須在越來越大的挑戰中的發展，必須在越來越險惡的環境中實現崛起，為此必須做好“戰略機遇期”或者已經過去這樣一種充分而足夠的準備，這是中國必須有的戰略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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